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种划分，颇为复杂。有剧种本身的，也有历史衍变的，还有剧种分类研究中条件限制的原因等。难度最大的，莫过于各地大量的小剧种和一些近似剧种。
　　戏曲剧种如何划分?众说纷纭，各有分法。有些偏严，有些偏宽。偏严者，剧种就划分得少些；偏宽者，剧种就划分得多些。这样就造成了同类现象极度失调的状况。因此，要划得科学，分得适当，以求同类现象的协调一致，就得有个统一的标准。
　　我以为，戏曲的个性特征，是划分戏曲剧种的唯一标准。那种在划分剧种时，着眼于共性而忽视其个性，或把戏曲归类和剧种划分混同起来的观点，是失妥的。
　　形成戏曲个性特征的因素有四，即音乐、唱腔因素；方言、方音因素；地方特色因素；历史轨迹因素。只有通过上述四个因素的综合分析，才能明确其个性特征。各个戏曲的个性特征明确了，剧种也就好划分了。
　　音乐、唱腔是形成戏曲个性特征的决定因素 
　　区分戏曲剧种的主要标志，是同该剧种产生地方言有着紧密关系的剧种音乐。而音乐中又以该剧种的唱腔音乐最为重要。
　　诚然，各剧种均有其代表性的剧目、剧本，也有其较特长的表演程式和服饰、化妆程式。但剧本可以移植为其它剧种而上演，剧本的文学语言及表演程式等，多有共性，它们都不可能使各剧种得以区别。
　　人们认定剧种或区分剧种，总是首先着眼于音乐。这是因为剧种音乐最能显示其特色、风格和个性，也最能标明两个剧种的区别点和分界线。
　　同方言，亦其是同方音合为一体的程式化了的唱腔，在戏曲里尤其是领奏乐器使人一听，即可把各个剧种明显地区分开来。如京剧用的京胡，秦腔用的板胡，粤剧用的粤胡，碗碗腔用的硬弦，迷胡用的三弦，陕北道情用的四胡，二人台用的笛子等。打击乐也是如此。梆子腔的梆子，碗碗腔的碗碗儿，迷胡戏的四页瓦，道情戏的渔鼓以及许多剧种所普遍应用的板，鼓、锣、钗等击乐，或数量的多寡，或型号、构造、音质、音色、音量的不同，总是有所差别的，同样突现了各剧种的个性特征。至于乐队的配器、组合、伴奏方式、方法以及各种技巧的发挥，均受剧种唱腔的影响和制约，是各俱特色的。因此，声腔化了的管弦乐伴奏和性格化了的打击乐伴奏，也是构成戏曲个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方言、方音是形成戏曲个性特征的特质性因素
　　地方戏曲所运用的本地方言，也是形成剧种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说音乐、唱腔是形成剧种个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方言(尤其是方音)就是形成剧众个性特征的特质性因素。这是由于作为戏曲音乐的核心——唱腔，是不可能离开方言、方音单独存在的。而同唱腔融为一体的方言、方音，却因独具特质而占有很大比重。在全剧演出中，化为演员的声腔，及其伴奏音乐往往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并给观众以深刻、牢固的印记。究其原因，乃在于该唱腔音乐的板眼节奏、音型基态、旋律线条、曲式调式，整体结构、变化规律等，均程式化，稳定化和个性化了。经过长时期的演唱、传习而深入大脑，吟于众口，人们习惯性地用唱腔音乐来鉴别剧种，就成为自然所为的了。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给人听觉上以深刻印记的同体系而又丰富多采的唱腔，可以把各剧种划分得一清二楚。
　　如果说，唱腔音乐能够鲜明地表现剧种个性的话，那么，与其紧紧相随的伴奏音乐可以说是丰富了这种个性。
　　乐声似人声。伴奏音乐是对唱腔音乐的伴和补充和烘托，它起着“绿叶托红花”的作用。它们对人声(唱腔音乐)多采用模仿、夸张或紧缩、扩充的手法予以丰富和渲染。其伴奏音型、风格特色和伴奏方法，是源自唱腔音乐却又变化、升华了的。其弦索伴奏可以说是唱腔化了的，其击乐伴奏可以说是性格化了的。即使同一曲牌，若用两个不同剧种乐队去伴奏，其风味、效果，全然两样。种种装饰音的应用，无不打上唱腔的烙印。因此说，它起着丰富唱腔个性又进而起着丰富剧种个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伴奏所使用的乐器(包括击乐)，也极富个性，有特殊地位。方言、方音不仅在唱腔音乐萌芽初生之时，给以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甚至在其定型化、相对稳定后和改革唱腔，创造新曲中，仍然起着强烈的影响作用。
　　艺人、表演、剧作家和戏曲作曲家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的“语随腔行，腔随字走”的遣词造句、选择声韵和运腔行调的辨证规律，没有不与方言、方音紧密相联的。因此，方言、方音对戏曲唱腔乃至剧种个性的影响作用，决不可低估。以陕西关中地方戏为例，不管是秦腔、迷胡、碗碗腔、阿宫腔、线腔、弦板腔、道情，还是东西两路的秧歌小戏，其唱腔音乐都与关中方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总观全国各地方剧种，其音乐体系都是受该剧种区地方方言的制约而又大致协调的。
　　方言虽对地方戏曲音乐有着强烈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但不是说一个方言区只可能产生一个剧种。相反，它可以产生多个剧种。如上述流行在关中的多个剧种，就均产生在关中方言区。此证明，在构成剧种个性特征方面，方言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决定因素还是该剧种的音乐、唱腔本身。这是基于音乐、唱腔有其内部发展的规律，是独立于方言之外而自身发展的。秧歌主要是来自关中各地的民歌；道情可能是来自某种宗教音乐；迷胡可能是民歌同都市音乐的结合；秦腔则可能是在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剧种音乐，都是各有其源而自身发展的。尽管方言，对它有着不可否认的强烈制约和影响作用，但对起决定性作用的剧种音乐、唱腔来说，方言仅处于依附的地位。尽管在某种音乐、唱腔形式的初级阶段，方言也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当音乐、唱腔经过长期不断丰富、发展的阶段而达到定型化、稳定化之后，正如艺人们所说的“语随腔行”那样，方言只能处于随腔而行的依从地位了。
