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康海、王九思等人对秦腔的热情支持，明中叶以后，秦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北方以至全国戏曲声腔、剧种中的一支劲旅。不仅在秦地农村有着众多的临时性的搭班演出，还出现了不少固定的秦腔班社。它的影响，也随着秦晋商人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遍布国中。
　　第一节 明代秦腔班社
　　秦腔最早的班社，在元代为行院或以家庭为单位的路妓，即乐户。
　　乐户，起于何时，尚待考知。据《魏书·刑罚志》载：“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由此可知，它是封建时代的一种供统治阶级取乐的人户，是隶于乐藉的妇女。她们大都从事音乐歌舞一类的职业，所以又属于“贱民”一类。正如《隋书·音乐志》所说：(炀帝听裴蕴之奏)“括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于凡庶，有善音乐及倡优者，皆值太常。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递相传教，增益乐户至三万余。”此后，这种乐户，实际上成了专供统治阶级役使的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艺术组织。她们大都安置在当时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重地。唐以来，众多的散乐演出，大都以三、五人为主，而以户主命名，都说明了这点。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乐户，就会发现它们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演出团体，即后来的戏班子。
　　元末明初，陕西拥有大量的乐户。这不仅是明王室把不服他们统治的人的家属，大批编为乐户，安置在陕西；而且也因为陕西这块交通要冲和军事重地，历来就拥有较多的乐户。前引明初史料已告诉我们。陕西乐户的受宠。大宦官刘瑾，是陕西兴平县人，入宫后主管教坊司。陕西各县都有乐户。当时的武功县只一千九百七十八户，而乐户竞达九户(康海《武功县志》卷二)。其他县如户县、周至、朝邑、大荔、三原、高陵、凤翔、乾县、泾川等地都有。除此，西安、长安、汉中等地都有专供秦王府役使的大批乐户。这些乐户，都属教坊司色长管领(《明史·职官志》)。其职责为：或是“迎官员，接使客”，或是“着盐客，迎茶客”，或是“坐排场，做勾栏”(见朱有燉，《桃源景》杂剧)。这里所说的“坐排场，做勾栏”，就是演唱戏剧。实际上，他们就是明初的戏曲演出班子。
　　此外，不少达官贵人或落职归里的显贵，家中设有私人家班，终日不停地演戏。据目前所知，除第十二章提到的康海、王九思、张炼外，尚有咸宁的许宗鲁，长安的何栋，胡侍，华州的张西谿，周至的张附翱，三原的王承裕等。
　　许宗鲁，字伯诚。正德丁丑进士，选庶吉士，改云南道御史，历湖广按察佥事、霸州副使、大仆少卿，后以佥娜御史巡抚保定，进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有《少华》、《陵下》、《辽海》、《归田》等集五十二卷。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他“家本秦人，承康、王之流风。罢官家居，日召故人，置酒赋诗，时时作金元词曲，无夕不纵倡乐。关中何栋、西蜀杨石，浸淫成俗。熙朝乐事，至今士大夫犹艳称之。”归田家居期间，不仅储伶妓，设家班，而且经常“缠头锦缎无劳惜”，“白发狂妆笑相间”(《立春夜燕师征君宅醉中作》)，“仙倡玉树调新曲，上客瑶华拟臣篇”(《正月十四日千阳邸灯燕遇雪》)。有时也一人“临风思羽翰，长啸振岩峦”(《野酌》)，其“音皆亮气道”(陈田《明诗纪事》)。何栋的情况，正如钱谦益所说，与许宗鲁相同。
　　张炼是康海的外甥，武功人。嘉靖间进士，官至湖南按察司佥事。后归田浒西沜东。承袭外祖遗风，放情山水声伎。如在《中吕粉蝶儿·寿元宵宴集，时熊云梦过访》中记述他的家班演出情况时说：“腊梅轩，春风院；猜诗、打诨、品竹，调弦、戏彩衣，摇纨扇，杨柳纤腰芙蓉面，画楼前共斗婵娟。斜凭玉肩，横枕玉月阮，高挑金莲。”(《双溪乐府》卷下)家中经常是“燕姬列两行，秦声奏一派”(《锦上花》)。他长年四季过着“歌声窈窕，舞态轻柔，双双玉笋搀，两两娥媚斗”(《普天乐》)的生活。他写了《双溪乐府》两卷，收散曲二百三十篇，均为“急弦繁管”之作。正如他在《双溪乐府跋》中所说：
　　当是时也，志忘驰骛，景、会幽便。人生取适，云，胡不乐？乐而有言，言而成声。复命二青衣教数童子被之管弦。然击壤之歌，非求脍炙；沧浪之咏，用畅性情而已。意之肤舛，词之荒喭，非所恤也。
　　至于农村的班社就更多了。
