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6日，是陕西籍著名戏剧家封至模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有关方面特意为其召开了纪念会并举办学术研讨、戏曲演出活动等，参加者众，气氛庄重而热切。由于他的生日，恰与前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的生日相重合，有关方面又特意作了调整，一切都推后了数日，以兹规避，印象颇深。
　　这件剧坛盛事得以落实玉成，取决于各个方面的重视和配合，封先生作为戏剧家的功绩建树自是先决条件，封先生哲嗣玉书学兄自南京来西安长住数月，奔走斡旋，亦令人感佩。这期间，他曾数次枉驾寒舍，议事论文，叙旧谈往，两情相悦，快慰有加。
　　承玉书学兄敦促，我为纪念活动次第撰文三篇，均为“代笔”——
　　第一篇是秦腔名旦宋上华向玉书学兄提出，指名要我写的，节录如下：
　　缅怀封至模先生(宋上华追述)
　　封至模先生在陕西乃至西北剧坛，资深名重，堪称“大佬”，是我尊崇的师长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封先生曾在易俗社任职。他的代表作《山河破碎》和《还我河山》即编导于这个国难当头之际，并专程赴北京演出，反响强烈。这可见他的爱国激情和民族义愤，以及作为一位戏剧艺术家敏锐深沉的历史使命感。
　　对艺术，他诚为有心人。譬如当年带我们观摩兄弟剧种演出，人家好在什么地方，什么技艺可以为我所用，甚至谁在楼座看，谁在池座看，谁注意脚下，谁注意手上，或重点注意某个特技，事先均有明确揭示和具体指派。对本剧种表演的佼佼者，他敏于发现，精于评点并热情鼓吹，如秦腔名丑马平民，就很得他的推崇，这不但鼓励促进了马氏本人，更启发点拨了其他学子，使我们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他排戏总是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细枝末节亦不放过。为我和雒秉华、伍庶民排《龙门寺》时，雒秉华有一个端饭碗摹拟小和尚泼水的动作，因“泼”得不像，多次矫正。我在《还我河山》中演丫鬟，有个边搓绳边以臂肘缠绕的身段，也是反复要求务使熨贴。他有句名言：“要讲究不要将就”。我铭记不忘，受益终生。
　　他排戏绝无“匠气”，并不照葫芦画瓢，常有新颖别致的艺术处理。如全本《渔家乐》，我前演渔女，后演马府小姐，就各见“鲜招”。渔女下场时的左右三摇船桨、三摆腰肢、戳桨闪身、踮脚徐退的身段动作，轻盈优美，婀娜多姿，突出了少女的天真可爱。五十年代初，我给肖若兰排《藏舟》，就袭用了这套动作，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现在当然已习以为常，但封先生的首创之功，不可不提。马府小姐与落魄书生简仁同“新婚”的下场，也很特别，当时每演至此，必获通堂彩声。因为这二人的结合，乃仓促间事，既有意外初会的拘谨尴尬，又有少男少女的钟爱倾心，所以下场时，便不由自主地礼而又让，行而又止，似痴似癫，若即若离。把激动却须克制，挚爱半含娇羞的种种情态表露无遗，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利用下场而生发的妙笔，早年的秦腔舞台，实属罕见，几十年后的今天现之，犹觉匠心独具，余味深长。
　　我更多地就教于封先生，却是在他离开易俗社之后。因为随着艺龄增长，求知欲增强，才更悟出其艺术见地的精奥与可贵。封先生当然也乐于研讨、诲人不倦。因而，我们的师生之谊，得以持续教十年而始终如一。五十年代，我从华东会演移植来《庵堂认母》，首演时请他过目，当即提出两点重要补充。其一是尼姑初见突然来访的少年书生，觉得似曾相识，暗生惊诧，正欲探问，抬手间，忽然目击手中的念珠、拂尘，即刻意识到自己早为僧尼，岂可妄动俗念，于是就势双手合十，极虔诚地紧捧两件佛具，注目凝视，迅疾改口：“你是……烧香拜佛来的?”暗示出佛门清规对其感情活动的禁锢约束。其二是尼姑经少年书生几番旁敲侧击，情动于心，被压抑的母爱终于勃发，遂毅然在一声钩锣大铙惊心动魄的轰鸣中将念珠拂尘抛投于地，昭示着与沉重精神枷锁的彻底决裂，随即，母子二人凄声哀呼，扑抱相认。经封先生如此一改，念珠拂尘已不再仅为道具，而升华为佛法象征且参与了表演，一“捧”一“抛”，首尾呼应，画龙点睛，寓意深邃又鲜明贴切，看似信手拈来，却极见功力，令人过目难忘。
