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演员绝不神秘。他们既是血肉之躯，必有七情六欲，要食人间烟火，也要生儿养女。一言以蔽之，都是普普通通人。
　　他们之所以成功成名，出头露脸，全在于历史选择他们从事了“高台教化”的职业，有幸成为显山显水的头面人物。然而，他们的生活形态，也绝不会像皮影那样刻板。你看：
　　上了台，可以是叱咤风云，气壮山河；下了台，也许会唯唯诺诺，害怕老婆。在幕前，可为帝王将相，堂堂皇皇；在幕后，却是布衣草民，平平常常。扮了妆，可能是腰缠万贯的富贾巨商；卸了妆，也可能借债欠账，日子难场……
　　当然，名家名演毕竟是事业上的英华才俊。其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他们在从事艺术过程的压力与动力之间，有一种强烈的进取欲望，也只有感觉到欲望的人，才是有生命活力的人。    
　　他们热爱生活，拥抱生活，并有能力按照个人的生活需求和审美情趣来安排自己，从而展示出独特的个人爱好习惯。正如俗话所说：“酸杏苦苣菜，各取心上爱”，衣食住行，莫不如此；有些生活习惯甚至成为一种无法改变的嗜好，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折射到艺术事业中来。
　　名演之吃
　　古语。“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活第一需要。在一般人看来，名演员的嘴头细，吃饭肯定很挑剔，恐怕不好侍候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王玉琴是人所敬重的青衣、老旦名家。她演的《三娘教子》王春娥，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杨门女将》佘太君，豪放大度，气壮山河。外边请剧团，必邀王玉琴，而且总免不了用小车接她，往往比大队人马到得早。对方问她：“剧团人喜欢吃啥?”她总按自己的习惯回答：“米儿面、糁糁儿面，随便；连锅面也行。”于是，对方就照她说的办，结果许多演出点都这样。剧团那些青年人直抱怨：“下乡伙食要好，千万别让王老师先走。不然，老是连锅面!”这倒不是王玉琴故意客气，完全是生活习惯使然。她在家里是这样，去看女儿也如此。
　　这不禁让人想起明代理学家朱熹那首诗：
　　葱汤麦面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
　　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饮时。
　　朱老夫子去看女儿，正好女婿外出。吃饭时女儿抱歉地说：“只有麦面葱汤款待老父，不成敬意，望父恕罪。”朱熹回答：“不，俭朴度日本是我的家训，你这样做是对的。何况，前边村子还有人家连稀的也喝不上呢！”
　　“老陕”爱吃面，无论薄擀、细切还是宽扯、碎揪，只图个实在捞口。同时把面食与秦腔联系在一起，所谓：“吃面吃(biangbiang)，听戏听桄桄”。而那些唱戏“撸得稠”的名演，恰恰对面食情有独钟。以《二堂舍子》唱红三秦的雷开元，尤其爱吃甜面片就生萝卜丝。每逢排演劳累、虚火上升、嗓子不美时，十有八九都是甜面片，他说：“吃这比消炎药还灵！”
　　观众熟悉的“梁老大”吴德，当年更是个“面肚子”。他晚上演戏回来，看书写作到大半夜，只要感到饿了，总会随时叫醒妻子擀面吃，鼓堆堆地一大碗，而且要“辣子挂帅醋出头”，再就上几瓣子大蒜，这才感到过瘾解馋。他还喜欢“葫芦头”，胃口大得惊人。三年困难时期，拿上好不容易才轮到他的“就餐卡”，赶往南院门“春发生”，排队等候几个小时，八个饦饦泡两老碗，还真有些狼吞虎咽的架势。在那个特殊年月，名演员同老百姓一样，都是受了苦的。
