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世上总要做事。而要真正做成一件有益的事，却并不那么容易，所以便常常发出“好事多磨”的感叹。
　　其实磨是好事，是一种难得的历练。回想自己从艺40多年的经历，尽管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即使取得过一些成绩，也是由许多具体的事磨出来的。1979年《陕西日报》曾发表我的一篇拙文《浅评秦腔<赵氏孤儿>的改编》，其写作过程就是具体例证。说起这篇习作的缘由，首先使人想到的是——
　　《赵氏孤儿》的盛衰荣辱
　　秦腔历史剧《赵氏孤儿》，是著名戏剧大师马健翎以元杂剧、明传奇为基础，参照有关史籍及秦腔、昆曲等剧种原本，于1955年改编而成的一部杰作。
　　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戏剧故事，不仅史有记载，民间亦有传闻，且有实据可考。戏中三个主要人物程婴、公孙杵臼与赵武(即“孤儿”，又名赵孟，史称赵文子)的安葬之地，就是陕西韩城西南10公里的“三义墓”。具体位置在芝川镇以西，高门原堡安村东南的古寨内，三座墓地百米见方，均为砖砌圆形，墓前立有石碑，自西向东分别为“晋卿赵文子墓”“晋公孙杵臼墓”“晋程婴义士墓”。春秋时韩城为晋国辖地，史称少梁。相传程婴为少梁附近程庄人，赵武后辈世居少梁至今，村中赵姓与程姓为其后裔，故韩城有其先祖之墓。由此可知，反映赵氏孤儿的戏(秦腔老本为《八义图》)，在群众中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1955年8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首排马健翎的改编本(史雷、韩盛岫导演)，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普遍关注，省内外不少剧团学习排演，从此广泛流播西北各地，事实上取代了《八义图》，赢得了在秦腔舞台上的历史地位。当然，也曾有人对改编本持有异议，批评它存在着“曲线救国”的思想倾向，一度几乎使其夭折。出人意料的是，1958年陕西戏曲赴京演出团晋京汇报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观看了演出并接见演职人员。刘副主席还风趣地说：“希望你们明年来的时候，再生一个‘孤儿’。”首都文艺界人士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剧“是最香的一朵花”，“无论从剧本、导演、表演各方面看，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曹禺先生赞扬：“这出戏简直可以同莎士比亚媲美。”田汉先生激动地高呼：“马健翎不愧是艺术大师，我举双手拥护这个戏!”马少波先生发表了题为《从<赵氏孤儿>的改编论胆识》的重头文章，称其为推陈出新的典范。马连良先生还参考马健翎的剧本改编为同名京剧上演。1959年陕西戏曲演出团巡回大江南北13省(市)，所到之处更是好评如潮。除对剧本改编极为推崇外，对戏中主演田德年(饰赵盾)、赵毓平(饰程婴)、罗士奎(饰屠岸贾)、李继祖(饰公孙杵臼)、马蓝鱼(饰卜凤)、李应真(饰公主)等也赞赏有加。马健翎院长中途到达上海，新闻界得知消息急于采访，《文汇报》捷足先登，找到演出团驻地国际饭店，请马老写篇关于《赵氏孤儿》改编的经验文章。一向自谦“缺乏总结与条理的说明能力，不会写文章”的老院长婉言谢绝，但记者再三要求，并说报纸版面都留下了，明天就要见报。实在推辞不过，老院长只好答应，当晚即动笔，报社的人就在那里等着，他写一张人家取一张，文章写完了版也排成了。由此可见马健翎的威望及影响。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优秀历史戏，与它的改编者一起，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悲剧的灾难。
　　“有一日天雷响风吹云转!”《赵氏孤儿》中的这句唱词，不仅是剧中人物的愤怒心声，更是戏曲工作者的强烈呐喊。在社会主义文艺新的春天到来之际，人们又怎能不翘首以待——
　　《赵氏孤儿》的光华再现
