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是演员，却会打鼓敲戏、弹奏月琴、击打碗碗腔的梆子铜铃，而且技术相当娴熟；
　　说他是演奏员，更能演出秦腔、眉户、碗碗腔的传统戏与现代戏，尤以老生唱功见长。    
　　这位多面手，就是剧坛宿将王景山，我所崇敬的一位老前辈。
　　渭南原上出了个唱戏“把式”
　　王景山，乳名满堂。渭南市临渭区丰源乡定王村人。1924年1月21日生于农民家庭。幼年贫寒，8岁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在凄风苦雨中艰难挣扎。父亲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却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哪怕自己再苦再累，也要送满堂去上学。可儿子偏又念不进去，便索性辍学在家，帮着父亲种地。丰源位于长稔原上，“稔”字在古汉语中意为成熟；“长稔”者，岁岁丰收也。然而，他家依旧难得温饱。
　　1939年，满堂15岁。为了挣钱接济家用，遂入渭南光武剧社学戏，师承惠保民，主工秦腔老生。由于刻苦努力，短短几年就排练并主演了《葫芦峪》《回荆州》《五典坡》(前后本)、《放饭》《烙碗计》《四郎探母》等戏，从此崭露头角，在渭北一带小有名气，而且还为李正敏配演过《赶坡》。乡党们夸奖说：“渭南原上出了个唱戏把式。”
　　旧时秦腔班社有个习惯，教练排戏时要求演员，既能走身架，又会念铜器(即“锣鼓经”)，由此也奠定了他会打板敲戏的基础。反正“艺多不压人”，多个“艺门儿”多条路，他也乐此不疲而上了道。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闯荡江湖
　　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光武剧社也不好过，为了生存，只得“处处无台处处台，年年难唱年年唱”。作为戏班的一路主角，王景山免不了苦苦奔走赶台口，以至随剧社东出潼关，到河南各地演戏。秦腔一旦离开本土，其境况不言而喻，也实在是勉强维持。
　　1946年，王景山年满22岁。他本来就是王家的单丁独苗，顶门立户传宗接代的重任系于一身。关中农村俗语向来有“父欠子的妻”之说，父亲几次捎话催他回家成亲。为了能尽人子之孝，他不得不告假回乡，但作为主演，戏班又不肯放行。于是，他便趁机悄然离社，从开封搭车西行，路过洛阳铁路被炸受阻，只得在小客栈住了个把月，几经折腾才回到家里。不久，即与小他5岁的农村姑娘郭香香成了亲。         
　　虽是新婚燕尔，王景山却在家待不住，他报名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与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自然，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在1928年5月1日，有名的渭华起义首先在他家南边的崇凝镇打响，陕西地区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崇凝区苏维埃宣告成立，而崇凝以东15里的华县高塘镇，便是起义指挥中心。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火种仍在他心中燃烧。
　　俗话说：“娶媳妇是好事，要吃要喝是难事。”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王景山只得又回到光武社。之后，剧社去甘肃陇西一带演出，部分演员加入了张掖剧团。而牵挂家庭未能西行的王景山，便到咸阳搭班子，辗转奔波于关中大地。尽管那时他已背了重戏，但身份依然是学员。学员是不能打麻将的，一次他偶尔搓了几圈，不料被班主发现责问他：“要挨杠子还是要开除?”王景山不愿受皮肉之苦，回了两个字：“开除！”说罢卷起行李就走，头也不回地踏上返乡之路。此刻，他的心情正如唐人诗句所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渡汉江》)进门到家，媳妇含泪告诉他，头胎婴儿流产了!饭碗砸了，孩子没了，雪上加霜，真让王景山不寒而栗。在家没多久，他又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在铜川与解放军打仗时败退下来，从长安大峪入山到柞水县药王堂。眼看又要南撤时，他趁机开了小差，抄便道逃回渭南，在煎熬与苦涩中度过黎明前的寒夜。
　　迎着新中国的阳光投身革命文艺    
