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安，易俗社高培支社长慨然免费借给剧场，让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演员肖润华协助演出，名旦、人称“西京梅兰芳”的王天民和演须生的汪振华为“服务团”排导节目。临别时，易俗社还赠给服务团服装道具。在易俗社的协助下，服务团夏草非的演出轰动了西安。由于丁玲等同志的影响，易俗社不少演员(如车裕民，杨醒俗等)还加入了“民先队”。
　　一九四四年，易俗社丙班赴渭北三原县演出时和三原职工学校地下党组织有交往。有一位姓翟的同学常给演员介绍鲁迅的书籍，谈延安和八路军抗日的事迹。为此，剧社回到西安的当晚，就遭伪宪兵搜查，除没收书籍外，还把学生集中到院子，让社方负责训育的人训话板笞，以示警诫。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上海《文汇报》驻陕西记者张登瀛、以在北大街开设《书报精华》社小书店为掩护的张天祺以及同情党的进步学生党佩中等，和肖润华，张得易及我等接触甚密。他们经常来肖润华同学房里交谈，除纠正肖崇拜希特勒的错误观点并传播苏联革命消息、宣传斯大林、介绍苏联及鲁迅书籍外，还经学帮助学生励进会办板报，建立阅览室。当这些地下党员因风声紧，长期在社中避难时，我们把每天每人定量的十个馍分给他们吃。当时，张登瀛为了转移国民党特务监视，常出入开元寺妓院。肖润华不明真相，对张很鄙弃，说“这小伙子走下坡路，自甘堕落了。再不改，就和他断绝往来”。张天祺因办《同仁日报》并转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被捕入狱，易俗社同学对他的命运都极为关注。西安解放的当天(1949年5月20日)，张天祺同志长发垢面从狱中出来，未曾回家，先到易俗社看朋友们。党佩中去马栏时，到富平后曾给张得易来信说：“此地粮价甚好，愿购速来……”暗示要张得易同奔革命圣地延安。当有同志被追捕时，肖便把他们藏在东关大信巷家中。肖的父亲是个剃头工人，在巷口摆担放哨。这些斗争经历，我还是解放后听同志们讲的。 
　　一九四九年春节期间某一天，易俗社忽然接到地下党寄来油印的“安民告示”。内容大体是让保护好戏台、戏箱，迎接西安解放。我和肖润华、张得易等看后惊奇不已。“共产党来告示了，共产党来告示了！”消息很快向外传开。一群群学生围着听宣读告示内容。当时，在伪督察局工作的地下党员吴柏畅经常来社看戏，并和易俗社搞外交的姚应春交情深笃，吴曾以他的合法身份对易俗社帮助不少。
　　解放后，听杨公愚同志说：在习仲勋、赵伯平推荐下，他经常派人通过地下党在易俗社买手抄新编剧本。如关中地区八一剧团演出的《太平天国》(《韩宝英》)、《三滴血》等，就是通过易俗社学生侯崇华抄写后卖给地下党的。
　　党组织与易俗社的上述直接、间接的交住，说明党对易俗社这样一个进步的秦腔戏曲团体，一直是非常关心和重视的。
　　出处：当代戏剧. 1987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