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俗社观剧，是一九二四年鲁迅西安之行的愿望和目的之一。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日，正址鲁迅一行乘黄河船由陕州向灵宝方向进发，遭受倾盆大雨和狂浪逆流袭击的时候，西安《新秦日报》等报刊就已经开始掀起舆论宣传的热潮了：
　　兹闻此次所聘讲演多人，均已联翩来陕，现已行抵河南、陕灵等县，该暑期学校闻讯后，已派人前往欢迎……
　　——所谓“派人”，先是西北大学讲师兼省长公署秘书张辛南，后有驻陕军阀三十五师师长憨玉昆所派之副官李品三、林祖裕等。显然，鲁迅一行尚在赴陕路上，就已经惊动了陕西文武各界。因此，这不但使暑期学校为了迎接而忙碌起来，也使西安易俗社成了欢欣鼓舞的所在地之一，他们赶着排练剧目，准备为之接接风。
　　当时，鲁迅同孙伏园等人也正坐在黄河船上谈论着易俗社，急于到西安后观看易俗社的剧目。
　　双方合拍，却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深远的历史原因的。
　　鲁迅一向痛恨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对戏剧阵地的顽固占领，使“国粹”糟粕的云雾弥漫了舞台，毒害民众。他曾叹息，戏剧还是那样“旧”，堡垒还是那样“坚”。但是，鲁迅对来自民间的地方戏却从孩童时代就一直赞赏和推崇，多次讲述它“刚健，清新”的特色。例如对绍兴戏《龙虎斗》、《目莲救母》和其他许多“社戏”，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鲁迅看来，民间戏剧有更多的精华。所以，他在暑期学校讲授小说史的时候，还倡导华夏文明发祥地的陕西人当去改编民间的神话故事为戏剧，去抢占舞台。
　　鲁迅早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从任教育部佥事，科长等职务的时候起，就参加了“通俗教育研究会”，支持蔡元培总长“以美育培养公民道德的教育方针”，积极改革和推进戏剧事业的发展；易俗社恰在同年同周成立，便努力发展和革新陕西秦腔地方戏，十余年间遵循着“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的宗旨，编演了二、三百个剧本，宣传了反封建，反迷信的进步思想，又提倡刻苦读书，鼓吹爱国、抨击黑暗的反动统治，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戏剧之林。这也恰与鲁迅主张的方向一致，因此他一直关注它的健康成长发展，为改良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教育部也多次把易俗社的剧本调京，并给予评价鼓励。在该社成立八周年(一九二零年)的时候，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特别奖给易俗社一匾“金色褒状”，状词写道： 
　　戏剧一道，所以指导风俗，促进文明，于社会教育关系至巨。欲收感化之效，宜尽提倡之方。兹有陕西易俗社编制各种戏剧，风行已久，成绩半富。业经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金色褒状，以资奖励。 
　　(《陕西易俗社第一次报告书》)
　　鲁迅还得知：易俗社其时的社长是吕南仲(吕律)，不但与自已是绍兴小同乡，也是辛亥革命党“同盟会”成员，却千里迢迢“久官西安”，他把绍兴民间戏剧之精华取来为改革秦腔而奋斗，鲁迅就更希望到西安后去该社看看，给予鼓励了。
　　于是，鲁迅到达西安的第三天(七月十六日)，便得到了被邀请的通知，他带着刚刚学会的陕西方言风趣地对孙伏园说：“张秘夫(指秘书张辛南)，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 (孙伏园《鲁迅和易俗社》)
　　当晚，鲁迅照例是那套朴素的装束，手执烟袋，恐怕也带了那前天刚买到的“栟榈扇”，孙伏园照例陪同着。但不知怎的，却包座了供女客观剧专用的楼上第三间包厢。演的是吕南仲编写的《双绵衣》前本；鲁迅观后情趣未尽次日晚又观了后本。   
　　当剧中之张邦昌篡权登上皇帝宝座，还不足八十三天即告垮台之时，鲁迅又是点头又是讥笑，认为他颇似窃国大盗袁世凯；当看到宗泽挂帅的场面时，鲁迅兴奋地说：“很不错，像一个忠良的爱国之帅。” (李静慈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对作者的笔忆)在演唱《收王善》一场中，有王善率部向宗泽下拜，宗泽亲扶王善起立，唱道：“收得英雄称绝代，不禁喜出望外来。所愿同心共对外，匡扶宗室有良材。”这时，鲁迅频频点头，对这一场面很赞赏，还向坐在旁边的孙伏园示意，孙伏园也连连点头——尽管他对秦腔并不大看得懂。
　　观后，吕南仲请鲁迅向大家谈淡观感，鲁迅热情鼓励说：
　　“演宗泽的演员有功底，有大将风度，在唱、做上均能与人物，剧情相合；尤其在说服青年将领王善的一大段道白上，字字入戏，虚实相合，明快感人；创造的人物形神俱备，感情充沛，与其他角色配合也较紧凑。可见易俗社培养演员是创新的。”   
　　(李静慈一九八—年五月笔忆)
　　吕南仲感到鲁迅的这番话(大意)，是对易俗社的支持和鼓励；演员们深受鼓舞。从中也可见鲁迅对戏剧艺术完全是位行家。但鲁迅却谦虚地说：“我不常看戏，这只是普遍一观众的意见。” (李静慈一九八一年五月笔忆)