　　话又说回来，方言对剧种个性特征的形成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由于方言、方音（尤其是声凋)的本质及其特殊性所致，它却对戏曲音乐、唱腔本身(主要是乐汇、乐句)起着强烈的制约、影响作用，而使其特质化了。正如艺人们所说的“腔随字走”那样，这种受方言、方音制约、影响的音乐、唱腔，又对剧种个性特征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质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说方言，方音是形成剧种个性特征的特质因素。
　　地方特色是形成剧种个性 特征的稳定性因素
　　戏曲的地域性，不仅表现在声腔、伴奏、方言等剧种本身的各个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地区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语言、风俗以及心理、气质、兴趣和对戏曲的欣赏习惯等方面。所谓戏曲的地方特色、风格及个性，实际上是该地区人们语言、风俗心理、气质、兴趣、欣赏习惯等方面在该地戏曲上的概括、抽象性的反映。尽管属心理范畴的气质、兴趣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总是渗透、溶化在戏曲艺术 (包括唱腔)之中的。
　　由于该地经济、历史、地理、民族、语言、风俗等方面的原因，经长期发展而产生于一个地域的戏曲，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源自其地方性，又给剧种个性以强烈的影响。因此我们说，戏曲的地方特色是形成剧种个性的稳定性因素。
　　大的地域之间，省区之间，甚至省区、县内地区之间，其戏曲的个性、风格，都是有所差异的，只不过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一般来说，相距较远者，差异就大；相距较近者，差异就小。而这种差异，归根结底，还是由戏曲的地域性所决定的。
　　由于戏曲的可塑性所致，通过传播、传送，它如风吹粟一般，可以冲破本地区的圈子传播到其它地域。但即便这样，原剧种的基本形式和个性特征，却仍然保留着，犹如秦人到了楚地一样，其人还是秦人。这就是“秦剧姓秦”，“京剧姓京”的道理所在。只有当着此剧种植于传入地的土壤，吸收当地语言、艺术，又经艺人们的创造，发展而产生新的剧种时，原剧种的个性才能改变，但那已成为另一概念范畴的事了。可见，由戏曲的地域性而产生并定型化了的戏曲的地方特色，是形成剧种个性特征的一个稳定性的因素。
　　历史轨迹是形成剧种个性特征的变化性因素
　　如果说，上述的音乐、唱腔，方言、方音，都因其地方性而成为剧种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剧种发展的历史轨迹，就是形成剧种个性特征的变化性的因素了。
　　民歌如风、风行千里。而且不同的歌种，总是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或融合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创新、派生和发展的。戏曲也是一样，它具有鲜明的流动性和可变性。这个可变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向变化；二是横向变化。纵向变化，即一个剧种自身的历史衍化；横向变化，即一个剧种传至其它地域后，由于各种因素的介入或凝聚(主要是方言的变更和各种音乐的吸收、融合）而形成的派生和流变。
　　纵向变化，如“同州梆子”，经过长期的历史衍变而成为现在的“秦腔”。二者的音乐虽同属梆子腔体系，也应用同一种方言(关中话），但由于音乐自身内在的质变（包括板式、曲式、调性、乐器、定弦等)，而发展为同源异流的两个不同的剧种。古老的同州梆子，仍以旧有的面貌而留存着，而新生的秦腔，却在继承同州梆子传统形式的同时，吸收了其它音乐因素而创新、发展为另外一种独立的剧种。如同人类的血缘关系一样，虽为同一个祖先而成为一代一代不同的人了。
　　横向发展，再如同州梆子(又称“西秦腔)”，当它传入山西、河南、河北后，吸收了当地音乐的因素并融合了当地的方言，经过长时间的创新、衍变、发展而成为“山西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三个不同的剧种。尽管当地有些艺人们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还呼之为“秦腔”，但由于原秦腔音乐、唱腔以及所用方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具有当地的音乐、方言特性了，故已发展为三个各自独立的剧种。
　　戏曲的纵向、横向变化，有着相互依赖、交递繁衍的辨证关系．纵向变化离不开横向变化(不只是移地变化，还应包括对周围及外地艺术的吸收)；横向变化，也只有在某一地域的纵向变化中，才有质变的可能。试看，秦腔的纵向变化和发展，绝不可能只是原有因素的孤立发展，而是呈现着有限的横向变化趋态的。如对关中、甘肃其它艺术、音乐的吸收及对昆腔、弋阳腔的吸收等。而在秦腔的横向变化中，只有它植于异地土壤又吸收当地因素并进入长期的纵向发展时，发生质变而产生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等新的剧种，才有可能。
　　我们伟大的祖国，其所以剧种繁多，各放异彩，正是基于她的幅员辽阔广大、文化历史悠久、民间音乐丰富、民族语言繁多、又经过音乐的、语言的、地域的、历史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发展这样一些原因。因此，我们在分析、确定各剧种个性特征之时，千万莫要忘记该剧种历史发展轨迹这种变化性的因素。
　　出处：当代戏剧. 1988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