　　以《梁秋燕》演出而一举成名的李瑞芳，却最爱吃“揪片儿”，饭量也让人刮目相看。她年轻时常挑主角，体力消耗大，也多亏了能吃能睡，否则，那么重的戏无法撑下来。有一次，她身体不适，卧床多日，为了补充热量，清炖一只鸡，连肉带汤，一顿吃完喝光，然后上台演出。有人关切地问她：“咋样？”她答：“差不多。演完戏再吃！”
　　秦腔花旦名家全巧民，不但喜欢吃面，而且巧手不凡，“拉条子”特别正宗。她请朋友聚会，亲自下厨做饭，不管几个人，都能从容应付，其速度之快、味道之美令人叹服，还真有新疆大盘鸡拌面的特点。看她腰系围裙、挽起袖子、麻麻利利的样子，你会感到她不再是《三滴血》里娇娇滴滴的贾莲香，倒像是“摆起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阿庆嫂。假如开个“全巧民拉条子面馆”，肯定一路飙红，大家都会效法。毕竟，早在1958年陕西戏曲演出团进京时，戏剧家马少波就曾以她的名字拟成谜语：“人人都是多面手”——全巧民嘛！
　　俗话讲：“上炕剪子下炕线，还能烙馍擀粘面”，如果说这是女人的天性，那么，既会吃又能做的男爷们儿，对不善烹调的女人们就是一种挑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刘小虎，笔名啸虎，孩童们称其“老虎爷爷”，那可是现代戏的一员虎将。而他生活中的乐趣却是“饮食之道”，无论蒸、炸、煎、炒，还是荤、素、热、凉，操刀掌勺比玩电脑游戏还轻松。因此一招，退而不休，参与研制“太阳牌”锅巴，自创调味品“辣香婆”，应聘担任某饭店大堂经理、烹调顾问，丝毫不比业内人士逊色。奇怪吗？否。戏曲、餐饮俱是文化，两者自有相近之处，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
　　熟悉内情的人说：“名演员的戏演得细，但吃饭却比较口粗。”这话有几分道理。任哲中、贠宗翰、郝彩凤等人，对大鱼大肉未必感兴趣，可吃起浆水搅团和漏鱼来，那个馋劲让你看了都会跟上流涎水。九十年代初期某年，我院秦腔团到笔者家乡泾阳，演出就餐安排在县政府招待所，饭菜花样相当丰盛，鸡鸭鱼肉大盘满碗。可这些戏曲“大腕”们，却到我家吃搅团鱼鱼儿，其他同志也跟着吃“稀茬”。老母亲不顾年高，亲自上阵显手段，两锅搅团没得够吃，鱼鱼也被一扫而光。结果，宾馆饭菜剩下好几桌。据任哲中先生讲，浆水可以清热败火、消炎利嗓，至于其中科学道理，却未曾做过考究。而且，演员中有不少人，吃饭喜酸之外，还少不了油泼辣子，酸辣入口下肚，嗓子照唱不误，这倒使观众惊奇。其原因在于熬夜过度，口感无味，为了刺激食欲而已。从嗓音保健科学来讲，还是不吃或少吃辣子为好。
　　自然，要吃就得做饭，做饭先要买菜，别看名演员上台十分出彩，论买菜却显得有点外行。
　　腊月一天，下班时分。终日繁忙的马友仙，顺路经过菜市场，见一摊位前置有绿莱三堆，遂问价格：“多钱一斤？”
　　摊主：“就剩这些，等着回去哩，论堆不论斤。”
　　“一堆多钱？”
　　“如果你要，三毛。”摊主似乎认出了她是谁。    
　　马友仙觉得菜还可以，价也不贵，便不假思索地说：“一块钱三堆，咋样？”
　　“能行么。”摊主笑着，把菜装入塑料袋。
　　马友仙急着走了。这菜账也许先吃后算才会明白吧。
　　无论先吃后算，还是先算后吃，实质都在于吃。不过，同样是吃，有人却吃得特别。    
　　眉户《梁秋燕》中刘二嫂(妇女组长)的首演者杨淑琴，后来改行从事专业编剧，与人合作的《爱与恨》《杏花村》等戏曾获大奖。她在写剧本时习惯于吃纸条，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艺术感觉，也不晓得缺乏何种维生素。
　　正反派兼长的眉户、碗碗腔名演梁才，平素喜食臭豆腐，而且越“臭”越“香”。概因此物“可与松花相媲美，能同虾酱作竞争”；虽然“臭”名远扬，却也香味十足。二者之间对立统一，内含辩证哲理，犹如丑角演戏，丑而不丑，丑中见美，丑中见奇，故而人见人爱人欢喜。  