　　1978年3月，陕西省文化局发出关于恢复上演剧目的通知。其中第一批开放的传统剧目有省戏曲研究院的《窦娥冤》《游龟山》《四进士》等，却不见《赵氏孤儿》的名字。演职员们在私下里猜测议论，担心文艺界是否有“倒春寒”。其实事情明摆着，此时横遭挞伐的马健翎尚未平反昭雪，《赵氏孤儿》又怎能走出“左”的政治阴影呢。直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才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获得新的转机。1979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按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决定，为《游西湖》《三滴血》《赵氏孤儿》《两颗铃》《风云漫秦川》《风雪桥山》《女巡按》《窦蛾冤》《破宁国》《金琬钗》《蟠桃园》《曲江歌女》《中国魂》《老鼠嫁女》《一文钱》等15部戏平反，恢复名誉；其中涉及戏曲研究院的戏就占了11部。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马健翎问题的解决已经为期不远。果然，当年3月10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召开全院大会，为在“文革”中以种种罪名而遭受迫害的马健翎等13位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工作。
　　冰雪尽消，春潮涌动。剧院秦腔团决定恢复重排《赵氏孤儿》，演职员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涨热情。工作启动不久，在剧组担任主演、导演、琴师、鼓师的*宗翰、郝彩凤、胡正友、张全仁、萧炳、翟志中等同志找我，希望能尽快写一篇文章，以便配合排演做好宣传舆论。当时我在院眉碗团任演员兼秘书和业务干事，日常行政与业务的具体工作比较繁杂，时间实在紧张，又怕搞不好了要误事，因而表示了推辞的意思。可这些师兄师姐们却说：“知道你忙，还得找你，谁叫你是秦腔团的女婿!”因为我爱人左红是秦腔团演员，所以他们很气长：“这可是娃他舅家门上的事，你就甭推辞了。再说，这也是为了纪念老院长啊!”有感于如此盛情之邀，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动笔之前，我先后阅读了有关史料和元杂剧、明传奇的原作，特别是马院长的改编本，并学习了马少波、陶雄、屠岸等评论家的文章，观看了秦腔团的排演实况，又采访了早年饰演程婴的赵毓平老师(这时他已改行在省文化局招待所工作)。然后利用业余时间“爬格子”，由于住房面积小，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和孩子学习，我便钻在1976年搭建的抗震棚里，大概写了四五遍，最后拿出近八千字的初稿，与秦腔团几位同志讨论后，又改了两遍压缩到六千多字，文中写了三大部分，题目定为《震撼人心的悲壮历史剧——浅评秦腔〈赵氏孤儿〉重演》。之后把稿子送交剧院主管领导阅示，认为总体上还可以，但还需进一步加工提炼，建议请省委宣传部领导审阅后再改，也可少走弯路。院里态度很明确，这篇文章要争取发表，最好是在省级报纸上，才能有较大的影响。那么，把文章送给谁最合适呢?几经考虑，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时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杨兴同志——
　　良师益友的热情扶持
　　说实话，当时我和杨兴同志虽无直接交往，但却知道他在我省宣传文艺战线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他爱看戏，更懂得戏，时常有剧评和理论文章见诸报刊，还与人合作改编过秦腔现代戏《党的女儿》等剧本，听说他还为《陕西日报》撰写过有关戏剧方面的社论。用省市戏曲界同仁的话说：“杨兴是领导中的专家，专家中的领导。”我心想，找他请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吧。
　　记得是在1979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拿着院里的介绍信和加盖了公章的剧评初稿，多少有点局促地走进杨兴同志的办公室。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笑着说道：“剧院的同志，带啥介绍信，还怕我不认得?看过你的戏，也算是熟人么。”我简单地汇报了秦腔团重排《赵氏孤儿》的情况，并讲了写这篇稿子的一些想法。杨兴同志边翻稿子边说：“排戏的事部里知道，马健翎的《赵氏孤儿》很有分量，这个戏骨子硬，重新拿出来很有意义。想配合排演做些宣传，想法是好的。你这篇文章篇幅不小，字也写得工整，态度很认真么。”最后他告诉我，部里有个会，没时间多谈，等他抽空看看稿子，回头专门找我。
　　离开杨兴同志的办公室，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想不到他是这样平易近人，非但没有一点官架子，倒像是老师对学生讲课那样亲切。5月2日，杨兴同志给院里打电话，要我去他那里谈文章的事，我便立即赶到宣传部。一见面，他就单刀直入地谈正事，从总体上讲了对稿子的感觉，对有些关键性的提法及用语，还用红笔画着杠杠或问号。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同时还告诉我，为了慎重起见，他把稿子送给省委领导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看过，并详细传达了这位负责同志的意见，而且还把这些意见的书面文字交给我看。这份材料是4月29日写的，原文如下：
