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腔对外传播的地域与演变
　　明至清代，秦腔作为一种新兴的戏曲声腔，因采用板式变化体新式唱腔，加上文词通俗易懂，具有易于流行和传唱的特点，深受各地民间观众的普遍欢迎，以及上述几种易于传播的流行途径，使它早于明末至清代中叶以后，不仅是足遍全国各地，而且还因音随地改而在各地演变形成了一个流行20余省，拥有28个梆子、乱弹剧种的中国梆子戏的大家族，巍然屹立于中国戏曲之林。它向全国各地的传播，若以到达各地的最早时间观之，也是一次十分壮观的秦腔流行热，其传播的时间之久，流行的规模之大，都为历史所罕见。
　　最早者为明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的对外传播：①前述明万历三十年(1602)，江西临川的传奇作家汤显祖在《寄刘天虞》一诗中，就有秦中子弟南下江西演出“陇上声”的记载。诗中所言的“陇上声”，当指秦地艺人远至江西演出的陕西陇州一带的西路秦腔。②明万历年间江浙《钵中莲》传奇本剧作已采用[西秦腔二犯]唱调，证明此时秦腔已东传于江浙等地。③明末崇祯二年(1629)，明人张正声在《永安王宫人梨园行》一诗写到当时武昌演出秦腔的盛况说：“汉仪秦声君须知，纤袅历落摹不得。上将头上进贤冠，大夫腰间黄金色。锣鼓喧喧舞论旖，羽林旗帜严如织”。秦腔明代中叶形成后，一般文人的诗文中，常将秦腔称作秦声。说明秦腔的足迹此时已达湖北的武昌，且有精彩的宫中演出活动。
　　入清以后，秦腔的足迹到处可见，清初康熙、雍正年间(172——1735)，已为秦腔对外流播的最盛时期，可见记载者甚多：①康熙三十二年(1693)北京宛平人陈健夫在《燕九竹枝词》中有“锣鼓喧阗满钵堂，鸾弹花旦学边装”的记载，鸾弹实即此时专指秦腔的乱弹。此说不仅是秦腔最早流传北京的首次仅见的惟一记载，也是乱弹一名的最早见记；同时从词中有“花旦”一说可知，此时秦腔已有明确的脚色分行。②康熙四十二年(1703)，顾彩游湖北容美，在《容美记游》中载，容美宣慰司田舜年家班：“女优皆十七八好女郎，声色皆佳，初带昆腔，终带楚调。男伶皆秦腔，反可听(所谓梆子腔是也)。”容美地处湖南与湖北两部山地的交界处，说明此时秦腔的演出不仅已声传湖广，而且还深入到边远的山乡僻地进行堂会演出。③康熙四十八年(1709)，魏荔彤在《京路杂兴三十律》中又说到了北京所演的秦腔：“近日京中各班皆能唱梆子腔”。并作诗云：“学得秦腔新依笛，妆如越女竟投桃。”言及此时的秦腔已广传于京师，曾使京中各班皆能演唱其声。④康熙五十一年(1712)，黄之隽在广西桂林所作《桂林杂咏》中说：“吴酎输佳酿，秦音演乱弹。”康熙年间惟有秦腔俗称乱弹，这里所说的秦音演乱弹，亦实指秦腔演出。可见此时秦腔的足迹即已踏入了距泰遥远的广西桂林。⑤康熙年间流居湖南的学者刘献廷(1648—1695)，在广阳听到了秦伶演唱的秦腔，并在《广阳杂记》中写道：“秦优新声，又名乱弹，其声散而哀。”广阳即今湖南南部的衡阳。⑥康熙四十七年(1708)，孔尚任往山西，赋《平阳竹枝词·乱弹词》二首，描写了他在平阳观赏的为康熙王献演的秦腔：“乱弹曾博翠花看，不到歌筵信亦难。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郸。”“秦声秦态最迷离，屈九风骚供奉知。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落花时。”(《孔尚任诗文集》)证明此时的秦腔还东渡黄河，流入了山西晋南平阳(即今之临汾)。⑦康熙年间魏荔彤又在《江南竹枝词》中云：“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湖”。