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现代戏诞生至今，已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我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戏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同时，也作为一个有着创演现代戏七十年历史的剧院的管理者，结合自己和剧院的艺术创作实践，在这里谈谈对现代戏的一些初浅感知，以求教各位专家和同行。
　　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现代戏创作历程：
　　应时而生，与时共进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民族现代戏曲的开拓重镇，其前身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就是1938年遵从毛泽东的指示而成立的—个新型的、革命的戏曲团体。成立时的宗旨是“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供正常娱乐”。抗战牵动了民族心灵跃动的神经，点燃了民族情感喷薄的火焰，传统、古典的艺术样式已经不能直接抒发革命的激情，唯有用时装和时代内容才能更酣畅简捷地表现并介入当下的抗日生活。革命需要，抗日热潮引流、催动，现代戏便应运而生。正所谓时势比人强，如果不是抗战热潮势不可挡的催生力量，仅凭艺术家们的探索，现代戏的产生恐怕要晚很多年。而现代戏诞生的契机也使它从初创时起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民众剧团进入抗日文化主战场，积极创演现代戏。民族的热情被艺术家所捕获，产生出很多革命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如《查路条》、《中国魂》、《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和《大家喜欢》、《一条路》、《穷人恨》等，这些作品直接参与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毛泽东曾夸奖说：“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其中，《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等剧目的诸多优秀唱段，直到今天仍为广大秦腔观众所喜爱和传唱。   
　　全国解放后，1958年研究院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的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随后陕西省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也在研究院举行。座谈会的举行，掀起子研究院现代戏创演的新高潮，短时间内先后创作了数十个大中小型剧本，各团演出剧目中现代戏也大为增加。这一时期院里创作的《梁秋燕》、《粮食》、《鹰山春雷》、《闹粮》、《两颗铃》等现代戏，紧跟时代步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反敌特题材剧目《两颗铃》一经排出，连续演出100多场，场场满座，这在当时的剧院是空前撼人的。《梁秋燕》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中上演了千余场，群众中流传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枉在世上转”的赞语。
　　“文革”期间和以后的一些时间，受大环境影响，研究院的现代戏创作走了些弯路，先是成了图解政策、配合中心运动的“活报剧”，后来又落入写好人好事的窠臼之中。但是现代戏前进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曾说：“文化天然地具有旺盛生命力”，现代戏即使在遇到阻力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着自身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后，研究院现代戏创作走上了寻求如何走进生活，从生活中提取绝大多数观众精神需求和心理诉求的道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探索后，创作逐渐踏上了对艺术本体规律的回归，开始写人，写人的变化，尽管一开始有政策人像的印记，但毕竟触伸到了人的精神层面，开始思考人的价值及精神建构等问题。此后一直发展到今天，研究院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的现代戏作品：《爱与恨》、《杏花村》、《酒醉杏花村》、《漂来的媳妇》、《臂塔圆舞曲》、《继母情》、《留下真情》、《陕北婆姨》、《西部风景》、《好年好月》等，这些作品始终关注现实生活进程，把握时代跳动脉搏，塑造新人的现代品格，对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进行着艺术化的发掘。尤其是创作于1998年的眉户戏《迟开的玫瑰》，历经十年舞台实践，在本省和全国十余个省市演出了五百多场，多个省市的十余家剧团移植演出千逾场，央视先后十余次播放，好几个剧种还分别发行了录像、光盘，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电视艺术片，最近又在筹拍电影艺术片，并先后获得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奖?优秀剧目奖”、“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大奖”等国家级奖项，06年荣登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榜首，受到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的百万元重奖，赢得了最广泛程度上的认可。目前，这个戏又正作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进行连续30场的演出月活动，包场不断，场场满座，再次受到了观众的青睐。回顾这个戏十年的历程，可以说是演了十年，改了十年，其中倾注了在座许多专家的心血，尤其是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两次资助，使戏的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借此机会，我代表剧院和创作群体，向帮助了这个戏不断前进的所有人表示真诚的敬意和感谢! 
