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9日下午4时许，重庆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指派的代表分别为：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国共谈判历时43天(8月29日-10月10日)，双方前后有12次会谈，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三个阶段。
    国共谈判按级别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等人之间的磋商”①。后者占据谈判的主要旋律。
    第一阶段是会谈的最初四天，(8月29日下午-9月3日下午)，双方就政治、军事问题作了一定商谈，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
    双方会谈，本应各有方案，可是国民党开始并未提出自己的会议方案。原因是他们对这次谈判没有诚意，也没料到毛泽东会这样快的接受邀请前来，而且想看看共产党的“要价如何”再定态度。仓促之下，为了便于谈判的进行，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意见。
    9月3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首先以“谈话要点”的方式提出两党谈判方案共十一项，其内容为：
    1.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
    2.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3.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4.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重划受降地区，中央应参加受降工作；
    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9.政治民主化；
    10.军队国家化；
    11.党派平等合作。
    9月4日上午，周恩来同张治中在桂园就两党进一步举行谈判问题进行商谈。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会谈。至此，两党初步交换意见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从9月4日晚至9月21日，共有八次会谈，国共双方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商谈。
    蒋介石在看到中共的方案后，亲自拟定了一个《对中共谈判要点》，具体内容如下：
    1.中共军队之组编，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2.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
    3.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
    4.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他于9月4日上午9时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四人开会，将《要点》交于四人，责成他们以此为谈判的准则和基调，并令他们拟出对中共9月3日提出的复案。蒋介石的“万万不可”对本已极为艰难的谈判可谓是雪上添霜。
    晚上，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就实质性的问题进行正式商谈。
    谈判开始，国民党代表即言中共所提十一项方案之九、十两项“实令政府为难”，“有数点根本无从讨论”认为中共要价太高，与他们设想距离太远，甚至有点不能容忍，并质疑中共之谈判态度与精神。
    周恩来、王若飞立刻就此作了相应回答，阐明我党的真挚和解态度。他指出：“现在战争结束，国家需要和平建设，国共第三阶段之谈判极为重要。”故我等在离延时，曾预先考虑此次谈判，我等已作了尽可能之让步：
    第一，认为联合政府现不能作到，故此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国府之顾虑，故我方此次根本不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王世杰)先生谈话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种种让步皆为此次谈判之政治基础，可保证此次谈判之成功。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等因有上述之让步，政治既可安定，各党派亦可和平合作。毛泽东同志有此决心，毅然来渝，即在求问题之解决，如果不希望解决问题，何能远来?
    邵力子亦表明“中央之让步已达到最大限度”。并且强调：“所以为困难不能解决者，此兄等所提出之九、十两项。关于北平行营一事，雪艇兄已声明不能考虑；北平政治委员会一事，雪艇兄亦已声明不能考虑”，因此项“与国家之统一相违背。中央所要求者，仅为政令与军令之统一。至于用人行政，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加以任用”。
    张群指出，中共九、十两项方案涉及军队的改编和解放区处置办法与中央的整军计划和政令统一的方针“距离甚远”，“背道而驰”，势将导致国家领土分裂，人民分裂。邵力子说会形成“南北朝”。张治中指出，中共“决不能学古代裂土封侯”的做法……
    周恩来坦率地回答：“我党对国民大会之选举现已让步，此次所提解放区解决办法系为让步合作考虑，期使两党不致对立。不然，无论在国民大会席上或国民大会闭幕以后，国民党都居于第一党，而我党政治地位尚且有何保障?所以我们坦白提议，要求政府承认我党在地区的政治地位”。
    王若飞指出解决问题必须根据事实。他说：“此次会谈，我们要解决一切问题，首先必须根据事实。我党所提建议案：其中一、二两项系即承认国民党之政权，并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而我们要求政府者，也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此种既成事实，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认，则客观上仍然存在。今日我党之客观事实如何?即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十九个解放区政权……”
    双方唇枪舌战，迂回几时，由于国民党代表一直不肯承认既成事实，又提不出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谈判不欢而散，中断三天。
    9月8日，双方代表依旧在故地，就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问题进行商谈。
    周恩来首先提出近日来国民党报纸上纷纷攻击中共为“割据”。他说：“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如此，则成为僵局即不能解决问题”。“我方提案主张召集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并追问：“依据我方之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已退出一半”，“其他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与自由问题等等，我方皆已提出解决办法，皆未蒙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
