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改良秦腔的初创与兴起
　　民国初年兴起的改良秦腔活动，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倡导，并得到许多秦腔艺人响应的，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戏曲改良运动。这次改良活动以反对封建愚民政策，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开启民智为宗旨，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科学和爱国思想为指导，是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继续革命，是发端于晚清的戏曲改良运动在西部的延伸和深入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秦腔改良活动奠定了整个20世纪秦腔艺术的基调：不单纯强调秦腔的审美价值，而主要在于发挥其在社会改造中的现实作用。这些认识和做法，今天看来似乎因过于强调戏曲艺术的功利性而相对地对秦腔的审美特性有所忽视。但是，近代中国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激烈，政治斗争十分复杂的时代，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从关心祖国危亡和社会变革出发，把戏曲作为一种救国新民的利器，参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表现了较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忧民的意识，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民国秦腔改良运动，由于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发展迅猛。当改良秦腔的第一个学社——陕西易俗社作为改良之先声创办以后，各地即呈风闻响应之势。仅在民国初期的十年时间里，西安等地就相继兴办了多处改良秦腔的戏曲学社，且多数是具有百人到几百人的大型剧社。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都为秦腔有史以来所罕见。民国六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西安《公意报》曾刊文记载了当时改良秦腔的发展盛况。署名鲁的评论文章云：“陕西各剧院，易俗萃文人学士极力改良，凡有独执牛耳之势。”月渠居士在《对易俗社学伶之观感》一文中亦说：“易俗自开幕以来，戏曲改良，伶角出色，妆饰陆离，唱做兼工，其进步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将与津沪各名区并驾齐驱也”。改良秦腔初次兴起的声势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节 改良秦腔的先声——陕西易俗社
　　中华民国元年(1912)，陕西易俗社作为西北改良秦腔的创始之学社，率先于西安成立。据《易俗社七十年》、《易俗社编年纪事》所载，该社建社之缘起是：此年陕西省修史局总纂李桐轩(同盟会会员，清末贡生，前省咨议局副议长，都督府修史局局长，督军署、省政府顾问)，与修纂孙仁玉(同盟会会员，清末贡生、举人，法政学堂毕业，曾任宏道高等学堂、省立中学、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政治讲习所斋务主任)，两人在“整理史稿之暇，研究改良社会事”；认为“人民知识蔽塞，国家无进步之希望”，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最广者莫若“戏曲”，戏曲“既不劳民，又不伤财”，因而决定“组织新戏曲社，编演新戏曲，改造社会”。决议发起后，李桐轩四处联络各界名流，三原的田灵仙、李椿堂，临潼的宋锡侯亦为之往来奔走，征求社员；先后共联络发起之社会同仁163人。有张翔初(风翙，陕西首义后第一任督军)，郭希仁(同盟会会员，后任省教育厅长)，井勿幕(陕西同盟会领导者，辛亥革命陕西起义领导人)，杨西堂(铭源，前省议会议长)，陈伯生(树藩，旅长，后任陕西省督军)，王伯明(兆离，前清举人)，薛卜五(清拔贡生)，高培支(树基，省高等学堂毕业，省模范讲习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胡文卿(焕章，法政学校毕业，教育厅科员)，刘介夫(淦，清优贡生，宏道高等学堂毕业)，李子洲、田灵仙、李椿堂等，以及赞成者景俊卿等29人。是年八月十三日(农历七月一日)假省议会室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简章，成立“易俗伶学社”。公举杨西堂、李桐轩为社长，张翔初为名誉社长，薛卜五、王伯明、孙仁玉等为评议。孙仁玉借银700两为开办费。
