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戏剧家、戏曲教育家封至模先生(1893—1974)，名廷楷，字至模，后以字行世。原籍西安市长安县(今称区)荆峪沟南畔炮里乡伯夷坊村。祖辈迁居省城。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冬十一月十九日(公元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西安东关景龙池。
　　封先生幼时体弱，但聪颖过人，先后在长乐坊花神庙私塾、八仙庵学堂、开通巷小学读书。1911年农历九月初一(阳历10月22日)西安同盟会革命党人“反正”(起义)成功。次年，先生以第一名考入留美归国的惠甘亭在东厅门办的“英算专修班”。后该专修班并入西北大学预科。西大送他到上海同济大学预科学习德语，正准备升入本科之际，北洋军阀陕督陆建章突然下令西北大学停办。无奈之下，封先生只好于1915年自沪返陕，次年，插班入省立西安第一师范学校上学。在此期间，先生开始接触戏剧艺术。他经常观赏秦腔，从而结识了易俗社的诸大老如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及名艺人陈雨农、党甘亭、刘立杰等人，并开始学习西洋戏剧家莎士比亚、易卜生的作品。在此基础上，先生根据史可法乔扮粪夫至监狱探望老师左光斗的故事，用新观点写成秦腔折子戏《师生鉴》，后经李桐轩先生加工润色，并改名为《新探监》，交由易俗社排演。这可以说是封至模后来毕生从事戏剧活动的发端。
　　1920年，先生于省立一师毕业，以第二名考入北京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国语传习所。传习所主要学习新的注音字母和国语，这为先生日后从事话剧、京剧活动创造了条件。传习所两个月学习期满后，他又考入教育部新在北京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这对开阔先生的艺术视野，有一定的帮助。这一年，适逢旅京的陕西名流张凤翔、崔叠生、寇锡山等人为陕西连年灾荒组织、筹办赈灾义演活动，具体负责承办的陕籍旅京学生王捷三、李芝亭、刘贞甫、陈顾远、马公弢、武少文等人，筹组了一个话剧社，请著名戏剧家陈大悲为指导。他们知道至模先生在西安曾排演过戏剧，就坚邀参加，并成为剧社的骨干、陈大悲的好助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话剧界尚无女演员，每次演出就由封先生扮演女角。他先后主演过《一念差》《美人剑)《一元钱》《全家恨》《恩仇记》《不如归》《是人吗?》《母亲》《英雄与美人》，以及先生与陈大悲等创作并演出的《爱国贼》《幽兰女土》等10多部话剧，受到北京观众的赞赏和戏剧界的好评。1921年5月，他与沈雁冰、欧阳予倩、陈大悲等13人组织了“民众戏剧社”，编辑出版《戏剧月刊》，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1922年11月，他又与蒲伯英、陈大悲、汪仲贤等人创办“人艺戏剧专科学校”，由陈任教务长，至模先生也在剧专任教。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新兴话剧尚处初创阶段，先生的这一系列活动，确实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位列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之一，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不少京剧界名流，如李宝琴、王多芬、王寿山等，随后又参加了齐如山、余叔岩等组织的“国剧社”，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于连泉、杨宝森、南铁生等相交，切磋技艺，练习做工。在京曾以票友身份演出过《梅龙镇》《虹霓关》{拾玉镯》《贵妃醉酒》等京剧，以扮相俊美，声情并茂著称。由于他在京剧演技上的日益精进、不断受到京津行家的推崇和赞扬，使他一度曾想在天津“下海”，使自己成为一个职业京剧演员，只因家庭反对作罢。
　　1923年，先生从北京美专毕业返陕，甫抵西安，为家乡办的头一件实事，就是为东关景龙学校义演筹款。从此，义演成为先生一生戏剧活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接着，西安各校闻名争相礼聘，曾先后在景龙中学、省一中、省三中、省立师范、美术学校等校教授国语、美术等课，深得师生好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经陕西省高等法院院长郗朝俊介绍，先生到富平庄里镇胡笠僧将军创办的立诚公学任教，此时，原中央领导人习仲勋同志即在此校读书，其名字仲勋(原名中勋)，还是由先生改的。几十年后，仲勋同志还记着这段师生情谊。
　　1928年6月，先生联络郑竹逸、崔孟博、武少文、吕赞襄、康少韩、马公弢等人创办了两日刊报纸《小言》，这是陕西首家以新的观点侧重于戏剧评论的出版物。1928年9月，《小言》改名《星期报》(5日刊)，由先生等主持的星星社编辑出版，仍侧重于秦腔艺术的宣传。当时西安新闻界的名流孟园梧，曾有《赠封子至模并祝<小言>》出刊》一诗：“《小言》意深远，封子笔如椽。素志宏秦章，事业千秋传。”可见该报宗旨与影响。
　　此间，先生还参加了阎甘园、李游鹤、周伯勋等人组织的京剧票友团体广益娱乐社，不时参加一些京剧活动，但他主要精力仍放在秦腔事业的发展与提高上。他为实现献身戏剧事业的夙愿，放弃了为官的优裕生活，于1931年1月应聘参加易俗社的教学工作，先后担任训育主任、评议、编辑等职，为易俗社的改革和创新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他对该社的章程作了修改和补充，其次对剧本的创作、导演制的建立、戏曲表演体制的建立，对化妆、服装的改革、舞台的净化和美化、剧场环境的改善，旨在提高演员素质的教学体系的形成，以及对学生的管理与扩大秦腔的宣传等等，无不绞尽脑汁，殚思竭虑。易俗社在上世纪30年代日益发展，空前繁荣，形成建社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与先生的不懈努力和改革开拓精神是分不开的。