广陵即今之扬州，说明此时的秦腔亦东传江苏扬州等地，且还有秦腔的班社在作场演出，其演技之高足以惊人。⑧康熙三十年——三十三年(1691——1694)，据陕西商人分别于豫东的开封、周口、豫西的郏县等地建有山陕会馆戏楼演出秦腔的事实考证，此时从陕东进入河南的秦腔演出已很繁荣和普通。⑨雍正七年(1729)，戍守西藏拉萨的陕西籍官兵，已把秦腔带入了世界屋脊拉萨，《雍正上谕内阁》中载：“择共能演乱弹者，攒凑成班，不时扮装演唱，以供笑乐。”⑩雍正年间(1723——1735)于四川绵竹为官的陆箕永在《竹枝词》中写到了秦腔在川的演出情况：“山村社戏赛神憧，铁板擅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说明此时南下四川演出的秦腔，还是秦腔与吹腔的兼作形式。
　　至清乾、道年间(1736—1850)秦腔的外传形势，则更为广泛，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上谕曰：“查昆曲以外，有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同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折又云：“惟九江、广信、饶州、赣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碑腔、秦腔、楚腔、时来时去。”说明此时秦腔又扩展到福建、广东、江西等省。其时还有嘉、道时人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六中记载当时福建的秦腔演山说：“偶为友人招观剧，余不谐昆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为余左祖者。适呈戏单，余点《访普》一出，盖昆曲与秦腔并有之。”可见此时演出的秦腔已远传福建，而且演出的秦腔还呈秦腔、昆曲相兼作场的合奏局面。道光时招子庸在《粤讴》中有湖道人所写的《序言》说到广州秦腔演出的实况与表演的艺术特点：“珠儿珠女，雅善赵瑟，酒酣耳热，遂变秦声。”同书有《泌园春》一首又云：“昆曲近雅，已成习熟，秦声虽壮，究欠温柔。”说明此时南传广州演出的秦腔依然保持着西北秦腔慷慨激昂的固有风貌。
　　清同、光年间(1862—1908)，秦腔还北出京津，到达了东北的沈阳等地演出，其时有《游艺画刊》二卷九期所刊《二十年前关外坤伶漫记》云：“光绪二十年(1894)，营口、奉天(今沈阳)、安东等埠戏园林立，坤角勃兴。”《北京女伶百咏》又载小白菜”工秦腔青衣花旦，居东三省与小香水齐名。”足见秦腔足迹已抵东北腹地，且演出还呈现出戏园林立，名角辈出的繁荣景况。
　　特别令人观注的是，清同治时，秦腔还由回民义军由新疆带到了前苏联的吉尔古斯共和国，演出的《五曲坡》王宝钏故事，还引起了前苏社科文化界的关注，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福清1985年还特来西安王宝钏寒窑进行考察，并感于王宝钏的节烈精神而题词一首，以为纪念。
　　上述秦腔广泛传外的史料说明：此时我国戏曲声腔的这一发展变化，不仅标志我国戏曲声腔已由“雅曲”向“俗曲”发展迈进，同时也说明戏曲声腔，凡朝着人民群众的要求方向发展，就会愈加兴旺发达。秦腔业经对外传播，并在各地演变，遂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梆子(乱弹)腔支派，可见记载的主要有：
　　①为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梆子腔》所载者：