　　鲁迅与易俗社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鲁迅毫无上级对下级“指示”的意味，更谈不上什么“官”架子。易俗社中人所见各类官僚甚多，鲁迅则是教育部“大官”，能以“普通一观众”姿态出现，他们实在激动之至了。鲁迅还评价了吕南仲，对他改革秦腔的艺术成就大加赞佩，说：“浙江人能打破梆子腔的老框，创新出优良的唱腔，这很了不起！”(李静慈一九八O年十二月对作者的笔忆)吕南仲懂得，这也是鲁迅对他的促进和鞭策。尤其使他受到鼓舞的；是鲁迅对他的《双绵衣》有一个总的评述： 《双绵衣》通过南宗元帅之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曲折斗争，虽然是“古调”却能在这样黑暗的军阀统治的现实中来“弹”，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主义的思想主题；尤其显示出广泛、深刻的社会教育意义。易俗社取得的艺术成就，鲁迅在暑期学校讲课过程中，为向陕西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介绍《说岳精忠演义》时，还特别赞扬了宗泽，说他是南宗中兴四帅为首的英雄。    
　　七月十八日晚，鲁迅又第三次到了易俗社。观看了范紫东编写的舜帝孝敬父母的故事《大孝传》。
　　暑期学校开学以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天气大热，特别是太阳西沉，夜幕拉下来，就如同在人们的头顶上加了盖子一般，把所有的热力都关在了西安古城之内，热得人们透不过气来，街道上完全是黑压压的坐着摇扇的人们。但在这天晚上，那位热心邀请鲁迅来西安讲学的北大学生陕西韩城人王捷三，又来邀请鲁迅到易俗社观看《人月圆》。当天鲁迅讲完课以后，不顾这种酷热，又第四次到易俗社观看了这出戏——这是抨击吃喝嫖赌、宣传戒烟、倡导女人放开小脚的“时代戏”。它正能切中陕西社会的时弊，反映了当时陕西社会的实际生活，于平凡中寓寄深刻的教育意义，很受民众的欢迎，鲁迅感到很有意义，所以特别在这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记载：“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
　　经过几次的观剧，鲁迅和孙伏园都看出了陕西人都喜看秦腔，喜唱秦腔，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那高昂而颇有雄壮气势的“秦音”，所以除易俗社外，还有几家秦腔剧团——尽管天气炎热，几不能忍，但也是每演必满座的。同时，又忽然得了一个大发现，是楼上的座位专供妇女观剧用，而且也是场场满座，理由似乎也甚难解。陕女子的地位，那时是极低的，居然包厢专供女客，孙伏园猜测：那是“男女之大防”甚严的缘故(孙伏园《长安道上》)。是的，陕西教育厅厅长马凌甫也承认：连陕西的文化界、教育界在那时也还都极力提倡理学，宣扬“国粹”，社会上许多人泥古不化，封建礼教甚严(马凌甫《我所知道的刘镇华》)。当时，为编剧需要、注意研究陕西社会的易俗社剧作家们及其他人等也证实：虽然已在“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也成立了好几年了，但闭居内地的陕西社会仍然十分落后，妇女受旧礼教的约束正严重。——可是，吕南仲竟把鲁迅请到了楼上，占据了妇女的包厢。鲁迅说过：“我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牛羊而不如。”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因而，鲁迅不但对《人月圆》的内容感到有现实意义，而且感到向社会宣传的很及时、得体。当然，鲁迅念念不忘的，是他构思中的《杨贵妃》， 《人月圆》对鲁迅或许有启示：“风流天子”唐玄宗，其实不就是“吃喝嫖赌”的无赖子”么?他天天淫乐、急于国事，玩牌搞赌博，还要让杨国忠帮他记帐！倘使鲁迅执笔《杨贵妃》的写作，免不了要因此生发开来的。
　　鲁迅在易俗社一共观了五次剧，最后一次则是以后到了他离开西安的前夕了。
　　鲁迅，在他从文的三十年中，从来没有这样集中的，连续的观剧过。在他西安之行的前两年，还在北京说过：“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没有看出什么就走了”，那是又“对于中国戏告别了的一夜。”(《呐喊·社戏》)。这是他对舞台被坏戏占领的一种抗议，可是仅仅两年之后，却千里迢迢地跑到黄土高原上来，又冒着酷热，连续地观易俗社的戏，成了他看戏史上空前又绝后的记录，这正是鲁迅对易俗社改良戏剧成就的一种支持与爱护的显示！因此，鲁迅对易俗社有一个总的评论：
　　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孙伏园《鲁迅和易俗社》)
　　所以，鲁迅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易俗社内外，吕南仲亲自引导，主动介绍，解说，还谈了该社遵循的主旨：“编演各种戏曲，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鲁迅高兴的看到戏园间壁——在经济很困难的条件下，还办有自出资金，自出教师以积极培养人才的“戏曲学校”，对这种“自力更生”的育人精神，鲁迅给以大大的赞誉。尤其，鲁迅还看到了奖给该社的那“金色褒状”，事实表明它对易俗社确起了鼓舞作用，自己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感到：进步的戏剧事业一定会发达起来！
　　真的，西安易俗社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长征中，正沿着鲁迅所希望的方向，更加放射出了秦腔艺术新的灿烂光彩！
　　出处：当代戏剧. 1988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