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声戏曲学校是抗日战争期间诞生于古城西安的艺术教育学校。它与中华戏曲学校、国剧传习所、山东省立剧院戏曲系、上海戏曲学校同属新型京剧演员深造学校，在培育人才、发展京剧艺术方面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作为夏声戏曲学校的创办人和演员，与这所著名的职业教育团体，共同经历了艰难坎坷。
　　夏声戏曲学校在西安诞生的经过
　　1938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时的古城西安成了各地流亡人士和华北、中原艺术界人士汇集的中心。像京剧界的徐碧云、关丽卿、马最良、孙盛辅、刘奎官、邴少霞(粉牡丹)、齐艳云、金素琴、江菊兰、金丽君(徐廉)；豫剧界的陈素珍、常香玉、马金凤、崔兰田；蒲剧界的王存才、王秀兰、阎逢春等，都是1938年或稍后一个时期来西安的。他们纷纷组班演出，立足于西安、宝鸡、天水、兰州等城市。
　　陕西长安人封至模，原在北京从事京剧艺术事业多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从北京回西安后，经常在陕西著名的书画家阎甘园先生创办的广益娱乐社和正声剧社演京剧。封至模先生在京剧行当中主工旦角，演技不凡，颇有影响。从外地流亡到西安的文艺界人士都与他保持往来关系，共同磋商技艺，互相交流经验。与封至模同在正声剧社演京剧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原籍江苏徐州并由国剧传习所毕业的京剧须生演员刘仲秋，另一个是原籍河南开封与刘仲秋同期毕业于国剧传习所的京剧旦角演员郭建英。他俩从外地流亡到陕结识封至模后，言谈投机，都有振兴京剧、培养学生的思想抱负。经过一番探讨，他们打算在西安办一所培养京剧演员的新型戏曲学校。
　　封至模首先将这一想法告诉给阎甘园先生和他的儿子阎秉初，并请阎家父子联系其他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从各方面特别是从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阎甘园先生喜爱京剧艺术，赞成封的主张。1938年3月下旬的一天，封至模与刘仲秋、郭建英及原籍河南开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的任桂林一起，共同邀集曾是杨虎城、李虎臣、邵力子诸先生部下的社会人士韩望尘、韩绾青、马平甫、马公弢、于君堂、康少韩、庞鋆心、邢仲采，范少朴、袁聘如、张世祥、阎秉初、南岳岩、刘仲温等人在南柳巷封至模的家中开会，共同商讨建立董事会、筹办剧社、剧院及戏曲学校的事宜。与会人员一致赞成封、刘、郭、任四人的主张，并做出如下几项决定：
　　1.成立董事会。被邀出席会议的成员均为董事会董事，推选封至模任董事会会长。
　　2.成立剧社。因为人们称京剧为国剧，中国又古称华夏，中国歌声乃华夏之声，因而定剧社名为夏声剧社。经研究，夏声剧社社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大家推选封至模任首届社长。
　　3.夏声剧社下设夏声剧院和夏声戏曲学校。仍由封至模任院长和校长，由任桂林担任训育主任。夏声剧院地址设在竹笆市一家剧场，这个剧院成立只有一年，到1939年就不复存在了。
　　4.董事会会员均要入股投资，解决上述机构的经费开支问题。按规定每股资金为50元，一般会员都入两股，投资100元，邢仲采入八股，投资400元，董事会会员总计投资2300多元。与此同时，还明确规定，如果戏校学生演出收入有盈余，可按股分红。
　　5.创办《夏声》校刊，反映师生动态，由郭建英、徐筱汀任主编，封至模任总编。
　　经过上述筹备工作后，夏声戏曲学校于1938年7月1日正式成立。原来预定招收学生30名，由于旧社会唱戏受人鄙视，只有那些由沦陷区流亡到西安的穷苦孩子为了混口饭吃才投考戏校，故首次招考，只有26个孩子报名，全部收留尚不足数，也就无从谈起择优录取。
　　招生结束后，封至模、刘仲秋、郭建英、任桂林四人立即着手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明确提出“本校以培养人才，研究戏剧艺术，实行并改良中国戏剧为宗旨”。他们下决心改变习惯势力，纠正一些人把戏剧的价值，贬低为纯粹的娱乐工具，使演员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陈腐观念。因而在办校中贯彻“以学文化为前提，以学戏剧艺术为基础，二者兼顾，同时并举”的方针，将学生课程分为文化课和艺术课两大类。文化课设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公民、英文等，艺术课设有戏曲选读、戏剧概论、音乐、曲牌、步法械舞、毯子工、戏剧习演等。