　　我常演的《杀狗》，数十年来其所以得到观众喜爱和行家赏识，平心而论，非己之能，仍受惠于封先生。他虽未为我亲炙，我却看过他给别人排的戏，示范启发良多。最为重要者，是对焦氏人物基调的权衡把握。这个人物可以演成泼妇、悍妇、刁妇、恶妇种种，他却以偶犯错误的善良人处之，显得自然合理。因为焦氏的丈夫曹庄，乃有教养、有孝心、有血性的男儿，断容不得其妻随意虐待其母，更不用说经常拳脚相加了。同时戏的结尾，焦氏还要幡然悔悟，知错即改，自非泼悍刁恶辈所能为。因而，我及时取法，推敲调整，极力使人物呈现出可气、可笑、可爱、可乐等多种色彩，以求有别于本剧种及兄弟剧种的其它路子而自成一格。但这个“格”的创制发端者封先生，其独辟蹊径的良苦用心却并非人所尽知。此外细节的丰富，更有多处，如焦氏的以生葱就软饼，以红头绳串铜钱，丈夫打柴归来时借口端茶造饭的打岔回避、戏语调侃，认错后搀扶婆母时的半搂半拥，倍示亲切等等，无不扬溢着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为演出增色不少。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封先生在化妆、服饰等舞台美术方面对秦腔的改进，早年间，这些都比较简单粗疏。譬如小生化妆，不着底色，只勾眉眼画红脸蛋而已，经封先生倡导，才变了相，即现在的画法，且已约定俗成，可当初并非人人赞同，反对指斥者亦非绝无仅有。譬如旦角化妆，当年只贴“人”字鬓，即两条长鬓从前额顶部中分，斜向左右太阳穴，再垂直而下，额部遂成“锥”形；嘴唇也是只画下唇不画上唇或上下双涂却着色均等，与所谓的“樱桃小口”大相径庭。还是经封先生倡导，才改为额部用“小弯”，两鬓用“大片”，画嘴唇也规范为“上长下短”。生活中论口形有戏称“地包天”的福相，舞台上则绝对须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今天秦腔生旦化妆的基本格局，可说是自封先生始。
　　他对服饰也多有要求。如男角“扎靠”，须内套“箭衣”；穿“蟒袍”、“官衣”，须内衬“褶子”。这当然为了艺术美，使演员不露“馅”，保持里外周整，也源于古代生活的实际。如旦角服装，原分绣花和素净两类，他根据角色需要，别出心裁，对素服略作点染，或加个花边，或缀个图案，遂有“中性”服装出现，庄重而典雅。如发型，他也有所突破，我演过一个小丫鬟，就弄的“披发”，与今日之“新潮”无异，这在五、六十年前，不谓不“时髦”。
　　因而我认为，封先生不仅是位戏剧教育家，剧作家，剧评家，表、导演艺术家，还是一位舞台美术革新家。我深深怀念这位才华横溢、难寻难遇的良师益友，谨以如上追述，聊表寸心，告慰前贤。
　　第二篇是我向玉书学兄提议的，因为秦腔名生杨令俗的成才成名与封先生密切相关，玉书学兄和杨令俗也都欣然允诺，照录如下：
　　感念恩师封至模(杨令俗追述)
　　提起封先生，我感激莫名，因为对于我，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师，而是我永难忘怀的“恩师”。
　　60余年前，我与雒秉华、宋上华等同为易俗社9期学生，初习旦角，因嗓音稍逊，形亦欠佳，因而无大出息，虽也登台，不过丫鬟“专业户”而已。
　　说来也巧，一次耍社火，我“绑芯子”，扮的是《斩韩信》的陈仓女。出动时，不知谁喊了声：“把眼睁大!”我一睁眼，正好与人丛中的封先生目光相接，我自然格外卖力，未稍松懈，接着即闻阵阵掌声。可能这一个“睁眼”，给封先生留下了特别印象，随之即让我改学生角，并指派大师兄赵柱国给我教《黄鹤楼》的周瑜。排练中，他不时亲临现场，向赵面授机宜，提示指导，演出时，还特意写了醒目的“第一声”戏牌单条儿，头一炮果然打响。
