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杨克忍与李哲明、范角，段肇升合编的秦腔现代戏《西安事变》在北京参加了建国三十周年献演，引起首都戏剧界和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专家们认为：秦腔《西安事变》为戏曲艺术打开了一个禁区，闯出了一条新路，为秦腔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此演出获得剧本，演出两个一等奖。 
　　但是，杨克忍并没有被巨大的成功所陶醉，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与攀登。1981年金秋，他与李哲明合作的秦腔现代戏《白龙口》又一次给首都百花争艳的剧坛，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受到文化部的奖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的这两句充满激情的诗，是他，一个求索者的写照。
　　一
　　1931年农历十月初二，杨克忍出生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一个农民家庭。
　　云阳镇自古就是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达的重镇。秦朝就修有从云阳通往北方各国的大道。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饶，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之美誉(《史记·留侯世家》)。
　　由于历史的原因，云阳的戏剧十分盛行，堪称戏剧之乡秦腔、眉户，碗碗腔、汉调二簧、晋剧、豫剧、评剧等班社你来他往，弦声不断。这给幼小的杨克忍心田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云阳镇又是中国共产党西北工委和陕西省委开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35年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西，红军总部就设在云阳镇，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红军改为八路军，又是从这开赴抗日前线。中共陕西省委(对外称115师留守处)仍驻云阳。    
　　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无数将士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使少年时代的杨克忍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他常常用木杆量个子，盼着快快长高，也能上前线打敌人。
　　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陕西省委在云阳镇成立了“七月剧团”，离云阳镇十几里路的安吴青年训练班也成立了“青年剧团”。这两支革命文艺队伍，不但自编自演宣传抗日、鼓舞人民斗志的歌剧、话剧，同时也以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演唱具有革命内容的戏，使这些古老的地方剧种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如歌颂抗日军民宁死不投降敌人的秦腔现代戏《民族魂》、《祖国的女儿》，还有新编的《新教子》、《抓汉奸》、《抓壮丁》等等，都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田间村头时时飘荡着秦腔那高亢的旋律。
　　杨克忍就是在这充溢着艺术氛围的沃土上成长着。由于他从小就受革命戏剧的陶冶，因而深深的爱上戏剧。看戏入迷，演戏上瘾，上小学就经常上台演戏，回到家还比比划划，哼哼唧唧。他幻想着有一天能当个真正的演员。
　　1946年，杨克忍17岁，考入泾干中学，参加戏剧活动更频繁了。他们学生剧团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排演《白毛女》、 《刘胡兰》等革命戏剧，在本乡邻镇宣传演出。杨克忍喜欢唱秦腔、眉户，同时也能演歌剧、话剧。他演起戏来非常认真，注意掌握人物性格，绘声绘色，常常受到乡亲们的喜爱和鼓励，从而为以后从事戏剧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    
　　1949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杨克忍从小编织的梦得以实现。1951年进入西北党校文工室，演眉户现代戏。他废寝忘食地学习表演技艺，学习文艺理论、联共党史，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53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西北党校文工室与西北艺术学院戏剧系合并，成立了西北话剧院，杨克忍成为一名话剧演员。
　　在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的杨克忍为了学好普通话，说呀练呀，下了一番功夫，但始终改不掉老陕腔，这给他当话剧演员造成很大困难。1956年，终于因此退出舞台，当了剧院秘书。    
　　不能当演员了，这对执着于戏剧的杨克忍是个不小的打击，他痛苦、徘徊、萌发了搞戏剧创作的念头。但是，他深深懂得，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入世甚浅的青年。要搞戏剧创作谈何容易！彼岸是那样神秘、遥远，那么渺茫。就此改行了吗?不！倔犟的他，决心要攀登这艺术的峰顶。他认准了道路，便开始了脚踏实地的努力。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买足了馒头、提够了开水，一连三、四天不出屋门。鲁迅、高尔基、郭沫若、安徒生、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诗词歌赋、古今中外的戏剧名著，如饥似渴地往肚里吞。他苦苦求索，拼命地写，一连写出六个剧本，寄出去又被退回来，再写再寄……。大家都笑他呆，他毫不气馁，关起门来再写、写、写……。 