封、刘、郭、任四人都是大学戏曲本科毕业生，他们都在教员之列，既教文化课，又教艺术课。为了加强文化课教学，封至模还特邀董事会董事于君堂为义务教员。于君堂是广东人，大学文科毕业，他是邵力子的学生，曾在西安各中学任教，邵力子主陕时任省政府第四科科长。当时西安回族的代表人物马平甫、杨虎城将军的旧部赵寿山，都是于的学生。被聘请为艺术教员的成员有丑角演员杨少泉、彩旦演员筱俊峰、净角兼武功演员韩盛岫、老生演员楚公林、旦角演员费文子、武功教练张宝奎、净角演员刘龙骧。上述人员都是义务教学，他们晚上演戏，白天抽空给学生教课。封至模、刘仲秋、郭建英、任桂林四人除给学生教课外，还将自己的每月演出收入资金除伙食费之后，全部用在开支房租、水电费和为学生购置小戏装上。
　　为了移风易俗，从演出内容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剔除旧戏班的封建糟粕和不良倾向，封至模、刘仲秋、郭建英、任桂林还在学校简章中制定了几个不准。即在舞台演出中，演神话戏不演因果报应的迷信戏；演男女青年为争取婚姻自由、冲破封建枷锁的爱情戏，不演卖弄风骚的淫荡戏。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尊重师生人格，不准为达官贵人和地方士绅演堂会戏；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不准认他人为干亲；重视集体荣誉，不准演员个人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赏赐钱；提倡师生平等，团结友爱，不准任何人结拜，结团伙；废除庸俗作风，学生互称名字，不准称兄道弟。
　　由于办学宗旨符合时代要求，规章制度相当严明，师生精神面貌与旧戏班大不相同。从事教学人员尽管得不到什么优厚待遇和应有的报酬收入，但他们都有一颗为抗日救国、振兴中国京戏事业的赤诚之心。因此，经过短暂三个月的时间，就为首批招收的学生排出几个传统折子戏。像楚育才和周福康合演的以黄三太镖打窦尔敦为题材的折子戏《李家店》，孙经田、仇九州合演的《梅龙镇》，高炳炎、崔九龄合演的新编折子戏《小放牛》，董惠甫、戴莲宝合演的京剧《玉堂春》选段《女起解》，赵普文、齐英才、聂振心、赵庭志合演的三国故事折子戏《黄鹤楼》，全体演员一起上场演出的群体剧目《天官赐福》等，都从表演程式到唱腔曲牌，具有别开生面，不落俗套的特点。上述剧目公开上演后，轰动古城西安，场场爆满，连夏声剧社董事会董事买票都感困难。这种现象很能说明夏声戏曲学校刚一起步就有—个好的开端。教师们为教好学生倾尽了心血，学生们也致力以学，以他们的聪慧天资和勤奋好学在京剧舞台上崭露头角。
　　学生入校上演节目后，按照艺术行当的惯例，该给他们取艺名。“蔚”字的主要含意是形容草木茂盛，夏声戏校老师将自己招收的学生比作生长茂盛的幼苗，期望他们在各自的文艺生涯中，茁壮成长，突飞猛进，故将所有学生艺名的首位字确定为“蔚”字，然后按各人所学行当排艺名第二字。经过老师研究，学旦角行当的学生艺名第二字一律取“雨”字头，例如原名孙经田的旦角学生取艺名为孙蔚霞，原名谢福惠的旦角学生取艺名为谢蔚霈，原名崔九龄的旦角学生取艺名为崔蔚零。对学文生行当的学生艺名第二字一律“艹”头，例如原名刘治全的文生学生取艺名为刘蔚荃，原名高炳炎的文生学生取艺名为高蔚荫。对学武行当的学生艺名第二字一律按左偏旁为“王”字取名，例如原名孙象福的武生学生取艺名为孙蔚理，原名孙冠全的武生学生取艺名为孙蔚琪。对学净角行当的学生艺名第二字一律按左偏旁为“木”字取艺名，例如原名楚希洛的净角学生取艺名为楚蔚材，原名刘治发的净角学生取艺名为刘蔚栋等等。
　　南迁汉中
　　1938年入冬后，日军不断出动飞机对古城西安进行狂轰滥炸，直接影响夏声戏校师生的排练演出和人身安全。故经董事会和学校领导研究，决定将校址迁往陕南汉中，由刘仲秋、郭建英、任桂林、于君堂、张宝奎5位老师带队前往。
　　1938年10月下旬，夏声戏校师生乘汽车南下到汉中。师生行至宝鸡，国民党以“不法‘共匪’，破坏抗日”为由，下令逮捕训育主任任桂林老师，任闻讯带领几名夏声剧社演员逃往八路军所在地的二战区。由于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当时的汉中也呈现一片混乱。日军飞机不仅轰炸西安，而且对汉中也不放过。躲警报，避轰炸，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夏声戏校师生刚到汉中，就由刘仲秋、郭建英两位老师与国民党汉中当局接头联系，要求对师生在住房和排练演出场址方面予以照顾。但答复是：“政府无能为力，连党政机关人员的安危都没法保证，怎能考虑一群戏娃子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刘、郭二人只好带领学生挤住在汉中东关难民营的几所阴暗潮湿、破烂不堪的草棚里。师生们一天连发霉米都吃不到一斤，每餐只能吃一些蔬菜烂叶或自己在田野里挖的野菜。环境如此恶劣，但带队老师每天早上5点多仍督促学生早起到汉江河滩练功、拔嗓和上课。