　　山东梆子：(包括曹州、章丘、莱抚梆子和泽州调等四路梆子)曹州梆子：“其源山自陕西同州梆子”，章丘梆子：“一名东路梆子，实与称秦腔为老四路梆子相对而言”。”是安徽班流传济南、泰安一带，…进日与来自河南的秦腔——同州梆子相结合，乃形成。”
　　云南梆子：(今称“滇剧”)“艺人们有时直称梆子或乱弹。其源亦出自秦腔，大概系从四川传播过来，…而更多的接近秦腔——同州梆子。”
　　安徽梆子：(即“安庆梆子”)“当系由陕西梆子演变而来。”
　　江西梆子：(即饶河戏)其中包涵的吹腔和高拨子，“都来自安徽班”，“吹腔——安庆梆子，当系由陕西梆子演变而来。”高拨子“其源亦出秦腔。”
　　②为《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所载者：
　　河北梆子，“系由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河北的秦腔和山西梆子演变而成，历史上有时也称秦腔，或山陕梆子，解放后定名为河北梆子。”
　　山西梆子：“与陕西同州梆子有一母双胎的血缘关系，于秦腔互为影响。”
　　广东西秦戏：“旧名‘西秦腔’，‘乱弹戏’，……风格同秦腔、徽剧相近。”
　　襄阳腔：“清初秦腔经湖北襄阳传到武汉一带，与当地民间曲调结合演变而成”，“湖北人称陕西传来腔调为‘西皮’，也有称‘襄阳腔’或‘北路’的。”
　　京剧：(又名“皮簧”)为“西皮”、“二簧”两种腔调的合称。“西皮”“起源于秦腔”。“二黄”由“吹腔”、“高拨子”演变而成。(前文已述：“吹腔”、“高拨子”，“其源亦出秦腔”见“江西梆子”)。
　　汉剧：(又名“汉调”)。其中“西皮”、“二簧”之源同“京剧”皮簧，均源自秦腔。
　　③为各地研究论著所载者：
　　河南梆子：冯纪汉在《豫剧源流初探》一文中载：“豫剧可能是由东路秦腔演变而来。”“从现在豫剧的五大流派来看，还可以看出豫剧和同州梆子的血缘关系。”
　　粤剧梆黄：莫汝成在《关于粤剧梆黄源流问题》一文中载：“粤剧梆子来自秦腔，……从板式结构上看，与京剧秦腔戏和生根在广东的西秦戏同属后期秦腔。”
　　绍兴乱弹：袁斯洪在《绍兴乱弹简史》一文中载：“系秦腔系统的乱弹传到浙江的最早形式。”“秦腔和乱弹从西北传到东南，一路上都曾经播下种子，……绍兴乱弹的历史较久远，形式较古老”，为“研究秦腔在南流过程中对于南北戏曲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
　　类似以上源自秦腔而形成的各地梆子、乱弹及其它剧种，还可以列举一些，这些剧种，与秦腔因系历史的渊源关系，都和秦腔保持着更多相似之处：①声腔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秦腔的部分唱调，调式均采用秦腔板腔体式；②乐器方面：多采用秦腔胡琴伴奏，以梆子节音；③剧目方面：多为民间艺人的无名氏之作，句词均为七字、十字上下叶韵的整齐句式；④剧种类别方面：多为各地俚俗地方戏曲；⑤名称方面：多采用“秦腔”及其俗称“梆子”、“乱弹”之名，或曰“梆子戏”或曰“乱弹戏”。并由以上诸多相似特点所决定，它们的艺术风格也多与秦腔相近似。
　　由于各地梆子、乱弹剧种，均与秦腔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中国近世以来的戏曲史家才尊称秦腔为中国梆子、乱弹声腔之鼻祖，并把它代表的梆子、乱弹剧种，统称为梆子声腔系统，其中一些史家，还对这一体系的形成，作过系统地说明，曾是证实这一体系确已形成的历史见证。如70年前中国剧史名家齐如山在《中国戏剧源自西北》一文中曾云：
