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出自乡间， 地方戏曲生自田园；皮黄进京，遂演化为国剧”，——京剧。而许多地方戏曲进城后，如川剧，越剧，黄梅戏，吕剧乃至“艺龄”最短的吉剧等，也逐渐上升为一地的当家剧种。地方戏曲进城，在城市文化这个“老君炉”中经过一番磨炼，产生量的质的变化，从而升格为、完善为一地艺苑的奇花异卉。由乡野到城镇，而后定于城市，这种“定于一炉”的发展途径，是戏剧自身演进规律所使然，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实和现实。
　　如今，有人提出，戏曲要“回娘家”，即哪里生的回到那里去，——从城市退回到乡间(很有点被“休”的味道)。并把这叫做“战略转移”。既是“战略”，就不能不令人慎重思之：这种转移的方向对头么?
　　记得建国后，许多地方戏曲都有过“轰轰烈烈进城”的光彩场面，而且“定居”城里，建立了省、市，县各级剧团，在城里落下了户口，那种繁兴的镜头，至今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拉朗配》、《李二嫂改嫁》、《花木兰》……唱遍大江南北，潜入大街小巷，真可谓有水井处皆有戏曲。戏曲进城，征服了城市的观众，并以城市为媒介再向四乡传送。这样的信息网络——“乡村←-→城市←-→乡村”，基本上是谐调的，通畅的。戏曲的发展，借助于城市这一中介，才能保持系统的稳定，平衡和向上的调整。可是现在要“转移”了，这是什么性质的“转移”呢? “转移”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呢?“转移”的前景又将怎样呢?这一系列的问号，不能不在人们的脑海中转悠转悠。
　　需要澄清的前提是：本人没有反对戏曲下乡的意思，但“下乡”和“还乡”(“回娘家”)是两码事，我们欢迎剧团下乡为农民演出，而认为“还乡论”是偏颇的。其偏颇在于命题自身是矛盾的，它所引以为据的理由是空撰的。先说命题的矛盾，任何事物一经产生，就不可能再回复为自身。事物的生命在于运动和发展。俗谚说：“再坚硬的花岗岩也会风化”。因为事物的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都是在运动、在变化着的，这是辩证唯物论最甚本的观点。宇宙间一切事物概莫如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戏曲事业，其中的变化更加彰明昭著。怎能简单的、一成不变的“生自民间，回到民间”呢?当然，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比起单独的个人来更为复杂，但运动与变化的规律却是“在劫难逃”的。民间所生的戏曲，自身必然要发生变化，同时，生了戏曲的民间，也要变化。主体与客体各自的变化。以及变化了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戏曲艺术发展成长的内因和外因，由此互相联系着形成运动的过程。以为“生自民间”，民间就一定接纳，和“生自民间”就只该(不是从服务农村的意义上而论)“回到民间”，近乎于在用精神方面的宗法观念来解释实践意义上的戏曲危机问题。其似是而非的理论漏洞就出于此。
　　以事实而论，“戏曲还乡”既非戏曲唯恐落下“负义”的丑名而自愿履行义务，也非夸言的“时代的需要”，实在是出于现实的不得已。说明白一点，是在城里呆不下去了，才往四郊去游乡的。
　　戏曲是精神产品，它所发挥的功能也只是精神作用，但在产品与消费的流通中，它却不能只付精神的“货币”。原因是不待言的。农村比过去宽裕了，有了实际货币的支付能力。“还乡”演出可以解决剧团现阶段一定数量的经费来源，能解决“吃戏饭”的燃眉之急。这物质意义上的一时作用，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但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忘了长治久安之策，割断戏曲活动的链条，把城市置于不虑，径直地走进“农村←-→农村”的单循环圈，这样的历史回头路最终还是走不下去的。在戏曲文化的建设事业中是不能不计一城一市之得失的。
　　戏曲在城市卖不出票，在农村还能维持生计，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如下三种情形：一、由于城市与农村文化结构的差别，因此带来审美需要上的差别。城市已经进入多维、开放的文化形态，而农村的文化形态还停留在相对单一、闭锁的状况之下。传统戏曲剧目“一人一事”、“合歌舞以演故事，的结构形式”在城市已经演不下去了；在农村，这种形式尚能适应那里的接受水平、欣赏能力和审美习惯(传统剧目在农村演出中所占比重相当大)。限于农村的客观环境和文化氛围，单一教化的内容还能为农村所接纳。“善则善报，恶则恶报”，在那里的接受者看来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审美上的认同感与他们的社会文化心态合拍。荒诞川剧《潘金莲》在农村的接受而恐怕一时很难超过《秦香莲》，然而城市却在呼唤前者，冷淡后者；二，适应中另有不适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开放政策的深入，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正在发生着变化，城镇化的前景正按着时代节奏的需要在快速实现。目前适应农村的“还乡戏曲”，面对农村城镇化的景象，瞻念前途，不适应的窘状不是日见其蹙吗?依照“生自民间，回到民间”的“战略”设计，去路还剩多少呢?如果说这仅是悬空的杞忧，那不妨看一个现实的例子：“不久前，曾是江苏省先进单位的某县剧团解散了，据说主要原因是观众对其主要剧目熟而生厌了，以致剧团失去观众也失去了自己。”不妨再听一听“农民已有很多这样的闲话：‘老是那些“落难公子中状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甩甩水袖，摇摇官帽；再看老戏，不如睡觉。’”