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家封至模先生(1893—1974年)陕西省长安县鲸鱼沟畔伯夷坊人。他一生酷爱戏剧，学识渊博，成绩斐然，曾在西安易俗社任职八年，后又创办夏声剧校、陕西省戏曲专修班、上林剧校，还在晓钟剧校担任校长。建国后，曾任西北边区文协戏剧组副组长，西北文化部戏改处副处长，西北戏曲剧院(后改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术处、训练班主任等职。为京剧、秦腔培养了大批人材；创作、改编、整理了大量剧目并写了不少戏曲论文，为戏曲艺术的改革、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是戏剧活动家、戏曲艺术教育家，又是戏曲演员、导演、剧作家，从事戏剧事业时间之长，接触之广，研究之深，是戏剧界中不多见的。他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解放初进西安易俗社学戏，拜秦腔艺术家刘毓中为师。先生与刘师相交甚厚，经常来往，从而也使我认识了先生。此后二十多年来经常聆听先生教诲，获益匪浅。今撰此文，借申对先生的怀念之忱。
　　一、酷爱戏剧 广采博收
　　先生从小酷爱秦腔艺术，青年时期就经常到易俗社看戏，并与易俗社著名演员刘箴俗、刘毓中、刘迪民、沈和中等交好，经常研究探讨戏曲艺术。
　　1920年先生求学于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热心话剧演出活动，结识了李健吾、陈大悲等人，演出了话剧《爱国贼》《幽兰女士》《母亲》等。后又学习、研究京剧，常向京剧界前辈请教，并参加了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曹心泉等组织的“国剧学会”，结识了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小翠花、徐碧云、刘仲秋、郭建英及名票南铁生等。在此期间，先生广泛地学习、演出了《拾玉镯》《梅龙镇》《虹霓关》《贵妃醉酒》《五花洞》《十三妹》等京戏。由于先生刻苦磨练，广采博收，善于研究，唱念做打不凡，戏路宽广，深得北平剧坛赞许。回陕后，先生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致力戏剧等文艺活动。曾参加西安京剧票房“广益娱乐社”，与名票李游鹤、李逸僧、周伯勋等研究、改革并演出京剧。同时还参加秦腔票房演出活动，钻研秦腔艺术，曾经演出《杀狗》《慈云庵》《入洞房》《断桥》等戏。由于先生熟谙戏曲，又有精辟的理论见解，善于改革创新，在剧坛享有极高的声誉，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先生热衷新文化运动。除戏曲艺术外，又与刘尚达、张寒晖、周伯勋、姚一征等发起组织了“西安实验话剧团”，编演了许多反对封建、提倡新文化、宣传抗日、揭露黑暗的进步剧目。1932年当电影事业兴起时，先生即与武少文等人创建了西安第一所正式电影院——阿房宫电影院。先生还担任过陕西歌咏、戏剧队队长等职务。为西安的话剧、电影、歌咏等活动作出了贡献。
　　二、呕心沥血 培育英才
　　1931年先生应聘到陕西易俗社任职。易俗社艺术力量雄厚，条件比较优越，为先生提供了进行剧本创作、戏曲改革、培养戏曲英才的广阔天地。
　　先生担任训育主任，治学严谨，教人教艺，生活管理认真负责。按照易俗社的社训：勤、俭、洁、整严格要求，并对该社章程进行了补充。尤其是对学生管理制度做了细致的修正。对学生的衣、食、住、行，以至待人接物、交朋结友都有严格的规定。先生每晚戏完后，亲自查房，从不懈怠。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文化学习，要求课堂上认真听讲，排演空隙还要练习大小字，抄台词、写日记、作文、学绘画等，先生安排细致、用心良苦，至今仍为人们称赞。