　　该社明确规定“以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组织上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主要负责人由社员选举产生，并规定任期。设评议部、编辑(编剧)部，学校部(指学文化)、训练部。对于学生的课程，不仅规定要学习戏曲科目，而且注重学习文化知识，使易俗社从根本上区别于当时的戏曲班社，成为一个把学习文化与业务训练、演出实践相结合的戏曲学校性质的秦腔剧社。
　　该社初名“易俗伶学社”，后以易俗事业原不限化妆讲演、编辑戏曲，遂去“伶”字，又因旧戏班纷纷仿效，亦称“学社”，为示区别，又去“学”字。民国四年以后，山东、江苏闻风响应，亦有易俗社组织，为了与之区别并便于联络，又冠以“陕西”二字，“陕西易俗社”因而得名。自此以后，改良秦腔戏班，均以“社”命名，传统戏班以“班”称之的历史宣告结束，这不仅仅是一种称呼、一种形式的终结，更重要的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易俗社成立以后，于土地庙什字租房一院，做为事务所，后迁盐店街与关岳庙街，并于关岳庙街购修了剧社与宿舍，分东西两处分社演出。
　　创办初期，易俗社延聘了当时很多著名的秦腔艺人担任教练，有名旦陈雨农、党甘亭、赵杰民，名须生李云亭、刘立杰，名武生呼延鑫等。为了向京剧学习，又聘请京剧名净唐虎臣为武工教练，专授皮簧戏。可以说，易俗社集古城西安和关中戏曲人才之大成，形成了强大的戏曲教练(师)队伍。他们创造了分班训练，择优逐班递补的方法，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十八年的37年时间里，共培训了13期(班)、600多名学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西北各地的戏曲艺术骨干。
　　按该社《编年纪事》记载，民时的37年时间里，易俗社走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里程。
　　第一阶段：初创时期(民国元年—民国九年)
　　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初步完成了该社的创建任务，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编剧队伍与演出阵营；《易俗杂志》创刊，率桐轩《甄别旧戏草》发表，为该社的改良秦腔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操作性依据；拥有了新编剧本近200种，使“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的办社宗旨能够通过舞台演出得到体现；苏牖民、沈和中、刘毓中、马平民、刘箴俗、刘迪民以及张秀民、种玉华等三期学员毕业，使易俗社的日常演出大放异彩。短短八年时间，易俗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在省内外获得了相当的影响与声誉，改良秦腔开始深入人心。
　　该社于民国元年八月成立后，十一月招收了第一期学员50人(旧戏班称“学徒”)。以“中、华、民、国、秦、易、俗”七字排名，并聘请教练，正式开学。民国二年一月一日，首场演出于城隍庙，即“人山人海，庙为之满”。三日，应省城军政商学各界之邀演出于南院门，“观者拥挤，几不能前”。演出多为新排戏剧，有左醒民的《英雄泪》、《拆书》，杨生华的《婚姻谈》，杨启华的《逃国》，赵振华的《三娘教子》等。成功的演出，轰动了古城西安。
　　民国三年到民国四年，该社又先后排演了新编剧目《鸳鸯剑》、《鸳鸯壶》、《青梅传》、《三回头》、《平安春》、《小姑贤》、《新拜年》、《柜中缘》、《看女》、《春闺考试》、《中秋团圆记》、《庚娘传》、《鱼水缘》等60余出。在舞台演出的同时，该社的领导人又对改良秦腔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解和主张。民国三年三月，易俗社出版的《易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李桐轩的《影剧改良说》，文中主张唱戏，……不是为几个有学问的人取乐的”。认为搞“阳春白雪，不如(搞)下里巴人”。体现了作者的平民意识；同时发表了李桐轩的《说民为邦本》一文，指出“百姓是国家的根子，没有百姓，皇帝也能饿死。因为国家种种样样，都从百姓身上来”。“作官的辈辈作官，当百姓的辈辈当百姓，那规程本不公道。百姓有贤才，就要硬屈死。作官人生子不贤，便由他误国殃民，这规程是坏极了”。作者的民主平等意识和民本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与舞台演出新剧形成互相呼应之势。
