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秦岭肚子里的商洛山区，是—个驰名的花山果川。桃杏如云，梨李映雪，石榴喷火，金桔绽锦。花事过了，才显露出一枚枚的鲜果来。只有无花果，没有开显眼的花，却给人们献出甘甜的果实。每当我从它旁边走过，瞧着那肥硕的果子，不由得想起商洛戏剧界一位老同志来。商洛被外地人誉为戏乡，这里洒着他辛勤的汗水。从一九五六年到现在，他导演《鸡窝洼人家》、《屠夫状元》、《一文钱》、《状元与乞丐》、《桑园配》、《种核桃》、《曲江池》、《水泼大红袍》等十一出戏获得各级领导的奖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果实累累的数十年耕耘于艺坛的老将，却从不显眼，他得了奖，总是默不作声，万一他被人说起，也是顾左右而言他。   
　　我认识他是在五十年代初。因为处理一件家务纠纷，把他从剧团叫回家。那时节他已经是商洛剧团的剧务副股长兼导演，然而却是一个木纳的“没嘴胡卢”。对方叭喇叭喇说一大串，他却说不出一半句。只是因为他确实有理，官司才算没输。从此，我才和这位老实人有了来往。一九五五年的一天下午，我偶然遇见了他，脸色腊黄腊黄，像是害了一场大病。我问他何以弄成这般光景?他苦笑了笑：“我们要把地摊上的花鼓搬上大戏台，把人忙死了、劳死了。”
　　花鼓，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商洛花鼓戏的前身，它原流行于江汉两湖一带，随着清代丹江航运事业的兴起，才溯江而上流到商洛。这种民间小调，明朗妩媚，健康活泼，深受人们的喜爱。民间流传这样的歌谣：听了花鼓调儿，像喝柿子酒儿，美味钻进肚儿，浑身全来劲儿。但是，开天辟地以来，它一直在地摊上演出，要把它搬上台子，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看出了我的疑虑，忙说：“因为要写弦乐和击乐的全套音乐，要整理剧本，因此全团的人没有不掉几斤膘的。”和他一块走的同志告诉我说：“我们的导演，从来投接触过花鼓，要导戏，不懂调调不行，于是就听花鼓老艺人的唱，时间大了，学得入了迷，竟把没熄灭的香烟装进衣袋里，结果衣服被烧了个大窟窿。”这位同志指着他的衣服接着说： “看，哪就是刚补的口袋。”我注意一看，口袋果然被补过了。
　　隔了没多久，地摊上的花鼓戏《夫妻观灯》、《回河南》等搬上了舞台； 他导演了《桑园配》，终以悦耳的唱腔、风趣的表演、使观众入了迷，就是这些戏，一九五六年进省会演，一炮打响，报纸不但登了照片、连专家也纷纷写文章赞扬。从此，在万红千紫的艺术花苑里，开出一朵世人从不知道的新花——商洛花鼓戏，也就是在这次会演中，他因导演出色而荣获导演奖。从古城西安载誉回到商洛，我跑去看他，要他讲讲切身体会。可是，这位“没嘴葫芦”，憋了大半天，没有几句话。我说：“大导演同志，这一下商洛花鼓戏出名了，不少演员出名了，你这导演出名了，为啥把嘴抿得这么严?”他听了，仍是憨憨一笑：“要说高兴是真的，可要说我，惭愧得很，我导的戏虽然得了奖，可比起《夫妻观灯》、《回河南》还差得多哪。”
　　六十年代初，商州山城又刮起了一股风——我们的导演要重新把《梁祝》搬上舞台。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他这是“背儿媳朝华山——吃力不讨好。” 
　　《梁祝》，一名《双蝴蝶》，观众对它太熟悉了，解放后头几年，人们最喜欢看的就是它，连扮演角色的演员也因此而闻名遐迩。后来演《夫妻观灯》被全省人民誉为红星的王珍，早在演《梁祝》时就被山民们熟知。曾流传这么一个笑话：一个青年农民看了王珍演的祝英台，从剧院出来喝*(左米，右劳)糟，竟然失口向卖*(左米，右劳)糟的人说：来，买一碗王珍!为了不至于自己砸自己的牌子，他的朋友，都去劝他不要冒这个险。