　　恶劣的食宿条件将灾难接二连三地带给夏声戏校的师生。首先是刚过1939年春节，每个人都生了疥疮，10多岁的小学生特别严重。其次是不少人在缺乏起码的卫生保健条件下陆续生病。学生赵庭志和崔志昌由重感冒引起发高烧，由于未能及时有效地治疗而病死。这不仅影响到大家的正常情绪，而且给带队老师造成精神创伤，他们悲痛欲绝，极为内疚，总感到为人师表，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夏声戏校的带队老师都是有文化素养的爱国志士，日军的轰炸，穷困的生活，不但没有使他们折志回头，反而更加激起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刘仲秋常给师生们讲，我们夏声戏剧学校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面临着民族危亡的灾难，大力宣传抗日是我们的办校宗旨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夏声”的第二个含义是：夏者，大也，即大声疾呼，以唤起民众，同仇敌忾。他和其他老师在这种主导思想支配下，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首先奋笔疾书，不断创作改编抵御外侮、抗击侵略内容的各种历史剧目和宣传抗日的演唱材料。刘仲秋、郭建英、于君堂、徐筱汀首先编写了夏声戏曲学校的校歌，其全文是：
　　我们是年轻的演剧队员，
　　我们用戏剧从事宣传。
　　舞台是我们的堡垒，
　　街头是我们的营盘。
　　台上台下，
　　哎嘿!
　　演员观众一齐来抗战。
　　抗战!抗战!抗战!
　　打倒日本强盗，
　　收复大好河山。
　　前进!努力!
　　年轻的演剧队员。
　　这首歌曲以激昂的爱国热情唤醒广大观众。师生们每次演出，首先集体列队唱校歌，往往是歌声未完，台下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响亮的抗日口号声。带队老师郭建英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酷爱京剧艺术，他曾和梅兰芳先生同去苏联访问演出，他不仅演技出众，而且富于创作才华。他在汉中以北方某农村几个青壮年农民由在城隍庙躲避抓壮丁到志愿参军与日寇作战为题材，创作了现代戏《新打城隍》。这出戏以鲜明的爱国主题，浓郁的乡土气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人们抗日爱国的共鸣。
　　为了充实师资力量，到达汉中后，刘仲秋又聘请在汉中京剧团演戏的黄宝炎为老师。黄宝炎不仅是演员，而且还是琴师，他给学生教唱腔也教弹琴。当时汉中照相馆有位柴佩如先生，他对京剧颇有研究，且长于司鼓，在共同躲避空袭之际，不取任何报酬给学生教戏，而且成为夏声戏校在汉中的借贷之门。后因志同道合，他参加夏声戏校，担任教务工作，是夏声戏校不要工资只供大锅饭的第一位打鼓佬。随后，徐筱汀、关丽卿、韩盛岫、刘龙骧几位老师也赴汉中京剧团参加演出，他们和刘仲秋、郭建英一样，晚上演出，白天给学生教课，并将演出所得收入用在学生的各种费用开支上。
　　夏声戏校老师在积极从事剧本创作的同时，对教好学生、培养人才，从演出实践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尤为重视。到达汉中后，郭建英给孙冠全、聂振江、秦怀志排导了《新打城隍》和《新探亲家》，给董惠甫、齐英才、戴莲宝排导了丑角戏《打面缸》，给孙经田、谢福惠排导了神话戏《五花洞》，给孙家福、崔九龄、高炳炎排导了《牡丹亭》选段《春香闹学》。刘仲秋给仇九州、刘志全、赵普文、辛清华排导了《辕门斩子》，他与郭建英一起还给谢富惠、仇九州排导了《打渔杀家》。刘龙骧给刘志发、秦怀志、聂振江、谢富惠、赵普文排导了北宋杨家将戏《牧虎关》等。夏声戏校学生在老师的辛勤教育和直接指导下，于汉中避难期间先后上演了上述节目和他们在西安排练的节目。
　　1939年11月，封至模和夏声剧社董事会的其他成员，针对西安和汉中同遭日机轰炸的现实，决定召回去汉中的师生，同时决定将原来设在东木头市刘定五(当过陕西省长)私人住宅的校址，迁往青年路澄华巷一院公共场所，将夏声剧院也由竹笆市剧场迁往东大街剧场。最后派康少韩、南幼雪二人出车将师生由汉中接回西安。不幸的是，年过60的于君堂老师在上汽车时摔伤，返回西安后不久就亡故于澄华巷夏声剧社。于君堂治学有方，笃厚善良，他与学生长期住在一起，在认真教学的同时，常在夜晚查学生通铺，不时给蹬掉被子的学生盖好，叫醒夜间尿床的学生，有时还给学生捉虱子，大家都说他像慈父一样对待学生。因此，夏声戏校师生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安葬了这位开创基业的老教师。
　　按照夏声剧社关于戏校校长只能任期一年的章程规定，到1939年12月由康少韩接任封至模的校长职务。
