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遗址就是现在的延安大礼堂，位于延安市南关，面向南。1941年以前，参议会常驻议员在延安大礼堂后山上的土窑洞办公，第一届参议会借用地处小沟坪的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陕甘宁边区军民为了使自己的最高权力机关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办公和开大会的地方，1941年集资200万元(边币)修建了由六孔石窑组成的一个院子，作为参议会常驻议员办公室，同时在办公室的右边修建了一座大礼堂。礼堂的结构系砖墙、木柱、小青瓦屋面，可容纳1000人。谢觉哉为大礼堂题写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的匾额，经过放大、石刻，砌筑在大礼堂正门上边，着金黄颜色。人们亲切地称它为“民主之宫”。1947年3月，胡宗南侵占延安后，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匾额破坏。1956年5月，谢觉哉重返延安改题为“延安大礼堂”。1973年翻修大礼堂时，内部建筑和设备按现代化设施改建，但外形依然如故。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成立于1939年1月。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这里举行。219名议员和500多名来宾出席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要学会打开大门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要有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的态度和作风。”“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大会听取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高岗作的《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张邦英作的《常驻议会工作报告》和谢觉哉作的《关于民主建设报告》。在大会上作报告的还有肖劲光、高自立。议员们对这些报告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中共西北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大会选出了参议会正副议长、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高岗当选为议长，安文钦、谢觉哉当选为副议长，李丹生、乔松山、任绍亭、王锡成、刘培基、崔田夫为常驻议员。选出秘书长南汉宸、副秘书长刘景范。
    大会选举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
    大会在选举中完全贯彻了“三三制”原则。选举常驻议员时，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王世泰、肖劲光、王维舟等共产党员申请退出，使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到3人。选举政府委员时，共产党员占到7人，徐特立申请退出，补选了民主人士白文焕。这次大会上，全区各阶层人民都充分呼吸了民主空气，开成了一个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员大会。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于1944年12月4日至19日在这里召开。出席大会的参议员203人。毛泽东向大会作了题为《1945年的任务》的报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报告，副主席李鼎铭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副议长谢觉哉代表常驻议员作《民主的边区是中国解放的旗帜》的报告。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彭德怀、南汉宸等也作了有关方面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请蒋介石撤销边区大军调赴抗日前线电》、《为一二九运动9周年致全国青年电》等，大会不仅促进了边区本身的民主建设，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促进了全国的抗日运动。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于1946年4月2日至27日在这里召开。170名议员和来宾、旁听者、中外记者共10DO多人参加了大会。林伯渠作了《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经济为本”、“文化重要”、“继续发扬政治民主”等问题。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贺词。他高度赞扬边区完成了抗日时期的艰巨任务，要求继续巩固和繁荣边区，给全国做出更好的榜样。
    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陕甘宁边区1946年到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政协决议，履行四项诺言》、《要求国民政府撤除边区封锁》等文件。大会还选举产生了12名常驻议员、19名政府委员和10位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林伯渠受到全区人民的爱戴，连续三次被选为边区政府主席。
    大礼堂不仅是边区参议会的议事场所，边区政府的一些大型会议也在此举行。如1943年11月、1944年12月边区两次英模会、1944年5月边区职代会、10月边区文教大会等均在此召开。
    延安大礼堂现在是延安市委、市政府及民众进行集会和文娱活动的地方。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延安市电影公司保护使用。(见《伟业胜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