　　第二种梆子腔，这种是来源于陕西的秦腔，如山西的蒲州梆子，河北省的梆子腔、老梆子，山东省的曹州梆子、青州梆子，河南省的大梆子戏等等，都是由秦腔演变而来。……其实还不止此，如四川、云南的梆子，和浙江的南梆子等等，都是来源于秦腔，就是广州、福建的老戏，含着梆子意味的也很多，这大概是由四川传到云贵，由云贵又传到两广。总而言之，在百余年前，全国风行的戏，就是梆子。可是它的根源，也是由西北上来的。
　　中国著名的曲史学家周贻白为了客观地反映清代秦腔(主要指东路秦腔——同州梆子)流行全国各地，并音随地改形成了各地多种多样的梆子，乱弹等地方戏曲剧种，还在他所著的《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中，特别绘制了一份秦腔流行各地演变形成的中国梆子腔系统表，如实地说明了清代秦腔对外传播与影响的历史实际。其中就连颇具影响的皮簧声腔(包括京剧等)，因声腔都是受秦腔的影响的而形成的，因而也一概列入了梆子腔系，而没有作为一种独立腔系，另行著述。实际足皮簧的唱腔仍为板腔体，并以胡琴为主奏等方面，均与梆子腔板腔体秦腔相同之缘故。现将其表附后以示之：(图见下页)
　　对此还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秦腔于清代初期到中叶，在外传各地演变形成的诸多梆子、乱弹声腔剧种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大体的演变情况是：流传于河南的信阳、江苏的徐州、湖北的襄樊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以及京、津等北方各省区形成的的梆子腔，可以概称为北方梆子腔(亦称乱腔)。其声腔特征，大都与西北的正宗梆子腔——秦腔相近同。而流行于湖北的武汉、安徽的合肥、江苏的扬州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两湖、两广、江浙、安徽、江西、福建以及四川、云、贵等省区形成的南方梆子腔(又名乱腔)，是与北方的梆子腔大有不
　　★
　　同的，因其是在秦腔与南方各地流行的昆曲、弋阳腔同台兼奏演出中形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大体是南方的昆、弋腔艺人，仿效秦腔的板腔体唱法，将曲牌体的昆、弋腔加以改造，仗之以长短句式为主的曲牌体唱法，逐渐演变为以七字、十字上下对偶句式为主体的板腔体唱腔而得于形成的。从清乾隆中期吴人钱德苍集录刊行的当时流行于扬州、南京、安庆、汉口等地的戏曲剧目选集——《缀白裘》第六集与第十一集所书录的南方梆子腔(乱弹腔)30余种剧目考证，南方梆子腔，在清初早期开始形成时，还处于曲牌体与板腔体的相兼形式，连它的唱腔曲名，还是一种梆子腔与昆、弋腔的合称形式，如[梆子驻云飞]、[梆子山羊坡]、[梆子皂罗袍]等，其中的[驻云飞]、[山羊坡]等都足昆、弋两腔长期采用的唱腔曲牌，因而这时的南方梆子腔还基本上是以曲牌体长短句的音乐唱腔为主体的，如《缀白裘》第六集所录的《偷鸡》、《卖胭脂》等，皆属此种形式。直到清代中叶，才臻于成熟，大都演变成以七字、十字上下对偶句式为主体的梆子腔板腔体式的唱腔结构，如《缀白裘》第十一集所录的《淤泥河》等。唱腔曲调的名称，也一概标为“梆子腔”、“乱弹腔”、“西秦腔”或“秦腔”，不再采用早期那种[梆子驻云飞]式的兼合称谓了。既是如此，因其是由昆曲与弋阳腔改造而成的，并亦多由昆、弋戏班来演唱，使它在具有梆子秦腔声腔特点的同时，也还保持有昆、弋两腔的声腔特点。正是因为秦腔递变新出的这种南方的梆子(乱弹)腔，具有这一双重声腔的特点，其时也有人俗称它为“昆梆”的。如这种声腔清代中叶流行到北京，最早记载这种声腔特点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河北学者李声振在他所写的《百戏竹枝词》中说：“乱弹腔，秦声之慢调者，倚以丝竹，俗名昆梆。夫昆也而梆云哉，亦任夫人昆梆之而已”。李氏在词中又说：“缦调谁听筝笛耳，任它击节乱弹腔”。可见这种秦声之“缦调”式的南方梆子、乱弹腔，其声腔表现一种以弦乐伴奏，梆子击节的梆子腔的特点，又表现有以笛相合的南方昆曲的特点，确是一种秦腔与昆曲兼合而作的声腔。