　　失败、再失败，使他领悟到作家柳青对他说过的“搞创作要有生活呢！”这句话的份量。
　　1960年临潼大旱，抗旱标兵姚焕章的先进事迹使杨克忍激动不已，他打起背包奔赴临潼，与姚焕章同吃同住同劳动。执着的追求，生活的启迪，萌发了灵感，促使他迈开了有力的第一步。七天七夜笔不停挥，写出了基本是真人真事的方言话剧《标兵姚焕章》，由西安话剧院演出，获陕西省观摩演出一等奖。从此，他象涨满了弓的箭，一发而不可收：他与刘法鲁、朱遭娴合作将杜鹏程的长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改编为四幕六场大型同名话剧，突出了“和平生活对人们也是一种考验”的主题，给人以深深的启迪。接着，他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题材创作了大型话剧《怒火西安》 (与黄悌、万一合作)。尤其是歌颂渭北地下革命斗争英雄的大型话剧《卧虎镇》的问世(与黄悌，韩又新合作)，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从此，杨克忍的名子被列入剧作家的行列。 
　　如果说《姚焕章》是杨克忍的处女作，那么《卧虎镇》则是杨克忍勤奋加灵感的爆发作。
　　1960年的夏天，杨克忍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地区的党史座谈会，会见了当年亲身参加渭北地下革命斗争的英雄，他们激情的回忆，将杨克忍引向了那壮丽的革命战争年代，沉浸在革命先烈用鲜血写下的历史的篇章，以无畏的精神和智慧创造出的惊人的奇迹中。
　　写吧！写吧!把这些惊人的生活写出来吧!杨克忍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与黄悌、韩又新合作，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四幕大型话剧《卧虎镇》问世了。全剧围绕着我党团结、教育、利用山东同乡会首领周伏龙，打击消灭地方反动势力秦洛虎这条主线，反映了1935年间，在白色恐怖下，关中渭北地区，我党地下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向反动恶霸势力进行斗争的历史，颂扬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和正确。《卧》剧上演后，以强烈的戏剧性与传奇色彩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和同行的好评，认为该剧“从反映的革命历史事件、人物刻划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洋溢着革命的热情，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刷作”(1962年6月5日《陕西日报》)。
　　十年浩劫中，《卧虎镇》被诬为反党话剧，作者受到批判。但在供批判演出时，仍有观众情不自禁地为该剧鼓掌叫好。1979年，省市有关领导部门为《卧》剧平了反，在西安再度公演，仍是座无虚席，成为西安话剧院的保留剧目。
　　《卧虎镇》的成功，使杨克忍成为颇有名气的剧作家，广播里有声、报纸上有名。可是，正当功成名就之际，喜欢独立思考的杨克忍，放弃了驾轻就热的话剧创作，毅然转到创作戏曲现代戏这条道上。他为什么要改弦易辙呢?杨克忍有自己的想法与奋斗目标。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看到秦腔在西北地区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果用秦腔来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则更能发挥文艺对群众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早在1960年他就提出“积极反映当前沸腾的现实生活，努力塑造同时代人的光辉形象，用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去教育和鼓舞广大劳动人民，是戏曲艺术的最高使命。” (《初开花朵分外香》《陕西戏剧》1960年第四期)他还说：“中央号召现代戏、传统戏两条腿走路，但是目前舞台上传统戏这条腿又粗又壮，现代戏这条腿却细如麻杆，不能适应观众的要求。为什么《血泪仇》、《穷人恨》以及《刘巧儿》、《朝阳沟》那么受欢迎，《梁秋燕》连演六百多场，观众看了是那样兴奋、激动，关键是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敢于创新。我是铁了心，拽上坡的，想多写一点戏曲现代戏，为麻杆腿助一臂之力。”从此，杨克忍在创作戏曲现代戏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攀登。
　　为了深入到生活的深层次中去开掘、去感受，去体察，去认识和理解生活，杨克忍经常下乡下厂，有时一蹲就是三、五年。秦岭山区的黎元坪是他长期深入生活的基地，他和那里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黎元坪水电站就是在他的奔走下建立起来的。杨克忍常说：“作为一个剧作者，在思想和世界观上应是无产阶级，在生活素材和知识积累上应该是个富有者，而不能做知识和生活的无产者。”
　　由于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舞台经验，他创作的秦腔现代戏《钟声再响》、《沙河浪》、《山村新风》等不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而且在艺术上比较完整，舞台效果也比较好。为了创作戏曲现代戏，杨克忍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常常是通霄达旦笔不停挥。理想与汗水催开智慧之花，结出累累硕果。三十多年来，杨克忍创作、改编、移植戏曲现代戏有二十多个，发表文章三十多篇。如此众多的现代题材的剧目，是他饱含高度创作热情，以细腻的笔触和现实主义手法，讴歌了党在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新生活，塑造了许多活生生的英雄形象。然而，使杨克忍能充分展示创造活力与求索精神的时期，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杨克忍称之为“文艺的春天”。震动剧坛的秦腔现代戏《西安事变》与刻意求新的《白龙口》，就是在这明媚的春天里诞生的。
