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5年，从信仰到性格、从阶级到立场都格格不入的毛泽东、蒋介石，出于政治环境和各自斗争的需要，在重庆的谈判桌前坐了下来。于是，在中华千古史册上，便书展出几曾激动人心的“国共”谈判的画卷。继雾都较量以后，毛泽东、蒋介石带领两个不同阶级的武装集团经历无数次生死碰撞、决战，最终毛泽东改变了东方，主宰了中国，而蒋介石则兵败台湾，屈于一隅。现在，历史已步入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酝酿时期，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态势，中国共产党又会以怎样的巨毫为未来书写至关重要的一笔，重庆谈判定能启味于其中。
    一、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方针
    (一)国际形势
    历时八年之久的中日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告终，同时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战争结束，国际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世界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风起云涌。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也日益高涨，战后国际上出现了强烈的和平潮流，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战时获得很大发展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世界格局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从军火生产中获得巨额财富。从1940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公司纳税后的利润高达1249.5亿美元，相当于战前利润总和的3.5倍。工业生产总值和出口贸易急剧增加，战争使它变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债权国，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和军事强国。战后，它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遏制苏联势力”的旗帜下，积极向全球扩张，组织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和战略据点，扶植和支持各国反动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中国成为其亚洲控制区的重点，并企图凭此来巩固它在亚洲的地位，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从而称霸世界。
    二战中，苏联是打败德、日法西斯的主要力量。由于经受了战争的考验，随着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益强大起来。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它亦成为革命进步力量的中心。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保持着高度警惕，从而对抗衡美国在欧亚的扩张行动、对遏制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作用。
    美苏两国之间的斗争和妥协，直接影响着世界的政治形势，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同样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局势。特别是以美、苏为主的雅尔塔协定完全是它们从各自利益出发，为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在事先未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拿中国主权和领土进行的一笔幕后交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远东慕尼黑协定”。“在这笔交易中，美国获得了苏联对日作战承诺，初步确立了两国共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对华政策；苏联则攫取了中国的大量利益，取得了美国对其在远东势力范围的承认”①。美苏基本上就是按照雅尔塔协定来重新构建战后远东格局，包括协调两国对华政策，解决中国国内问题。1945年8月13日，麦克阿瑟出任远东盟军最高统帅。同日，杜鲁门指示，在华日军(除东北以外)向蒋投降。这使蒋介石获得了一张重要的王牌。接踵而来的国民党同苏联政府的《中苏好同盟条约》(8月14日签订)，实为苏蒋之交易。蒋介石终于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承认外蒙古独立)换取了又一张重要的外交“王牌”，即从斯大林口中取得苏联赞同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②。“中苏条约签订后，美国终于最后完成了长期策划在国际上孤立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保证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压力”③“至少在形式上切断了中共与苏军的配合”④。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前夕，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以牺牲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成为协调并确立起两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双方皆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援助国民党，帮其实现中国政权和军队的统一；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接纳中共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中央政府”⑤。美苏从维护各自利益出发而确立起来的这种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是战后雅尔塔体系达成的默契，必将对战后中国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因素。
    (二)国内形势
    战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基本特点是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向国内阶级矛盾，即中国人民大众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国内自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以来在政治舞台上影响最大的两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因其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阶级基础、不同的政治主张自然分别成为这两种矛盾斗争的标志塔。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两党政治军事力量都有所发展。到战争结束时，双方力量对比如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民兵有220万人；解放区遍及19个省区，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当时国民党拥有包括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的军队，总计约430万人，拥有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所有大城市及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还接收了日本侵华投降军队100万人的武器装备。除此之外，作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代理工具，国民党还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援助。1946年7月以前，美国为国民党训练部队及军事人员15万人，装备国民党军45个师；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41个师和8个交通警察总队，计54万余人，送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还派出9万海军陆战队，占驻上海、天津、北平等重要城市。就军队实力而言，国民党的海军、空军为中共所无，其陆军野战部队数量为中共三倍以上，装备亦大大超过中共部队。
    作为当时中国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在日本广播裕仁天皇的“结束战争诏书”之后亦发表了被称之为“以德报怨”的演说，“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宽以待人固然可贵，但他对曾精诚合作、并肩抗战的“同胞兄弟”中国共产党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抗战硝烟尚未完全散尽，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并吞解放区，便成了蒋介石此时坚定不移的大计方针!