　　先生十分重视戏曲理论教育。在易俗社管理教学中特增设戏剧学、声乐学、服装学、心理学及化妆、锣鼓、表演等学科。先生亲自为学生授课；还邀请了搞话剧的刘尚达等上表演课，请京剧专家刘仲秋、郭建英等讲授戏曲理论、指导排演。请秦腔名鼓师杨觉民等教授音乐锣鼓课，并安排演员学习文武场面，全面提高演员艺术的素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先生带易俗社赴北平演出，尽管当时中日战事吃紧，演出繁忙，先生为了使演员能学到更多的京剧艺术，抓紧一切时间，拜访京剧名流，请齐如山、尚小云、尚富霞、荀慧生、李万春、马连良、金仲荪、翁偶虹、李世芳等给师生讲授戏曲知识，指导身段表演、化妆等。还组织师生到各戏院观摩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带领师生到富连成班社、中华戏校参观学习，交流经验，使师生们大开眼界、丰富了知识，提高了艺术水平。当时，易俗社和富连成班社、中华戏校的全体师生合影留下的照片，是我国戏曲史上非常珍贵的资料。
　　先生十分重视人才的宣传工作，曾积极倡导与《新秦日报》举办“菊部春秋”评比演员，王天民、李正敏等名列前茅，先生亲自撰文宣传介绍，使王获得“西京梅兰芳’之誉，使李获得“秦腔正宗”之衔。后又在《西京日报》戏剧周刊上举办“王天民专号”、“马平民专号”以及其它演员介绍，在这些专号中先生都是热情中肯地亲自撰文宣传。1934、35年，先生邀请上海百代公司两次来西安为易俗社灌制唱片，先生亲自担任片头演员介绍，共录制唱片三十余张，参加者有清末民初的名老艺人、易俗社老师陈雨农、赵杰民、党甘亭；演员刘迪民，王天民、耿善民、王月华、李可易、雒秉华、高符中、萧润华、杨令俗等十多人。剧目有：《蝴蝶杯》《淝水之战》《杨贵妃》《五典坡》《烛影斧声》《牧羊卷》《杨氏婢》《南天门》《敬德洗马》《柜中缘》《庚娘传》《宫锦袍》《辕门斩子》《打柴训弟》《复汉图》《绿波修书》《燕山恨》《三回头》《黛玉葬花》《铁兽图》《关中书院》《四郎探母》等三十多出。这是秦腔最早的唱片，对秦腔的宣传普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为秦腔保留了最早的、最珍贵的音乐唱腔资料。
　　先生在易俗社8年，为该社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材，使该社的艺术得到全面的提高发展，被称为易俗社的黄金时代。
　　1938年日本侵战我华北，无数难民被迫逃亡西安，难童流浪街头。目睹此状，激起先生的爱国心、正义感，毅然放弃社会上高薪职务和易俗社的优厚条件，遂与刘仲秋、郭建英、任桂林等人创办了夏声剧院、夏声剧校。招收难童，利用京剧艺术为抗日救国呐喊。其宗旨是：振兴民族艺术，传扬华夏之声。先生首任校长。当时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先生凭借自己在西安各界的声望，到处求助筹款，并与刘仲秋、任桂林、郭建英等人登台献艺，为剧校增加收入。生活上与学生同甘共苦，不要薪金，只拿伙食费。1939年剧校受困于陕西汉中，先生即四处奔走，募捐路费，返回西安。由于先生不懈努力，使夏声剧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断地成长起来。
　　先生有丰富的艺术教育经验，与刘仲秋等人，同心合作，精于治学，非常重视文化理论学习和道理品质的教育。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的各项抗日宣传活动及作文、体育、歌咏等运动比赛。在这些活动中，夏声剧校大都是名列前茅，这些活动不但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情趣，而且提高了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在专业上他们严格要求，既继承又改革，不拘泥老的法规。特别强调剧目的思想内容，如常演的《陆文龙》《梁红玉》《花木兰》《生死恨》等，都是结合当时抗日救国改编而成的，起到了有力的宣传作用。