　　接着，封先生亲自出马，为我排了《岳家庄》。他先教了“舞锤”，指定大师兄杨实易促我练习，当时设备简陋，不过把竹制牛笼嘴绑在半截木棍上，里面塞个烂“肃州窝窝”，权当“铜锤”，初练塞一只，继而填一双递增分量。进入正式排练，一招一式，一言一动，均由封先生指拨，点点滴滴，从头学起，岳云受委屈后那一哭，我印象极深：小手半握着，大拇指紧贴伸出的食指，别拉着嘴，眨巴着眼，气哽声噎地抽动着身子，并以食指频频左右抹泪……。这虽然只是个细节，却有手形、姿态、声气、神情等多种配合，真切而又艺术，使我戏窍初开。此外，如岳云与牛皋对话，提到练武显然振振有辞，提到他娘忽又喃喃嗫嚅。演练锤艺，立时精神抖擞，英姿勃发；骤遇其母，则又蹑手蹑脚，噤若寒蝉。但背转过身，却不忘暗出怪相，窃笑咋舌。一副稚气憨态，活灵活现。通过这个戏，我得到了武功、身架、表情、神态等多种锻炼，虽然嘴里说不出什么名堂，心中却朦胧感受到演戏的一些窍道儿。
　　此后，封先生又亲自在他住宿兼办公的房中，为我和黄执中排了《蝴蝶杯》之“洞房”。其中生角与旦角对话时的一“坐”，看似简单，却有讲究，体现着戏曲表演“坐有坐相”的艺术原则和主人公田玉川英武俊逸的精神风采。为什么说“看似简单”呢?因为不过撩起大带，左腿置于右腿之上即常说的“二郎耽山”而已。然而封先生有个极细微的要求，即悬空的那只脚必须绷着脚背，再向内侧微勾，却是不为常人所留意的。根据我的体会，有没有这一绷一勾，异常重要，无必疲软松散，有则气足神完。封先生之精细过人可见一斑。
　　《洞房》中另有田玉川对女主角卢凤英的大段道白，封先生也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无论口形语气、声调节奏以及身段动作的辅助配合均有通盘考虑，故能起伏曲折，一气呵成。在秦腔中，大段道白并不少见，但能如封先生这样自觉明确的构思处理，有层次，有章法，一波三折而见人见技者，却不多有。或一味求快，含混不清；或一味着力，不求韵致；或只闻声音，并不动情；或僵化刻板，诸戏一调。而我在学艺之初，即有幸得封先生口传心授，这就为我日后的演艺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而这段道白可说是开启我艺术知识之门的一把钥匙，使我触类旁通，故而没齿难忘。
　　此后，我接连演出了《山河破碎》《还我河山》《关中书院》《江山美人》《会真记》《金川门》《紫金冠》《蝴蝶杯》《儿女英雄传》等戏，技艺日进，声名亦增。
　　1934年夏至1935年春，上海百代公司相继来陕西录制秦腔唱片，我以《关中书院》《洞房》《藏舟》三出戏入选，并分别与大名鼎鼎的王天民及崭露头角的王月华搭档，自然深感荣幸，因为这是秦腔历史上的首次，在当时条件下，对广泛宣传秦腔，扩大秦腔影响，作用非小。而录制事宜的主要联络与组织者，正是封先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易俗杜应邀赴北京演出，我以《山河破碎》之韩世忠及《奇双会》之赵宠，献艺于名家荟苹的北京舞台，且获好评，不无快慰。《奇双会》本由封先生移植于京剧，复以秦腔演出于北京，其含意用心，不言而喻。《山河破碎》的反响尤其强烈，《京报》连日刊登我与李可易(饰金兀术)、郭朝中(饰岳飞)的演出剧照；《全民报》亦报道、评论演出盛况：“观众极多，足无隙地”；“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回首前尘，颇多遗憾。其一，在封先生离社之后，我未能如宋上华等人继续向他老人家求知问道，更上层楼，这无疑是我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其二，“文革”中，封先生受到冲击，有人曾见他被“勒令”清扫厕所，后又得知他突发恶疾，缠绵病榻，而我，却未能前往探视，浅薄无知竟至于此。其三，封先生于南京逝世，我未致唁电，生前亦未能最后再见一面，愧疚至深，只有留待他日泉下相逢，负荆请罪了!
　　聊以自慰的是，在我有生之年，能亲历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并以片言只字，倾吐肺腑，当引为平生之大快大幸也!