　　民国五年到民国八年，四年内又有《元月奇缘》、《千金亭》、《紫洞艇》、《重阳夜话》、《秋莲传》、《双明珠》、《仇大娘》、《重圆镜》、《玉镜台》、《燕子笺》、《一字狱》、《千字鞭》、《夺锦楼》、《软玉屏》、《五色棒》、《天香阁》、《如皋玉》、《二郎庙》、《纨绔镜》、《双诗帕》、《节孝图》、《复汉图》、《韩宝英》、《新诗媒》、《飞虹桥》、《三滴血》、《桃花泪》等新剧上演，新编剧目的大量上演，使易俗社的秦腔改良活动形成了一股从未有过的热潮，该社的业务建设也全面铺开。几年中，又扩招新生三班，正旦杨生华、小旦刘箴俗初显于舞台，杨生华所演之《祭江》，刘箴俗所演之《青梅传》誉满秦中。这一切，都预示着易俗社黄金时代的到来。
　　第二阶段：中兴时期(民国十年——民国三十一年)
　　经过民国初年艺术上的积累和摸索，至民国十年，易俗社已进入了演出力量强盛、艺术水平日新月异的兴盛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期的20余年，被誉为易俗社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该社出现的第一个艺术高峰，是民国十年。经过九年的积累，由该社培养的首批舞台新秀刘箴俗，刘迪民、沈和中、刘毓中、路习易、马平民等众多名伶组成的演出阵容，行当齐全，力量雄厚，加上连年增排的新编剧目，可演剧目多达200余本。艺术水平之高，演出力量之强，都有盛于以前。不仅翅楚于秦中，在国内，除已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富连成以外，全国各地培养戏曲演员的新型学校和艺术团体，也是绝无仅有。特别是以其具有严密之组织机构与极力编演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新剧目，更为驰名。
　　这一年，易俗社喜事不断，一个是由唐虎臣、赵杰民两位教练带领的甲、乙两班赴汉口演出，大获成功，使易俗社声名大噪；一个是该社的新剧演出不仅受到了西北戏曲界的关注，还受到了我国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先生的见重与赞扬，并为其颁发了教育部训令，对该社给予褒奖。 
　　据民国十三年随同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的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圆回忆，鲁迅先生从临时政府起到民国十四年，一直在京教育部担任社教司佥事、科长等职，主管社会教育(包括戏曲教育)。那时，凡什么地方提倡社会教育，编演改良新戏者，先生都要派人去看。若遇地处偏远，不便观摩者，也要函致各地将剧本呈送教育部审阅，以便介绍和推广。正是基于这一精神，民国九年十一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给陕西省教育厅来函，索阅易俗社的新编剧目。该月十五日，省教育厅呈送后，民国十年—月教育部根据呈送的85种新编剧目、《易俗社最近办理状况》与《陕西易俗社章程》等材料，经通俗教育研究会审议，认为该社主演新编剧目，戏曲改良成绩显著，特呈教育部颁发褒状，以资鼓励。民国十年一月八日，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训令称：
　　据通俗教育研究会称：该社新编剧本如《桃花泪》、《易俗社》、《博浪椎》、《王国树》、《小姑贤》、《将相和》、《张连买布》、《露筋祠》等各种，命意取材，均有可取，尚不失改良戏曲之本旨。其余各剧，虽不能悉臻完善，亦尚无大疵。该社成立多年，成绩丰富，详阅所编最近状况，办事诸人，热心毅力殊不可没。拟恳请对该社予以褒状。……
　　褒状中又称：
　　戏剧一道所以指导风俗，促进文明，于社会教育关系至巨，欲收感化之效，宜尽提倡之方。兹有陕西易俗社编制各种戏剧，风行已久，成绩丰富，业经呈请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金色褒状。
　　正是由于鲁迅先生对易俗社的重视和支持，因而民国十三年七月，鲁迅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北京大学理学院院氏夏元瑮等十余位著名学者应西北大学校长傅桐之邀到西安讲学时，曾专程到易俗社观看演出。先生一行接连观看了该社的《双锦衣》(前后本)、《大孝传》、《人月圆》等四场戏，“先生多次看完演出以后，总是给以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孙伏园《鲁迅和易俗社》)为了对易俗社的成就和成立12周年表示祝贺，先生特以周树人之名亲笔惠题：“古调独弹”四字，以资勉励(后该社刻成扁额)。题名的还有王桐龄、陈钟凡、刘文海、陈定谟、李顺卿、孙伏园、蒋廷黻、关颂声、王小隐、夏元瑮等。题词富有褒扬深意。其意是，像易俗社这样的剧社，用古老的戏曲声腔，演唱改良的新内容，以开发民智、辅助社会教育为主旨，实不多见。