同时为京剧培养了一批难得的人才，像刘蔚荃、孙蔚理、齐英才、马科、谢蔚霈、孙蔚霞等，至今都是各地剧团、院、校的骨干力量。夏声剧校在戏曲艺术教育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不久，先生受陕西省教育厅委托，创办了陕西省戏曲专修科(后改为陕西省戏曲学校)，先生任主任。从此，先生奔走于夏声与专修科之间。京秦两门抱，不辞辛苦。先生不顾行政管理工作繁忙，亲自编写剧本，亲自排戏，为该科培养了两期学员，如王景模、胡文藻、栗成印、栗怀印、吕新运、王定乾等。后来因省教育厅人事更迭，先生夙愿难酬，只好辞职离去。当时，夏声已去西南旅行演出，关山阻隔，重重困难，难以返陕。先生深感艺术教育事业之艰苦，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但是，目睹戏曲艺术教育的落后状态，先生雄心不已，不甘失败，求助亲友，变卖家产，自筹经费，创办了上林剧校。先生任校长兼编导，进行着艰苦的改革秦腔培养新人的工作。然而戏曲学校不同于一般普教，需要更复杂的教育设施及戏装、道具等等。加之时势动乱，物价暴涨，经济匮缺，步覆艰难。为此先生倾家荡产坚持了四年时间，虽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演员，终因经费拮据，难以维持，只好与当时的晓钟戏校合并，先生担任校长苦撑苦熬，教学不殆。先后培养了吕凝馨、李子明、刘亘天、杨作翰、李清印(属上林)和任哲中、殷守中、李晓俊、傅晓民等优秀演员。后来终于盼到了西安解放。
　　解放后，先生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戏曲艺术教育工作。担任陕西戏曲研究院训练班主任等职，为该院培养了几期优秀人才。此外，对其它如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等剧团及兄弟剧种的演员、学员总是关怀备至，有求必应，诲人不倦地进行艺术指导。
　　在先生一生中，从秦腔的老一辈演员刘毓中、刘箴俗、刘迪民、马平民、耿善民、庄正中、刘文中、宋上华、雒秉华、杨令俗、王霭民、徐抚民、苏育民、李正敏、何振中、杨金凤、任哲中、张新华、孟遏云、李爱云等到解放后的李瑞芳、马兰鱼、李继祖、李应珍、温喜爱、萧若兰、陈妙华、全巧民、张咏华、王芷华、李爱琴、萧玉玲、余巧云、张彩香，还有戏剧理论家陈幼韩等都受到先生的教益和培育。除秦腔外，无论新旧社会凡来陕的京剧演员，都要拜访先生，要求帮助、指导，先生总是满腔热情地接待，困难予以帮助，演出予以支持，艺术上悉心指点。对于其它剧种，先生也是尽力扶持、帮助。象樊粹庭先生领导的狮吼剧团，成立时没有练功场地，先生就将夏声的场地拨给使用。还为该团的演员讲课、排戏。其它如豫剧的常香玉、陈素真，蒲剧的阎逢春、王秀兰等都曾得到过先生的帮助、指点。
　　先生的学生满天下。特别是西北地区各剧团、校的骨干力量及老中年演员大多是先生的学生。先生一生为戏曲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三、殚精竭虑 立志改革
　　先生深感秦腔艺术大有改革提高的必要。他非常赞同易俗社创始人李桐轩编著的《甄别旧戏草》中提出的“推其陈、出其新、病乃不存；陈之不推，新将焉出”的主张。他在易俗社所排的《白门楼》(《水淹下邳》)《箭头鸳鸯》《奇双会》《双罗衫》等，从剧本到表导演乃至化妆、服装等都体现了这个主张。为此，先生在排演中引进了话剧、电影的创作方法，要求演员对主题、人物深刻理解，细致分析，程式的运用，一招一式都必须为体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服务；同时吸收京剧身段、手势、水袖、扇子等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秦腔艺术。这些剧目、剧本精炼合理，表演细致，唱念优美，做打精妙，使秦腔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提高，使易俗社舞台面貌焕然一新。