　　渭南地区素称“东府”，所辖“二华关大水，三城朝合阳”(即华阴、华县、潼关、大荔、白水、韩城、澄城、蒲城、朝邑、合阳)十大县，历史上剧种丰富、班社林立、艺人众多。解放伊始，剧团变化即呈现雨后春笋之势：合阳怒吼社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上，改名为黄龙剧团；蒲城培风社被一野三军文工团收编；渭南分区文工团，渭南和平豫剧团(名艺人汤凤英组织)，潼关县秦腔剧团，潼关复兴豫剧团，朝邑群众剧团(后改名九三剧社，又名朝邑剧团、大荔文工团，李正敏曾任团长)，澄城县工农剧团(后改为澄城人民剧团)，合阳新生剧团，大荔县人民剧团、线腔剧团，朝邑县线腔剧团等相继成立。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渭南专区文工团(由大荔、渭南分区文工团合并)也于1950年5月应运而生，上级委派张兴斌任团长(他是渭南下邽人，早年从事地下党工作，后到陕西日报社供职，晚年成为当代书法大家)。文工团成立之初，乐队急需鼓师，王景山恰有此长，经李建堂推荐到团，坐了武场“头把交椅”，为《血训图》《穷人恨》《婚姻要自主》等戏打鼓，成为全团注目的人物。    
　　1953年2月，西北行政委员会成立。根据同年7月1日陕西省文教厅文件通知，渭南专区文工团撤销，人员分别编入陕西省眉户剧团和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从此王景山成为眉户团一员，在继续担任乐队司鼓之外，一有空闲便向眉户老艺人学唱，吴思谦、崔生华、宁师和三位教练，分别为之传授了《临潼山》《古城会》《白访黑》《单刀赴会》《秦琼观阵》《走马荐诸葛》《武大郎惊梦》等戏，奠定了他在眉户传统唱腔方面的坚实基础。        
　　1955年5月，随着西北行政委员会被撤销，陕西省眉户剧团、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与西北戏曲研究院合并，组建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王景山被分配到以演现代戏为主的三团，仍为乐队演奏员。1956年，三团根据省委领导指示，试验性地将皮影戏碗碗腔《金琬钗》中《借水》《赠钗》两折搬上大舞台，因王景山对该剧种自小便耳濡目染，有幸被选中担任桃栒一角，在同年6月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时获得演员三等奖。不知底细的人这才知道他还能演戏，从此王景山正式进入演员序列。
　　艰难的家境没有动摇他的事业心
　　诚然，梨园新天地，顺风又顺雨。但对王景山来说，从艺之路要比别人艰难得多。最大的难处来自家庭困境。
　　他虽然结婚成家较早，但妻子的生育经历却很不顺利。自头胎婴儿流产之后，1949年又出生一个女儿，在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孩子长到两岁多时，又不幸因病而早夭，做父亲的为此极为伤情，做母亲的更是口吃黄连苦自受，他们先后养了11胎，但成活者仅有2胎。直到1957年爱女燕燕出生，才给家庭带来了些许欢乐，父母捧若掌上明珠。可谁又能料到，1960年，64岁的父亲竟猝然去世，当时王景山正随陕西演出团巡回南方，奈何万里关山阻隔，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直到下葬之日才匆匆赶回，他深感愧对老父而久久自责。1961年宝贝儿子出生，夫妻二人视如王家的未来与希望，为了祝愿他健壮成长，特意为之取名铁牛。
　　儿女双全，固然是人之所盼；但添丁添口也添了负担。当时正值三年困难，儿女都还幼小，尽管妻子贤惠能吃苦，却身单力薄无帮手，在凭工分吃饭的年月，缺少劳力只有拿钱买粮，而且要出高价。王景山身在西安心在家，成了真正的“一头沉”。为了家庭他节衣缩食，每次回家不坐火车，靠自行车来回奔波。从西安到村上，整整160华里，临近家门还有一道8里长的龙尾坡。正常情况下每月回家两三趟，礼拜六下午出发，半夜到家，第二天下地劳动，累得人困马乏，晚上歇不了几个小时，鸡叫起身回西安，礼拜一早上八九点到团上班。假若天气凑趣还好说，如果碰上下雨，在乡间泥泞路上，只有扛上车子喘粗气了，其艰辛劳累可想而知。
　　有一次剧团放假，他骑车回家，还没等进村，乡上就派人给妻子打招呼：“剧团来电话，明晚有重要演出，让老王尽早返回。”景山虽然心里窝火，但他毫无抱怨，第二天下午准时返回，直接赶到西大街实验剧场。这事在常人看来不可理解，对他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苦也罢，累也罢，能受的艰难都受了，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事业的坚定信心，反而在历练打磨中创造了突出业绩。