    但是，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际上，美、苏、英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广大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特别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力量已经形成，并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主张和平建国，他们的许多意见和主张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基本一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同盟军。
    在国内外的这种压力下，即使是得到两张外交王牌的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日本宣布投降时，蒋介石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完成。他的430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有的嫡系部队更远在缅甸、印度，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部分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战略态势不容乐观。尽管有美国人不遗余力的支持，但要把全部军队运至内战前线，尚需一段时间。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了”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伸出“橄榄枝”，放出“和谈”的烟雾弹，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这种谈判的邀请方式，在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所以敢于采取、敢于坚持此一方式，关键在于他成功地争取到美苏的支持。这使他据有了日占区的归属权，明确了蒋的唯一合法地位。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共对于两党关系的调整。“这种政治限制实际上规定了重庆谈判的政治基础。”⑦
    三封电报内容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企图用“和平”手段，即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为交换条件，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同时，蒋介石仍然积极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日伪军的掩护下，他以“受降”的名义，调动大量兵力迅速到华北、华东、东北地区，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9月至10月一个月内，就抢占了我军解放的县城及重要车站、村镇数十处，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以便在适当时机发动内战。
    (三)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在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的同时，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当时的复杂局势。一方面顺应全国人民的心愿，积极倡导和平民主；另一方面，对于蒋介石乘抗战结束之际，大肆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提出了强烈抗议。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内外形势，正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演讲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内战，他的方针早已定了。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因此，“全面内战有可能推迟爆发”。并指出“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蒋介石对革命势力既然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那中国共产党只能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在接到蒋的三封连电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分别作如下答复。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弊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还积极商谈谈判应付对策。
    8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重庆谈判的决策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全面分析了战后形势，并专门谈到了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影响问题。他指出，抗战期间，“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现在“苏联为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我们。”“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失望。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不得不令人折服。毛泽东还说：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他又指出：蒋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的影响所致。周恩来亦清醒地认识到力量与人心是从抗战到和平的后盾。他提出，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这次会议在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将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决定下来，只是出去的时机还没有确定。”⑧
    为了把人民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蒋反动派政治骗局，团结教育广大人民，8月25日，毛泽东等赴渝前夕，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摆在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还提到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条“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1.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4.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5.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防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日结束后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为了使国共和平谈判和毛泽东亲赴重庆的重大决策告知全党，使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和精神准备，中共中央于8月26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同日，中共中央还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一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专程陪同毛泽东飞往重庆，得到美方和蒋介石的同意。
    8月26日，蒋介石第四次致电：“顷闻先生可偕同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同赫尔利将军明日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乘专机到延安迎接中国共产党和谈代表。
    毛泽东毅然决定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一次行动。人们都记得，早在1929年时，蒋介石就曾摆下鸿门宴，将政敌李济深诱骗扣押在汤山；1931他故伎重施，诱胡汉民落入圈套，同样扣押在汤山；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信誓旦旦，以人格保证不追究张学良的责任，却终背信弃义，自食其言。
    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是关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安危的重大问题。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对革命前途的考虑，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这也是毛泽东在前两次复电中未明确是否去重庆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处于国民党特务包围、监视之中，一直坚持斗争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一方面是渴望能幸福地见到毛泽东，一方面更思虑着毛泽东到重庆的安危，一种矛盾的氛围弥散在全国大地。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的英明决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消息传开，延安和重庆顿时沸腾起来。
    8月28日一早，枣园、桥沟、王家坪、市场沟、杨家岭等地的军民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涌向了延安机场。10时左右，机场周围人群密布，整个机场空气十分严肃。千百双眼睛焦虑地盼望着一个身影的出现。当那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篷子的中型汽车朝机场驶来时，人群像平静的水面立即卷过一阵风，“水波”随着车身的移动向前涌动。当车门打开时，人们的欢呼声、口号声、雷鸣般的掌声回荡在延河两岸的山谷，人们目送身着新制服、头戴盔式帽的毛泽东一步步走近飞机，直到飞机从跑道升到空中。飞机在延安上空绕了一圈，随后向南飞去。飞机在中国的西部飞行，从西北飞向西南，飞过渭河、黄河，直到九龙坡机场。
    以“火炉”与“雾都”闻名的山城重庆在8月正是酷热时节。28日午后，欢迎毛泽东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九龙坡机场。到场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其他著名人士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等，还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下午3时45分，一架草绿色军用飞机缓缓而落，毛泽东在赫尔利的陪同下走下飞机，接着是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站在最前列的几十位中外摄影记者争相占据有利地形拍摄这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周恩来当即在机场向中外记者散发了从延安带来的“礼物”，即毛泽东书面谈话的油印稿，受到了广泛欢迎。
    毛泽东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山城，重庆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群众都以为和平有望，竭诚欢迎。特别是《新华日报》报道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号外被群众抢购一空，其景象不亚于日本宣布投降之时。许多人通过媒体表示其热爱和平、渴望民主和对毛泽东的爱戴尊敬之情。全国人民渴求中国出现一个进步、团结、繁荣的新局面。
    当晚8时，蒋介石设宴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洗尘，受邀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亦参加了晚宴，国民党军政要人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周至柔、陈诚、蒋经国等作陪。
    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国共两党领袖在进行了近20年生死较量后的会面，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握手，历史的镜头记载了他们握紧双手与高举祝福的酒杯，也记载了席间洋溢出的和平祥和的气氛。双方和谈之前的表象亦拉开了之后充满荆棘与崎岖的紧张较量之幕。
    ①秦立海：《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
    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2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613页。
    ③牛军：《赫尔利与1945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④邓野：《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中国现代史》2005年第7期。
    ⑤秦立海：《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
    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第5期。
    ⑦邓野：《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中国现代史》2005年第7期。
    ⑧《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