　　第三篇缘于京剧名导马科来自上海的一封贺信，许是由于事出仓促，因而信写得比较简短，点到为止，也许是马导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要见诸报刊，未加审视推敲，草成而已，不过玉书学兄觉得此信应须公之于众，一来表示对马导的重视和尊重，二来对纪念活动也将增色添彩，封先生当年的学生成了“名导”，不正是封先生的风光吗!但迫于时限，不便再作联络，无奈间，玉书学兄遂着我按信中意思“捉刀”，我自然难于推却，只好勉力而为。所幸在纪念会上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与会某君代为宣读后，时任陕西省剧协副主席的杜耀民先生即席赞叹：“诗人气质!”我就坐其侧，闻之讪然，我明白这绝非“捉刀”的成功，纯属“名导效应”。会后，这封信随即在《当代戏剧》刊出，马导自会见到，但遗憾的是，对我的越俎代庖，终不知有何见教。亦照录如下：
　　追念封至模恩师(上海京剧院马科)
　　顷闻恩师封至模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在我的“第二故乡”古城西安举办，不禁热泪盈眶，感慨满怀，悲乎?喜乎?难以自持，难以自圆。
　　53年前我11岁，从日寇铁蹄下逃亡西安，饥寒交迫，举目无亲。所幸的是，在强敌入侵国土沦丧之际竟有许多志士仁人，不忘国耻，不舍国艺，而取华夏之声激扬含意，办起了京剧学校，于是，“夏声剧校”应运而生，接纳对象恰是如我这般颠沛流离的孤儿难童，我便因而恍入艺门，食宿有着，惊魂甫定，习业受教悠悠七载。这是我人生旅途举足轻重的一着棋，谓曰“安身立命”、“绝处逢生”当不为过。而执盘布局投子者，正是以封至模先生领衔的“夏声”诸先哲，如刘仲秋先生，郭建英先生，以及依然健在的阎秉初先生等。
　　说来惭愧，我入“夏声”时，年岁小，记性差，甚至还尿床，许多事自然不甚了了。但有的事却至今记忆犹新。譬如那首《校歌》，当日每唱令人振奋，今日思之，亦觉荡气回肠，不妨抄录如下，以唤童心：
　　我们是年轻的演剧队员，
　　我们用戏剧从事宣传。
　　舞台是我们的堡垒，
　　街头是我们的营盘。
　　台上台下，
　　哎嘿!
　　演员观众一齐来抗战。
　　抗战!抗战!抗战!
　　打倒日本强盗，
　　收复大好河山。
　　前进!
　　努力!
　　年轻的演剧队员。
　　我想，从这首《校歌》，大可以熟悉“夏声”，理解“夏声”，进而历史地、公正地评价“夏声”，不知有无必要?依我浅见，西安能有“夏声”，应是西安公众的骄傲，西安剧坛的骄傲，封至模先生等诸导师的骄傲，因为“她”，不仅仅冲着“唱戏混饭”，而是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豪情、民族精魂，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当日的“夏声”，自属白手起家，正值国难当头，极少经济来源，西安各界社会贤达资助有之，但仍需自力更生以抚育幼小，因而遂有“教师演出团”之设，封先生既为董事长、校长、校刊主编，更兼演出团长及剧场经理等五职，实际上何止于“五职”啊!他难道一切都那么顺利，诸事都那么顺心，所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辛勤劳顿，内外奔忙，可以想见。因而，我要借此向这位老前辈特别郑重地道一声辛苦：难为您了，我敬爱的封至模老师!
　　在他主持下的“夏声”，别看只是个不起眼儿的民办团体，但自有其风骨胆识在。记得有一位与我同庚的学友，青春髫龄，锋芒初露，被当时西安的中将警备司令“相中”而收为“义子”，虽然正在排演的爱国主义剧目《陆文龙》的主角非他莫属，校方还是毅然将其除名，直至那位声势显赫的司令官大人不得不收回成命，这位陆文龙的扮演者才把“还我河山”的大旗重新举上了舞台。我想，人是需要点骨气的，救亡时代需要，今日依然，否则，眼看花了，多年心血培育的人才，竟在金钱物质名利私欲的诱惑下步入歧途，岂不痛心!另有一件似乎也是难以想象的，当日的西安和延安，壁垒森严，针锋相对，但上演于延安被毛泽东肯定的那台《逼上梁山》的全部服装道具，却是经由封至模先生在西安一手操办，大家熟知的在延安编导《三打祝家庄》的任桂林老师，即是延安平剧院和西安“夏声”的“地下交通员”。这种事当年自属“绝密”，然而阴差阳错，却在“文革”中“审查”封至模时查出，诚所谓“苍天不负苦心人”哪!不然的话，他“文革”的这道关口，将是更难挨磨得过的!