　　1931年冬，先生与周伯勋、武少文、刘尚达、周凤岗等人筹办西安市第一个新型电影院——阿房宫电影院。陕西最早从事电影艺术工作的周伯勋(1911～1987，临潼人)这年从上海回到西安，深感西北文化闭塞落后，打算在西安开设一家电影院，以满足西安民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首先，周伯勋同戏剧界好友封至模、武少文谈及此事，三人一拍即合。后来，他们又约请了文化艺术界几位名流刘尚达、张子泉、马公弢等人共同商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后，周伯勋就请他父亲周凤岗出面具体操办，由封至模负责筹资。周凤岗也早有此意，就将自家位于竹笆市北口路东的私宅作为院址，并以秦代著名宫殿“阿房宫”命名之。
　　阿房宫电影院为股份有限公司，入股的各界人士都有。其中，武少文人股较多，即由他任经理，封至模任股东代表，周伯勋担任在上海联系影片的任务，影院筹备事宜当年顺利完成。该院于1932年6月19日正式开业。由于封先生筹划宣传的得法，影院上座率很高。由封先生设计的说明书及影票，尤有特色，印刷精美，至今仍被藏家作为史料保存。1983年，上海举行著名电影艺术家孙瑜同志从影50周年纪念活动的资料展览中，还展出了多份当时阿房宫电影院的“说明书”。
　　1934—1935年，先生通过周伯勋邀请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两次来陕为易俗社、三意社的陈雨农、刘迪民、王天民等著名秦腔演员灌制唱片30余张。这批唱片，为秦腔艺术保留了最早、最珍贵的声腔资料。
　　1936年，在杨虎城将军资助下，先生与张寒晖、周伯勋、刘尚达、王淡如、李瑞阳、武志新等人发起组建了“西安实验话剧团”，开创了西安话剧艺术的研究、演出。西安事变爆发后，剧团曾派人到西安各校辅导排练节目，宣传抗日救亡，演出进步话剧，在西安话剧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7年6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易俗社应宋哲元将军之邀，由先生率队赴北平演出。上演的是由先生创作并导演的富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的《山河破碎》和《还我河山》两剧，热情讴歌岳飞、韩世忠等民族英雄，鞭笞并揭露秦桧、张邦昌等卖国败类，以借古讽今，唤醒国人。此次北平演出活动，极为轰动。当时北平《全民报》曾载文评论：“观众之多，足无隙地，无票遭拒于门外者大有人在……，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与宋朝无二致。……此剧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的觉悟，震聋发聩，立懦警顽，实对现时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战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在此期间，尽管演出繁忙，为了使演员能学到更多的京剧艺术知识，先生还带领易俗社师生到“富连成”班社、“中华戏校”参观学习，请京剧名家齐如山、尚小云、荀慧生、李万春等人给学生们授课，使易俗社在北上演出之机，不但达到了唤起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既定目标，而且提高宣传了自己，为秦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成为秦腔史上光辉的篇章。
　　1938年以后，先生因故离开了易俗社，时值日寇入侵，大批难民逃亡西安，难童流落街头，先生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毅然放弃社会上的优厚待遇，遂与刘仲秋、郭建英、任桂林等人创办了“夏声戏剧学校”，招收难童，利用京剧艺术，旨在“振兴民族艺术，传扬华夏之声”，培养京剧人才。曾任上海京剧院副院长的齐蔚瑞(齐英才)、著名导演马科(《曹操与杨修》的导演)以及著名演员钱友忠、梁斌等人都是该校的学生。先生担任戏校董事长兼首任校长，为戏校建设，四处筹款并亲自登台义演。他不领薪金，只拿伙食费，在生活上与师生同甘共苦。由于先生的不懈努力，夏声戏校不断成长发展起来(该戏校解放后成为上海京剧院的前身)。任桂林被国民党当局指为“不法‘共匪’，破坏抗战”，下令追捕。任得消息后，逃往二战区，后经山西，到达延安。
　　1939年，延安鲁艺平剧(京剧)研究团(延安平剧院前身)成立，需购戏装，中组部派阿甲、任桂林同志到西安购置戏箱。任桂林接受此项任务后，自然想到了当年在西安共同创办夏声戏校的伙伴、在西安戏剧界颇有影响的封至模先生。
　　任桂林一行到西安后，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国共两党虽然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但国民党当局还是防范甚严。为了不使朋友们为给他们办事而受到牵连，他们换上便衣，才到封至模在南柳巷的家里。封至模先生知情后，满口答应，慨然相助，四处奔走，很快将此事办妥。将戏箱买好后，封至模还帮助他们检验包扎装车起运，并送给他们《梨园影事》《中国剧组织法》《梅兰芳游美记》《程砚秋游法记》等约30种珍贵的戏剧资料。这些资料无疑对解放区的革命文化工作产生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为此，先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先生大义凛然，守口如瓶，不吐只字。后经西安各界知名人士张锋伯、马平甫等保释出狱。