　　我院老一团花脸名家华启民，文武兼通，尤长武功，在秦腔神话剧《无底洞》中饰演猪八戒，憨态十足，形象生动。戏中老猪，偷吃寺院七个芥菜疙瘩，遭到师父训斥，此乃“人治”也；1960年春节，华启民随团到安康熊耳山演出，元宵之夜一个人吃了斤半元宵，贪食过量难入睡，倒立床头“拿空顶”，也算“自罚”之，遂成笑谈。
　　“吃”也包括抽烟，关中俗语：“吃烟不？吃着。”艺界女伶，“吃”烟者不重品牌，只图顺口。王玉琴喜“吃”325细支卷烟；萧若兰喜“吃”不带嘴儿的金丝猴；瘾不大的“准烟民”，多喜祝尔慷，“吃”了不咳嗽。虽然各有理由，最好戒掉不抽。诚如豫剧大师常香玉诗云：
　　演员要爱嗓子，保护加上锻炼；
　　最好不用烟酒，切忌大怒狂欢。
　　名演之喝
　　“喝”者，“饮”也。口语为“喝”，雅称曰“饮”。主要对象，一是茶，二是酒。茶有茶的好处，酒有酒的妙用。君子所好不同，往往各执一词：
　　茶民赞茶：“香分花上露，水吸石上泉。”酒商誉酒：“开坛千家醉，上桌十里香。”喜茶忌酒者：“茶可清心，酒能乱性。”嗜酒厌茶者：“有志者饮酒，无聊人喝茶。”
　　依我说：茶比酒好，茶可当酒。正如古时对联所言：“只缘清香成清趣，因为浓酽有浓情。”
　　常见戏曲演员中，男女老少喜茶者众，多数选择青茶，“陕青”备受青睐。名演们比较讲究，自饮者，“三炮台”“五炮台”有之；茶中添加红枣、蜂蜜、参片者亦有之。如有客人来访或好友相聚者，则以功夫茶招待，此为风雅，更是品位，悠悠茶香一口，殷殷情谊十分，彰显了一种传统文化的气息。
　　不过，事也因人而异。三意社秦腔名须乔新贤，一生滴酒不沾，亦不喝茶，更不吸烟，平素只饮白开水，面容红润，气饱声满，精神健旺，年逾八旬，高寿而终。但其舞台老搭档丑角名家王辅生，茶常饮，烟也抽，酒不拒，却更见精神矍铄，身轻体健，八秩已过，仍活跃于舞台之上，称其宝刀不老，并非过誉之辞。
　　蜚声西北的秦腔红生演员陈仁义，成名前曾在泾阳县城“元顺茶庄”当工人，建国后成立的“泾阳县茶业工会业余剧团”，为其施展艺术才能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成为各县剧团争相聘请的挑梁台柱。但他出身茶工却嗜酒，越是演出越要喝，据说越喝嗓子越好，故有“酒嗓子”美誉。1994年12月，因患脑血管病而不幸逝世，享年71岁，此病猝发，恐怕与平日嗜酒有关，当为梨园同仁引以为戒。
　　西安三意社著名花脸周辅国，更是秦腔界“酒迷”之一。他的戏无人不称赞，但个人嗜好却从不节制，卷烟不离手，口袋装瓶酒，一边说着戏，一边喝几口。过量伤身，有害无益。据说“文革”期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观看《杜鹃山》时，对周辅国所演雷刚多有赞许，但也好言相劝：“老周啊，你能不能少喝点酒，事业为重，身体要紧。”可惜“周哥”听不进去，我行我素习以为常，1979年5月病逝，终年53岁。究其原因，还是因酒惹的祸。
　　自然，酒为五谷之精，本身无可挑剔，关键在于饮酒者把握适度。从健康角度考虑，美酒少酌亦添兴，清水常饮可养生。正因为水于生命大如天，所以人们总会按自己的想法，把知名人物的饮水问题神秘化。据传，小生名家李爱琴有一年带演员到太白县城演出，广大群众奔走相告，四邻八乡为之轰动。但又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风，说西安名演嫌太白的水不好，要求派车从宝鸡拉水，传得有鼻子有眼。其实压根儿没这事！只不过李爱琴他们是从宝鸡而来，又到宝鸡而去罢了。人都说，金渠银泉太白酒，酒好因为水质好。这点常识，李爱琴还是有的；若信那种传言，不是开玩笑吗。
　　名演之穿
　　李白有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民谚常讲：“人使衣裳马使鞍”；俗语直言：“三分人才，七分打扮。”    
　　显然，穿衣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时尚、一种气质、一种追求，是对生活的热爱与美化，对人生的点染与丽饰。