西安剧坛为之轰动。易俗社第三次报告书特为此作了记载：“至模先生系北京美术学校毕业生，善演花衫，唱仄音婉转曲折，不亚梅欧，在京串戏即有名。归陕后艺益进，每一登台，座辄拥满。近复兼唱秦腔，亦能推陈出新。本年一月与陈雨农为庄正中，刘文中排练《白门楼》(《水淹下邳》)，唱白姿势，情念舞蹈，色色俱精，面面俱到，现已认为社员。吾社改革艺术，使行与本省者，即可遍行于全国，其在至模先生乎”。(见易俗社第三次报告书职员栏八页)他改编的秦腔传统剧《赤壁之战》既保持了秦腔原来的风格特点，又吸收了京剧的特长加以融化，使这个几乎被遗忘的老戏重新焕发出光彩。如其中《蒋干盗书》一折，先生请来京剧名票李友鹤、李逸僧从造型到表演共同研究创新，设计出秦腔特有的“蒋干巾”，表演上精雕细刻，切情入理，使马平民扮演的蒋干得到极大的成功，获得“马博士”的称号。他为秦腔名演员宋上华、杨令俗、萧若兰等排练了《龙门寺》《写状》《拷红》《杀狗》《藏舟》《抬玉镯》等剧，使这些演员艺术上得到提高，使这些剧目更加完美，至今仍是秦腔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先生对化妆、服装素有研究，对发展易俗社乃至秦腔艺术的舞台美术作出了卓越贡献。1930年在排《白门楼》时，对旦角的化妆就做了改进，原先秦腔旦角贴鬓(片子)均为两绺，交叉而贴，额中留下间空，名叫“旗鬓”。先生吸收京剧的办法，改为四绺大鬓，贴于耳前美化脸型，额际贴小鬓(小弯)、按个人的面庞大小可多可少。如刘文中面庞较小贴七个小鬓；王天民、宋上华面庞较大贴九个小鬓，后梳长发，名叫“花鬓”，备受观众赞扬。“花鬓”不胫而走，各剧社争相仿效，一直沿用至今。为了改进化妆，先生亲自给演员讲授化妆课，根据不同脸型如何施胭粉、画眉眼、贴片、上头等等，每晚还亲临后台为演员化妆。在此以前秦腔舞台上的龙套等配角是从不化妆的，为了体现舞台整体美，先生一扫旧习，规定凡是上台的演员都必须化妆；在服饰方面一改秦腔粗笨落后现象，引进了京、津、沪先进服饰。先生还自己改革创新了许多服饰，如蒋干巾、岳飞巾，吕布的紫金冠及对帔、箭衣等等。先生编排的《山河破碎》《还我河山》两剧，人物众多，场面浩大。韩世忠练兵、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岳飞大破朱仙镇，拐子马、藤牌兵等正反角色近百人登场。原有的戏装根本难以适用。先生亲自设计服装，绘制图案，监督制作，为易俗社培养了一批服装制作人才，也使秦腔舞台美术走向新的阶段。
　　1933年夏，先生主持翻建易俗社剧场，借鉴京沪剧场的先进设施，改楼座为二层，地面为漫坡，改长凳为靠椅，视线适宜，空气流通，安置电灯、电扇。许多名流捐赠的牌匾悬挂四周。剧场管理也做了相应的改革。茶房(服务人员)统一服装，礼貌待人，禁止高声呼喊；池座先期售票，对号入座；杜绝小贩往来叫卖；开演后剧场灯光减弱。舞台演出更是净化，检场人员有特制的服装，上下场严肃大方。文武场一律隐蔽两侧，增加大幕，出将入相与“守旧”等整个舞台装饰，美观精致。台楣上装置五色玻璃，内设五彩花灯，一派金碧辉煌，富丽壮观，呈现出易俗社黄金时代之朝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先生在致力艺术教育、戏剧活动的同时，积极从事剧本创作、改编、整理工作，如《山河破碎》《还我河山》《女儿国》《耕织玄图》《蝶哭花笑》《鹧鸪标》《岳母训》及《水淹下邳》《赤壁鏖兵》《渔家乐》《箭头鸳鸯》《龙门寺》《马前泼水》《桑园寄子》等等。总之，凡是经他主持排导的剧本都曾予以修改、整理。他的剧作时代气息浓烈，细腻和粗犷融为一体，艺术严谨和谐。戏曲理论著作有：《戏曲词典》《秦腔剧目》《秦腔字韵》及《陕西四年来之戏剧》《秦腔名艺人传略》《秦腔板眼和腔调》等等。