　　1940年下半年，先生应老友、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之邀，创办了陕西省巡回歌咏戏剧队，后改名为省戏剧专修科，为秦腔史上第一所艺术教育机构，经费由省政府拨给。校址初设西安南院门省图书馆后院，后迁西安中学后院。目的为西北各地培养和输送编剧、导演、演员和音乐人才，以促进和发展改良秦腔。组织机构设班主任、教务组、剧务组、编辑组。班主任封至模，教务组长张秦伯、李瑞阳，剧务组长施葆章，编辑组长范紫东。聘请艺术教练有赵柱国、李怀坤、安鸿印、曹家福等，还有文化教员若干人。招收学员(全为男生)40人，设有戏曲专业课和文化课。经过5个月培训，1941年10月18日，首次由学员队在西安实习台演。演出节目为秦腔传统折子戏《黄鹤楼》《打金枝》《芦花荡》《慈云庵》《烙碗计》《光华山》。曾获西安各界好评。该校培养出的重要艺员：须生吕欣韵、栗怀荫、胡昌锦、栗成荫、王成土等；旦角王景模、成怀学、张辅宣、张东海、周东林等；净角辛性安、刘茂森、张桂林等，司鼓赵家德，导演成德信。均成为西北各地秦腔剧社的主要艺术骨干。
　　1944年冬，先生自筹资金又与张凤翔、张锋伯、王捷三等人，不愿意任秦腔“淹没、遗失、流丧、自贬，而愿负担发挥光大的责任，联合组织个‘上林剧院’，尽我们的心力!”由先生兼任院长、编剧与导演，培养出一批秦腔人才，如吕凝馨、李子明、杨作瀚等都是该院的高材生。后因经济拮据，该剧院与晓钟社合并，更名为“西安晓钟剧校”，由先生任校长，继续为培养秦腔艺术人才呕心沥血，穷思苦索。先生此间培养的一批优秀演员，像任哲中、殷守中等长期活跃在秦腔舞台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先生离开晓钟剧校后，又全力扶持了面临崩溃的三意社，使一个濒临解体的戏剧团体得以复苏。
　　苦苦的挣扎，漫长的求索，终于迎来了明媚的春天。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解放后，先生欣然接受组织安排，成为一名文化干部，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戏剧组副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西北文化部戏改处副处长、艺术事业管理处副处长、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委会主任、演员训练班主任等职，同时兼任西安市戏剧电影协会常务主任委员、西安禁烟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为陕西乃至西北革命戏剧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促进了戏曲事业的繁荣，为陕西(甚至甘肃、新疆、西藏)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
　　1966年2月，先生因年高多病退休，但仍留在原单位发挥余热。不久，“文革”发生，先生也受到冲击，遭到不公正待遇。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后，因患中风偏瘫，于1971年迁往南京儿子封玉书(任南京部队文工团乐队指挥)处，于1974年8月8日病逝，享年81岁。
　　封先生一生撰写、改编了100余部(出)戏，排导过100余部(出)戏，主演过近百部(出)戏，主持、参加义演过的100多场戏，这四个“一百”，以及上述创办、主持的五所戏剧学校，即足以说明先生的一生是为戏曲艺术顽强拼搏、执著追求、不断创新的一生。而且还撰写了诸如《秦腔剧目汇考》《秦腔艺人考略》《秦腔声韵初探》《秦腔概论》《中国戏曲大词典》等著作，特别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深得梅兰芳大师等赞赏。这些有关戏曲的文字，据粗略估计，也有数百万字之多，可惜大部分在“文革”中损失殆尽。
　　1994年元月11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剧协、省戏曲研究院、市文化局、易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戏剧家封至模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与会领导、专家、名流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封至模先生的一生是为戏曲事业苦心探索的一生，勤奋实践的一生。他多才多艺，刻苦钻研，勇于改革创新，他对艺术精益求精，执著地追求真善美；他爱才若渴，宽厚待人，工作勤恳，生活朴素；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戏剧事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戏剧活动家，戏曲教育家、剧作家、理论家、表演艺术家，在全国戏剧界享有盛名。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世长存!”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他生前播下的艺术种子，将永远活在百花争妍的戏曲事业中，活在人们心里!
　　出处：西安艺术. 2010年（戏剧家封至模纪念专刊）/西安市艺术研究所编.西安:《西安艺术》编辑部,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