　　戏曲名演们，上台穿绸挂缎，蟒袍玉带龙凤袄，锦绣蓝衫紫罗衣，尽显珠光宝气。那么，台下生活中，穿着又如何？   
　　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我院的头面人物，在公众场合亮相，基本上是女穿列宁服、男着中山装。比较讲究的女主角如李应真、马蓝鱼、李瑞芳、段林菊、郝彩凤、王毓娴等，春秋季节大多是，下穿毛蓝工人背带裤，上身翻领花衬衣；夏季素色大花连衣裙，当时称作“布拉吉”(俄语译音)；冬季外套多为黑、灰、驼色呢大衣，配以白纱巾作为点缀，别有一番风韵。而男士中注重着装的生角演员，如任哲中、王斌、李继祖、蔡志成等，夏季白府绸衬衣，浅色背带裤；春秋外出穿风衣，冬季粗呢子大衣。如此也很有风度。
　　而年纪较长的知名老艺人，平素着装并无明显特点，像田德年、李正敏、刘易平、阎振俗、阎更平等，惹人注目的要数冬季所穿毛皮大衣。他们都曾在甘肃、宁夏演艺，而皮货又是那里的特产，各人选料自也比较高档，这恐怕是他们个人行装中最值钱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比别人富有。拿阎更平来说，他子女多拖累大，夫人又是家庭妇女无收入，曾多次用面粉袋给孩子们做衣服。而他那件皮大衣，还是早年在平凉演戏时缝制的，几十年间也只是换换面子而已。
　　六十到七十年代，先有“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人们的穿衣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所谓“一蓝二黄三黑色，干部制服是铁灰”，最高的奢望也不过“一年土，二年洋，三年换上的确良”。戏曲队伍在当时着装的明显标志，无论名演、配角还是其他员工，都学中央“样板团”的样子，冬季出外统统黄大衣。而年轻的小将们，平时更多的是“从上到下黄军装，不见帽徽和领章”。自然，也有人别出心裁，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位家在农村的老演员，因为经济条件差，“走后门”从供销社购来日本尿素袋子，洗染以后做衣服，但袋子上印的字迹却遮盖不住。别人拿他开玩笑：远看像干部，近看呼噜噜；前边“日本造”，背后是“尿素”！
　　如果要说戏曲团体生活装还有行业特点的话，那得回到五六十年代。走进戏曲研究院，上班排练时间，不管名流主角还是一般演员，大多身穿练功服，是用棉绸做的“灯笼裤”。起先男穿黑色或蓝色，女穿紫红或墨绿。训练班学员几乎一天到晚都是练功服，集体外出观摩看戏也是这样。以后练功服变为罗纹线衣，再后来成了化纤腈纶。但布面、圆口、皮底或橡胶底的练功鞋及腰里勒的板带，则基本未变。自然，一些坤伶名演，在“大统一”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小变化”。为了冬季防寒练功，自己动手织成“毛腿”(用杂色粗毛线织成，约有二尺多长，两头穿缀松紧带，上自膝盖下及小腿)，主要为了保护关节。而为了冬季演戏需要，她们又大都用细毛线织成不带袖子的低领背心，既能防冻御寒，又能保持体形，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
　　戏曲的本质是美的艺术。从事艺术的人，生活着装自有美的追求；在改革开放时期尤其如此。
　　在女性生角名演中，李爱琴、刘茹慧喜欢穿西服套装，内着红、绿、黄等纯色毛衣或线衣，既有女性扶风韵，又具须眉气质。而年轻的男性小生演员中，李东桥形象标致，皮肤白净，喜穿日本版式的黑色西服，真有一股“帅”劲；相反，张宝玮因脸色较黑，喜穿深棕色、暗紫色西服，以免反差太大；李小峰又因个头较低，上台演唱时常穿米黄西服、配黑色裤子，以便在视觉上显得高挑。