　　明中叶，陕西戏曲班社在乐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戏班子。如秦腔史上著名的华庆班。它的创始人是张附翱，所以叫张家班。这个秦腔班子历经三四个朝代(明、清、民国)四百多年，解放前夕才因班主无法支持，自动解散。明代中叶曾随陕西盐商，木商到过苏、浙一带演出，清乾隆年间，张家班曾随军到过四川大小金川。长期以来，坚持在乡间演出。培养出大批艺人，清末的阎良，以扮演常遇春、张翼德、包公、敬德、殷纣、晋献公出名。人称他的《斩颜良》、《黄忠带箭》“似梦中狮吼，天空雷鸣。”(王绍猷《秦腔纪闻》)
　　张班长名附翱，字于鹏。生卒年代已很难确知。从周至县志和当地历代艺人的传闻中了解到一些情况。他家原来很富，他本人也很有才干，当过比较大的官，但因为为人正直，受到朝臣的诋毁被罢官。从此他在家乡住闲，由于他特别爱好秦腔，家中蓄有众多的幼伶，每日寻情作乐。后来在家伶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附近的一些零散艺人，组织了秦腔班社，他自任班长，演出于周至、户县、扶风、眉县和兴平、长安、咸阳一带的春正二八月庙会和秋神报赛。原班名叫华庆班，但周围人却以他的姓称张家班，从此张家班就在省城以西渭河两岸红火起来。有的艺人说：张班长自己不但会演戏，还会编戏，排戏、打鼓、看箱子。他的一个小老婆，就是这个戏班子里的一名优秀艺人。根据这种传说，我们查了明清以来的周至县志，核对了一些材料。从清乾隆五十年杨义重修的《周至县志》卷七《选举志》知：张附翱是辛酉科(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进土；并注明他是县城西五里的蔡原里人，父亲张俊，曾为山西王府教授、祖父张成。兄弟三人，长兄在家务农，二兄附羽，弘治甲子科(1504)进士。后曾任山东青州推官，有诗名。但由于得罪当地豪绅，疏请归里，即娶乐户王锦的女儿王兰卿为妾。张附翱本人与康海、王九思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仅表现在王兰卿死后，他们二人都有长歌表彰她的对爱情的忠贞；同时，也表现在他们之间的诗文交往中。《康对山集》中有康海近十首关于张附翱的诗。如《有怀于鹏》(卷六)、《经暖泉宅》(卷十一)、《悼于鹏亡妾》(卷十五)、《雨中同于鹏夜坐》(卷十六)。可见他与康海有着相同的爱好。历史上的张家班，就是他在乐户王锦家的基础上创立的。
　　在陕南有祁家班。南路秦腔(又名汉调桄桄)老艺人程海清(1885——?)说：秦腔传入汉中，大约在明万历年间。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祁家班子，活动在洋县江坝一带。他们到处赶庙会，唱会戏，在群众中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艺人临时性的搭班和游食性的自组班子。从文献记载和调查得知在明初曾有由陕西去甘肃，青海，四川、山西、宁夏的艺人自组班社，也有嘉靖初年游食乐工七人至四川绵州的演出(张谊《宦游纪闻》)。他们大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和演出场所，而是随农村的庙会与秋神报赛演出，随演随散，临会又重新组织。这就是群众所说的草台班子。他们的数量是无法计算的。但从秦地庙会与秋神报赛演戏的蔚然成风，一年四季不断，可知其数量是相当大的。至于更多的情况，因资料奇缺，不可妄议。
　　由上可知：明代秦腔戏班子大致有三种形式，即乐户、私家班子和艺人临时性的搭班。
　　正因为秦腔在秦地有着广泛的流传，所以有晚明关学家冯从吾在主持西安、关中书院时草拟的《士戒》中多次提出学生不观剧和编写戏曲。其中四条写道：
　　一毋看《水浒传》及资涣戏文诸凡无益之书；
　　一毋撰造词典、杂剧……
　　一毋唱词、作戏……
　　一毋出入酒馆，纵情声伎，……(《冯从吾集》)，又《长安志》卷十九引)
　　第二节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对秦腔的传播
　　秦腔在明代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下面两个途径的。
　　一、随着秦晋商人的经济势力传播全国。
　　宋元以后，尤其是明中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秦晋商人遍布各地。他们所到之处，大都建有行帮性的西秦会馆或山陕会馆。馆内筑台演唱秦腔，或约请陕西秦腔班社或艺人定期前往演出，作为政治、经济与贸易的一种手段，从而把秦腔带到他们所到之处。
　　活跃在明代商业界的有两大集团：一是新安商人，一是秦晋商人。在秦晋商人中，秦商又是十分重要的一支。
