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耕文化时代的艺术形式，中国戏曲已经走过了八百多年的历程。应该说：戏曲作为生产力不甚发达，城镇人口相对集中，市民阶层逐渐形成，文化仅为少数人所拥有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一种艺术化生活样式，戏曲艺术对于传播文明、移风易俗、调剂人们的生活节奏、传播较为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改善市民阶层的文化心理构成，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到，出于从最根基的文化本源——即维护封建政权稳定的下意识考虑，中国戏曲最根本的主导思想仍是宣扬忠、孝、节、义和“三纲五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其它古老戏剧消亡的情况下而中国戏曲仍仅存独放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中国戏曲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伦理型文化的产物。而伦理型文化的中心，即在于使一种社会制度以超稳定的形态苟延残喘，并使其不断地将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渗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也就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和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文化得以不断完备和日渐没落的全过程。统观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我以为，正是历代封建统治者运用这种流播范围最广，最能参透人心的艺术样式作为奴化人民、教化人民的工具，才使得中国戏曲能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得以延续。举凡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绵延了几百年的中国戏曲，必须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予以彻底的革新和扬弃，才能使之与现代信息社会的价值观念相吻合，从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有力形式。
　　与中国戏曲发展的基本脉络相同，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成熟剧种样式，它既是黄土地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黄土地文化的个性化表现样式。就其表现内容的思想性来说，一般也不超出忠臣烈女、将士浴血、佞臣贰子、风花雪月、“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历史怪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地方剧种都不可能标新立异和具有独立的文化品格，也只能在历史的磨道中盘桓。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重负，使得秦腔艺术在长达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怨而不怒、刚而见忍，顺天时，就地利的表现内容。在秦腔艺术诞生的数百年发展历史中，我们很难发现秦腔传统剧目中有能表现如传奇《清忠谱》、《红梅记》、《桃花扇》这样具有明显反叛精神的剧目出现，甚至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与十大古典喜剧中，我们也很难发现有象《娇红记》、《西厢记》这样的陕西籍作家出现在中国戏剧史中。如果以易俗社的出现作为近现代陕西戏剧的分水岭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秦腔艺术由于文人的介入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剧本由表现历史上的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到隋唐、元、明、清时代的忠臣义士逐渐向反映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以移风易俗方面转化。尽管这些表现内容中仍不乏封建残余，但已具有明显的民主意识和思想启蒙的意味。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具有民主倾向的剧作家，由于其本身作为封建文化培养的知识分子，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和怀疑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因而他们在写作剧本时，也大多是以封建的传统文化遗存为蓝本，不可能从骨子里对传统文化的糟粕性东西根本剔除。这就形成了基本上以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维护封建伦理秩序的妻贤子孝，忠臣义士和“清官”意识作为出发点的劝人向善情结。