　　也正是在十年浩劫中，我突然收到他寄自南京的一封信函和一张抱着小孙子的照片，才得知他因患中风失语，已被其哲嗣玉书接住养护，观其神色仪容，虽不失往昔潇洒安详的风范，但毕竟经历劫难，眉宇间丝丝隐忧依稀可见。信中，曾嘱我为他在上海物色医生，殊不知，我这个“样板戏”《海港》的导演，也已因“夏声问题”被“打翻在地”，带着肝炎的病痛而挑着百斤稻禾重担改造、锻炼，因而，我未能为恩师略尽绵薄，不久，即闻老者郁郁故去，作为学生的我，也只能仰天浩叹，衔恨无言而已……!
　　然而，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经封至模老师培育的“夏声”之花，已然香飘万里，蔚然如林，不少当年的学子，早从西安走向全国，遍及上海京剧院、华东戏曲学校、东北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等艺术单位，且多为骨干，艺业有成。即是当年尿床的小马科，如今仍奋战于一线，担任着上海京剧院重排《智取威虎山》的艺术总监。而我们有的这些个能耐，难道少得了恩师的心血吗?我们定以加倍努力传播您所开创的“夏声”精神，您老人家该当心安理得地含笑于九泉!
　　倏而过去了10年，2003年12月26日，该是封先生诞辰110周年了，人们依然未忘情于他，怀念、追忆、慨叹、唏嘘兼而有之，时有所闻，似乎关于他之种种，还有未圆的“句号”待画。
　　作为晚生后学，我以为若谓戏剧家，他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更是难能可贵的剧艺通才和大手笔，他的存在，无疑是三秦大地的光荣和骄傲，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在陕西以至大西北，称之“百年一人”亦不为过，西安市艺术研究所陈昆峰老弟由衷放言：“封至模是一座山!”虽脱口而出，却借喻精当。
　　我搜索记忆，如许旧事闪回——
　　1937年前后，日寇侵华势焰熏灼，童年的我随家长往观易俗社的秦腔本戏《还我河山》，这段历史故事我在街头书摊看过“小人书”，并不陌生，但“岳家军”大破金兵“拐子马”的战斗场面，却比小人书上要鲜活壮观得多，鼓角声声，厮杀阵阵，刀光剑影，人仰马翻，足使人振奋鼓舞，亦令人经久难忘，长辈们议论称赞：“这是至模的戏!”我好奇探问，由此记住了这位父辈的朋友、我未曾谋面的“封伯”，亦记住了那往后看戏难得再见的精彩艺术处理。
　　随后战局日紧，日寇飞机频频轰炸西安，一夕—数惊，最多的一回，“警报器”断断续续拉响了8次，人们索性全天24小时就呆在防空洞里。某日，我随家长“躲警报”时，却在澄华巷原陕西省图书馆馆长张致道先生寓所意外地见到了“封伯”。其时他正办着“夏声剧校”，因为张寓距北城墙开凿的防空洞很近，他利用警报空隙在后院旷场为学生们排戏，风度翩翩，专注投入。他的学生们也常常排着队，唱着歌，由我家门前经过，去剧场演出，着装整齐，容光焕发，根本看不出原是一帮“难童”，也显然不像人们所谓的“戏子”，这在当时大后方的西安，不失为引人注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的戏，也颇得京剧迷们青睐，以为比看成年艺员演出要解馋过瘾，且时见以古喻今的警策之意。
　　“夏声”渐具规模，他又创办了“陕西省戏剧专修班”，地址初在南院门省图书馆后院(俗称“亮宝楼”)，后即迁至中山中学，正门在北大街，他们占用后院部分校舍，在莲花池街向西另开一门，与莲湖公园东门相对，我当时就学于“女师附小”(今青年路小学前身)，天天由此经过，院内的练功排戏，不时吸引着我的注意，他们在其露天舞台的演出，我也看过，优秀文武花衫王景模和优秀文武小生胡昌锦配演的《虹霓关》，留有极深印象，因为这出戏我在秦腔中尚未见过，只见过梅兰芳先生和另一小生(未记其名)双演的彩色“四条屏”，因而对真人真演，倍觉新鲜。