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观众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剧院的广告牌上，一出新戏一经挂出，观众蜂拥而来，票房门前，排列着长长的队伍，一出新戏连演百场而不衰。观者老弱青壮不拒，大学生与小学生同座。三中全会后，十数年的文化桎梏宣告结束，戏曲出现短暂的有史以来的繁荣，《祝家庄》连演不衰，《三笑》轰动一时，戏曲创作呈现一派生机。然而，夕阳无限，好景不长，接着而来的，影视录象艺术的冲击，声光电化新技术的竞争，观众层次逐渐分化，戏曲有点“门前冷落车马稀”。面对“挑肥拣瘦”的观众，戏曲应采取何种对策，已经引起戏曲界有识之士的焦虑和探觅。
　　“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从某种视点上说，观众是戏剧艺术的“上帝”和“主宰”。对此，戏曲界已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初步探究。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机，深入下去，会成为报晓的第一声鸡鸣，一定会带来戏曲界一场不小的“革命”。
　　可惜的是，目前尚未惊起整个戏曲界。古老的戏曲传统，古老的戏曲程式，是不是还禁锢着我们的头脑，使我们的神经有点麻木呢?我们的改革大多还在戏曲创作、戏曲音乐，乃至舞美、排导之间的“内部”进行。当然，这“内部”的改革，不是没有考虑到观众。可是把“观众”真正摆入戏剧艺术的“主宰”，堂而皇之地请入“正座”，对于观众层次、观众心理、观众的文化素养和他们正在迅激而又微妙变化之中的审美情趣和习惯，乃至他们的伦理、道德、习俗和观念，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探究，还是很不够的。
　　起死回生之术，来自周密的情况调查和对现实的深沉思考。因之，我们应进行观众心理学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对不同层次的观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以至对观众各层次的气质、爱好、习俗、观念等等的调查与研究。确确实实地做到“情况明而后决心大”，使我们的戏曲改革有一个明确的趋向。
　　与此相关联的是：戏剧观念的改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长期以来，我们的戏曲奉行的是“文以载道”、“高台教化”的题旨，提倡的是宣传教育，并进而把能不能直接配合各项政治运动作为衡量一部戏曲作品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帜。“左”的思潮又长期成为戏曲舞台浑浊而汹涌的潜流，一度曾主宰戏曲的沉浮。这种“左”的遗风至今在戏曲领域是不是已消声敛迹或清除净尽了呢?在某种程度上恐怕还不敢作过于乐观的估计。而“勤有功，戏无益”的教条，也多少还为人们所崇奉。因之，戏剧是一种娱乐这一概念，似乎尚难为人们、特别是戏曲界自己所接受。
　　这一点戏剧大师们早就注意到。布莱希特曾不只一次说过：“使人获得娱乐，从来就是戏曲的使命。”他的观点，不无偏颇，但在注意戏曲思想意义的同时，强调戏曲的艺术功能，注重娱乐性恐怕也还是必要的。这，在戏曲创作与实践中早有印证。《三岔口》、《打店》等武打戏，就政治内容来说，取者微乎其微，然而这种纯技巧性的演出，却长期以来受到观众的欢迎，甚至连语言不通的外国朋友也赞不绝口。可见，“娱乐性”在戏曲中是绝对不能排斥的。我们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是否考虑到观众的娱乐需求，堂而皇之地让娱乐性走进戏曲的殿堂呢？
　　戏曲创作的实际
　　当一个人挣脱旧生活的锁钥，将要迈步新生活之际，总难免于对习惯往昔的依恋与对把握不住的前景的惶惑。时代大潮冲击着我们戏曲作者睿智的头脑，新生活的浪滔滚滚向前，一切往昔的贫富、伦理、道德、权力、乃至婚恋与爱情等观念都正经受着撞击与洗涤。往日古朴的传统伦理道德，尽管还在禁锢与束缚着已成为习惯的头脑，新的观念却以它特有的顽强毅力挣破这坚硬的包壳而滋生出鲜嫩的新芽，逼使得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愿改变又不得不改变。
