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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绚丽的山花——商洛花鼓戏《刘海戏金蟾》观后


  前不久,镇安县剧团在西安演出商洛花鼓戏《刘海戏金蟾》。这出神话剧通过胡秀英(狐仙)追求自由,向往人间,战胜凶恶残暴的金蟾精,终于同勤劳勇敢的樵夫刘海结为夫妻的故事,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反抗压迫、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热爱生活、扶弱济贫的思想美德。由于它富有教益,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商洛花鼓戏也把它作为保留剧目经常上演。尽管这一剧种因地域局限同许多观众比较生疏,但是,凡看过镇安剧团演出的,却引起颇大的兴趣。
  这出戏的特点之一,在于它鲜明的地方色彩、独特的剧种风格。该剧种俗称打花鼓,也叫凤阳(即今山阳一带)花鼓。它起源于湖北、安徽,后沿汉江流域西进,传至我省商洛地区,同当地盛行的民歌小调糅合起来,以新的形态出现,为当地群众所喜闻乐见。镇安剧团演出商洛花鼓历史较长,他们创作的《换猪》一剧曾参加我省文艺调演,受到人们的好评。此次演出的《刘》剧,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改革的关系。从音乐唱腔结构看,商洛花鼓原先主要以“打筒子”“八岔”调和民歌三部分组成;其中民歌成分较大。而每首民歌的调性各不相同,过去又从不使用弦乐,唱随口出,调随人定,仅局限于“摆地摊子”式的演出。可在搬上大舞台演出的时候,则必须借助弦乐烘托气氛,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这样一来,转调过多势必支离破碎,破坏全剧音乐的完整性。针对这种情况,《刘》剧在设计唱腔时,尊重剧种本身的“联曲体”规律,按照各个唱段的情绪要求,选取传统戏中有代表性的调式,在连接、转换、落音、过门、速度等方面加以发展变化,丰富了音乐唱腔的艺术表现能力。从而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主题思想,揭示了人物性格。譬如:同是“八岔调”,既可用来表现众仙女春游时轻歌曼舞的欢快,又可用来描绘刘海苦于清贫的抑郁。不但宜于刘母感叹家世的自述,也宜于表现刘海夫妻缔结良缘的对唱;同是“开门调”,胡秀英倾吐爱慕、自许婚配时,可以唱得深沉含蓄,刘海成亲后夸赞妻子的“十二个好”,却可以唱得热情洋溢;刘海的两段“十字调”,在众仙女追赶他时,能够处理得窘迫急切,在妻子丧失护身宝珠、行将遇难时,他“咬牙切齿骂妖僧”,又显得气愤填膺……当音乐表现形式与塑造人物不相适应时,他们另辟蹊径,做了大胆创新尝试。如第八场胡秀英哭别刘海那段唱,就是以传统戏的“辞店调”为基础,吸收当地妇女吊孝哭丧的音韵发展而成,并设计了该剧种从未有过的“散板”唱法,表现了人物凄凉悲痛的心情。这样,不同环境、不同情绪、不同人物、不同形式的唱腔,被安排得自然贴切,多姿多彩,花音戏似唱似说,婉约清丽;苦音戏如泣如诉,幽怨哀伤,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表、导演处理善于出新,是第二个特点。该剧没有受某些僵化了的表演程式的束缚,注意发挥花鼓戏载歌载舞、生活气息浓厚的特长,处理得明快活泼,新颖别致。最精彩的要数第五场。“往日深山伴孤冢,不爱仙家爱樵夫”的狐仙九妹,化作富豪少女胡秀英,中途拦截卖柴归来的刘海,当面提亲以托终身。刘海见其衣着华丽,认为贫富悬殊,趁机溜走。众仙女协助胡秀英四面包抄,追上刘海。在这里,导演综合戏曲与舞蹈的表现手段,让众仙女围作内外两层,一手撕展褶裙,一手抖动羽扇,象征繁花似锦的桃林;刘海晕头转向,就中奔突穿梭。仙女左旋,刘海右转,造成一种“桃林”匆匆而过、刘海急急而行的感觉,与青山秀水融为一体,把人们带进诗情画意之中。在处理刘海与胡秀英的倾心交谈时,又不拘一格地让他们席地盘腿,对面而坐,从破壁漏顶的“刘家大屋”,谈到芦花装絮的“喔嗬被子”;从双目失明的白发母亲,谈到男耕女织的美好前景。亲切生动,朴实无华,真有一股诱人的泥土味!两人回家路上那段戏,处理更妙。你看,一男一女,成双成对,边说边唱,边看边走,行进间每一短暂的静止都是一幅美的画面,唱段中互相呼唤的每一句夹白,又显得那样亲昵,把人物互敬互爱的纯真感情、憧憬未来的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一些性格化的动作也设计得饶有风趣。如九位仙女中的大姐,是一个火辣辣的妇女形象,在同敌人搏斗中,她先用棒槌打,再用树桩砸;敌人夺去她的武器逃走时,她干脆脱掉绣鞋打了过去。这些动作虽是夸张的,但却是真实可信的。全剧结尾“开打”部分,运用“小鬼搬家”“双人滚翻”“滚西瓜”“蛙式扑虎”等技巧,表现妖孽小石头败退时的丑态,和金蟾精露出原形的真相,也取得很好效果。
  该剧的又一显著特点,在于它培养锻炼了一批青年演员。担任主要角色的几位同志,平均年龄十七岁,都是一九七六年的学生,过去几乎没演过什么重头戏。初上台时,有的紧张得不敢面对观众;有的仅有一句台词还经常说错。为了改变文艺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该团领导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在青年演员培养问题上,搞传、帮、带,解决技术训练与舞台实践、普遍提高与重点培养的关系,大胆放手压担子,热情支持严要求,把他们推上舞台第一线。经过刻苦努力,比较称职地完成了任务。从演出效果看,刘海的勤劳忠厚,胡秀英的纯真聪慧,胡大姐的泼辣粗犷,刘母的慈祥善良,以及金蟾精的穷凶极恶等,都得到较好的体现。值得提及的是,这个团坚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一、二组轮换演出制度,既教育演职员自觉克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又善于发挥每个同志的积极因素,使其有“用武之地”。因此,艺术合作关系处理较好,青年演员尊师敬长,虚心好学;老演员甘当配角,乐演二组。整个演出,严肃认真,富有生气。从文艺队伍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个收获恐怕比一出戏的上演更有意义。
  无可讳言,《刘》剧的演出还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导演对全剧艺术处理的构思还不够完整精细;音乐唱腔在表现悲壮深沉的情绪时还显得单薄;舞台美术缺乏浪漫主义色彩,有的景物妨碍表演,与全剧风格不够统一;演员在人物内在感情体现上缺乏深度,基本功不够厚实,表演技巧还欠娴熟。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影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商洛花鼓是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一束绚丽山花;镇安剧团培养的一批青年演员,就是这朵花上初绽的蓓蕾。我们衷心祝愿这朵扎根于肥壤沃土的鲜花,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阳光雨露下开得更加艳丽!
  原载《陕西日报》1979年10月6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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