封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特意拜访了其当年的老搭档施葆璋先生，施老已经91岁高龄，依然体健神清，他是西安资深的秦腔小生名票，能戏颇多，早年和刘毓中的父亲刘立杰(世称“木匠红”)都同过台，为其配演《卖画劈门》，刘立杰临时组班演出，还借过施家的桌裙椅垫用于台上，施老对秦腔艺界票界的情况十分熟悉，有明晰的判断和见地，对秦腔传统剧目，也有独到见解，他改编的《白蛇传》、《蝴蝶杯》就自有特点，不同于一般。封先生办“专修班”，他剧务总负责，当然乃一得力助手，一段时间封先生劳累过甚乘车摔伤住了医院，他全盘代为主持，封先生极表满意。据施老讲，“专修班”乃20世纪前期西安惟一一所公办戏剧培训团体，由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倡议并资助，日常经费按人头发放，每人每月三袋面粉，师生们的生活自然较为清苦，但出人才不少，驰骋陕甘，为社会所公认，前述王、胡外，尚有须生王辅平、青衣袁毓璋、花旦傅芝荏、武生王成士、架子花脸乔阴棠、衰派老生吕欣韵、小旦成怀学、正生成德信、贫生栗成荫、铜锤花脸辛性安、丑角王达旭和赵文贞、老旦周东林、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仍活跃于舞台的著名花脸刘茂森、今犹健在的著名鼓师栗怀荫等。施老还讲到，当日招生较难，先后不过40名，但往后享誉艺坛者，竟有十多名，成才率不谓不高。诚如施老所言：“至模调教演员，确有过人处，经他之手，总能出来像样儿的。”
　　接着“专修班”，他又办了个“上林剧院”，招收培育了一茬新人，有段时间，经常演于今之社会路一简易剧场，颇能叫座儿。我其时就读西安菊林中学，与玉书学兄同窗，乃“上林”铁杆戏迷。依我看，“上林”应该是封先生的又一“得意之作”，虽然时隔近60年，一些戏码和演员，仍有明晰印象。花衫吕凝馨，扮相秀美，表演细腻，基本功扎实，亦善“跷功”，《玉虎坠》饰王娟娟，“洛阳点炮”的圆场，飘逸婀娜，楚楚动人，时有“小王天民”之谓，与京剧李世芳的“小梅兰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青衣李紫茗，端庄稳练，以唱工见长，吐字清晰，行腔圆润，韵味纯正，《三娘教子》(当时似称《忠孝节义》)全本的王春娥，独力担纲，游刃有余。扮演老薛保的须生王新邦，声洪气足，唱念俱佳，台风亦正，虽属配角，却深得观众喜爱，允为该剧一绝。经常与吕凝馨配对的文武小生杨作瀚，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表演到位，中规中矩，相当出色。长于做功的须生刘亘天，表演松弛灵动，适应性强，善于刻画人物，这从他所演《游龙戏凤》之正德皇帝及80年代常演的《杀庙》即可见一端。我以为他的《游龙戏凤》，在“戏”字上有所强调，对这个色鬼皇帝的流氓性略有点击，较之一般演法要泼辣些。他的《杀庙》，亦别具一格，身段动作通脱大方，秦腔特色浓郁，且演出了剧中人韩琦特定情势下的精神压力和决定自刎前的激烈思想斗争，深沉耐看。当年的“上林”，让我感受到某些“雅秦腔”的风格韵致，整体演出素淡讲究，没有低俗过火的东西，就连演员的艺名，都显得不同一般，如凝馨、紫茗、作瀚、亘天等等，就中大可体味封先生的审美追求和良苦用心。后来情势突变，“上林剧院”与自乾县迁来西安的“晓钟剧社”合并，对此，我一向觉得并不值得多作宣扬，更不以为是“成功之举”，从事态发展看，大有“无可奈何”的况味，这从封先生于合并不久便偕若干弟子离去即可感知，两个社会背景、旨趣格调相去甚远的院社捏合在一起，其中权力名位之争，人事宗派纠纷，见解主张歧异以及盘根错节的方方面面，注定不会风平浪静，亦属艺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劣根性，“晓钟社”最初的创办者乾县剧作家张秦伯先生，不是也因种种原因辞去了社长职务，连出任编辑主任都托辞婉拒，最终竟与“晓钟”断绝来往吗?个中纠葛奥妙，足堪玩味。