　　以拙朴勤奋的精神攀登艺术新台阶
　　从个人天赋条件来看，王景山并不聪敏灵睿。倒是黄土高原给了他拙朴本色，艰难际遇养成了耿倔脾性。尤为可贵者，他能以“居心要宽，持身要严”的古训做人处事，发扬勤能补拙、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像黄牛爬坡那样憋足劲头往上曳，速度虽慢却一刻也不停步。
　　努力奋进的结果，使他排练演出的剧目多达数十出，其中眉户戏有《粮食》《鹰山春雷》《苦菜花》《两颗铃》《节振国》《蟠桃园》《第一个浪头》《一千零一天》《红心朝阳》《大江东去》《山花》《曲江歌女》《盘店》；碗碗腔有《红色宣传员》《蝶恋花》《天池山》《金琬钗》《白玉*(左边为王字旁，右边为真字)》《万福莲》《白沟河》等。总体上看，传统戏老生角色比重较大，现代戏以老农形象居多，表演质朴浑厚，唱腔韵味浓郁，主角富有个性，配角亦具特色。
　　1958年11月12日晚，陕西戏曲赴京演出团三分团在首都演出碗碗腔传统戏《金琬钗》，著名戏剧家马少波看罢演出，兴奋得夜不能寐，在他的《老树红花——看陕西戏随笔》一篇文章中，专门写了一段称赞王景山的话：
　　演员在台上颇见功力，这是认真地进行艺术理论学习和严格训练的结果。即使担任不甚重要的角色，他们也一丝不苟。例如饰演桃父的王景山，在《拜扫赠钗》一场，不过是“我儿挣扎些”“我儿怎么样了?”等几句台词，却把一个农村老人那种纯朴敦厚的性格感情充分表露出来了；特别是发现了崔护借浆之事急问女儿：“他便怎样?”女儿答：“他那里谢一言即便回程”的时候，老人舒了一口气说道：“走了着好”。真是传神极了！
　　也就在那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梅兰芳大师及首都文艺界人士，同时到场观看《金琬钗》。戏罢上台接见演员时，总理握着王景山的手，满怀深情地嘱咐他：“老同志，要多教几个学生。”直到1959年初冬，当陕西戏曲演出团在京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后，转赴南方到达杭州之际，王景山再次见到周总理及陈云同志。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日理万机的总理还记得他就是演桃父的演员，这让王景山深受感动。    
　　王景山以他的刻苦努力和精彩表演赢得了荣誉。1960年10月20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鲜红旗帜下的一员。
　　没有高级艺术职称的须生名家
　　王景山牢记周总理的殷切期盼，自六十年代起，在从事表演专业的同时，实际上也是非编制的唱腔教练，坚持为剧团青年演员和训练班学生带课，将自己早年学过的周户、碗碗腔唱段，毫无保留地传给剧坛后来人，而且不要任何报酬，表现了高尚的艺德风范。单就他演过的主要剧目、艺术水平及社会影响来说，也完全符合国家一级演员的专业资格。然而，他却没有获得艺术高职的机缘。
　　这是无奈中的遗憾。细究原因，一是在他演戏当红的年月，文艺工作的任务就是上山下乡，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几乎很少有会演和评奖；而奖项高度恰恰是评定职称的主要硬件。二是他的年龄在剧团演员中最长，临到退休时评定职称还远未开始，客观因素使他无法搭上这班车。甚至，为了利用当时“接班顶替”的政策，解决女儿的户口与工作，他不得不虚报了年龄，提前一年办了退休手续，实在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于是，王景山失去了国家一级演员的“桂冠”，翻遍记录陕西戏曲界名人的“官方”版本，根本找不见他的名字，更遑论有谁为其“加冕”了。然而，综观其一生艺术之路，他称得上实实在在的“无冕名宿”。
　　平心而论，在职时他“有名”而“副实”；退休后他“求实”而“留名”。其名其声其演唱，留在了外国戏剧专家代表团到该院交流访问的演唱会；留在了陕西省直属机关老干部文艺会演的舞台上；留在了陕西省公路局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组建的“慰问公路职工演出队”的行程中；留在了为“西安大雁自乐班”传艺教唱的乐声里；更留在一切热爱陕西戏人们的赞叹中……
　　2006年7月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