　　郭正城所著《大司马总督陕西三边魏确庵学曾墓志铭》说：“盖秦俗以商贩为业，即士类不讳持筹。”(《国朝献征录》卷五十七)张瀚《松窗梦语》亦云：“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卷四)清嘉庆《江都县读表》也说：“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历三百余年。至于河律、兰州之刘，襄陵之乔、商，泾阳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卷十二》他们所经营的主要是粮、盐、布、丝绸、木材、药材、染料等，《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六胡世宁的《边备十事疏》说：“古迁蒙右，填实边塞下，今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淮安)、扬(扬州)。”李因笃《先将君李孝贞先生行实》记其祖以商致富时说：“李氏自长一公以来，行义修举，以财雄里中，而月峰公(朝观)起为边商，输粟延安之柳树涧，主兵常谷，数千万石，食安塞、边安军数万人，通引淮、扬，给寇带，自按部御史而下，率礼侍之。”(《受祺堂文集》卷四)《康对山集》中也记有扶风樊宾翁及他叔父行商的情况。陕商活动的中心是苏、浙一带及直隶、山东、湖北、湖南、四川、甘肃，就连地处西南云贵高原、康藏高原的西藏也不例外。正如《小方壶舆地丛抄续编》说的：拉萨“城以内所住商贾，唯秦、晋两帮最夥。”《云南通志》也说云南的“典当业则为陕西、山西帮开设者。”其中久居扬州的有三原的王恕(1416—1508)、温纯(1539—1575)和长安的王鏊。扬州的大明寺(即唐鉴真和尚主持的寺院，又叫法净寺)的大雄殿是陕西商人在弘治六年(1493)修的。王鏊于弘治十四年(1501)闰七月四日死后葬扬州。秦腔正是他们在明嘉靖以前就带到江南及东南沿海一带地区。所以也才有嘉靖元年(1522)这一带艺人编写剧本《钵中莲》时在第十四出采用秦腔唱段，和此后不久上海黄之隽(1668—1748)撰写传奇剧目《忠孝福》时串演秦腔《斑衣记》的情况。
　　二、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传播。
　　明末由于政治的腐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格外残酷，在崇祯初年，首先在陕西爆发了农民起义。这就是后来震撼世界的李自成农民起义。
　　这支起义军的主体及他们的领袖人物大都是陕西人。因此，在起义军中酷爱秦腔成了普遍的兴趣。李自成本人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一个乐户家庭，从小随父母弄管弦、习秦声，培养了他这方面的浓厚兴趣。所以在多年转战南北的戎马生涯中，他仍把秦腔作为军乐，设有随军剧团，不时演出。这就是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一书中说的“车优与女陬者，……常在帐中供奉。”(卷九)也正因为这样，他一打进北京。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著名昆曲歌妓陈圆圆进献给他，唱了几支吴曲后，他竟觉得很不入耳，随即命自己身旁的群姬唱“西调”(即秦腔)，唱到高兴处，他还“拍掌以和之”，收到了“热耳酸心”的艺术效果(详见陆次云《圆圆传》)。
　　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一六三○年(明崇祯三年)三月，在陕北米脂举行起义，号称“八大王”。其余三十六营中的罗汝才是延安人，赵四儿是清涧人，神一元是榆林人，马进宗是延安人，刘宗敏是蓝田人。他们都有与李自成同样的爱好。既使在军事斗争极端复杂、艰苦的情况下，也不忘用自己家乡的戏曲以排遣愁绪，鼓舞战斗士气。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大军东渡入山西，在取汾州、陷太原，过忻州时，曾在当地关帝庙戏台上演出过秦腔，庆贺这一军事胜利，正是秦腔在这一带的演出，对当地戏曲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当地群众广泛流传的北路梆子是“陕西梆子蒲州调”，就是说，山西北路梆子的形成曾受过李自成起义军所演秦腔的影响；山西忻县普遍传颂的一副对联：“风云有意迎新主；日月无光掩大明。”就是当时演出创作书写于演戏的戏台上的。关于张献忠所部起义军演戏的情况，野史中所记甚多。如余瑞芝著《野史无文》说：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十八日，与八大王贺寿，先十六、七两日预祝，自辰至西，唱戏饮酒”，又说：“十八日正寿……二十日还要唱戏。”这是他在桐城附近的事。在拔泸州后的十二月“十二日，八贼为关将军祝寿，唱戏一日。先用男人六名清唱，次则女人四人清唱，后用步戏大唱。十三日，将军正诞，亦复如是。”当然作者是以嘲讽、谩骂的笔记述张献忠这些事情的，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靠的资料。从中不难看出军中演戏的繁频与盛况。早在起义之初，张献忠部就曾收长安名艺人琼枝入军，随军演唱。(《周瀛《琼枝歌》)张献忠英勇就义后，他的部下仍沿往习。《蜀难叙略》中记有清顺治十六年(1659)张献忠部属杨国民宁嘉定时，曾于某夜大摆筵席“演传奇，以侑酒。”
　　总之，从明崇祯元年(1628)到清康熙三年(1664)先后三十四年间，李自成起义军先后转战全国大部分省区，无疑对秦腔的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至今一些地方，仍流传着李自成起义军所演唱的秦腔对该地区戏曲的深远影响。
　　出处：秦腔史稿/焦文彬主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