　　旦角名家中，萧玉玲着装喜欢藕荷、浅棕色短大衣，上台演唱喜穿蓝花旗袍，具有闺阁旦的典雅端庄；全巧民注重款式、色彩、质地，外装以驼色、银灰或大格花呢居多，并配以图案讲究、色彩鲜艳的披肩，透出小花旦的俏丽风采。
　　丑角演员孙存蝶、乔慷慨等，又偏偏喜欢“丑中见美”，多穿红色西服上衣，不避“丑人多作怪”之嫌。  
　　名演之戴
　　戴，虽不如穿衣那样容易引人注意，却往往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与文化涵养。     
　　秦腔名演中，有人为了艺术宁可舍弃点缀自己、美化生活的爱好。李爱琴、刘茹慧基本没戴过耳杯，并非她们买不起，只不过从台上演生角出发，为了忠于人物而断然割爱。仅此一点，就很可贵。说到这里，忽然想到著名学者吴小如女士的一首诗：
　　乞食贫婆缀耳环，女囚起解指涂丹。
　　振兴戏曲非儿戏，改革应先老大难。
　　首句是说某青年老旦演员在《钓金龟》里扮演贫婆康氏竟戴耳环上场；次句批评某旦角演员在《苏三起解》中还染着红指甲登台。两种现象的实质，是忘记了上台即是戏中人，演员纯粹在表现自己。三、四句把问题提到戏曲改革首先要端正艺术思想的高度，所谓“老大难”者，足见这不是一般问题。就在现时秦腔舞台上，曾见青年演员“跑龙套”的，戴耳环、戒指者有，戴玉镯、手链者有，甚至带传呼机出场者也有，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都不顾，实在是既损行规，又失自尊！
　　真正对艺术负责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古代一个故事足以发人深思。晋代名将陶侃(公元259—334年)，年少时家境贫困，京城朋友戴逵来访，竟无钱设酒食招待。他母亲不愿儿子失礼，剪下头发换来酒饭，宾主尽欢而散。这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贤母截发留宾”的故事。过了多年，画家何澄以此题材画了一幅《陶母截发图》，自己觉得很满意。邻居8岁孩童岳柱看了却直摇头，他指着画中陶母的手腕说：“陶母既然有这个，足可换回美酒佳肴，何必要截发呢！”原来，何澄随意在陶母手腕上画了一只金镯，这就破坏了整个画意。于是，他急忙毁掉原画，又重新画了一张。    
　　也许名演们未必知道这个故事，但他们中有很多人，在艺术上是相当严谨的。其中有人平时很少戴手表，生怕养成习惯容易疏忽，一旦上台忘记卸掉，会在甩袖抖袖时闹出笑话。事实上，戏曲舞台因演员大意而造成失误的确实不少，最常见者是演须生、花脸的，下场把髯口(胡子)卸掉，再上场时又忘记戴胡子，台下观众为之哗然。当今舞台上，时有戴“胸麦”(无线话筒)的演员，下场忘记关机，在后台说话谝闲传，声音传到观众中而招致非议的，也屡见不鲜。
　　许多名演员生活中戴眼镜，已成为随时难离的习惯。如贠宗翰喜戴银丝平光镜，既为护眼，也是风度；雷开元喜戴茶色石头镜，为的是清火明目；王辅生喜戴老花镜，因为年高而眼花；全巧民离不开近视镜，乃因视力下降之故。但无论哪位，演传统戏是不能戴眼镜的。当然，现代戏里根据角色需要，戴眼镜是常有的事，不过多是镜架而无镜片，目的在于避免因反光影响表演效果。行话讲：“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看不见眼神传情，等于帮了倒忙。有观众不明真相，认为剧团不认真：“酿人哩，台上还戴假眼镜！”其实这是误会。更何况，舞台道具往往是，以假当真并非假，以真代假反不真。
　　名演之乐
　　人常说，不会娱乐就不会生活，不会生活也就不会工作。名演上舞台，为观众制造欢乐与笑声，倘若自己不乐，则很难以乐乐人。更何况，人都需要娱乐和变换兴趣，以防止变得迟钝、呆滞和智力上的闭塞。那么，名演们又是怎样自乐呢？
　　以散步为乐：这是众多名演的共同兴趣，但最为称道者当数王辅生，不管刮风下雨气候寒热，每天早晨坚持走十多里，自觉神清气爽腿脚灵便，八十老翁不显老态。也许他不知道歌德的话：“我最宝贵的思维及其最好的表达方式，都是当我散步时出现的”；但他却记得民谚“饭后走百步，胜开中药铺”的道理。