　　我也曾劝他：“‘梁祝’的故事，光屁股娃都懂；*(左口，右外)戏有些唱词，农民在包谷地里都会唱，我不明白你为啥要嚼别人吃过的馍。”他回答说：“我不是傻瓜，谁不知道剩饭没新饭好吃，可是，我要把‘梁祝’重新搬上台，有我的想法。”
　　他的想法是什么?过去，他当导演眼睛盯的是戏，一接到本子，先想咋样能把它导红火。现在，他不这样认为了，觉得导演的脑子不仅要装戏，更重要的要装人， 眼睛要瞅住人，手要抓人这个根本环节。他认为，过去的《梁祝》确实有成功的地方，但有个问题，片面追求红火，没有在深挖人物的心灵世界上下功夫。“我之要重排梁山伯和祝英台，是想给自己设一道难关，看自己敢不敢从这个关口闯过去。即便是失败了，我也会知道啥地方失败了。可有一条，我绝不走从前那种排导的路。”为了使我了解他的新追求，他把那一沓沓导演提纲拿出来叫我看。其时，正逢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他那粗糙的褐色的纸本上，现出他写在上边的字形。这算是啥字体?说起来今天我都有点羞口，有的成长条，有的却是圆瓜，只是有一条，一笔一画丝毫不苟。更让人叫绝的是，错字别字多得起码有十分之二、三。踏步的踏字没有足字边，变成了沓字；内心感情的感字写成或字。还有一些字他不会写，或用符号代替，或者干脆空了起来。
　　有人说山里的汉子脾气犟，如果说把事理认准了，确实是需要一股犟劲的。犟是自信心的表现，犟是进取性的变异体。我的导演朋友犟得不接受别人意见，终于把《梁祝》排出来了。虽然这是训练班学生的启蒙戏，各方面都很稚拙。但，大幕拉开，那风流而又老实的梁山伯，那聪明而又倔犟的祝英台，活生生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帘。加上那独有的缠绵、细赋、抒情的调子，似萋迷的含羞草，像寒风中的杨柳枝，别是一番风味滋润在观众心头。不少原来不赞成重新排演的人，看了演出后，这样比喻：看了过去的《双蝴蝶》，犹如逛了一次交流会，到处都新鲜；看了现在的《梁祝》，像喝了几盅柿子酒，开初觉得味道淡淡的，后来越品越有味，到末了走出剧场才觉得酒香醉人。
　　戏看毕，我到后台去找他，除向他表示祝贺，也顺便反映观众对他这“剩饭”爱吃的盛况。然而，我到处找不到他。当最后终于在后台的角落发现他时，他竟斜靠在戏箱旁睡着了。睡吧，我的朋友，经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你的追求达到了，现在，你终于想睡个好觉。那么，你就香香地睡一觉吧。
　　打这起，他变了，不，准确的说，他越过了一道壕堑，从—个洼地跃上坡台。从此，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人，又陆续排导了商洛道情《一文钱》《水泼大红袍》等戏。电影《一文钱》为什么那样受人欢迎?这和舞台导演的功绩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他的舞台导演为《一文钱》走上银幕起了奠基的作用。
　　然而，遗憾得很，就在他朝气勃勃地向更新高度迈进时，那场世人皆为颤慄的运动降临了，一下子就是十年。当这场恶梦醒来时，他，已经成了四十五六岁的半老头了。    
　　春风又绿丹江畔，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没多久，快向“知天命”之年挺进的他，犹如一个刚从幼儿园唱着歌子出来的小孩，满脸都是笑意。一九七九年春，料想不到，他竟相跟了几位从前的“牛鬼蛇神”来到乡下蹲点。这几位是今天戏坛上颇有名望的陈正庆、田井制、刘安民。远方朋友的到来，我当然表示热烈的欢迎。但，他们来此何意，我尚不摸底。
　　“我们几个想搞个戏，来听听你的意见。”他笑得眼窝都眯了缝。
　　同来的几位说开了，这讲人物，那讲剧情，说得有板有眼，煞是热闹。我因长期蹲点，离剧本创作远了，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只能摆着酒菜，在龙潭水库野宴，听他们神聊。