　　封先生离开“晓钟”随即又应秦腔小生魁首苏育民之邀去了“三意社”，工作性质相当于今之艺术指导和艺术总监，这可见苏社长对封先生的推重和彼此的惺惺相惜，苏氏的知人之明、艺术雅量尤堪赞许，断非小肚鸡肠“武大郎开店”之辈所能办到。此时正值1949年秋末冬初，我在西安高中就读，一次胡文藻兄(即前所举之胡昌锦)在三意社院内给我教《黄鹤楼》之周瑜，封先生正和几位艺界大腕苏育民、刘毓中、何振中等在屋内聚谈，他曾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如果能在这几位面前通过，那就不一般了!”可惜我勇气不足，深怕出丑，未敢班门弄斧，过后思之，倒觉失悔。又一次，《鱼腹山》即将彩排，封先生在后台审看他为闯王李自成新设计制作的专用软靠和一顶朱红倒缨盔，精巧别致，新颖大气，体现出他求新求美的创作意向，因为李自成如何装扮，在当时涉及到对人物的历史及艺术定位问题，众所周知，国民党在大陆当政的中华民国与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及随后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称之为“流寇”，后者则尊为“农民起义英雄”，剧作家马健翎所著《鱼腹山》，自然代表后一种观点，封先生显然尊重原作主旨并身体力行，明智而达观，果然，抹着红脸以须生应工由苏育民主演的李闯王全新披挂在舞台上出现，着实令观众眼前一亮，倍见光彩。封先生与苏育民默契合作的“三意时段”，也以心情舒畅，成绩卓著善始善终。
　　不久，封先生到西北文化部戏改处工作，后又与马健翎、黄俊耀等筹建西北戏曲研究院(今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段时间我与他接触无多，间接知道些情况，其诞辰一百周年时黄俊耀先生有一篇追忆文章，颇为详尽，多为第一手材料，大可借鉴。再往后，随着阶段斗争的逐步升级，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人们顾忌多了，过往少了，显出生疏和隔膜。我与封先生的最后一见，是在“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最紧张时刻，一天去“研究院”，突见他腋下夹着把笤帚从厕所颤巍巍蹒跚走出，我即悟到他已被“专政”而受命清扫，其时这已成定则，一经“揪”出，便属“牛鬼蛇神”，此等事概莫能免。我急欲近前招呼，他却摇手示意阻止，其心情处境，我完全理解。这个“最后一见”与前叙在张宅的“最初一见”，反差何其强烈，对比何其鲜明!
　　我有时想，像封先生这么样一个20世纪西安剧界罕见的人物，难道就真的无声无息和我们永别了吗?“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的家乡白鹿原上的张李村可以倡议筹建李氏“纪念馆”，老辈剧作家范紫东先生的故乡乾县政协可以编辑出版洋洋30余万言的《著名剧作家范紫东》专集，而对于封先生，难道不可以做点什么吗?
　　数年前，版本学家鲁深学兄健在时曾告诉我，他某次陪客人去西安东郊荆峪沟游览，见过一尊洋洋大观刻着当地名人姓氏的碑石，竟然没有封先生的大名，因为他清楚封先生的祖籍就在荆峪沟南岸之伯夷坊，难道他不够资格入选吗?难道他还不属于名人吗?看来，人们对封先生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十分有限的。外地有人说：“你们陕西人不善于宣传自己!”其实，人家话说得客气罢了，依我看，这等于批评我们缺少相关的见识和眼力。因此，有时倒有相反的情形出现，对一些价值平平甚至蓄意作秀者，却盲目渲染大加炒作，令人侧目。
　　我略作联想，封先生一生别人难于比肩的独到处，历历突现——
　　从演剧实践看，他演过初创时期的话剧多出，与著名戏剧家陈大悲、李健吾等合作或同台，还演过京剧和秦腔多出，既扮男、亦扮女，既演文、亦演武，如话剧《幽兰女土》之幽兰，京剧《群英会》之周瑜，《水淹下邳》之吕布，《石秀探庄》之石秀，《穆柯寨》之穆桂英，《贵妃醉酒》之杨贵妃，《四郎探母》之铁镜公主，秦腔《玉虎坠》之王娟娟，《杀狗劝妻》之焦氏，《断桥》之白素贞等等。纵观20世纪西安剧坛，包括专业人士和票友在内，有此能耐者，还有谁呢?