　　研究院始终坚持民众剧团创作演出现代戏的传统，70年里共创作上演了近千部大中小型优秀剧目，而其中现代戏就接近半数。应该说，现代戏是幸运的，革命战争催生了它，时代又强烈地呼唤它，研究院是这个风雨兼程的现代戏前进队伍中始终如一的倡导者和积极行走者。
　　二、个人现代戏创作探索：
　　小切口，大映像
　　伴随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戏创作的总体演进过程，我个人的现代戏创作也在进行着不断探索。从基层剧团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创作的第一个现代戏是《九岩风》，写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题材。一辈子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村子办事的老支书，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却将村子越折腾越穷。以至于最后愧疚到想自杀的地步，其中展示了老支书对自已一生进行反思的心理过程。这个作品在人性开掘方面进行了一些试探，但依旧没有逃离政策基调，概念性的东西仍然存在；而到《留下真情》的创作中，便产生了一定的艺术提炼生活的自觉性。在当时的经济大潮中，一些文化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风标，逐渐放弃了精神坚守，处于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基于这样一个似乎有点精神沦陷的时代背景，《留下真情》叙写一个文学青年在经济等各方面压迫无助的状态下去傍富婆，后来在与富婆的精神共振、碰撞和自我灵魂拷问中，又逐渐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人格与信念，离开富婆走向自己的生活。这个作品在自我信念建构与人格重塑中进行的探寻与叩问，比较以前的创作，我感觉是有了一些明显的进步。
　　十年前创作《迟开的玫瑰》，时逢全国都在写“致富人”，“女强人”和“住别墅”的各类“新贵”的时期，这些人我认为也是应该写的，但形成一窝蜂的局面，并在塑造这类人物时，有意无意地伤害了普通大众做人的尊严和感情，甚至出现了一些价值扭曲，一味强调个人奋斗、个人成功，漠视了支撑这个社会大厦的基础——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创作这个戏，我就更加自觉地坚持到生活中去，寻求老百姓所普遍渴求和关心的东西，我想到了过去住的院子，下水道带堵塞又没人管，由此想到人和社会一些基础的变异，有了一种忧患意识。同时受一些反映普通底层人群生活的文艺作品和报道的启发，又联想到自己的大哥对家庭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由此逐渐生发出《迟开的玫瑰》的故事，乔雪梅这个人物也慢慢从我心底浮现出来，并逐渐清晰生动，直至落在纸上。我创作始终对自己有个要求，那就是一定要强烈地感动自己，如果在构思过程中感动不了自己，就反复推敲情节和细节，甚至重新检索故事，直到整个大纲完全打动了自己才落笔。感动不是煽情，感动是对创作者与观众内心精神隐秘的全然打开、搅动和接通。记得《迟》剧写到最后一场时，我激动得无法辨清稿纸行距，也许是想得太多，哭得两眼模糊，连自己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姐形象，竟然让我这样感动，并且搅动了许多思考，我当时隐隐感到，是抓住了时代的某根比较重要的神经。作品始终在追问“人到底怎么活得才有意义”。在物质至上、精神道德“碎片化”的种种价值并存期，不仅开掘了一个普通人身上的精神普适性，而且致力于发掘了她心灵的当代光彩，想努力使传统美德在现代转型中，闪烁出新的价值光芒。此后十年的演出实践反复证明，这些思考越来越有价值。作品出来后，在西安交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70多所高校演出，激起数十场价值观人生观的讨论。人的生命价值，其体现在于物化还是意旨，其衡量在于自心还是他人，其追寻在于超越还是担当，其实现在于人群还是个体，《迟开的玫瑰》在回答中也做出了向纵深的探寻。在为北大进行专场演出后的座谈会上，博士生导师、社会心理学家、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王登峰教授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是怀着一种抱愧的心理看完这部戏的。想想看，自己一路走来，行程中曾经接受过多少像乔雪梅一样的人的扶持和帮助!在现今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很多人只顾往前行走，却很少回过头来梳理一下自己曾有的经历和心路……而这部戏令我们在浮躁中忽然变得心明如镜，心平气和，它张扬的正是人性中一种特别容易被忽略的昂扬正气，它甚至给我们一种人生警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撑起塔尖的层层基座，他认为，看这场戏，是人生一次重要的蓦然回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高俊一看完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远在东北的母亲打电话，母亲奇怪地问他有什么事，这么晚了给她打电话，他说就想听听母亲的声音。第二天他父亲还专门来电话，问他是不是真有什么事，他就如实地告诉父亲，说自己昨晚看了一场戏，受到震撼，想跟母亲说说话，但拿起电话又不知说什么好。他说：那一刻，他深刻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与社会家庭牵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这部戏深深地触动了许多观众的心灵，让他们感受到了崇高的洗礼和爱的温润，我想这大概就是文艺作品对世道人心应有的作为吧。