    张治中说：“中共要求完全占有五个省及一个边区，参加六个省与四个直辖市，犹如分割地盘，我等不敢赞同”。“中共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数字太大，我们不能接受”。并强调共产党军队扩充太快，还说：“中央之军队为国家之军队，并非一党之私，本党还政于民，即人民军队，何以中共要一党私立军队?”。
    王若飞对此一一作了反对。
    邵力子又说：中共如放弃武力与地盘，中央不会亏待中共。
    周恩来又说：“如此我们即可以依照建国大纲之规定，实施省县自治，实行普选”。
    最后，张群始将一份国民党方面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交给中共代表。
    答复案就中共提出的11条逐条进行讨价还价，对中共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加以拒绝，但仍没有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周恩来看后，克制而冷静地说：“已获得双方同意者，即可认为解决；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
    9月11日、12日、15日、17日、19日、21日，双方代表又进行了6次谈判。其中1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蒋介石、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就军队整编数目问题进行商谈会。17日，毛泽东又同蒋介石、赫尔利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其余几次皆为原班代表。虽经过十来天的谈判，双方争执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
    关于军队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八年抗战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解放区军队理应合理编制。就现有的120万解放区军队在巨裁后，其编制至少也应为48个师。而蒋介石根本不予对手以任何机会，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双方目标数字悬殊甚大，相持两周仍无进展。为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经商议后再次作出让步，按中央军队之比例之七分之一定为43个师。并初步拟将海南岛、山东、苏南、皖南、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地区之军队退集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之后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将中共所有的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7个地区。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指出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应由中共方面推荐人选。但对于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的专员、县长在中共军队尚未撤退以前均由中共委任。
    国民党代表不肯接受以上要求，提出关于中共军队编制最多不超过16个师；即便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能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之名义，以便统帅指挥。他们认为，中共军队全部驻地于黄河以北大有三分天下之势。至于相应委任官员人选应由中央量才任用而非中共推荐，否则就有割据地盘之嫌。而且在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上双方都发生了争执。
    双方谈判僵持近一个月，即便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出面调节亦无法力挽狂澜。国民党视坚守八年抗战后方大门的解放区人民的地位反不如汉奸伪军。此种高压行为使中共赢得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各民主党派亦为做到仁至义尽的中共方面愤感不平。21日会谈后，中共代表不得不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并且向各界人士解释中共的主张，陈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经过周旋，谈判停顿一周之后才继续展开。
    第三阶段从9月27日至10月10日，共有四次会谈，代表依旧是原班人员。均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103号进行谈判。此为国共最后达成协议阶段。
    国民党方面在前面的谈判中感到一味施加高压无法使中共屈服，如若不欢而散，本欲先发制人的蒋介石难以向国内外作出交代。他们的态度便稍微缓和，主动表示军队问题墓本上已有结论，现在需商量政治问题和解放区问题。27日谈判又继续进行，这次进展比前阶段便顺利了一些。
    9月27日，双方就军队缩编和解放区问题再行商谈。中共在有关解放区的几次解决提议一再被拒绝之后，只能再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暂维现状，即现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周恩来还说：“若此办法仍不得同意，只有交给政治会议解决”。
    张群同意中共“暂时维持现状”的主张。他说：“余等今日之商谈正因为现状可暂维之故也”。
    周恩来当即指出，暂维现状，亦须双方商得暂行之办法。
    邵力子亦提出中共须注意几点事实：
    1.山东河北一带之主要城市济南、青岛、北平、天津等，中央军队正由空运前往受降，中共军队皆不能占领；
    2.不能阻止中央在河北、山东一带驻军；
    3.中共在山东、河北虽占有广大之地区，然交通线尚在日军控制之下，将来自亦归中央接收，中央必须运用。
    此外，他还指责中共现时对平汉、津浦、陇海三路交通线实行“破坏”，并且说：“基于以上三点，兄等不能要求何省应完全归中共治理，即便中央勉强划归中共治理，可事实上亦必产生种种纠纷”。
    周恩来针对邵力子发言，立即提出：“与我等之观念颇有出入”。并且对交通使用权指明“中央有权利用，我方也有权利用”。他强调说：“在商谈未获结果之前，中央除海空运输部队以外，若尚要利用铁道，则我方决不能同意……”
    对此双方未达成协议，最后中共方面表示同意继续商谈。不过此次会谈，双方同意组成小组专门讨论军队整编问题。