　　由于易俗社此时的改良秦腔的编演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而也就具有了东出潼关，奔赴大江南北巡回演出的艺术实力。为了扩大该社的声誉与影响，使“易俗”宗旨传之广远，深入人心，并借演出新地，增加收入，弥补社内积存不足，民国十年四月，即决定由李约祉任分社长，率甲乙班学生合并组成演出团赴汉口演出。
　　到汉以后，初因秦腔不合外省习惯，观众甚少，入不敷出。李约祉提议印发第一次报告书，广事宣传，编印《易俗社日报》做为戏单分发，并刊剧本广为赠送。武汉人士始知该社非一般梨园可比，观众与日俱增。从民国十年至十一年秋天，在汉演出一年之久，大受欢迎。其中参加演出的名伶刘箴俗、刘迪民、沈和中、王安民、马平民、刘毓中、苏牖民等，以该社新编的《女大王》、《蝴蝶杯》、《青梅传》、《双明珠》、《桑李传》、《春闺考试》、《吕四娘》、《秋娘传》、《丹阳都》、《夺锦楼》、《惜花记》、《秋莲传》、《宦海潮》、《闹书馆》、《三滴血》、《双诗帕》、《圈圈圈》等剧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就连常不看戏的湖北省督军肖耀南看戏后，也大为赏识，惠赠300元，以示祝贺。至于汉口当地评论界称赞的署名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或赞美演员的精彩表演，或颂扬易俗社改良新声的巨大成就。曾经倡导维新变法的先驱梁启超、黄炎培等也亲笔题词赞赏易俗社的成功演出。当时在汉的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对易俗社的创新精神与演出水平，更是敬佩不已。在他后来的《自我演剧以来》一文中谈到这—段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到：
　　我在南通三年，南通为一时的模范县，更俗剧场，创伶工学社，无论其创社精神如何，事实上成了装饰品，和伶工学社性质相似的有陕西易俗社，我带学生到汉口演戏的时候，他们也正在汉口。我们因为志愿相似，境遇相同的原故，彼此深为接近，他们那时已经能够全靠学生支持，我们的学生便还不够，在汉口的时候，还是以我个人充台柱来维持生活的。我很佩服易俗社的办事精神。
　　至于对楚地新闻界、戏剧界、教育界形成的佳感与影响就更为惊人，仅《易俗日报》所刊各界的题词与评论文章，就有40多篇。其中有位署名陈远超者，在《祝易俗社并论(庚娘传)》一文中云：
　　该社组织之完善，救世之苦心，学生之优良，真可移风易俗。予观《庚娘传》之后，不禁衷心祝曰：易俗学社当与江汉永存而不朽。
　　可见易俗社的改良秦腔，在江汉之地获得的声誉，毫不逊色于本乡之秦地。
　　赴汉口演出，不仅扩大了易俗社的影响，也使该社的演职人员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在汉期间与外地剧界学者、名伶的接触、交流和切磋，提高了该社演艺人员的艺术水平。据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西安《关西日报》所载署名为迷之的文章《奉和次竽两君赠刘生箴俗原韵并引》云：
　　箴俗之剧，余观之多矣!……去岁该社游汉归来，箴俗创为新调，独迈侪辈，抑扬顿挫，响遏云端，一时声誉徒倍于前，余因往观之。
　　刘箴俗为此时该社演出的第一台柱，在汉演出获誉最隆，与楚地剧界名流交往亦甚密。欧阳予倩等不仅给刘耳提面命，多方指点，且连刘箴俗照像，也要为其穿戴服装，整饰面容与身姿。刘之所以归秦后能使唱腔“创为新调”，“独迈侪辈”，显然与在汉口时和诸多名伶的切磋交流所取得的艺术收获有关。(《易俗社编年纪事》)
　　从汉归秦后，易俗社的演出水平大有提高。加之又先后增排了《端阳八种曲》、《侠凤奇缘》、《新年八曲》、《传国八曲》、《大孝传》、《五花门》、《八段锦》、《绣囊记》、《一线天》、《美人换马》等新编剧目，继续自己的改良秦腔演出。正处于兴盛时期的陕西易俗社，不料却遇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挫折。民国十三年二月，该社名丑苏牖民请长假，到武功入江湖班演戏，开了学员入江湖班演戏的先例。七月，该社的主要演出台柱刘毓中、王安民又先后以请假为名，到武功参加了苏牖民所组织之秦钟社演出。十二月，该社技艺最精，声誉最高之第一名伶刘箴俗因积劳成疾夭亡，时年仅23岁。刘箴俗之死，是该社和秦腔事业的一个严重损失。汉口剧评家曾认为，刘箴俗借易俗社成名，易俗社借刘箴俗而扬声。又提出刘箴俗与刘迪民及沈和中，有如珠联璧合，“二刘一沈去一，而差千丈矣”。现在刘死沈去(沈和中于民国十一年三月在汉口自行出走)，苏牖民、刘毓中、王安民等主要台柱又先后离社，使该社最杰出、最完整的演出阵容从此损折不齐，刚刚兴起的第一个艺术高峰即此衰落，大为剧界所惋惜。