　　二返西安 酝酿赴渝
　　由汉中返回西安的夏声戏校的师生，虽历尽艰辛，但坚持为抗日而演出的情绪却更为饱满。他们首先抓富于爱国意义的剧本创作和改编工作。刘仲秋在百忙中挤时间对爱国传统戏《花木兰》《梁红玉》进行重新改编。郭建英满怀对国民党内部不断出现汉奸的强烈愤慨，以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张献忠部下一个斩贪官、惩污吏、清除起义军内部叛徒的女英雄为题材，创作了大型爱国历史剧《巾帼英雄》。韩绾青创作的《仗义疏财》也对一些利禄薰心、只知搜刮民脂民膏、不思抗敌保国的官僚政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这两本戏刚上演没几场，便被国民党西安当局以煽动暴徒反抗政府为由而禁演。担任校刊主编的徐筱汀系江苏铜山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博学多才，文学底子特别厚实。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以饱满的爱国激情对京剧《陆文龙》进行了精心改编。在原有《潞安州》与《八大锤》之间，增加了乳娘含辛茹苦，抚养陆文龙成长的过程，以及陆文龙痛斥汉奸秦桧的场面，寓意深远、淋漓尽致，大快人心。全剧结构严谨，情节动人，由潞安州到陆文龙反正归来，一气呵成，演出长达四个小时，观众情绪始终不衰，很能激起人们的爱国情感，成为当时的爱国名剧，也是夏声剧社的起家戏之一。任桂林避开国民党的逮捕后，先在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民族革命实验剧团演出，又遭国民党追捕而北上延安，参加革命圣地延安的平剧院。后来他和著名戏剧评论家阿甲南下西安，通过封至模为延安平剧院购买了一套戏衣。在西安期间，他根据旧秦腔剧本《连升店》的结构，创作了歌剧《店小七》，并给夏声戏校学生排练。任桂林创作的歌剧《店小七》，对一些只图攀结达官显贵，不关心抗日战争的人是一个辛辣的讽刺。但上演没几场，国民党西安当局得知作者是任桂林，就以该剧含沙射影谩骂政府官员为由而再次缉拿任桂林，任见势不妙，立即返回延安。随后，其他老师相继改编并给学生排导了《生死恨》《得意缘》《二进宫》《失印救火》《空城计》《定军山》《群英会》《战宛城》《巴骆和》《贵妃醉酒》《穆桂英》《金山寺》《法门寺》《六月雪》《奇双会》《春秋配》《樊江关》《武昭关》《战北原》《全本王宝钏》《连环套》《闹天宫》《水帘洞》《大名府》《湘江会》《宇宙锋》《霸王别姬》《三盗九扣环》等近百本戏。总之，由汉中返回西安，由西安赴渝之前的近3年时间里，是夏声戏校创作和改编演出剧目的极盛时期，学校存在时期的90％的剧本都是这一时期创作改编和排练的。
　　夏声戏校由汉中返回西安后，又聘请了京剧旦角演员庞鋆心(又名庞朗)、老生演员徐筱汀、文武生行当兼备的马振奎、老生演员李雨田，还有教武功的李阔泉、陈春波、钟庆亮、张富利，旦角演员王鼎臣以及颇有艺术造诣的于幼珍、王光雨、关志甫等业务老师。上述演员大都是在西安炭市街大舞台常与观众见面的著名演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庞鋆心、徐筱汀。庞鋆心是江苏人，原为著名的京剧艺术学校——南通俭工学校学生，是与梅兰芳先生同时出名的京剧名家欧阳予倩先生的学生。他演技不凡，导演水平相当不错，先后给学生排导了《玉堂春》《生死恨》《得意缘》《奇双会》等戏。他与于幼珍、关志甫、王光雨三位老师不但义务教学，还将自己每月演出收入拿出一部分资助学校。徐筱汀先生不仅演技出色，而且很有创作才干，曾给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写过剧本，又与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国民党教育部从事过编辑工作，他对创办夏声戏校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由于剧目丰富，师资力量雄厚，因此夏声戏校重新在西安演出后，观众都感到抗日爱国气氛很浓，唱腔、曲牌、舞步、程式与旧戏相比，也有创新。登场演员大都嗓音甜润、功底扎实，特别是扮演陆文龙的林徐民和孙家福(林扮演少年陆文龙，孙扮青年陆文龙)文武兼备，嗓音浑厚饱满，武功超群惊人，再次轰动古城西安。当时，其它剧场每晚上座率大都刚刚过半或稍多一些，唯有夏声剧社的上座率场场爆满。站队买票的观众经常由青年会剧场排到案板街，长达一二百米。观众为抢购戏票而发生打架的现象越来越多，直发展到国民党西安警察当局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由而下令停演的地步。各界人士对演出评价很高。30年代的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看了演出后，对师生讲话并合影。侨居美国的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先生回国来西安看演出后写文章赞扬说：“我看了三场演出，很是满意，并且很感兴趣。在这抗战建国的时期，夏声戏曲学校是很特殊的、绝无仅有的学校，是很难得的。”