　　《迟开的玫瑰》之后，我又写了《西部风景》，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交大西迁(因备战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上海交通大学迁往西安)”为题材，反映一群知识分子西迁的奉献精神。他们开始不愿意来西部，来到西部后还始终不忘回上海，经过一生的痛苦历练，当他们退休回到上海时，却由于内心对西部土地难以撕裂的深深依恋，使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西部，这个戏通过知识分子心理与情感的嬗变过程，展示了一种“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的人的精神与生存的特殊景观。在这个戏中，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的冲决与思考，充分显示了生活的繁复与人性的多变。写高级知识分子题材，对我来说是一次严重挑战，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个戏的修改走向中，也是当时写电视剧的需要，我甚至进交大读了三年研究生，但至今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很好地完成了这个挑战，好在至今我也没有放弃对它的窥望、觊觎和思考。最近我正在构思一部新的作品《西京故事》，是关于一个走进西京城里艰难生活的农民家庭，与城市皱褶中各色人等“相生相克”的“底层”故事，其中对普通百姓的生存信念与人格力量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目前正在写，力争能写得好一些，真实一些，到位一些。
　　现代戏创作，能够开掘的题材很多，重大事件应该写，但是我更倾向于关注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群，关注他们的心理与命运。我创作一个戏，首先要思考它所反应的生活可能和多少观众有关系，它所开掘的情感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观众相接通，如果这个关系找不准，情感不能接通，这个戏的生命力就会成问题。写现代戏要努力回避热点事件，热点人物，我喜欢“小切口，大映像”的方式，即通过切入最普通平凡人物的命运琐碎，来反映相对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展现社会关系、公众心理的变化，从中映现出当下时代的特征与变迁。写现代戏不是罗列生活，作家必须要对丰富现世的生活进行反复咀嚼思考，要在最普通平凡的生活故事的编织过程中，既隐没又灼射出一种普世价值与哲学意旨。
　　三、现代戏创作发展思考：
　　紧贴大地，走进心灵
　　去年我做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的时候，看了许多全国一流的舞台艺术作品，让我欣喜的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创作上，涌现出了一批思考独到、艺术精美的上乘之作，这些作品都十分注重打开人物内心世界，引动观众精神空间，为我们开通了一些新的思维隧道，提供了许多新的创作经验，有的真是堪称精品，可谓现代戏发展的新硕果。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探讨现代戏的发展，同样要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入手。
　　从创作本身来看：
　　一是要从时代的底层心声出发，展现最宏阔的社会景观。现代传媒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一般民众对自身生活环境的了解和公众的国家意识逐渐增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现实题材现代戏如果能够深刻反映现实社会，并且揭示现代社会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无疑会获得现代人的认同爱好。所以对于直接面对受众群体的舞台艺术创作，尤其是当下的现实题材现代戏创作，要想在这个异彩纷呈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是能够贴近当代人的心灵，代表民众真实心声的，元、明、清的几位大戏剧家若不是以饱含切肤之痛的笔触，写出了当时代人的心声以及人性的苦痛，恐怕也很难流传至今。现代戏创作者要在纷繁中保持一份清醒，保持一颗敏锐的、充溢悲悯之情的心，忌讳追随热点，应该具有逆向思维的精神，从最平凡、普通的细节上去提升，注入作家在丰厚的社会资源中的新鲜发现。现实生活是一个异常宽广牵连万千的面，完全照搬并不能达到真实呈现，照搬到舞台上的东西，就是断章取义的一个点，脱离了原本时刻依存的社会大背景，这会使观众感觉虚假。要获得舞台上的真实生动，必须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的汰滤与蒸馏，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素材进行撷取、把握、提炼、想象并加以艺术化的呈现，才能为观众所接受。