　　易俗社毕竟是一个以戏剧教育为主的学社，优秀学员可谓层出不穷。民国十五年，第七班学员中出现了可与当年刘箴俗并驾齐驱的旦角演员王天民，及与王天民齐名者王文华等，该社的演出形势方得转机。至民国十六年，王天民一班，包括王秉中、高希中、耿善民、李可易、康顿易等名伶，一跃而为该社中坚。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演出阵容，使易俗社的业务演出再呈发达之势。
　　易俗社的第二个艺术高峰，出现于30年代。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民国二十一年五月至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该社在五省一市的巡回演出活动；二是民国二十六年六月，该社的第二次北平之行。
　　30年代到40年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从民国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事变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这时的易俗社编演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激发人民革命斗志的爱国新剧。如《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淝水之战》、《民族之光》、《明末痛史》、《颐和园》、《投笔从戎》等，深得民众的欢迎。这种兴盛的演出局面，一直延续到40年代。当时西安的一家报纸，记载了该社演出的繁荣景况。其文云：“当晚易俗演戏，……黄昏而该社已座无隙地，足徵近年营业发达，戏剧之进步。”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西京晚报》还特刊《娱乐声中谈救亡》一文，记载了易俗社因编演改良爱国戏剧，在西安广得好评的事实。文中说：“综合西京几个负有名望的剧院来说，第一要算易俗社。近因国难日深，……均采用历代亡国之痛史编篡新剧，实给今日醉死梦生之青年当头一棒，无怪乎执全市剧院之牛耳”。足以看出具时该社编演爱国新剧大受欢迎的盛况。
　　其实，在此前的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该社即在西安市市民举行的反日大会(革命公园内)上，演出了全本《五·三恨》，由此拉开了编演爱国新戏，宣传抗日的序幕。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该社编演爱国新剧的热情不断高涨，这些新出剧作，不仅受到了陕西观众的欢迎，也为全国民众所见爱。易俗社改良秦腔的内容得到了广泛拓展，演出也迈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从民国二十一年到民国三十一年的十余年间，该社进入了应全国各地邀请演出的艺术盛期。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应河南信阳驻军马鸿逵部的邀请，由易俗社第二代优秀演员王天民、刘迪民、耿善民、马平民、康顿易、汤涤俗、李可易等，组成演出团赴豫演出，是年九月十八日，为“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该社全体演职人员参加了郑州大会，演出了《打倒日本化》及《焚嫁衣》等宣传抗日之剧。九月二十一日，又应冀南驻军高桂滋部邀请，从豫至河北邯郸演出；三十日又应顺德(今邢台市)驻军商震之邀，至顺演出；同时得山西晋阳驻军宋哲元部与张自忠部邀请赴晋演出；十二月又应北平驻军高桂滋部函请，赴北平演出。十二月七日，在副社长耿古澄、评议李保庭率领下，该社演职人员90余人到达北平，这是易俗社民国十年到汉口演出之后，第二次出省演出以来所到达的我国又一大城市。
　　这次演出的剧本有自编的《美人换马》、《宫锦袍》、《三知己》、《大孝传》、《南岳庙》、《双诗帕》、《庚娘传》、《玉镜台》、《颐和园》(又名《赛金花》)前后本，《人月圆》、《美术缘》、《灭莽记》、《殷桃娘》、《双明珠》和传统剧目《蝴蝶杯》、《玉虎坠》、《蜂蜜计》等，以及自编的小戏《柜中缘》、《三回头》、《看女》、《看病》、《可怜虫》、《骂殿》、《大如意》与传统折子戏《杀狗》、《牧羊圈》、《杀驿》、《宁武关》、《折桂斧》、《祭关张》、《杀家》、《双摇会》、《走雪》、《激友》、《忠义侠》、《血手印》等40多个剧目。