而且在这些剧目中，虽然部分剧目中有朴素的民主意识，但更多的仍是“官本位”的封建伦理文化特质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如此，传统戏、古典戏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农村才会依然有广阔的市场和受农民的拥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已使千百万农村脱贫致富，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已成为搏击在市场浪潮中的弄潮儿为捍卫自身利益、个人权利而自觉运用的利器的时候，深受秦腔传统剧目影响的陕西人，依然沉醉在对“青天”所寄予的厚望上，仍然试图靠政策扶持，靠别人恩赐、靠政府拨款，仍然希望自己能稳稳当当地吃皇粮，为别人打工而有一份不低的薪水而无远虑近忧能明哲保身。因为如此，陕西人能吃苦而无创业精神，能做勤谨的员工而无精明的企业家，能在给别人的打工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但很少有人想过靠自身的奋斗而成为企业老板。笔者曾作过调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有近20万陕西人在为形形色色的老板打工，且百分之八十属于白领阶层，真正成功，能在中国市场上唱主角或有一席之地企业家实属凤毛麟角，更不用说产生象海尔、春兰那样的大企业家和能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定位置的企业集团了。固然，我们不能把影响陕西经济发展的全部责任让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的秦腔艺术来独立承担，但是作为表现传统文化最集中、流播最广，受众面积最大的秦腔，其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其对传统陕西人潜意识和下意识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我们把讨论的焦点仅仅放在秦腔的传统上，认为是传统的秦腔艺术培养了陕西人固步自封“小富即安”、“贵族情结”和“自卑意识”，那也确实有点夸大了传统对现代渗透能力。然而，站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秦腔，却仍然高擎历史遗风的大旗，继续回味着周、秦、汉、唐等农耕文化的时代辉煌，或者说，继续沉浸在汉唐雄风的梦呓中，却是不争的事实。建国50年来，陕西戏剧，尤其是秦腔作为主要剧种，一直以易俗社为代表的传统剧目和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为代表的现代秦腔为两条不同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易俗社的古为今用和戏曲研究院的秦腔现代戏的创新剧目两个不同营垒。在这两个不同营垒中，易俗社的剧目，几乎是清一色的民国遗音，至今仍活跃在乡间市镇，其代表作无外乎是《夺锦楼》、《软玉屏》、《游龟山》、《三滴血》，一直以双生双旦作为其主要的表现样式，一直以“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作为自己表现的根本内容，一直以封建文化末期文人朴素的移风易俗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这就形成了一个时代变化而秦风秦韵不变的艺术本色或者说文化本色不变的老瓶老酒，形成了在当今时代人们已不把观看戏曲作为受教育的唯一形式而艺术却非要让你沉缅其中的一种与时代的悖伦。必须指出的是，在人们还没有把秦腔作为一种审美享受，艺术享受还只艺术家和文人的特权，而农村及城镇市民还没有达到欣赏品位的时候，普通观众还是以艺术中的人物范本来作为自己生活注解的，或者说，还是以自己对秦腔的理解来理解人与人、人与官、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人们走进剧场，不是带着距离去审美去批判剧中人物，而是关注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不是去欣赏唱腔做派念白武打而是看戏剧的善恶报应，希望使自己郁积的情感得到稀释和渲泄，这就形成了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农耕文化时代生存理想的绝对反差，也形成了依旧使观众在朴素的文化启蒙中陶醉于农耕文化的心理依据。艺术的教育功能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自身带来的印记，它不可能在人们高歌艺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口号中湮没，更不可能在我们反对艺术要为某种政治意念服务的威慑下不宣扬某种理想人格，相反，只要承认艺术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产品，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表现某种政治企图的形式。同样，它也就必不可免地要影响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只要是人们还不把秦腔作为一种艺术而去作和能作出审美判断，只要秦腔依旧创作上演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式的悲欢离合，风花雪月，依旧还是宣扬农耕文化时代人们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还宣扬封建文化扭曲的人格精神和官本位及清官意识，那么，秦腔对普通观众的心理影响就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它就依然是阻碍人们去奋斗去拼搏，去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一种精神束缚，一种与市场经济相悖论的不合谐音符。