(见《文艺报》86年第38期吴学明：《希望县级剧团多演现代戏》)，这样城里卖不出票，城镇化的农村也要卖不出票，再“回到民间”去，可该往哪里落脚啊?！农村城镇化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城镇化不仅是经济形态的变异，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渗透、刺激、改造和提高。城镇化也是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归附与发展，这个流向同样是不可逆转的。离异城市，“回到民间”的结果，必将为历史所遗弃。求戏曲生存、发展的道路不在于此，这条不思进取的退路走下去是死胡同。“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转”，到那时再来纠正这种设计的错误，可能已悔之晚矣！三，城市戏曲的“沙化”现状。先来打一个蹩脚的比方。城市使用的电视机将要完成彩色化的换代阶段，换下来的黑白电视机移销到农村。“回到民间”的戏曲很有点和黑白电视机的命运相仿。作为经营，自然不难奏一时之效；而欲求发展，还是得上“彩色线”。比喻总是蹩脚的，有艺术生命力的戏曲不会象机件那样，只落个进艺术博物馆的结局。关键存在于戏曲自身的应变能力，有赖于科学的经营指导思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用“回到民间”的指导思想来图生求存，最直接的效果是城市戏曲的“沙化”。有材料说，某县戏曲剧团一年只在县城演出过六场戏。文艺欣赏是一项实践活动。脱离实践的认识是唯心论的玄想。我们欲求城市观众了解戏曲、亲近戏曲，而又不增加他们认识戏曲的实践数量，反倒把离开城市定为“战略”方策，而后再把城市不爱戏曲的咎错转嫁到他们头上，岂非是“冤案”么? “回到民间”，不给城市戏看，实在是城市戏曲“沙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不植树，不造林，城里不见你的踪影，焉有不“沙化”的道理，焉有不“漠视”戏曲的道理?还是不要提“回到民间”的片面主张吧。
　　买票看戏，是个实际问题，经济、流通、交换的“商业”问题。但它的前提则是个意识与文化的问题，它是精神领域内特殊的，“流通现象”，它的基础虽然是和一般商品同一形式的质量问题，然而戏剧质量的内在标准却应该是艺术的、审美的尺度。 “新的美的真实的，为咱出气的，还要有趣的”，不管观众提出的这种标准精确度怎样，作为一种艺术市场上的反馈信息却应该引起重视。可是，“还乡论”的出发点恰恰离开了戏曲自身的艺术思考，更多地从演出场次、票房价值等纯商业的角度来寻求出路。不过是用“生在民间，回到民间”的理论旗帜来装饰“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针罢了。不是起而迎接城市文化的挑战，倒是用“兵退三十里”的免战方式回避了新时期戏曲革新的历史的、艺术的使命。
　　最后，我认为“回到民间”的戏曲还应当回到城市来，以攻坚的态度赶上城市文化新浪潮的发展趋势。从文化结构高层次的城市文化向低层次的农村文化萎缩，只能使戏曲愈益迈入“谷底”，和振兴戏曲的真正时代需要南辕而北辙。
　　戏曲危机源于自身的痼疾。
　　生长于封建时代的戏曲，受制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作为意识形态之一，它无法超越历史时代的局限。作为客观存在的反映，从整体上看，它只会是闭锁的、单元的小农自然经济关系的精神产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封建社会理想，造就了无数篇什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戏曲剧目，这是历史的遗物。这样一条精神主线或隐或显，曲折复杂地网络着戏曲的躯干。褒忠贬奸，扬善惩恶的道德伦理评价，也只能是归向于乐天安命，知足常乐的价值体系。“老实为人，勤恳务业”的人生信条仅适合于自然经济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目的。慢说人的主体价值的发现、确认与实现，就是和开放的现代社会，和商品经济的时代需求也存在着质的差别。封建社会的要求，是为社会做人；而今天时代的目标，社会为人而做。一个封闭人的主体精神；一个开放入的主体能量。时代精神的差异是历史的发展结果。传统戏曲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内调节顺利地消除这种差异，这就是传统戏曲的痼疾所在。传统戏曲的旨归，所以是单一的线型的“大团圆”的结构，而现代戏剧却表现为多元的放射状的主题结构，前者只待观众消极的接受，后者却要观众积极的参予才能够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能够出现“荒诞川剧”《潘金莲》及农村观众也不满足于“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根源所在。
　　城市是商品的集散地，是传播信息最密集的窗口。城市文化敏感于时世信息的衍变，快速地调剂自己的功能和机制。现在，其它各门类的艺术都在这种时代的感召下，作出了各自的反映。文学，特别是小说变化之快，颇有些令人目不暇接。前卫派的绘画，新潮派的电影以及音乐、舞蹈的变化发展，都是新时期文化潮升的势头，就连与戏曲比邻的话剧也在谋变，以求合于整个文学艺术变化动律的节拍。痼疾犹存的戏曲不思在城市文化变动的大潮中经受洗礼，反而要“回到民间”，这种主张积极意义何在?不是很值得忧虑吗?不正视风云搏击的时代变化，把痼疾误诊为健壮，讳疾忌医，坐失时机，“消亡”也许真会不期而降。戏曲需要城市的“会诊”，按受它的检查，然后借八面来风，治去痼疾，才有希望。“回到民间”在“娘家”呆起来，得不到“现代医学”的光顾，我怕回春的希望只会是反照的回光。
　　出处：当代戏剧. 1987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