　　除在北平的各大剧院举行演出活动之外，与京剧名家的交流、切磋活动，也是易俗社此次北平之行的收获之一。十二月十二日夜，在吉祥戏院演出《三知己》，京剧著名人士齐如山、尚小云、杜丽云等前往观看。尚小云亲自给王天民化妆，指导穿戴戏衣，天民的扮相果然异于往常，台下多以坤伶疑之，十分赞尚。十三日在吉祥戏院演出《大孝传》，是日北平国剧学会理事齐如山代表梅兰芳等，在西珠市口延请剧界人士多人，招待和欢迎该社全体演职人员的赴京演出，该社社长、职员及学生60余人参加，参观了国剧学会及传习所各部，如国剧学会收藏的各种图籍乐器，有清代各种名剧抄本，明代脸谱，清代升平署档案，升平置扮相谱，名伶身段谱抄本，明版乐律全书，陈旸乐书，原版套印《九宫大成》，以及齐如山先生的戏单集存等重要戏剧史料。演职人员对齐如山先生创制的剧舞谱、乐器谱、服装谱、砌末谱、器械谱深为惊叹，认为是前所未见之伟作。国剧学会理事齐如山在茶话会上致词说：“秦腔在国剧史上颇有其历史之价值，动作规整、严谨、合理，与昆簧因无大轩轾也。平中秦腔，衰微已久，此次能使在平人士得睹真正秦腔，实大幸事。”(《易俗社编年纪事》)
　　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报刊登消息《不堪回首话当年》，报道易俗社演《赛金花》时，赛本人观剧事。真赛金花对“假赛金花”表演各节，大体认为满意。惟对幼年受骗，陷入娼门，鸨母淫毒，弱女流离的困苦情形未加描写为美中不足。
　　在平期间，北京的各大报刊对易俗社的演出好评不断。十二月二十五日，《全民报》“侠公菊谈”专文“《赛金花》感作”，评论“王天民唱做并佳，王秉中(饰瓦德西)神情道白亦入妙境。”二十八日，北平《民治报》介绍“陕西易俗社为真正之秦腔，所编剧本均出自名人。演员艺术各有所长。此次来平演出，备受各界欢迎，为历来所未有。”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全民报》连载署名大同的《陕甘戏讯》之五、之六。认为易俗社抵平“先声夺人，观者云集，……该社久居西方，易俗之功，在陕犹大。”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三日，天津《大公报》刊登报道《易俗社载誉离平，昨天下午专车赴济南》中说：“真正秦腔陕西易俗学社，此次来平共演二十一日，深受社会人士欢迎，轰动九城，每场满座，除私人欢宴不计外，如国剧学会、法政学院、戏曲学校、陕西同乡会、故宫博物院等，或则设宴招待，或则欢迎参观。成绩优良，印象大佳。固该社之剧本，足为社会教育之助，该社演员各有特别优秀之处，而秦腔自固有历史与价值，实亦重要原因也。”
　　此次该社第一次献艺北平，自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六日至民国二十二年元月三日，虽然不足一月，演出20余场，但参观学习，多所获益。秦腔因语言、唱法与京剧不同，观众尚不习惯，每逢上演，同仁如临深渊，如履冰水。经齐如山先生主动到社指导，京剧名伶亲切相助，又多方向外界宣传，以致北平人士对该社戏剧极表欢迎。《大公报》刊曰：“易俗社载誉归秦”，实则功在剧界同仁，该社多有获益而已。元月十三日，该报还刊登“北平快讯”《易俗社的主角》一文，除赞扬演出外，特别指出：“尤其是主角王天民的细腻表演，不独拉住不少戏迷，并且把许多和戏剧素无缘份的人也都吸引住了。大家都众口同声地赠他一个‘陕西梅兰芳’徽号”。(《易俗社编年纪事》)
　　民国二十二年元月三十一日，该社返回西安。至此，该社历时半年之久的巡回五省一市的演出，胜利告捷。此次巡演，为该社民国十年汉口演出之后，另一次远涉他乡的成功之行，又为西北改良秦腔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徐筱汀在上海出版的《梨园影事》刊登《介绍秦腔(陕西梆子)》一文，文章对秦腔在梆子声腔系统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当时在西安的五个秦腔改良剧社：易俗、正俗、三意、秦钟、牖民都做了介绍。指出易俗杜是“陕西梆子之模范剧社”。对于演员、剧本、艺术水平，特别是汉口演出，第一次北平演出的成功有比较多的评述。认为易俗社的剧本创作“发聩震聋，极易感人，较之全国流行之皮簧反觉明显而有意义。”“就角色之整齐，脚本之精美，戏装之华丽，易俗社自应执秦腔戏班之牛耳。”
　　在两次赴北平的演出中，所获影响较大的是第二次。
　　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又进逼华北。与蒋介石、何应钦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占我冀东，企图进一步控制平津、吞并华北。原西北军冯玉祥部二十九军调驻北平，宋哲元接管冀察政务委员会。为稳定军心，安抚士气，宋哲元特邀易俗社前往北平演出。该社认为抗日救亡为国人意愿，宣传抗战，鼓舞民心是应尽责任，即欣然应命。为保证演出成功，该社甲、乙两班合并，组成了强大的演出阵营，由副社长耿古澄、评议封至模率领出发。
　　这是易俗社第三次出省，第二次赴北平演出。为了适应抗日要求，反映人民呼声，该社准备了描写民族英雄抗敌救国的新编历史剧《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淝水之战》等大型剧目，作为至平演出的主要剧目。