　　解放后，先生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戏剧组副组长、西北文化部戏改处副处长职务期间，积极进行戏改的领导工作，组织人力收集西北的戏剧资料，团结旧艺人，挖掘戏曲艺术遗产，抄录即将失传的剧本，收集各种戏曲照片、脸谱、服装道具等，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迅速改变西安舞台的面貌，先生不遗余力，奔走各剧团，帮助清理旧剧目，净化舞台。为了使革命戏曲及早和观众见面，先生亲为西安三意社导演了《红娘子》及《鱼腹山》《白毛女》等戏，使该剧团舞台面貌焕然一新。《红娘子》一剧，连演数十场，盛况空前，轰动剧坛，从而带动了其它剧社，争演革命新剧目。
　　1951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先生以花甲之年，登台演出《虹霓关》等戏，体现出先生的政治热情。1952年西北戏曲演出团参加全国戏曲会演，先生担任《游龟山》总导演，同时为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刘毓中、苏育民的会演节目《卖画劈门》《打柴劝弟》作了加工整理工作，使这些剧目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获得全国戏剧界的好评和会演的嘉奖，后又参加了秦腔《游西湖》《赵氏孤儿》电影《火焰驹》等导演工作，为秦腔艺术的改革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追求进步 支持革命
　　先生在北京求学期间，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追求进步参加政治活动。1921年陕西流行瘟疫，民不聊生。先生与陕西籍同学王捷三、武少文、马公韬等积极参与张翔初、寇锡山等组织的“陕西赈灾会”工作，组织戏剧演出，为灾民募捐。
　　1922年国民政府扣发教育经费，教育界掀起了罢课、请愿活动。先生和美专师生立即行动，组织了救护队，并鼓动“陕西同乡会”积极支援。先生担任请愿代表，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据理斗争，毫不屈服。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占我东北，又染指华北、占我冀东，企图进一步控制平津，并吞华北。全国军民爱国抗日运动掀起高潮，先生为了适应时代、人民的呼声，奋笔疾书，在很短的时间内新编了《山河破碎》《还我山河》两剧，热情地歌颂了岳飞、粱红玉、韩世忠、李纲等历史英雄，深刻地鞭笞秦桧、张邦昌等人的投降罪恶，借古喻今以唤起国人奋起自救、鼓励人民抗日爱国信心。先生在该剧说明书上特意写道：“写历史的痛伤，促民族之觉悟。震聋发聩，惊顽立懦”，足以说明先生编演两剧的意义和他爱国的满腔热忱。
　　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先生率领易俗社赴北平演出，主要剧目就是《山河破碎》《还我河山》。当时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尖锐激烈，这两个戏广告一出，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主和派深感该剧刺痛了他们的要害，千方百计阻扰演出，先生为此十分愤慨，奔走呼吁，并在《京报》上撰文，文中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戏剧是大众意识的表征，……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把它当做过去的历史去看，……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到了被外族侵略，国不将国的时候，总有几个大或小的汉奸，媚外卖国为人奴役，或将领土拱手送人”。而“李纲一力主战而被谪，岳飞以恢复国土而遭害，韩世忠、梁红玉功勋盖世而至退休，……观此而不扼腕而叹、奋笔而起是无人心也。再回观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华民族，现在的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否与南北宋相若?!……我们只有大声呐喊着：山河破碎了!快还我河山吧!”先生抗日爱国之热忱溢于言表。经各方支持，两剧才得上演。