　　但是，在我们的创作剧目中，内容大多与现今的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游离于改革的激潮之外，对蓬勃发展的四化建设，对人民正在改变着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不能敏锐地予以反映，即使有的剧作者已经注意到，他们在剧作中新的立论观点、新的生活内容、新的人物，也常常遇到传统戏曲构织方法的拘束，也就是说新的生活为旧有框架所禁囿，以至削足适履式的用新生活内容来填充旧有的艺术格局，因而妨碍了戏曲创作发展繁荣的现象，还是极为常见的。
　　旧有的艺术格局，是为了表现旧时代的生活，传达当时人们的习俗理想和情感而形成的，其中有很多宝贵的东两，值得现今人们继承和借鉴。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与今日现实生活和欣赏趣味不相适应的东西，这就要花大力气去创新与突破。虽则，艺术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可是，这种独立性总是相对的，随着生活内容的更新，艺术形式相应发生变化。这在文学艺术史上，屡见不鲜。如果我们仍然拖残守缺，株守陈规旧法，不敢越雷池一步，硬让新的变化了的生活内容，来适应旧日的艺术格局，自然要闹到观众不买帐的地步。
　　随着现实主义创作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中逐渐深化与发展，人物塑造问题，被戏剧作者真正广泛重视起来。剧作者与观众都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概念化或图解式的戏曲作品，要求在戏曲中看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看到他们的命运波折、坎坷经历、灵魂搏斗；更重要的是看到他们怎样生活和如何生活，从而使自己得到一些生活的启迪与哲理的思考。我们的戏曲创作在这方面已作了可贵的探索，出现了象牛六斤(《六斤县长》)、刘二(《八品官》)、金东水、许秀云(《四姑娘》)等这样新的人物；出现了高加林(《人生》)、金涛(《红柳绿柳》)、孟登科(《巴山秀才》)、周伯仁(《新亭泪》)等这样变化发展中的复杂性格。但还远远满足不了观众的审美需求。我们还缺乏那种使形象饱和着思想，既有相当的历史纵深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感的戏曲人物画廊。
　　文学领域，正在讨论复杂性格问题，尽管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尚难定于一尊，但是这种讨论本身，对文学创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而戏曲对此，却似尚陌生。其实，在创作实践中，剧作者恐怕早已碰到，但未引起足够重视罢了。
　　复杂性格中一个重要科目是揭示人物心灵的奥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的卓越天才时曾提出“人类心灵的知识”这一概念，我们的戏曲作家应该掌握它，勇于和善于展现人物的心灵世界。老黑格尔对此也作过精当的论述，他说：“由心灵的差异面产生的分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矛盾。”如何运用戏曲手段揭示这种“心灵性的差异面”，以便显现出它的深度和广度，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课题。
　　人的心灵，是一个变幻奇妙的世界，其中的宝藏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我们应该在对这一世界的探幽取胜中有所突破，以便打破性格单一化的格局，塑造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的、现实的性格典型来。
　　同时，新的生活内容、新的人物，必然引起对已往戏曲样式的变革。传统戏曲中一人一事，从头娓娓道来的单线条波浪式的框架结构，必然受到新的挑战。矛盾强烈集中，情节生动紧张，结构完整统一，已不再是今日观众对一部戏曲作品的简单要求；而意境的追求、心灵的探索、意识的揭示、哲理的思考、艺术的抽象，已成为今天观众兴味盎然的审美要求。耳提面命、灌输式的教导和训喻，传声筒式的直奔主题，已为人们所不取；而更多的将内心生活“外化”的手法，更多样的表现冲突的方式，一人多事或多人一事的结撰构织，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欣赏。假若《升官记》中没有徐九经内心生活外化的两个徐九经的斗争、撕扯；假若《四姑娘》中没有那场“三扣门”中所揭示出的金东水与许秀云的内心复杂的情感冲突，我们的观众还会为此而鼓掌吗?在《魂断燕山》中，那为“红丸案”一事而牵动多人的构织方法与用多次突变与转折来揭示人物心灵深处高层次的活动；《凤冠梦》中那“三讼”的层层推进和盾矛增值与递进手法等，都已透露出某种新的戏曲结构和新的艺术手法的端倪。这说明我们的戏剧创作，正在把触角伸向新的领域。