　　作为以改革，创新和实验为目标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其建院至今，上演了上百部创作、改编，移植的现代戏、古典戏和传统戏，应该说，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获得了相应的荣誉。然而，就其五十年所上演的剧目来看，除眉户《梁秋燕》、《杏花村》尚在引导人们观念的改变外，在秦腔剧目的创作上，似乎还没有那一部戏能关注当代生活。固然，从五十年代起的过份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创作人员的创作热情。由于对政治的狭隘理解，使得人们把“中心”即当作是政治，从而产生了一批写“中心”即是写政治的庸俗之作，使得一时的创作充满了火药味和浓烈的阶级斗争气息。在这种形势下，秦腔艺术自然难以摆脱以政治为中心的局囿。虽然有一批改编的传统戏如《游西湖》、《金碗钗》、《赵氏孤儿》等作品，只不过删除了其中较为明显的封建糟粕，但其骨子里仍然是以传统写传统以正史写历史的创作模式，难以使秦腔艺术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即使是审美，也是对传统美的讴歌，对传统丑的鞭挞，这种以传统写传统的方法仍然是“六经注我”，仍是以历史写历史，只不过把历史换了个手法而已。说穿了，也不过是为历史上的忠臣义士、贞妇烈女树碑立传而已。须知，在中国的正史中，一条贯穿到底的红线便是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司马迁所身体为行的“不为伟者讳，不为卑者隐”的史记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正是中国“仕”的精神，也是关照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精神。而进入新时期以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秦腔剧目创作，似乎并没有从这个泥沼中挣脱出来，只是把创作的标尺定在拿大奖上，定在写历史题材中的大事件、大人物上。从《千古一帝》到《蔡伦》，再到《长城歌》，让观众看到仍是陕西这块土地上曾经辉煌过的历史，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演绎过的历史活剧。这种历史观照的实质，是让陕西人继续沉醉在农耕文化辉煌的过去，周鼎汉瓦、秦长城，那种历史的老大地位也确实让不了解陕西的外地外国人惊叹不已，但对今日陕西经济的发展，对陕西今日的人文精神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然如果把这些剧目放在对外文化交流上，放在发展旅游事业上，对国际友人和游客来说，未尝不是艺术地了解陕西文化的一种有效形式，但对于影响陕西人的进取开拓，陕西的经济发展，它却起到了麻痹的作用。也许有人不这样认为，而认为这种缅怀和歌颂是激励和感奋陕西人的创造精神，或者说缅怀先祖正是为鼓舞今人的开拓进取，但殊不知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总是沉醉在历史的泥沼中，便会产生象阿Q式的呓语：“妈妈的，老子先前阔多了”。但正是这样的创作指导思想，使秦腔艺术在剧本内容上，从未产生过一部既有深刻思想内容，又有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广大观念所喜闻乐见的新剧目出现。据笔者所知，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近20年来创作上演的剧目中，包括那些获“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的所谓“优秀剧目”，大都是演几场专家评委看过或晋京演了后便束之高阁，封籍沉淀，很少有营业性演出和商业演出，即便是作造势的商业演出，也鲜有观众买票进场。这个获奖与剧场观众效益反差悖伦的原因，正是其不关注当代人文精神，不关照市场文化的必然结果。 
　　影响秦腔在都市剧场演出效果的原因，我以为是编剧队伍素质的低下，是作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偏差。长期以来，忽视从业人员基本素质的教育和忽视艺术教育的功能而偏重于其审美功能的“一手抓”倾向，使编剧队伍缺乏必要的道德审美水准，缺乏必要的哲学意识，缺乏必要的社会学，文化伦理学知识而不能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伦及价值取向标准，从而使编剧、导演只能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地内作圆周运动。而面对市场经济，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主管部门又给予了这些编剧多少触摸市场经济触角的机会，加之编剧队伍人员的流失，自身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且大多数并不具备大专以上的知识水准，没有现代的哲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综合知识，没有受过专门的理论修养训练，而面对的观众却是高中以上，起码也是深入到市场经济中的初级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那种仍以忠臣义士、贞妇烈女、帝王将相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传统戏能够让他们走进剧场、洗耳恭听么?加之近年来，秦腔的导演人才奇缺，要么是全套的话剧加唱，要么就是程式的按部就班，使之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很难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情趣。因此只能在农村去影响那些仍对旧的传统文化沉缅的观众，大部分新编的现代戏、古典戏如果说是专为奔着各类奖项而创作和上演的话，则未免有失偏颇，但其大而全的乐队，重量大而笨拙的舞美道具，也难以在农村简陋而狭小的舞台上陈设，更不要说农村观众喜欢了。