　　以弹唱为乐：我院名老艺人王景山，对秦腔、眉户、碗碗腔都很擅长，还会打板敲戏，又学会了弹奏月琴，每有闲暇便自弹自唱，年逾八旬仍气饱声满，悠然自得，不亦乐乎。
　　以书法为乐：名演中乐于此道者不乏其人。任哲中在世时，喜爱行楷的潇洒飘逸；吴德醉心于汉隶的古朴雄浑；和盛旭(三意社须生，秦腔耆宿和家彦之子)研习隶书尤著功夫。他们挥毫濡墨，临池不辍，陶冶性情，益智养生，自得乐趣。
　　以绘画为乐：旦角名家马蓝鱼、李瑞芳皆喜绘画，从艺授徒之余，点染丹青，临摹工笔。二人都爱牡丹国色天香之韵致，观其画作可见慧心与睿智。其舞台艺
　　术之精湛，与此不无关系。
　　以古典文学为乐：全巧民与段林菊，旦角演员之英华，长期坚持学习唐诗宋词、古典名著，从中大得其益，不仅提高了对剧本文学的鉴赏水平，也加强了艺术理论修养。全巧民还学习音律及日语，并写得一手工整小楷，字迹秀丽为人称赞。   
　　以写作著述为乐；表导演艺术家吴德，通过对个人从艺实践的回顾总结，在现代戏艺术理论研究方面成绩斐然，所著《浅谈演戏》《我的艺术道路》，深受专家和读者赞许。西安三秦社杨文颖先生，是一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学者型艺术家，退休后致力于戏剧理论研究，冷静多思，胆识过人，敢讲真话，不随流俗，所著《秦腔清谈》《掌斋絮语》，不乏真知灼见。宝鸡市人民剧团旦角名演杜秀霞，艺途艰难而痴心不改，所著《舞台人生》，情真意切，耐人寻味。写作是清苦的，但他们苦得其所，苦得其乐；苦得有价值，才是真正的人生之乐。
　　以根雕工艺为乐：丑角名家阎振俗，性情达观，幽默风趣，热爱生活，善于观察，想像力丰富且心灵手巧。闲来搜寻材料，悉心致力根雕，制作了花盆、枕头、手杖、坐凳、衣架、烟灰盒等装饰品，上刻各种动物造型图案，或憨态可人，或奋蹄奔驰，或张牙舞爪，或展翅翱翔，皆是奇思妙想的灵感所为。艺术的创造力，来源于生命的原动力，先生能不乐乎！
　　以绘制脸谱为乐：高登云毕生从艺，为秦腔文武小生之翘楚。演戏之余，长期收集、研究秦腔脸谱，退休后笔耕不辍，绘制了一千多幅花脸图案。即使在中风患病、口不能言的情况下，仍以伏案操劳延续生命之光，为戏曲艺术宝库留下一笔珍贵财富。中央电视台为此曾制作专题节目播出。先生虽去，亦当含笑瞑目了。    
　　以特殊爱好为乐：人之娱乐，天性使然；乐有其道，因人而异。
　　刘小虎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年轻时偏好篮球，为球队之强势中锋；中年时喜爱花卉，不慕浮艳而专养仙人科，以彰显生命之绿，并自学摄影、洗印，充实美化生活，留取人间真情。晚年虽遭逢挫折，却能善自珍重，常言：“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我要高兴过好每一天！”
　　雷开元爱好象棋，喜欢购置眼镜，痴迷收藏奇石，在古趣中寻求欢乐。闲来强身健体，驾驶电动三轮郊野兜风，自誉其车为“现代宝马”。
　　贠宗翰、梁才皆为名演，当年舞台上尽显才艺，精彩剧目为人称道。退休后常于晨曦晚霞中公园锻炼，尤其热衷于交谊舞，每逢登场，按歌踏步，风度翩然，在闲适潇洒中自品其乐。
　　刘茹慧，擅演小生须生戏，俱是男儿大丈夫；在家却是贤惠主妇，极富宽厚温和之心。喜逛商庙店看服装，但不善砍价，付款拿货即去，回头发现不够尽意，敢于动手裁剪，自己改版重做，在折腾中得到愉悦……
　　人有各种爱好，爱得沉醉便为“迷”。
　　迷是一种境界，迷而不惘，迷而不狂；
　　迷是一种美感，迷而益智，迷而悟道；
　　迷是一种志趣，迷而追求，迷而成功。
　　归根到底，迷是一种心灵的超脱和净化，一种欣赏心理的满足与升华。
　　看世间，芸芸众生皆如此；又何况，秦腔名演与名家。
　　200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