    9月28日，双方除确定军队整编小组成员分别以叶剑英与林蔚、刘斐为代表外，主要讨论政治会议有关事项。对此双方意见虽略有出入，但基本接近。双方最后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参加，协议和平建国方案和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37人。
    10月2日，双方就政治协商会议、解放区等问题继续进行商淡。
    周恩来首先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现有尚未解决之间题为会员人数、协议一致、召集日期诸问题，希望国民党方面对此能有个具体方案。国民党代表没有具体方案，并且对中共主张的会议召开日期以“恐来不及”之名未予同意。
    关于解放区问题矛盾依旧。两党代表还就避免冲突、受降、进兵等问题有所谈及。商谈结束前，周恩来提出，中共拟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等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
    10月5日，是两党代表的最后一次会谈，争论的核心依旧是解放区问题。双方互明意见，很难得出结果。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讨论。并对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同志来此已有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延。
    之后的谈判围绕着《会谈纪要》而展开，经过10月8日、9日的多次商榷下，10月10日下午，《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曾家岩桂园(张治中谈判期间为毛、周腾出的自家住所)客厅内签字。这个《纪要》就是举世闻名的《双十协定》。
    协定的要点是：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确定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保证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实行地方自治，进行自上而下的普选等项内容。在军队和政权等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虽然坚持不承认解放军和解放区，但同意了和平团结的方针，承认了中共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会谈。
    整个签订协议的过程简洁而庄重，会场上似乎洋溢着愉快融洽的气氛。这一和平的氛围由于12日《双十协定》的公布，迅速扩展到重庆乃至全国……
    (二)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实际上，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的军队并未放松对解放区的进攻。两党和谈的过程即是边谈边打的过程，会场谈判，场外打仗，局部武装斗争并未停止。
    就在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大量印刷他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册》，用“赤匪不灭，军人之羞”的法西斯教条口号，加紧在国民党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9月初，国民党军傅作义部进攻我察哈尔解放区，迫近张家口。9月下旬，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先后以13个师的兵力向我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进攻。蒋介石迅速调动兵力36个军，73个师沿平绥、同蒲、平汉、津蒲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其战略目标为抢占华北平原，取得通向东北的要道，然后先发制人，以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屈服。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还及时调整了全国战略部署，让出长江以南8块根据地，调动10万大军出山海关，相应阻击或迟滞国民党军前进。特别是谈判期间反击国民党大举进攻的上党战役，揭开了我军大规模歼灭战的范例。
    上党是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方圆十几个县。地处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形成一个状如脚盆的小平原。这一带的山区抗战初期就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辟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可谓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心地区。上党自古是可攻可守的兵家重地，所以也就难免成为国民党夺取胜利果实的目标之一。
    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胜利结束，历时33天。它是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在毛泽东指导下指挥的一次著名的歼灭战。战役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夺城打援，扫清长治外围据点，我军连克襄垣、屯留、长子、潞城、壶关五城，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阎锡山部的进攻。继而便是围城打援，在老爷岭成功歼灭援军，国民党军大伤元气。第三阶段便是解放长治，追歼逃敌，活捉史泽波，彻底消灭敌军阶段。
    此次战役，向上党地区进犯的阎锡山军和伪军先后两批，共13个师3.8万余人，除逃跑溃散3000人外，其余3.5万余人，全部被解放区军民所歼灭，其中俘虏3.1万多人，内有高级将领27名，并且缴获了国民党不少军事装备。正如民谣所言“上党一战，损兵折将一半”。
    兼有政治与军事意义的上党战役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迟滞了蒋介石抢占华北、发兵东北的步伐，打乱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日程。上党战役，提高了我军打正规战的作战水平，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显示了解放区军民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力量和决心。它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重庆的和平谈判，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加速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三)团结各民主党派
    “双十协定”签订，重庆谈判的帷幕徐徐垂落。10月11日清晨，毛泽东离渝返延。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代表100多人赶到九龙坡机场，热烈欢送毛泽东。上午9时，毛泽东在张治中先生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周恩来作为我党的代表，留在重庆同国民党继续谈判。