　　秦腔所面临的观众群实在堪忧，这主要指秦腔的剧目极少有真能推陈出新，有较高审美价值和表现当代生活教育鼓舞人民的精神斗志，有能唤起人们对自身的生存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反思的优秀作品。而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的精彩唱段，并未失去观众。这一点从各种级别的群众秦腔演唱大赛观众的勇跃参加和号称“陕西第一”，全国绝无的陕西电视台“秦之声”栏目开办数年而观众乐此不疲的收视效果就可以表现出来。但是，这同样存在一个观众层次的问题。即在城市，以农裔城籍人士为主；在农村，则以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为主。也就是说，已基本形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和农村思想意识相对稳定的人群为秦腔的主要观赏者和参预者。这部分人群由于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从戏文中认识了某些事理而至今仍对传统文化津津乐道的人。他们不是靠着学习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或者是企业的创业者进入当代都市，也不是那种在完整严格的系统学校教育中经受了现代文化的熏陶而成为都市居民，而是某种机遇或者说是不自觉地随着潮流成为都市中的一员。在这些人的骨子里，依恋的仍是陈忠实笔下朱先生的生活理想，“房子要小，地要少，骑着毛驴慢慢搞”，依旧是“房是招牌地是累，留下银钱催命鬼”的人生哲学。笔者作过调查，在当代西安，稍有影响，能称得上是企业家的，传统的陕西人很少，在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喜欢秦腔，另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只喜欢秦腔的唱腔及音乐而不喜欢秦腔中的剧目。因为秦腔的老剧目只教人象奴隶一样活着，而不会教人怎样创造生活。这就是说，在普遍强调个人生存价值和强调人的生活质量，强调人的创业精神、创造精神，体现个人生存价值的市场经济社会里秦腔传统剧目和新创剧目不能给当代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提供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他们自然也就抛弃秦腔。另一方面，秦腔的老剧目和大量内容庸俗，艺术品位低下、毫无审美品位、有碍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风花雪月的创作剧目，则正日益失去一些中青年观众，同样也把秦腔艺术置于异常尴尬的境地。面对秦腔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浪潮冲击下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无定的市民浮躁心态，我认为作为文化主管部门和宣传部门，应该下大体力，投入到对端正陕西人文心态的研究中去，而秦腔作为陕西人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精神产品，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起文化批判的使命，使秦腔艺术真正能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同自己思想意识深处的自大自卑、无所作为，眼高手低的封建遗老心态作一次拼死的斗争，成为帮助人民，教育人民为开发大西部，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思想驱动力和精神食粮。
　　诚然，影响陕西人文精神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历史积淀以及传统文化等等。但是，在地理条件已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自然环境已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逐步恶化而甚至成为发展商品和生产的阻力，历史积淀的皇天厚土甚至已成为吃祖先饭而遭子孙孽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开拓进取精神时，这一切作为信息社会的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还有理由为八百里秦川而骄傲吗?我们还有理由为周秦汉唐那种农耕文化的鼎盛时代造就的辉煌而喋喋不休地奢谈“汉唐雄风”吗?当全国各地为自己的名牌产品举办“啤酒节”、“服装节”、“椰子节”、“葡萄节”，或诸如此类的商品交易会，向国际国内市场大举进发的时候，西安却出人意外地举办了数届“古文化艺术节”。难道古文化只有西安是特产，难道我们只有把明城墙、唐大雁塔、秦始皇兵马俑、汉阳陵作为商品向世人兜售和交易吗?且不论每届耗时费力伤财的“古文化节”艺术品位如何，西安市究竟能拿出多少与周、秦、汉、唐文化相协调和能表现其时代风格的艺术品?仅是每届西安市几家秦腔演出团体上演的剧目，就足以表现出这个号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了。更不用说每届邀请的国内外演出团体它们是否真的是古文化，且和西安市古文化节有什么必然联系了。这种把文化人为地置于尴尬境地的行为，恰恰说明文化在某些人眼里，只是一种摆设和陈列，并没有把文化作为现代生产力的内核力量而加以发酵和开发，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某些人心目中，文化及人文精神所处的地位。