　　二是要以鲜明的认知判断，引领普世的价值观念。戏曲演绎的时空受限性、舞台呈现的一次过往性、表演程式的意指性，都表明而且决定了戏曲是不同于其他模仿生活的艺术样式，戏曲必须是表现经过超越和提炼后的生活，必须包含创作者的立场、认知、思考与冀望。时下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艺术门类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生活发言、思考的力度不够，就像一个人生存的基本话语权一样，当你处于失语状态，不发言、少发言，甚至发言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的话语权自然就被他人所夺取。当文艺作品放逐和丧失了自身构建人的精神家园的使命，对时代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发不出强有力的声音了，边缘化就是必然命运。现代戏之于现实生活，观望、顺从，甚至顺应的态度都是不行的，一定要时刻进行深度关注、深入思考、深切咀嚼，发出别人虽感悟亦无声的强力呼唤。那么，我们有没有能力发出声音，我们如何引流、锻造自己发声的能力?价值引领不是说在戏中喊口号。这就要求作家们要格物致知，走进真实生活，走进老百姓的心灵，开掘平凡生活的要义，开掘普通人的隐忍而坚韧、痛苦而超越、简约而大义的生存本性和精神价值，从而使观众在心灵激荡不已之中重新思考和确立自己的价值坐标。
　　从外部环境来看：
　　一是需要业界的宽容。现代戏诞生至今，不足百年历史，其本身的规律和程式远远没有形成，甚至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正在经历一个汲取营养、健全体格、丰富完善的重要过程。这个时候我们业内一定要投之以宽容与开放的心态，不能拿经验主义的态度来限定什么像现代戏，什么不像现代戏，稍有创新，就斥责为非，使创作受到太多限制，使现代戏的生命进程早早固化在一般状态，甚至羽翼未丰便被羁拘而死。创作者也不能固步自封，应该在坚持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本体特征的基础上，从创作风格、呈现样式等各个方面大量吸纳其他姊妹艺术的营养并不断开拓创新，让现代戏在更高的平台上站稳脚步，健全体魄，赢得更多人的喜爱。这个过程中，现代戏自身的规律性就会自然显现并最终完成自我定义。
　　二是需要政府的扶持。现代戏的发展，需要观众、需要市场、需要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政府应加大对现实题材的规划、扶植、以及演出推广力度，在泛娱乐化、甚至精神生活日趋矮化的时代，国家理应对反映现实生活方式、维护民生基本权利、凝聚民众道德力量，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引领民族精神攀升的现实题材艺术创作，给予最大的政策倾斜和财力支持。一是加强题材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真正产出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好戏。戏剧创作是个性劳动，但也有很大的共性成分，尤其是观众成分构成的复杂，更是带来了一定共性整合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规划与集中精兵强将，共同完成一个创作项目便成为一种可能。创作主管部门应该在这方面强化作为能力，从而使现实题材创作逐渐形成优势，并发扬光大。二是加大前期投入力度，对现实题材创作给予资金的充分保证，这是加强和改变现实题材创作现状的必备“硬件”。现在有点过分注重对旅游文艺产品的投入，有的几乎打出了文艺为旅游服务的口号，我以为这是新的“工具论”的沉渣泛起，我们应该保持警觉，在能够顾住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清醒应对，并有所不为。文艺创作应有市场眼光，但决不能把精神产品等同于物质产品，希望投入多大，经济回报就有多大，甚至成倍增长，这种思路，从一开始就会让创作者背上媚俗与迎合的包袱，往往弄得非驴非马，最终导致一无所获。我们有时真是需要有一点老禅打坐的精神定力。三是应该加大演出推广力度。有许多戏，只要观众能走进剧场，都会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宣传不足，演出团体无力使其市场化，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国家应尽快建立起对已有精品剧目的保护、传承、推介机制，这是戏剧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其实，这也是制约市场回报的最大瓶颈。创作是为了演出，如果演出搞不好，“狠抓创作”、“狠抓精品生产”的价值和意义就值得怀疑。
　　现代戏创作的限制很多，难度很大，怎样使现代戏既不失“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本体特征，又具有现代生活自由流变的律动样态，这是一个需要创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现实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多彩，痛苦与欢乐并存，崇高与卑微共在，平凡与伟大相携，这种复杂性与丰富性给作家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我们作为从业者应该捕获时代机遇，用自已的实际行动与话语，用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深刻思考，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我相信，现代戏是大有可为的!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出处：戏曲艺术. 2008年（合订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编.西安:《戏曲艺术》编辑部,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