　　1940年10月，刘仲秋按章程规定接任康少韩的校长职务，由于原训育主任于君堂亡故，他委派郭建英接任，并将训育主任职称改为教育主任。1941年年初，刘仲秋特地聘请由外地流亡到西安的陈汉章夫妇为文化教员。陈汉章是山东青岛人，知识渊博，很有教学经验，刘仲秋任命他接替郭建英的教育主任职务。陈汉章的夫人张华也是山东青岛人，她毕业于山东省立戏曲剧院，主工京剧青衣，除给学生教文化课外，兼传授青衣技艺。1941年7月，刘仲秋组织夏声戏校老师开始第二次招生工作。这批学生仍以外地流亡到陕的孩子为主，计有马科、赵廷原、钱友忠、贺萝黎、蓝煜民等35人。
　　1941年11月，范少朴按章程规定接任第四任夏声戏校校长职务。陈汉章夫妇迫于在这个学校任教收入微薄，只得告辞离开，另寻职业。范少朴为充实师资力量，首先聘请了一位文化教员和一位艺术教员。文化教员系河北深县人王化三，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他来夏声戏校前在西安志诚中学任教育主任。王化三很有教育经验，他给学生讲课，深入浅出，善于启发诱导，很受学生欢迎。因此，他到夏声戏校后，范少朴任命他接替陈汉章的教育主任职务。艺术教员系江苏扬州人王蕙芳，在京剧行当中主工旦角，他是梅兰芳的表兄、尚小云先生的妻哥，是清末和民国初年的京剧杰出人物，有人说他的演技可与梅兰芳先生媲美，故有“蕙芳争艳”之说，人们称他为“王师爷”。王蕙芳来西安前在成都从事京剧演出，他接到范少朴的聘请后，欣然前来。
　　范少朴接任校长期间，夏声剧社董事会和学校领导在如何办校的问题上逐渐产生了分歧。刘仲秋、郭建英等人坚持戏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演出次之，学习是根基，演出是为学习提供实习、思考，提高艺术水平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他们极力提倡带学生外出实习演出，首先去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这样做，一则可以开阔师生眼界，博采兄弟剧种和兄弟剧团之长，二则可以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备案，力争官方为这所私立戏校投资，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这个主张得到外地流亡到陕师生的一致赞同。但剧社董事会的地方董事和学校地方老师则怕学生带戏箱外出活动，遇到条件好于陕西不思归来，那他们的投资就会付之东流，倾注在这所学校的心血就会化为乌有，也使地方失去一个很有发展前程的剧团，因而极力反对。由于上述原因，在夏声戏校内部也就自然分成当地和外地两派。双方争执结果，当然地方派人多势众占了上风，使刘仲秋、郭建英的主张无法施展。后来刘仲秋经友人指点：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必须“牵动上层，挟制地方”。这个点子使刘仲秋大开心窍，决心照此办理。当他得知在戏校担任总务主任的山东汶上人柳若痴曾在谷正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的办公室工作过的底细后，就委派柳与谷接头，请求谷正鼎任夏声剧社的的名誉会长。谷正鼎本人就很喜欢京剧，加上他对夏声戏校学生的演技相当赏识，也就没加推辞地担任了名誉会长职务。刘仲秋、郭建英依赖谷正鼎这个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政治力量，首先于1942年冬将夏声剧社改为校董会，原夏声剧社的社员全部改聘为董事，校长的产生不再年年改选，轮流担任，改由校董会聘请刘仲秋于1942年底再次担任校长。
　　刘仲秋重新任职后，对充实教师队伍极为重视。当他得知有几位二战区的知识分子押在西北青年劳动营的消息后，就请求谷正鼎释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政府将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划为八个战区，山西、绥远和陕西宜川属二战区，二战区的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副长官是卫立煌和朱德，八路军隶属于二战区，因此，国民党对二战区的文化和文艺单位的成员和活动格外注意。1940年12月，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民族革命实验剧团在三原从事抗日宣传演出结束，返回途经韩城时，全体干部除任桂林迟出发一天幸免被捕外，该团干部李葆华、萧枫、林瑛、孟霖、吕铮(又名吕铁声)等全被拘留送到西北青年劳动营。李葆华系河北人，很有文化素养，刘仲秋对他的才干相当赏识，因此，在将李保释出来后，即聘请为夏声戏校文化教员。同时被召聘的还有刚从郑州获得自由的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队长王仲元。1943年4月，李葆华和王仲元同样迫于生活离开夏声戏校而返回原单位。但吕铮和妻子孟霖又受聘进入夏声戏校担任文化教员。