　　实在没有料到，我到商州城出公差的时候，抽时间去看他。他那当小儿科医生的妻子嘟着嘴说：“好几天他都没有回家了。”我问：“在哪？”她说：“再能在哪，和那几个伴儿弄戏哩!”我到剧团宿舍找，终于在一幢临街的房里见到了他。我几乎不敢认他了，头发长得像狗熊，眼睛珠掉进眶子里，斜靠在半叠的被子上，实在像个囚犯。跟前坐的刘安民、田井制、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头发长得能扇住脸。一看他们这付样儿，我忽然想起李白写杜甫的诗：“饭颗山前遇杜甫，头戴笠子日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是呵，他们三个累到这步田地，总要给人民写出一部好戏哪!于是，我情不自尽地在心里把李诗做了修改：“商州城里三战友，个个就像狮子狗，缘何变成浑模样，都为最近写戏苦。”改诗一毕，我便打问他们的戏进展如何，没等另二位说话，他先把进展情况说了一遍：戏已基本写好，初步定名《胡山献宝》。他还深情地指着刘、田二位：“你看，把两个小伙熬成啥了，有时忙得一天只吃一顿饭。”说到这里，安民，井制也笑着说：“我们的团长，早已变成了狗熊，三天五天都不得回家，爱人放不下心，到处找，后来就干脆不找了，他只好在团里溜光床。”
　　又是实在没料到：一天， 我在浏览《陕西日报》，发现《商洛花鼓戏屠夫状元轰动西安古城》的大标题文章。才知道《屠》剧就是他从前告诉我的《胡山献宝》。接着，这出戏就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出八百里秦川，飞到中原，飞到华北，飞向四川，飞向湖广，一下子全国竟有十多个刷种的百十多个剧团演出，作为战友，我为他们的成功而志贺，当然也为编剧之一兼导演的他而高兴。我心里清楚，如果说一九五六年第一次把流行于民间地摊上的花鼓调搬上大舞台，是一次成功的飞跃，那么，跳出“三小”那种媚娇月小、轻快活泼的风格，而发展成行当齐全、出将入相，斗争曲折的大派头的《屠夫状元》，则是一个更大的飞跃。要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我曾笨想，作为导演，他一定把这些问题解决得很好，否则决不会一炮打响，走红西安。然而，他是怎么破除难关的，我是多么想知道哪。
　　从省城载誉返回商州，山城像烧开了一锅水，到处笑颜夸屠夫，我以为他的心将会比开水更开。作为客人，我被他请进家里，三杯热酒下肚，便立即请他讲感想和心得。可是他一听仍是憨厚地一笑，讲刘安民、田井制怎么在本子上想办法，讲辛书善怎么在音乐上想办法，讲冀福记、魏金玲、费庆民怎么在表演上想办法。特地讲花鼓从未有过大净，而费庆民演杨烈，难度很大，但由于他悉心的钻研，把净的表演和花鼓的“扭”巧妙的揉在一起，是一个不小的突破，而唯独很少提及自己。我急了’便说： “谈谈你怎样导这个戏吧?”他又笑了：“说实话，作为导演，我确实是出了平生力气的。不过，要和别的同志比起来……”他没有说下去，但那意思我早都懂了。
　　现实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人物，在艰难困苦重压下，不愧为一个响当当的汉子，而在取得一定胜利之后，却经不起鲜花和褒扬的考验，往往在胜利的乐曲声中败下阵来。然而，也确有这样的人物，把成绩和荣誉当做过去，一双脚踩在坚实的土地上，一步一步继续向前走去。他，就是这后一类人。
　　《屠夫状元》一炮走红，整个演出得了奖，剧本发表了、出版了，还被改编搬上了银幕，按理说他应该到了心满意足的时候。可是他却说“咱的戏虽然受到奖励，可自己娃的小名叫啥自己知道，毛病缺点多得很。现在全国许多剧种都演它，我准备相跟几个同志到各地取经，明天就出发，所以把人忙得一塌胡涂。”
　　“都打算到哪里?”
