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倡导对人的处理应采取慎重态度，他曾经形象地说过：“杀头不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就这样，他解救过不少无辜者的生命。
    1943年，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日军把进攻的重点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又在这之前连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更是他们“必先安内”的重点。他们把本来对准日军的河防部队调开了，背向日本，面向边区，把南线紧紧包围；他们在边区周围布满了特务网点；他们还派遣特务打进来，又把我们的干部群众拉出去。仅军统局汉中特别侦察训练班(简称汉训班)就派了40多名特务打入边区的要害部门。
    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之后，有的同志则表现出了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想意识。而延安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新干部与老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根据地党员与地下党员之间的矛盾，也较为突出。
    上述这些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又常常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当时，掌握保卫工作大权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因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了超越现状的敌情分析估计。他坚持一套“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错误理论和逼、供、信的作法，使整风后期转入的审干走入了歧途，产生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1943年7月1日亲自给康生写信，严肃地告诫他：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轻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并指示将此批语刊登在《防奸杂志》第六期上，以引起重视。康生虽然被迫停止了秘密地大批地逮捕人，但他仍说：“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7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逼、供、信更为严重。在刑讯下，短时间，延属各县共挖出2463名“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挖出170名“特务”，陕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
    毛泽东发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8月15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9条方针，纠正反奸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10月9日，毛泽东看了绥德反奸斗争大会的材料后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到1943年底，几乎把来自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党员都打成了“红旗党员”，把所有外来的知识分子都打成“特务”。毛泽东找康生谈话，让他对反奸斗争中的案件，实事求是进行甄别。给康生谈话后，毛泽东仍然不放心，1944年4月的一天，又让秘书找来李克农(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周兴(时任边区保安处处长)和师哲(时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一局分管侦察、情报、审讯)，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他们：
    “我看了一些你们送来的口供，你们觉得这些口供的真实性如何?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3个人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周兴和师哲交换了一下眼神，在从保安处到枣园的路上，两人还商量应该如何汇报，没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后悔没有多带些材料。
    师哲回答说：“基本上没有错，个别的话，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毛泽东看他们有点紧张，似乎还没有转过弯子，便慢慢地向他们讲起江西苏区肃反的事来，李克农和周兴都是过来人，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而师哲当时在苏联，对江西苏区的情况知之甚少。
    毛泽东便耐心地解释道：“江西苏区反AB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原来审讯者正在苦打成招，我才明白了AB团是怎样来的。”停了一会，毛泽东感慨而沉痛地接着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毛泽东讲完，望了望他们，并带着轻松的口气问：“你们有没有搞这一套呀?”
    师哲急忙回答；“没有，没有，我不会审案子，总是审不出问题来。”
    毛泽东又问：“审问犯人的是谁?”
    师哲回答：“是审讯科长负责，他有办法，一审准能审出问题来。”
    毛泽东再紧问一句：“有没有象江西苏区那样审问的?”
    周兴忙回答：“审讯科长是从江西来的，这些口供都是他送来的，但不知是如何审出来的。”
    毛泽东表情严肃，对着周兴和师哲说：“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我只看了1份，第二份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象是写文章，不象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不知你们怎么看的?”
    这一席话，象是一剂清凉剂，使他们清醒；又象是一盆冷水，浇得周兴和师哲发凉。
    李克农、周兴沉默了，师哲却带着疑虑的目光。他想：在苏联都是犯人为自己辩解，从来没有自己给自己戴特务、叛徒帽子的，怎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
    毛泽东对着师哲重复说道：“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象写文章、小说，不象是口供。你觉得怎样?难道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
    师哲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看师哲仍没有转过弯子，又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毛泽东见师哲领悟地点着头，便又强调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刑讯逼供”。
    周兴忙说：“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最后，毛泽东叮嘱他们回去后进行调查，而且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毛泽东和他们近4个小时的谈话，使反奸斗争从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此后，陕甘宁边区全面铺开了甄别工作。由于被抢救的人多，工作量大，加之战争、封锁等因素造成调查的难度，甄别时间拖得很长，大部分到1945年底才结束。但仍有约4%的人保留问题，最后，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那边去。这样，被抢救的人基本都解放。只有极少数在解放后才做了结论。
    毛泽东对反奸斗争中的问题，以政治家宽阔的胸怀多次公开承担责任。1945年春节，领导通讯联络工作的王铮领着一批被错整过的干部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诙谐地对他们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一次是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专员、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毛泽东当着大家的面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陪个不是。”并向大家鞠了个躬。一次是在王震、王首道那个部队南下时，毛泽东说：“整风并不是完全好的，有过抢救运动，整错了人，搞冤、假、错案。我给大家敬个礼。”甄别后期，他还到中央党校去做工作。党校是从白区来的高级干部集中学习的地方，也是审干的重点，被错整的干部相当多，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的一段故事，让受害的干部们放下包袱。他说：关云长曾在曹营受器重，曹操给他上马金，下马银，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十美女进膳，但关云长毫不动摇归汉的决心。在回汉的路上，他出五关，斩六将，回到古城。可是张飞怀疑他投降了曹操，不开城门。关云长说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张飞不信。这时正好曹操的大将蔡阳追杀到古城，关云长气愤之下，斩了蔡阳，张飞才相信了，打开城门跑在关云长面前赔礼道歉。刘备出面说情，说二弟在外多时，三弟怀疑是自然的。怀疑错了，赔了礼就行了。使大家既感动。又受到启发。还有一次是1945年“七大”前夕，在中央大礼堂的一次有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他公开向被抢救错了的干部道歉。并且要求各单位对在什么场合因抢救戴错了帽子的，要在原场合取下来。以后机关学校都照着毛泽东的批示办了。直到“七大”会议上，大家研讨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康生面壁而坐，沉默寡言。毛泽东还说：“这是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1944年l1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反特务问题》的报告中，分析了反奸斗争经过的三个阶段。他说：“一个叫熟视无睹或者叫做天下太平，一个叫做特务如麻，再一个叫做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究竟天下太平不太平，我讲天下又太平又不太平，太平是真，不太平也是真的。绝大多数的党员是天下太平，是没有问题，是可靠的。但是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他说：“对待敌情的看法，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特务如麻’。”
    毛泽东对于受到误伤或错杀的，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反奸斗争中间题还未查清，尚在关押中的人(其中有被戴上“托派”、“特务”、“反党分子”三顶帽子的王实味)，由部队押送从延安转移去山西兴县。途中为避免敌人发现，常常夜间行军，王实味常不服从隐蔽行军的命令，有时大吵大闹，为了保障安全转移，未经中共中央批准，途中被错误处决。不久，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要对此事负有重大责任的一位领导干部还他一个王实味。这个干部未作任何辩解，只是一次又一次检讨，请求处分。本来，毛泽东批示过：已检讨即可。但他一直气难平，后来又多次提及此事。
    (王素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