　　在做了充分准备并取得谷正鼎的资助后，刘仲秋、郭建英于1943年12月正式向校董会提出离陕赴渝巡回演出的请求，而且声明外出时间为三个月。刘仲秋与郭建英惟恐校董会中的地方人士不依而抢走戏箱，暗示学生自发封查所有服装和道具。封至模先生和校董会其他成员与刘仲秋、郭建英等人尽管在学生出外演出的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但在振兴京剧，为宣传抗日而演出的认识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刘、郭二人的为人正派、事业心强，都有相当好的印象，况且地方和外来人士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好多方面有共同的语言，所以，地方人士也就妥协让步，同意学生出外巡回演出了。
　　南赴重庆 实习演出
　　1943年12月，刘仲秋、郭建英带领夏声戏校师生免费搭乘交通银行去渝便车，途程四日，安抵重庆。教育主任王化三入渝后声明离校从事大专学校教育，刘仲秋允许，并任命吕铮接任王化三的教育主任职务。师生们从西安出发，沿途外交联络任务都由总务主任柳若痴出色完成。大家到了重庆，住宿在康健堂剧场，这个剧场后面就是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在地。夏声戏校师生在康健堂落脚后，著名电影演员秦怡、舒绣文、杨薇等先后与师生们会面，互相勉励。
　　师生们于1943年12月29日到达重庆，休息三日，度过1944年元旦后，于元月3日在重庆胜利大厦首场演出大型爱国历史剧《陆文龙》。刚上演，不少观众不摸演员底细，抱着对新来剧团的好奇心情入座观看。当帷幕升起，演唱开始后，使观众大为震惊。大家首先感到这个剧团的舞台场面与其它剧团大不相同。一般剧团的舞台场面，当时是极其繁杂混乱的，舞台中央往往有多层布幕，两边进出场各有门帘，乐队的文武场面在舞台左右两侧，直接暴露在观众的视野之下，检台出出进进，或搬桌椅，或扔垫子，或给演员送道具；或在演唱间隙给演员递水喝。夏声戏校的舞台场面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舞台中央只有一块后幕，帐幕两边是用纱窗布精巧制作的月亮门，门帘子被彻底废除，乐队位置设在舞台左侧的纱窗后面不与观众见面，舞台上见不到检台的出出进进，整个场面给人以清雅、美观、净化的感觉。随着演出的逐渐展开，观众的心弦完全被宣传抗日内容、曲牌音乐的不同凡响、唱腔讲求科学、发音字正腔圆的演员阵容、表演程式的一丝不苟、吐字道白的抑扬顿挫所吸引。例如：陆文龙未出场，那跑龙套的兵卒手执兵器一出场，观众就看到他们个头几乎一般高低，抬腿伸臂、转身、立正等一连串动作简直是一刀裁切，干净利落，仅此情节，就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演出从开始到结束，掌声、赞扬声接连不断。剧情进入高潮，当陆文龙醒悟归来、岳飞出场相迎时，红色的后幕上立即出现“还我河山”四个很大的粉白色正楷字。这时，出于爱国激情，抑制不住自己情感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呼喊起“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全剧演完，当帷幕在全体演员合唱的《满江红》歌声中徐徐落下时，观众一齐站起，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回敬演员的精彩表演。演员谢幕进入后台尚未洗脸卸妆，就被登上舞台的热心观众团团围住。有的向演员直抒胸怀，表述观感，有的掏出日记本请主要演员签名留念。总之，首场演出，就轰动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随后，许多蜚声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知名人士如郑君里、胡敬之、黎锦熙、洪深、田汉等也相继观看演出，并与师生见面，多予嘉勉。胡敬之先生在《大公报》上著文论赞，并给以“礼失求野”之誉。