　　“先去四川，这几年川剧改革成绩很大。然后再准备去湖南、湖北、因为这些地方是花鼓戏的老家。”说毕，他特意告诉我：“取经回来，把戏加工一番，再请你看演出。”
　　秋天，他终于领剧团来到我所在的龙驹寨演出了。我和他肩挨肩坐在一起看戏，不由得把嘴搭在他的耳朵：“戏作了这么多的改动，是不是在外边取经的结果?”他挤了挤眼，装了一个鬼脸：“真个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家外地把咱们的戏搬过去，根据他们剧种的特点，做了很多改动，好东西实在叫人眼花缭乱。”
　　生活犹如一只万花筒，常常演出一串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剧。人，也和他赖以生存的生活一样，常常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熟人的眼帘里。按说，他这个“没嘴胡芦”式的人，似乎和传奇性不沾皮儿。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来他却常以传奇的经历，使我大吃一惊。《屠夫状元》的成功，谁都知道，是他艺术生涯中的峰巅，是他大半生孜孜以求的最高报偿。一般人认为，他这一生算是够了，没有白白活一场人。从此，就会在剧坛徜徉一辈子。然而，谁也料想不到，五年以后，他导演的以商洛花鼓为基调的陕南山歌《鸡窝洼人家》，比起《屠夫状元》来，可以说更上一层楼。此剧先是荣获陕西省农村调演一等奖，继而又荣获中央文化部三等奖。我深深懂得，一个新创作的剧本，从纸上的平面形象变为舞台上的立体形象，导演要费多少心血。然而，荣誉对于他，似乎来得太容易了。他一共执导创作和移植的剧目其中就有十一个获得了地区以上直至中央的奖励。这种比例，在全省，也是较为突出的。这，不能不说他的导演水平是上流的。
　　对于他，我常常这样想：其所以能在戏剧导演上取得可观的成就，固然和他的才能、学习、钻研分不开。但，我们接交了三十余年，没见过他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没见过他把自己说得天花乱坠，这难道不和他的人品有关？难道不和他长期受党的教育有关?我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九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杀害，当年冬被大人背到马栏参加了革命。他是一个典型的陕北汉子商州娃，既有商州人的憨厚与本份，也有陕北人不怕艰苦、不畏困难的向上精神。当我们俩人在我的“寂寞庄”里长谈时，我同时发现，他的人品和艺品也来自老一代文艺家对他的培养。他说：“我是一个放牛娃，一个字不识就进了革命阵营，技艺是在革命阵营里学到的，老文艺工作者的榜样，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一个人，做一个艺术家，做一个合格的党员。他比了这样一个例子：十岁时， 他进了“八一”剧团，那时团结友爱的风气，使他终生难忘。特别是他的老团长袁光同志，一言一行都使他铭刻在心。那时候，剧团上演《屈原》，袁光既是团长，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又主演屈原。工作那么重，那么苦，他从不叫累。演出获得了成功，受到了表扬，他不自满，从不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相反的总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战斗在集体里。他说，老团长当年常用《屈原>里的《桔颂》教育他，要求他长大后，“苏世独立”，热爱同志，酷爱生活。由于他常以老团长为榜样，以老一辈艺术家为榜样，因此，每当他取得成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同志，是他人，是集体。
　　我竟然忘了告诉读者主人公的姓名。他，大号刘福堂，全国剧协会员，陕西省剧协理事，还于—九八六年光荣地出席陕西省党代会，当我介绍到这里，又觉得本文的开宗明义第一段说无花果不开花是不准确的，无花果不是不开花，而是掩藏在花托内，既不招蜂引蝶，也不和其它的花争妍斗丽。只有当果实成熟时，人们才会发现他的存在。
　　出处：当代戏剧. 1988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