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距今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已经被载入历史史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曲折发展阶段中，它可谓是值得一书的重大事件。“首先，它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以国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举行的仅有的会晤；其次，它发生在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交替之际。这种人物与时间的组合，构成其所以显赫一时的足够根据”①。胡乔木曾评价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发生的头等大事，是承前启后，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
    重庆谈判中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有学者认为，“对于国民党而言，最大的收获便是中共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于共产党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②。然而，大家更多的共识集中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认为“尽管国共双方在谈判中都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重庆谈判对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④。相反，国民党陷入了被动，而对蒋介石而言几乎是个彻底的失败。
    毛泽东在回到延安以后，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肯定了重庆谈判，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⑤。可见他对时局相当清楚，他亦提出“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英明论断。
    我们不难看出双方暂时的妥协只是一时的迂回，双方取得一致之处不是最重要的，军队与解放区两个实质性问题的遗留表明国共根本矛盾还未解决，《双十协定》里隐约掺杂着丝丝火药味，随时可能燃发。
    有观点认为，重庆谈判是在历史非常时刻发生在两位对手之间的“双雄会”，“它是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政治逆流。它是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旧有的国家秩序破坏与反破坏的对抗过程中，中共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⑥。然而我们要看到中共的让步毕竟是有限度的，亦表明了它渴求和平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此举赢得了国统区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谈判的命脉在于实力的竞争，设想从前，双方如果不让步，中国必将卷入内战。依共产党当时的实力，其结果能否容我们乐观?所以，以退为进不失为一种斗争策略，不能否认此次谈判为我军进入下一次进攻亦像蒋方一样赢得了时间。更何况谈判是在客观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美苏的低调介入必将对此产生直接影响，也使国共两党最终失去了一次和解的机遇。
    历史已步入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酝酿时期，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态势，中国共产党又会以怎样的巨毫为未来书写至关重要的一笔，重庆谈判定能启味于其中……
    ①邓野：《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中国现代史》2005年第7期。
    ②王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57页。
    ③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第5期。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6页。
    ⑥邓野：《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中国现代史》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