　　六月十七日，《全民报》报道、评介该社在怀仁堂演出《韩世忠》的盛况。报道中说：当日“观众极多，足无隙地，无票遭拒于门外者大有人在。观众欢迎之情绪，诚为仅见。”报道严肃而沉痛地指出：“当此困难严重之日，实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昏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士，不能见容，奸佞当权，卖国误国，卒至沦于异族，在民族史上留一污痕。”认为“此剧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之觉悟，振聋发聩，立懦警顽，实对现时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也。”六月二十五日，《全民报》在介绍《武王革命史》一剧中指出：“易俗社来平后，……有誉之为高亢悲歌者，有毁之为野声刺耳者，中肯与否姑置不论。然易俗社之戏剧内容，涵义深远，极合时代之要求，有相当之价值，则诚然也。”七月七日，封至模在《京报》发表文章，介绍自己改编《山河被碎》、《还我河山》两剧的写作意图。他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戏剧是大众意识的表征，在家破国亡的时刻，是冲锋破敌的际节。……我不揣浅陋，勉强写了一本《山河破碎》与一本《还我河山》，……两剧算不得如何的剧本，……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把它当作过去的历史看。”因之该社此次在平演出，曾大获成功。其震撼山岳的时代呼声，似晨钟暮鼓，激励人心，催人泪下，在京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诚如作者所言：“回观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华民族，现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我们只有大声呐喊着：‘山河破碎了’!‘还我河山吧!’”
　　当晚，日军进攻芦沟桥，占领宛平县城，截断北平通往天津、保定的铁路线。“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突然爆发，使该社在北平的演出无法进行，终乘平津铁路最后一次列车告别北平回陕。
　　在北平演出期间，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曾“包厢”看戏，尚小云、尚富霞到后台指导化妆，选配戏装，和王天民、耿善民等亲切交谈。易俗社学生也到各戏院观摩学习，与尚小云、荀慧生等交谈请教，到富连成参观，受到负责人叶隆章先生的接待。北平剧界同仁认为：当强敌压境，战乱将兴，该社不避危险，来平演出爱国救国戏剧，具有深刻影响。
　　第二次北平之行成为陕西易俗社创立将满25年的一次重要的演出活动。易俗社同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忧民的意识和行为深为当时的民众所钦佩。正如民国二十六年(1937)六月二十日《全民报》一文所说：“易俗社的剧本，……知道从国难上着想，这种精神不能不加以赞许”；在演出上，“易俗社是一个整体，全场角色都为剧情剧义而发挥，而牺牲，一种团结精神，努力精神，是现代京剧派艺人所应效法的。”
　　除了北平各界的广泛好评之外，此时该社改良秦腔所取得的成就，也引起了其他各地观者的注目。易俗社的改良秦腔已经深入到国人意识当中，声誉之高已漫及全国。
　　随着易俗社改良秦腔在国内影响的不断扩大，该社的改良唱腔也倍受重视，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与二十四年(1935)三月，上海百代公司曾两次派人来西安邀请该社一些著名演员灌制了唱片。第一次计有王天民的《得意郎君》，雒秉华、王月华的《走雪》，刘迪民的《庚娘传》，耿善民的《谢安游山》，耿善民、高符中的《四郎探母》，王月华的《绿波修书》，黄执中的《杨氏婢》，老教练赵杰民和雒秉华的《五典坡》，陈雨农的《断桥》等。第二次计有王天民的《杨贵妃》、《宫锦袍》，杨令俗的《关中书院》，肖润华的《打柴劝弟》等。这是改良秦腔有史以来所灌制的第一批唱片。易俗社的改良秦腔通过这些唱片的播放，更加扩大了它的影响，使其声誉日隆，传播更广。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陕西龙门以下黄河对岸，七月轰炸西安，使易俗社的戏剧业务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日不能练功，夜不能演戏。为避日本飞机空袭，由社长高培支每天清早率领全体学生出城步行至南郊观音庙，上课、练功、排戏，傍晚归来演戏。每日往返近30里，长达两年之久。这种忠于事业的可贵精神，犹为当时社会各界人士所敬佩。在这段艰难的时日里，该社的改良秦腔不仅没有因为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中止；相反，他们还坚持培养了四期学员，继续编排上演了《民族魂》、《血战永济》、《湘北大捷》、《光复汉业》、《梅花岭》、《金手表》、《雪鸿泪史》、《金川门》、《烈女传》、《出师表》、《新东桥》、《新华梦》、《清宫案》、《伉丽会师》等数十本新编剧目，使该社的改良秦腔活动得以坚持。(《易俗社编年纪事》)