　　夏声戏校在重庆演出受到各界人士普遍重视和强烈反映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重要人物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等摆出关心抗战的面孔，也决定观看夏声戏校学生的演出。由于蒋介石等人观看演出，所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出动大批军警维持治安，不仅岗卡很多，而且还在剧场屋顶架起几挺机枪。演出后，于右任先生兴致很高，在登台接见演员的同时，还挥笔为夏声戏校题词“华夏之声”。孔祥熙为突出个人关心夏声戏校师生，特地在嘉陵江宾馆宴请了全体师生。陈立夫还邀请夏声戏校去国民党教育部所在地青木关给全体职员演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他观看演出后，心情激动，在接见全体师生时勉励大家“肩负民族希望，以华夏之声宣传抗日而做出贡献。”国民党中央政府打算将私立夏声戏曲学校接收为国有。正当夏声戏校师生在重庆演红后，主持陕政的祝绍周利用赴渝办公开会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将私立夏声戏校收为陕西省京剧团的请求，并答应将革命公园作为学校排练、演出的场所。刘仲秋闻得上述消息后大吃一惊。他想，如果夏声戏校被接收国有，就意味着学校失去自决权力，演出什么剧目，为什么人演出，接收什么样人入团，清除什么人出团，还有办校方向、演出风格等等，都得由官方决定，这与他们的建校章程和办学宗旨背道而驰，这使夏声戏校师生深感由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控制学校将会得到的后果。于是，经刘仲秋、郭建英等带队老师反复商研决定暂离重庆，先避国民党中央政府接收国有。
　　夏声戏校自1943年12月底赴渝，先后在国泰剧院、一园电影院、胜利大厦等处演出多场后，遂计议赴成都作短期公演，然后返回西安。1944年5月，夏声戏校师生离开重庆抵达成都，行装未卸，而中原战事一度紧张，地方形势不稳，即使返回西安恐怕也难安心教学，这时只得改变北上计划。到达成都期间，剧场难租，地方势力复杂，不时有地痞、流氓捣乱，致使演出遭受干扰。幸得应云卫先生相助，得在成都大戏园演出40余场。由于演出的内容和演员阵容远非其它剧团可比，所以盛况空前，其影响和各界人士的好评不亚于在重庆。
　　夏声戏校在成都演出期间，先后招收了罗通明、李吉三、向明远、苏荣宗、郑天涛、阎启明六名学生。
　　从1944年1月至1945年7月，夏声戏校师生除三去重庆外，又先后抵内江、江津、白沙、自流井、隆昌、荣县、犍为等川中沿江名城演出，最后于1945年8月经泸州到距离峨嵋山仅105华里的嘉定县(今乐山县)演出。1945年8月14日师生步行游览峨嵋山，翌日登上山顶，就得到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大家欢欣若狂，欢呼胜利，立即返回嘉定县城，组织庆祝抗战胜利演出，并举行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会后，教育主任王化三离校去重庆从事教育工作，刘仲秋任命吕铮接任教育主任职务。
　　沿江东下 流浪南京
　　日本投降前夕，关于夏声戏校的未来前程，校务会就作过研究考虑，当时有两条决择：第一，返回西安、继续办校；第二，沿长江东下，去南京、上海谋求发展。两者权衡，一致认为在西北发展京剧，无论是延聘教师或其它多方着想，远不如南京、上海有利，遂一致将未来目标定为京沪。但考虑当时上海的校舍和剧场不易解决，暂定南京为重点。1945年9月底，夏声戏校师生结束嘉定演出后，又先后经过在武通桥、宜宾等地的演出，于1946年春到达万县。这时候校长刘仲秋先行一步去南京，谋求校舍和剧场。由于春旱水枯，其他师生在刘仲秋走后，乘船分段行驶，边演边走，于1946年8月抵达汉口。适逢酷暑，经长途跋涉，师生多染疾病，为在汉口演出造成极大不利。而当时夏声戏校的演出风格又不适应观众新的要求，以致营业状况不佳，经费紧张，陷入困境。正在走投无路之际，适逢三青团在庐山举办夏令营，邀请夏声戏校去庐山演出，才算旅途有了转机。经和三青团研究，师生们由汉口出发去南京的路费和膳宿费均由三青团供给。1946年8月中旬，夏声戏校师生先由汉口赴庐山为三青团演出，并受到在那里避暑的蒋介石的接见，后于8月下旬到达南京。