　　张晓斌同志的剧评写得好，我提一点外行的意见。马(健翎)本《赵氏孤儿》，就其戏剧情节来说，超过《哈姆莱特》，更超过拖沓松散的长达四十出的元曲原著。可惜，文学语言太少；否则，比之第一流世界名剧，毫不逊色。但过去、现在都有一些不同看法，例如：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没有什么意义；为保护一个贵族孤儿，死了那么多人，不值得；宣扬宗族复仇思想和奴隶道德等等。剧评可否针对这些观点，去讲这个戏的人民性。例如：
　　一、按郭老(注：指郭沫若)和史学界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三家(注：指赵、韩、魏)分晋是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分界线，而晋国的六大夫(注：指赵、韩、魏、知、范、中行六卿)向奴隶主夺权和相互争权，是赵武(注：即赵文子)执政时开始的。当然，这个戏大部分情节是虚构的，但也无妨把历史背景交代清楚。可否说，赵、屠斗争是早期封建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争夺人民之争?(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有把握)
　　二、为什么要保护一个贵族孤儿?不能偏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当时那种宗法等级制 社会里，只有把赵家的孤儿保存下来，才有号召力，才能号召新兴地主阶级（或比较同情人民的那一派贵族的势力）同以屠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或残酷压迫人民的那一派贵族的势力)作斗争。
　　三、门客不是家奴。程、卜等人的行为不仅是为一家效忠。
　　此外，这个戏的结局是悲剧也是喜剧，这在我国传统戏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附带对剧本和演出提几点小意见：
　　1、能不能在赵、屠斗争激烈时，让屠纵灵獒咬死赵盾，以加深观众义愤。
　　2、《搜孤》一场，公主态度是否软了一点?似不符合公主的身份和性格。
　　3、前场程婴的打扮和某些举动像个家奴，不妥。
　　这位领导同志的认真态度和杨兴同志的热情支持，使我很受感动。他们都是文艺理论方面的专家，所谈意见颇有启发，对于一个初写剧评的人来说，实在获益匪浅。此后，我根据他们的意见，经过认真思考，又重写了一遍，篇幅保持在六千多字。文章改成又送杨兴同志看过，他以为有很大提高，可以拿出手了，便给《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杨田农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尽快发表，请其酌情安排。
　　杨主任很快给报社文教组责任编辑杨子青作了布置，由他具体负责稿件处理和版面安排。一天下午刚上班，老杨同志电话通知我去报社，谈了对稿子的处理意见：“总的看，还好，内容充实。但从报纸角度看，长了一些。一是集中发，二是分开谈，前边第一部分可以从略，历史演变不多谈。重点放在剧本改编的特点，要从剧本出发，挂到当前对于传统戏的改编。对于演出本身的评论，可作另外文章来谈。”
　　听罢老杨同志的意见，我觉得有道理。回院之后便连夜动手。整整搞了一个通宵，将第一部分近千字的内容，浓缩为二百多字的一段引言；将最后一部分谈表演的内容全部删掉，又将第二部分扩展为三个议题，即“鲜明深刻的主题思想”“结构严谨的戏剧情节”“血肉丰满的典型人物”，围绕剧本改编予以重点评析，全文压缩到五千字左右，标题改为《浅评秦腔<赵氏孤儿>的改编》。第二天上午把稿子送到报社，一个礼拜之后即1979年6月6日，文章在《陕西日报》第三版正式发表，还配发了刘小虎老师拍摄的两张剧照，整个篇幅占一个版面的五分之四。由于这是“文革”后省报刊发的第一篇关于传统戏改编的剧评，因而当时曾引起戏曲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反响。当年9月15日到10月8日，陕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在西安举行，我院秦腔团以《赵氏孤儿》参演并获演出乙等奖。十年后我的这篇文章获陕西省首届艺术科研优秀论文奖。
　　杜甫诗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而我不过是一个学步者。这篇剧评之所以能够发表，我打心底感谢良师益友们的鼎力扶持，并将更加刻苦地奋勉于学，使自己不断地走向成熟。
　　2002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