　　秦腔艺术已延续了数百年，同其他剧种一样，其音乐特色，表现个性及语言地域色彩，是其地域的人文精神物态化的产物，反过来又影响着秦腔艺术的表现因素。现代文明的声、光、电，甚至电子信息技术，已使今天的秦腔演出与过去的效果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发声、吐字、行腔、用韵、均已不是昔日那种嚎喊、捩嗓的粗放，而是朝着科学、规范、严格的方向发展。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和世界文化的交融，地域已不是天然鸿沟，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秦腔艺术才能在国际国内的文化市场站住脚和赢得生存空间。而作为一种三秦大地诞生和生长的地方戏艺术，在继承和发展这种艺术时，更应该汲取当代生活的营养，站在时代前列，表现和催生新的生活，成为三秦父老的精神食粮，成为矫正陕西人文精神，匡扶陕西人文心态，鼓舞三秦儿女为西部大开发，陕西大发展而去作一次与传统势力决绝斗争的进军号角。
　　艺术从来都不能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艺术也不可能游离于生活之外而成为世外桃园。同样，任何艺术样式只有表现生活，表现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关心人民群众疾苦，表现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拥戴。电影《生死抉择》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就是它真实地再现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广大党员干部与腐败行为不妥协的斗争，才使之有了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也表现出艺术与生活的血肉联系是艺术能获得生命的重要源泉，也是一切艺术家能创造出优秀作品为人民群众所拥戴的根本原因。而综观秦腔艺术五十年的发展，其所谓的优秀剧目，获奖剧目多是新编古典戏，君臣戏和武侠戏之外，我们很难罗列出能反映时代脉搏，且有一定艺术水准和时代审美情调的现代戏。改革开放的26年中，仅以易俗社的《小街儿女》多少反映了开放之初都市人择业观念的变革，西安五一剧团创作上演的《城里的庄稼汉》和《古槐岭》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地域特色展示了发财后的农民心态及其宗法观念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冲击，“代理乡长”的公仆精神及鞭挞腐败堕落、权钱交易和基层干部的正义感；西安市秦一团创作的《市井民风》、《白鹿原》，前者以讴歌小业主的时尚品德，以淳朴、厚重的礼赞歌颂主人公为富而仁、急公好义、扶危济贫的时代风尚；而后者则表现出作者对《白鹿原》原作的断章取义，或者说从根本上未能理解原作对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挽歌式的礼赞和对农耕文化的深沉依恋，从而使原作的批判精神和鞭挞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融。然而作为省、市级专业院团，却未能在讴歌时代精神，表现当代生活的现代戏创作上有所显示。尽管以上例举的秦腔现代戏还不能真正代表陕西专业创作的实力和水平，但人们毕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代生活，这是值得肯定的。固然，这些戏仍有失浅薄和以歌颂为主，缺少能有较深刻地从文化本质上批判现实的触角和锋芒，缺少能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音，但仍不失为较好的作品和敢于面对生活的勇气。文化环境作为制约现代戏创作的重要因素，我以为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保守和宣传部门怕揭短，怕暴露和其审美意识的陈旧，伦理道德观念的僵化，审美水平的低下，也对现代戏曲创作形成了一种人为的障碍。而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出路，即在于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社会、伦理、美学、哲学修养的问题，也应提高宣传部门、文化主管部门领导的综合素质。把艺术交给艺术家，变文化宣传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为艺术家自觉自愿的，以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感，使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人、社会良知的承担者。
　　陕西人文精神的根本改变，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需宣传文化主管部门有改变陕西人文精神状态的紧迫感和改善陕西投资软环境的忧患意识，同时需要作家、艺术家、新闻舆论等文化工作人员以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作一次改善陕西人文精神的新的文化启蒙。以先进的理论、优秀的作品、高尚的精神武装人、鼓舞人、陶冶人，使三千万三秦儿女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开发大西部、陕西大发展的主力军，秦腔当之无愧地要承担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
　　出处：秦腔探幽: 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李培直，杨志烈编.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