　　夏声戏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无力再招新生，已毕业的同学留恋母校，且不习惯戏班生活，不愿离去，因而大部分自愿留校，不计报酬，继续参加演出。但这些学生恰好处于变声时期，唱腔较前逊色，新生又接不上，造成演出困难。1946年夏到达武汉已是勉强演出，到南京后更不理想，加上剧场特别紧张，等第一期演完，无法续演。若在南京等待剧场，又无法生活，迫于无奈，刘仲秋只得率领全体师生重新踏上征途，先后赴徐州、蚌埠、镇江、扬州、无锡等地演出。全体师生在一切期望成为泡影的时候，继续流浪，生活更加艰苦，导致精神疲倦，情绪低落，演出质量不断下降。而此时物价却节节上升，这些情况都直接给夏声戏校造成困难。留校学生收入微薄，个人生活都相当困难，根本谈不上养家，所以纷纷离校另寻职业。而离去的学生又多是演出中的骨干和主角，这一现象的出现，更给夏声戏校带来困难。刘仲秋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一方面继续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补助，保全学校；另一方面刘仲秋又凭借师生关系去上海求助于梅兰芳先生。刘仲秋到达上海拜见梅兰芳先生后，得到同情和支持，并答应为夏声戏校度过难关而进行义演。为使夏声戏校师生迅速到沪，梅先生亲自用电话商请上海剧专熊佛西校长允许夏声戏校暂时居住该校。一切有了着落，夏声戏校师生才于1947年8月抵沪。在多方帮助下，迅速在闸北寻到敌产一所(系国民党政府没收的日方厂房)，拨给夏声戏校，做为永久性的校舍。一幢房改为多用房的学校，既费工又费钱，当时夏声戏校声称无力支付修建费，经朋友介绍，由上海一家营造商承包(包括改建房屋和室内全部木制家具等)，可以暂时记帐。该营造商系朋友介绍，他对刘仲秋的办校精神很钦佩，不仅改建房屋工程进展迅速，而且免收工程费用，并将所有木制家具捐赠给夏声戏校，使大家很快搬入新居，结束了长达5年的流浪生活。
　　定居上海 获得新生
　　1947年夏季，夏声戏校师生定居上海后，为解决当时的生活问题，梅先生亲自出面联系，使学生首先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数十场。由于梅兰芳先生在演出前的多方指点，因而演出质量较之沿江东下的流浪时期大有好转。同年秋季，梅先生在天蟾舞台为夏声戏校筹募基金而举行义演，将全部收入捐给戏校。随后，梅先生为加强夏声戏校学生演出的阵容，增加演出收入，扩大学校影响，又令其女梅葆玥和儿子梅葆玖每星期六在兰心大戏院(今上海艺术剧场)与夏声戏校毕业生合演。更为难得的是，当梅先生在拍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时，由夏声戏校学生配演。所有这些，都为夏声戏校立足上海获得生机奠定了基础。
　　1947年冬，在刘仲秋的恳求下，征得梅先生同意，聘请他为夏声戏校的董事长。在各方面稍有好转后，夏声戏校开始招收第三期学生。前两期学生和成都零散招收的学生全为男生，第三期则废除陈规旧俗，男女生兼收。第三期招收的男生有朱锦华、陈正柱等人，招收的女生有刘松娇、董松影、田玉珠、梅玉婵、夏美珍、李文萱等人。
　　新生入校后，经费开支骤增，梅先生义演是在夏声戏校处于危难之际的应急措施，不能持久。为解救青黄不接之苦，征得梅先生同意，继续请求国民党政府拨款补助。随后通过刘仲秋的好友、夏声戏校董事王震欧先生的帮助，取得国民党上海联勤总部特勤署康乐司报请联勤总部批准，自1948年8月起，每月补助大米8000斤。接着于1948年10月又将特勤署所辖之“演剧十七队”的经费连同编制调归夏声戏校支配。该队编制33人，所谓经费也就是33人的工资，没有什么多余。而夏声戏校所承担的义务是每月去南京为特勤署以“演剧十七队”的名义，演出10场，允许夏声戏校以自己的名义开展除此以外的各项活动，特勤署不予干涉。夏声戏校每月所得之补助，实为每月10场晚会演出的报酬。夏声戏校取得特勤署补助之际，也正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一般公务人员都被生活重担压得叫苦连天，而夏声戏校所得的补助，分到每人头上，尚不及一般低级公务人员的生活标准，其生活水平之差可以想见。
　　春雷一声震天响。1949年5月上海获得解放后，夏声戏校的师生和其它解放区的群众一样，翻身解放，做了主人。这时候，除少数师生员工回家外，其他成员均在刘仲秋率领下积极参加革命，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第三团，刘仲秋还担任了副团长职务。至此，诞生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历尽艰难坎坷，并有11个年头历史的夏声戏曲学校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年在夏声戏校从事教学的老师和习艺的学生，大部分健在，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有不少人在各文艺单位担任领导职务，还有的在剧作、音乐设计和导演工作中做出了出色贡献，对我国戏曲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张广效整理)
　　(原载陕西省文史研究馆编《存真录》)
　　出处：西安艺术. 2010年（戏剧家封至模纪念专刊）/西安市艺术研究所编.西安:《西安艺术》编辑部,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