　　从编导实践看，他编导过话剧，编导过京剧、秦腔、眉户、碗碗腔、遏宫腔、线胡等等。而把碗碗腔由“小戏”搬上舞台成为“大戏”，他亦有首倡首创之功。20世纪30年代他编导的秦腔《山河破碎》《还我河山》震动北京，有口皆碑。他导戏亦教戏，许多戏和表演者，经他指导，效果显著而深远。戏曲美学家陈幼韩兄曾跟他学过三出戏——《拾玉镯》、《梅龙镇》、《得意缘》，全面得益，更有“封氏五法”之提炼概括。年逾八旬的秦腔名旦杨金凤之《卖酒》(即《梅龙镇》或称《游龙戏风》)，演了一辈子，红了一辈子，即受教于封先生，封氏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她以古稀之年深情献演，誉为“绝版”。30年代封先生为易俗社刘文中、庄正中排的《写状》，红极一时，往后演者大都以此为遵循，原易俗社社长杨公愚曾对我艳羡地说：“当年刘文中、庄正中的《写状》，戏味深的很!”还有一些戏，秦腔原本没有，都是他从京剧引进，《卖酒》即是，另如《虹霓关》《蒋干盗书》《雌雄镖》《梦游月宫》《姑嫂英雄》《马前泼水》《坐楼杀惜》《翠屏山》《汾河湾》等等。又编又导又教，广博如此，陕西以至大西北还有谁能?若冠以“一代宗师”，当属恰如其分。
　　从艺术研究戏剧评论方面看，他著有《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国戏曲辞典》《秦腔概述》《秦腔剧目考》《秦腔声韵初探》《陕西四年来之戏剧》《易俗社改革大纲》《秦腔艺人考略》《浅谈念白的艺术》《理想的导演》《王天民的撒手锏》《丑行大师马平民》等，而且参与创编或主编戏剧刊物如《实验剧刊》《戏剧画报》《小言》《夏声剧刊》《上林院刊》等，其魄力，其见地，其丰富性、独创性，陕西剧界不也是独树一帜吗?
　　从创办剧校、剧社看，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北京与旅京陕籍学生王捷三、武少文、马公韬等多人筹组业余话剧社并请陈大悲为指导，后又协助陈大悲成立“戏剧专科学校”并任教，还与志同道合者创办“北京实验话剧团”，连同以后的“夏声”、“专修班”、“上林”等，这是多么瑰丽的一幅“戏剧长卷”啊!而绘出如此“长卷”者，不也是舍他其谁吗?其间的奋斗拼搏，成功喜悦，挫折艰辛，坦途暗礁，真可谓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哪! 40年代他的密友曾中肯地说：“至模是屡败屡战!”我觉得，这丝毫不含贬意，而是充溢着婉惜不平、安慰激励和真情赞许，也是他矢志不移、不屈不挠的真实写照。
　　从社会活动和艺术交往看，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北京参与过辛亥革命元老张凤翙等发起组织的陕西赈灾会义演。后又与诸多京剧名流结识，且拜师学艺，并参加齐如山先生组织的国剧社。他与京剧大师们如梅兰芳等“四大名旦”，不是一般认识而已，乃是互有过从，玉书学兄说过一件事，我印象至深。50年代梅先生来西安演出，临走时封为其送行，上了火车还话题不断，车忽然开动了，下不去了，干脆谈到临潼，才下车返回，其浓情密意可知。他在京剧界、话剧界、电影界、秦腔界、京剧和秦腔票界，师友众多，数不胜数，难于一一列举，即在兄弟地方剧种如豫剧、蒲剧、晋剧、汉剧亦不乏挚友及受教得益者，人们更是耳熟能详。当年办“夏声”，甚至邀集众多文化艺术界名宿巨子和社会贤达如黎锦熙、应云卫、老舍、田汉、洪深、林语堂、郑君里、丰子恺、刘尚达、薛紫厚、康少韩、马平甫等为学生讲课，这是何等的气派体面啊!还不是他的面子和魅力起作用吗?
　　所以，我认同那句话：“封至模是一座山!”是三秦大地难寻难觅的一座无比绮丽的山!
　　十年前封氏诞辰一百周年时，高级记者、戏剧评论家静波老友曾提议成立“封至模戏剧艺术研究会”，我以为这个“研究会”不会空空如也，应该有相当丰富的研究课题，只可惜未能及时付诸实施，一些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老的老了，走的走了，不免怅然。
　　不过，就现有资料看，如果出书的话，也还是大部头的，封先生有的是剧本，有的是论著，有的是剧照及与名家大师的合影，又有为数不少的追忆评介，花上几万元，编纂个数十万字的集子有何难哉!其社会历史价值，学术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都不是钱能买得到的，假使随着岁月迁延而风流云散，那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因而我殷切希望翘首期待有关方面及相关人士，能有新的意向，新的动作，新的成果，而对于封先生，这应该是永恒的纪念。
　　(原载于《掌斋絮语》)
　　出处：西安艺术. 2010年（戏剧家封至模纪念专刊）/西安市艺术研究所编.西安:《西安艺术》编辑部,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