    10月11日下午一点半，毛泽东平安返回延安，延安人民欣喜若狂，涉过延河水，奔向东关机场迎接，热烈地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无限爱戴，欢呼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的巨大成功，小小延安城，再次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景。
    毛泽东在渝的43天中，除参加谈判外，更多的是将精力用于广泛会见各方面人士，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提高他们对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等反动政策的认识。同时也借此机会以介绍谈判情况，为和谈的顺利进行铺垫舆论基础。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三次前往上清寺“特园”民盟总部，拜访民盟主席张澜及沈钧儒等先生，首先与民主同盟建立了联合斗争的亲密关系。毛泽东向其解释了中共《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主要内容，又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情况。他也表示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支持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主张。他们还出席了民盟领导机关举办的欢迎会以加深彼此交流。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宋庆龄先生多次见面和谈话，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精神表示敬意，更加坚定了她支持中国人民革命的一贯态度和拥护中共主张的鲜明立场。
    毛泽东还会见了知名人士，原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国民党监察委员柳亚子。他是毛泽东在广州工作时的老朋友。阔别19年后，两人再次相见，柳亚子喜极而泣，并且当即赋诗一首。诗文不仅表达了老朋友的炽热之情，也代表了一部分坚持孙中山革命传统的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态度。诗文为：“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适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霄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将他在1936年2月所作的《沁园春·雪》一词赠给柳亚子。柳亚子和一首同题词，送交各报发表，使毛泽东诗词首次与国统区广大读者见面，为此还曾引起了一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此为后话。柳亚子对中共的和平主张竭诚拥护，亦对战后中国政治改革报有强烈愿望，并于9月25日提出一个《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其中有许多正确建议，亦是改变国民党独裁反动政权的积极办法。
    周恩来、王若飞还先后邀请了一些工商界代表人物在“桂园”举行茶会，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向他们宣传新民主主义财政经济政策。毛泽东对他们在工业上特别是在化工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毛泽东亦对他们表明：在现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关系的政策；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对待。一席之言解释了资本家们的疑惑，稳定了他们的不安情绪。亦使他们逐步认识了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表示更加关心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毛泽东先后拜访了何应钦、陈立夫和戴季陶等国民党内的右派顽固分子。因为他深知战后和平实现与否，要解决问题，这些人起着重要作用，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毛泽东用自己超人的智商，切中时弊，在谈笑风生中巧妙地批评国民党的某些政策，亦向他们介绍中共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伟人光明磊落的风度和义正严辞的言谈，使得蒋介石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们显得局促不安，连陈立夫也手忙脚乱，不得不表示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此外，毛泽东等会见了中国妇女代表和国民参政会的代表；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会谈；与受蒋介石集团排斥打击的冯玉祥会谈；他们亦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友好交流。
    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连续会见苏、英、法、加拿大等国大使，及外国驻重庆的使馆官员。同他们交流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还在桂园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国际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八年抗战中给予陕甘宁边区和诸解放区的帮助，借此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对内政策，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派制造的谣言，以正视听。
    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还应邀参加了9月1日的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一次酒会。当晚6点58分，毛泽东由周恩来同志陪同跨进会场时，就象一股激流冲起波澜，整个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毛泽东自始至终成了全体与会者注目的中心。主办这次酒会的国民党原想利用它来捞取政治资本，结果事与愿违。这次酒会反倒成了扩大我党在国统区革命影响的一次盛会，推动重庆谈判期间政治形势有利于我方的态势。
    ①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时》，《近代史研究》1993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