　　四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杨克忍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他回想起创作《怒火西安》时所看到的资料：周总理身系民族安危，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率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他全局在胸，力挽狂澜，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壮丽的诗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倒“四人帮”以后，又激起他创作秦腔《西安事变》的欲望，尤其是他将话剧《八一风暴》改编为秦腔上演以后，剧中饰“方达来”的演员经化妆与周总理相貌非常相似，进一步激发了他要让周总理的舞台形象在秦腔《西安事变》中出现的大胆设想。可是，他的想法立即受到很多好心人的劝告： “要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还是让位给话剧和电影比较稳妥。”杨克忍不同意这种“分工”论的说法。用戏曲形式塑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是比电影话剧困难的多。但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传统要继承，更要革新创造。要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戏曲现代戏的表现功能和艺术手法。秦腔能不能反映“西安事变”这样重大的题材?能不能塑造周总理革命家的形象?只有通过尝试和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和谨慎有效地创作，他们先后在全国各地采访了四十多位当年亲身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党内外老同志，阅读了几百万字的珍贵史料；在剧本创作中，他们清楚的意识到：周总理逝世才一年多，他的音容笑貌在人民心目中记忆犹新，观众会很自然的用生活中的周总理对比舞台上的总理形象，这就增加了戏曲表现的难度。他们担心让敬爱的周总理在秦腔舞台上说陕西话、唱“乱弹”，踏着锣鼓点登场，会不会使观众感到不自然，甚至是不严肃?但是，如果在秦腔舞台上出现周总理，却又不说陕西话、不唱秦腔，那就不成其为秦腔了……。杨克忍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创作道路。他夜不成寐，与其他几位作者和剧团领导、导演及业务骨干，反复探讨、实践。从总理的出场、亮相、道白、唱腔及舞台气氛的渲染，都做了细致的创造性的艺术处理，终于使用总理在秦腔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得到比较好的表现。为广大观众接受和欢迎。著名剧作家曹禺对杨克忍等作者的求索精神给予高度赞扬，他说：“用戏曲形式塑造领袖形象，秦腔《西安事变》是第一个。……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现在许多地方剧种也都敢唱了。我们应当感谢秦腔敢闯、敢做、勇于实践的首创精神”。(秦腔《西安事变》座谈会上的发言。79年4月11日《陕西日报》)
　　五
　　秦腔《西安事变》解决了领袖人物说陕西话、唱秦腔的问题，堪称是戏曲现代戏创作上一大创举，但运用戏曲一些程式还比较拘泥，融得不活。特别是领袖人物的表演，没能使戏曲程式生活化。秦腔现代戏《白龙口》就是杨克忍和李哲明在总结创作《西安事变》经验的基础上，才求现代戏戏曲化的新探索。
　　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杨克忍认识到：运用戏曲形式反映现代生活，不能脱离“母体”，这个“母体”就是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基本规律。
　　为此，杨克忍他们参阅和研究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学习和借鉴了先辈艺术家们是如何提炼生活，而又非常准确自如地将它们浓缩在戏曲艺术的表演形式之中的。力求使剧本既有现实主义、反映人物心现的深刻性，同时又能充分发挥戏曲虚拟性，抒情性的优长。 
　　《白龙口》从剧本结构到导、表演处理，从音乐唱腔到舞台美术设计，都紧紧围绕着戏曲化作文章。如舞台上的刘少奇在严格的锣鼓程式中用陕西腔说、唱、舞。在《狭路相逢》一场中，周伏龙、秦洛虎的出场，借鉴运用了传统戏曲中两军交锋双方主帅出场亮相的程式和背唱、轮唱、同唱、旁白、韵白等声腔手段，活灵活现地刻划了周伏龙的大义凛然、疾恶如仇和秦洛虎残暴凶狠、诡计多端的性格特征，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又如在《月夜单骑》一场中，充分发挥戏曲歌舞的特长，根据生活的真实，创造性地运用了趟马、劈叉，绞柱、扭打等传统程式，载歌载舞。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给演员提供了表演的充分天地。
　　杨克忍从一个话剧演员成为一个有丰硕成果的戏曲现代戏作家，除了他的天资禀赋外，更主要的来自他顽强的拼搏奋斗和为戏曲艺术事业的崇高献身精神。最近，听说杨克忍又完成《卧虎镇》第三部《黑水桥》的初稿，我去走访了他。他将近耳顺之年，额头布满皱纹，深深镌刻着他从事创作事业的艰辛，我问他《黑水桥》剧本什么时候问世?又有什么新“招”?他说：“这戏我搞了几年了，想进一步戏曲化。剧本台词很少，我一宇一句的扣，不敢轻易拿出来。”是啊，杨克忍同志为创作戏曲现代戏勇于实践、苦苦求索，每部戏都有新的追求，每走一步身后都留下深深的脚印。我们期待着秦腔《黑水桥》的问世，祝愿杨克忍同志为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出处：当代戏剧. 1988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