　　除此，这种不同于北方梆子腔(乱弹腔)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早期秦腔形成时，从陕西小曲西调中吸收的“秦吹腔”，在北方的梆子腔中日渐遭到冷落时，而在南方的梆子、乱弹腔中，却得到了广泛的采用，而且是愈用愈多，使其在南梆子、南乱弹中的地位亦趋增高，几乎到了与梆子腔平分天下的地步。至清嘉庆年间(1796—1820)竟有不少的南梆子、南乱弹的演出剧目，如《梅玉配》、《古城会》、《奇双会》等，已是全以吹腔一唱到底的。由于这种吹腔，在秦腔南流江南的过程中，吸收了陕西秦腔中的“秦吹腔”，不仅使它的唱腔依然采用七字、十字上下对偶句式的板腔体式唱法，而且在南方许多梆子、乱弹腔剧种中，也连吹腔的名称，也都一起改称为秦腔、西秦腔，或梆子腔了。如江西赣剧《西游记》中所唱的吹腔，当地人就一直是叫作秦腔的。贵州梆子中有些剧目，虽然名为梆子腔，实际演唱的声腔是吹腔。广东的西秦戏，亦是如此。就连清代宫廷南府里的抄本《梅王配》，不少标名为秦腔或梆子腔的唱段，却按其曲谱演唱，亦一概为吹腔。在四川梆子中，则又是以秦腔与吹腔同台兼作的形式演唱的。如清乾隆时李调元在《剧说》中写到四川演出梆子腔的情景时说：“又有吹腔与秦腔相等，亦无节奏，但不用梆，而合以笛为异耳，此调蜀中甚行”。这里所说的吹腔与秦腔相等，就是指两种声腔的唱腔体制均为板腔体式而言的，所不同的是：吹腔不用梆子击节，只用竹笛相合；则秦腔又如前引李调元在《剧说》中所云：“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说明不仅是有节奏，而且是以梆子击节，月琴伴奏的，这是吹腔和秦腔相异为两种声腔的主要特征。这两种相异的声腔在蜀中确是同台兼奏演出的，前引雍正年间(1723—1735)，四川绵竹陆箕永在《竹枝词》中描写当时山村社戏演出情景时说：“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就是对其时四川南梆子演出声腔面貌的真实写照。
　　上述吹腔在南方各地的南梆子，南乱弹的形成过程中，曾经被大量采用的事实，虽是秦腔在南流与演变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但由于这一现象的存在，却容易引起史学界的许多误解，有人仅仅根据南方梆子腔是由秦腔发展演变形成的，南梆子中竟有标名为秦腔或梆子腔的剧目，实际演唱的是吹腔的史实，认为陕西早期秦腔即是吹腔而不是梆子腔；陕西后世演唱的梆子秦腔，是源于早期的吹腔而形成的，这只能是一种与秦腔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不相符合的一种说法了。因“秦吹腔”本身就是板腔体声腔，如前引清乾隆六十年(1795)俗曲总集《霓裳续谱》所录的几段秦吹腔有“走路途来过村庄，城门不远在那厢；”“高高山上一庙堂，姑嫂二人去烧香”等，就是七字上下对偶句式的板腔体词格。说明秦吹腔最初在由陕西民间音乐演变形成梆子腔板腔体秦腔声腔时，与梆子腔声腔是同时被吸收入秦腔的，因而本身就不存在谁先谁后，谁源于谁而形成的问题。
　　出处：中国秦腔史/杨志烈，何桑著.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