　　由于该剧主题鲜明，艺术上有大胆的革新创造，阵容雄厚，其中“韩世忠练兵”，“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岳飞大破拐子马”、“韩世忠斥秦桧”、“风波亭殉国”等场面，甲、乙、丙三班百余人登场，慷慨激昂，威武雄壮，真如大江东去，气势磅礴，获得极大的成功。北平《全民报》报道《山河破碎》演出盛况说：“观众极多，足无隙地，无票拒门外者，大有人在。其观众欢迎之情绪，诚为仅见。”报道严肃而沉重指出“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昏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士，不能见容，奸佞当权卖国误国，率至沦于异族，在民族史上留下一污痕”。认为“此剧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之觉悟，震聋发聩，惊顽立懦，实对现实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指出“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全民报》刊登君萍短论，指出“易俗社的剧本……知道从国难上着想，这种精神不能不加以赞许”。在演出上“易俗社是一个整体，全场角色都为剧情剧义而发挥、而牺牲，一种团结精神，努力精神，是现代京朝派艺人所应效法的”。
　　诗人闲云看戏曾题诗：
　　靖康奇耻几经秋，膻风腥雨盛不休。
　　半壁毫辞留正气，唤起袍泽赋国仇。
　　朱仙抗战走风雷，直捣黄龙才举怀。
　　组练三军能用命，气吞胡虏见雄才。
　　十二金牌万众摇，长城自毁壮图销。
　　狱成三字莫须有，激沸秋江泛怒潮。
　　兴之遗恨付清波，寄意弦歌感慨多。
　　错采缕金凭妙笔，起衰振懦费吟哦。
　　北平剧界人士认为：“当强敌压境，战乱将兴，该社不避危险，来平演出爱国救国戏剧，具有深刻影响。”
　　先生凡遇西安各界的抗日活动，公益事业总是积极参预，当仁不让，义无反顾。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对革命学生总是热情关怀，像张一然，张伯明等同志赴延安参加革命，就得到先生的经济帮助。
　　1939年延安鲁艺平剧研究团(延安平剧院前身)成立，需购戏装，中组部派阿甲、任桂林同志到西安找先生设法购买，先生慷慨应允，很快办妥，并提供了许多剧本等戏剧资料。为此，先生曾被国民党西安当局拘捕，敌人使尽手段，先生大义凛然，守口如瓶，毫不屈服。后经西安各界知名人士张锋伯、马平甫、李定喜等担保释放。
　　先生的一生是为戏曲艺术奋斗不懈的一生。1965年先生退休，但不甘寂寞，仍留在单位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蒙受了极大的的屈辱，致半身不遂行走不便，处境难熬。于1972年迁至南京儿子封玉书处，于1974年8月8日忧郁而亡，享年81岁。我曾于1973年出差时特意前往探望，那时先生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仍然伏案为自己写“八十岁寿序的序”开始写道：“我一生为许多艺人作序，然而有谁为我写序呢?只好自己为自己写序了……”看到他那颤巍巍的笔迹，不由我潸然泪下!可惜他的“序”还未写完，第二年就离开了人间。先生一生在戏曲界卓有成就，素负重望，桃李满天下，然而在那个可咒的年月，只能是悄然离去，遗恨人间。
　　(原载于《西安戏曲史料集》)
　　出处：西安艺术. 2010年（戏剧家封至模纪念专刊）/西安市艺术研究所编.西安:《西安艺术》编辑部,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