　　第三阶段：困难时期(民国三十二年——民国三十八年)
　　民国三十二年后，易俗社因著名教练陈雨农，主要演出台柱雒秉华、刘迪民、伍庶民，副社长刘介夫等相继去世，姜能易、杨荫中等数十名演员离社出走，演出阵容与演出水平日渐削弱。再加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到处抢夺胜利成果，抢占城市，四处陈兵，发动内战，西安成为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基地，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该社营业也亦趋艰难。国民党为了搜刮民财，军警宪特，还无不向易俗社敲诈勒索，增收“印花税”、“娱乐税”、“训练捐”、“防空捐”等十余种，并要每晚索赠好票200张。打入易俗社的特务，又借机与奸商勾结，倒卖易俗社的固定资产，吞为己有。逼迫高培之社长辞职，剧场主任王绍猷也捆起铺盖，准备随时被绑坐牢。这一时期，尽管剧社同仁还想方设法，排除各种困挠，坚持演出，但每晚收入不足一日三餐所支。民国后期的易俗社，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才获得了新生。
　　尽管如此，民国时期，易俗社在西北众多的改良秦腔剧社中，还是惟一能够长期坚持演出的一大剧社，久为国人所敬服。诚如该社在《第三次报告书》中指出：易俗社能够长期坚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办社，坚持利用改良秦腔服务于社会教育，推动社会改革，从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主要的原因是该社的师生长期在实践中培养形成了一种不畏艰难困苦的意志与精神，这使他们能够经受住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把改良秦腔的创演活动坚持到底。据民国三十年七月六日《西安晚报》记载，此时的易俗社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在收入不抵开支，师生工资降低发放的困难时期，还特别刊文声明：凡演抗战剧目，均以半价优惠市民。直至西安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的各种杂税巨增，每晚收入不足全社人员一日餐食所用之时，该社仍旧没有停止排戏与演出活动，有人曾将此誉为秦腔文明之精神，予以赞颂。
　　陕西易俗社自民国元年(1912)创立，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全国解放，期间一直在逆境坎坷中抗争奋进，度过了几次因战乱与饥荒所面临的解散的危机。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共编演了数百本剧目，培养了大批的舞台演出新秀。不仅使该社新剧迭出，始终有新剧上演，而且长期保持有200到300人的演出阵容。据民时西安报刊所载，该社的演出阵容因时期不同虽有变化，但都是以新培养出的演员为各个时期的主要力量而演出的。可选该社演出广告两则为例：
　　(一)20年代初始时期
　　社 俗 易
　　晚日四十
　　演合生学等超烦特界各
　　惠樊路沈阎刘刘刘
　　醒增习和德箴迪毓
　　华华易中年俗民中
　　阎 王 王 崔 张
　　振 新 安 兆 新
　　国 民 民 民 国
　　傅吴马张王甘苏李
　　醒安平蕴福治牖健
　　秦国民华民民民民
　　本 后
　　台 镜 玉
　　(1917年农历4月15日《公意报》)。例二广告见下页
　　上述演出广告，虽不能代表某时期演员阵容的全貌，但无疑反映了不同时期主要演员的基本概况，从两则广告中还可看出，所有参演演员全是按“中、华、民、国、秦、易、俗”七字排名，无一江湖外请演员参演。
　　(二)30年代兴盛时期
　　社 俗 易
　　日四十二月一历农
　　刘 王 耿
　　民迪 民天 民善
　　山河我还
　　刘杨康范雒高王张马汤
　　全醒顿玉秉符文镇平涤
　　华俗易华华中华中民俗
　　白 近 汾 慈 双
　　滩水 眼视 湾河 图孝 记愚
　　日五十二月一历农
　　缘术美
　　(本 全)
　　黄 杨 王 刘 雒 宋
　　致 令 蔼 文 秉 上
　　中 俗 民 中 华 华
　　缘墨翰
　　(本 全)
　　(1939年2月《西安晚报》)
　　出处：中国秦腔史/杨志烈，何桑著.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