　　改革的生活呼唤着戏曲的改革。戏曲艺术家们应当勇敢地正视现实，研究社会的发展，适应社会的需要，自觉地加强戏曲自身从内容到形式的新陈代谢，取得艺术竞争的优势。
　　戏曲研究的现状
　　理论，应该是鲜活的、长青的，而不应该是停止的、凝固的和枯萎的。
　　目前，一方面是我们对于戏曲理论的研究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理论研究本身也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创新之论，突破性的探索确乎甚少。全国戏剧理论著作评奖，无疑会对戏曲理论的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一定会成为报春之花。可惜的是大多已是定评的作品，而对于当前戏曲革新中有探索性、有独创性的研究为数不多。
　　理论是鲜活的，鲜活之点首先应表现在与实际运动的紧密结合，并从实际运动中提取对于今后运动发展趋势的有意义的探索。
　　目前，我们的戏曲评论，做山了显著的成绩，特别对具体剧目的评价批评，不乏精到的见解和思想的闪光。但是如何把这些闪光点聚集起来，成为烛照戏曲运动前进的火炬，似还缺一束强大的凝聚力。同时，我们也还缺乏那种从宏观上纵览戏剧发展与更新的研究；那种从微观上的剖析从而堆垒起建筑庞大理论体系的材料；那种从断代或年度的戏剧横断面来看戏剧的创新和嬗变的解剖。这就使得戏曲理论体系的形成，捉襟见肘。特别是在评价一部具体戏剧作品的时候，还缺乏历史的批评与美学的批评，时有的却是用历史的批评来替代美学批评象。别林斯基曾说过：“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过去，我们常常爱把一部作品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和具体政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凡紧密者，一概奉为圭臬，稍加远离或不能直接对号者，则贬为次品；直接或间接地鼓励写中心、写政策、写政治运动，而对一部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功能则略而不论。这使得戏剧评论不但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也阻碍了自身健康地发展。
　　所以只有结合戏剧创作实际与作品的实际，历史地、具体地作出有益的美学评价，才能促进戏曲运动的健康发展。
　　理论是鲜活的，鲜活之点还表现在思想上与美学上的独特发现。没有思想的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独特的思想闪光，才是唤起人们前进的力量。倘若我们的戏曲理论研究能够从总体上反映和把握戏曲改革的进程，对改革的总目标和前途能够作出艺术与哲学的分析，并能够勾勒出它的基本特征和趋向，它将会成为整个戏曲运动清晨的报晓雄鸡，而不是那种直到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
　　当然，思想上的独特发现，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严密地研究与深沉地思考。莱辛的《汉堡剧评》，历来被人认为是一部美学上的经典著作。仔细研究一下，即可看出，它也是在对汉堡剧院新上演的具体剧目以及表导演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真研讨中，闪耀着他锐智的美学思想的。中国古代的曲论中，也不乏对于具体剧目的评价，象建立起自己戏曲美学体系的李笠翁，对于具体作品的评价，就是其戏曲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对一部戏曲作品的具体评价时，能不能提高到美学的高度来进行历史的艺术的分析，而这种分析与研究又不是从理论概念或旧有的套路出发，而是具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敢”，探求到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发现，这是艺术研究与评论的活的精髓。只有确实做到把精密地研究与深沉地思考结合起来，才不会出现那种四平八稳的泛泛之论，积久而自会有一种意外的收获。
　　出处：当代戏剧. 1985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