冬去春来，不知不觉老院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在这举国上下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的时候，在戏曲艺术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我们更加怀念著名剧作家——我们的老院长马健翎同志。
　　我在马院长领导下工作了十多年。他是我的好领导，又是我敬爱的好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富贵知识。他的工作精神，对艺术事业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和对晚辈的谆谆教导，我深深地铭记在脑海里。老院长素来重视人才，特别关心青年演员的成长。他每次从外地回来，常常是不回自己宿舍，先去剧团听这个唱一段，看那个表演一段，临走捋捋胡须满意地说：“崽娃子进步了!”他曾对我说：“"我的工作就是侍候人，我能侍候出几个好演员就好了。”这一语重心长的言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说剧本是一剧之“本”，那么演员就是一剧之花。剧本依靠演员来体现，演员在戏剧艺术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一个艺术表演团体，如果没有几个或更多的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声望的演员，这个艺术表演团体的事业如何能谈上兴旺发达？马院长对青年编导人员也很重视，大家很喜欢聆听他的教诲。有时他有病，还惦记着我们编戏、排戏，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尽量给以准确明了的回答。一九六四年陕西举行会演，我团节目未被选上，大家为此甚感着急。马院长知道后拄着拐棍来对大家说：“不要垂头丧气，好好把戏改一下。”他还风趣地鼓励说：“现在不要你们，改好了他们会来请你们。我看‘请’比‘要’还光荣!”他的话象春风一样，扫净了大家心上的愁云。后来，全团上下一鼓作气，用了四天时间，把剧本、音乐、表演大翻腾了一遍。马院长看了后高兴地说：“先到西大街演吧!”不出几天，大会就发来邀请，这个戏后来也得了奖。马院长指导排戏、改剧本的事例很多，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直到现在每当大家讨论剧本时，还常常念叨老院长，谈论他处理剧本的独特手法。足见老院长对大家的印象何等之深。
　　有一次，我们着手写一个反映陕北革命斗争的剧本。他叮咛我们：“不要写陕北党史，要扎扎实实从农民写起，从一个‘人’写起，写戏就是写人，没有活生生的人就没有戏了。”这个道理尽管剧作者都知道，但动起笔来未必都能掌握好。老院长要我们写出有陕北革命特征的事件，这一要求的精神对整个戏剧创作都有指导意义。推而广之，难道写其它地区的革命斗争，甚至写社会剧、历史剧，不都得写出其各自的特征来吗?
　　马院长是我国最早运用戏曲形式表现中国革命斗争、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家之一。他熟练地掌握了戏曲创作方法，并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驾驭它。他曾对我说：“主题不重大我不写。”这是他珍惜剧作家神圣使命的肺腑之言。他的剧本不单是一部成功的文艺作品，更重要的是有益的社会教材，是犀利的战斗武器。他以共产党人崇高的政治责任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创作。满腔热情、勤勤恳恳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在戎马倥偬间曾写信给民众剧团，赞扬该团演出的，马健翎创作的剧本《穷人恨》，指出该剧“为广大贫苦劳动人
　　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武器。”并期望作者“继续深切体会群众痛苦，创作出代表群众要求的更多好剧本。”彭大将军对这个剧的评价，是作家作品社会效果最有代表性的反映。
　　马院长在剧本创作中，很重视开头和结尾的构思和创作。他说，“头尾想不好不动笔。”这是从长期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之谈。他深知戏剧开头与结尾的重要性，这同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强调比喻的“虎头”、“凤尾”是完全一致的。拿结尾的处理来说，他不但要求结局要完美，而且很注意不让整个戏在落幕前的一刹那松了劲，还要让观众把深远的“余味”带回去。如《血泪仇》一剧，自卫战胜利后全剧将要收场，而潜伏在边区的特务黄先生还混在群众中“慰劳”八路军，《两颗铃》一剧，眼看敌人要被一网打尽，而我方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突然被敌人识破；《赵氏孤儿》一剧，里应外合马上就会成功，主人公程婴却被屠岸贾猛刺一剑……这些精彩的结尾，使观众自然会聚精会神地看到底，更能增强他们对剧中人物命运的关心和联想。
　　马院长的剧本，结构严谨，语言简朴，戏剧评论家屠岸说马老的剧作是“层层紧扣，一气呵成。紧张处使人透不过气来，动人处叫人流下眼泪。”戏剧家曹禺看了《游西湖》后撰文写道：“这出戏整理以后，紧凑完整，没有多余的情节，多余的人物。有‘戏’即长，无‘戏’即短，即乎每个场面，都富于内心活动和强烈的动作。这个戏一直是紧紧追住这一对悲剧主角的命运，凡是与主要矛盾无关的场面……都不予理睬。”马老最善于抓住主人公命运的归宿这一重要契机来拨动观众的心弦。他的作品和创作经验，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财富。
　　出处：当代戏剧. 1985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