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原是一个经济、文化、卫生极为落后的地方。疫病流行猖獗，缺医少药，人民贫苦交加生命健康毫无保障。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高度重视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毛泽东经常关心过问卫生工作，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切实解决卫生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还是中西医结合好”
    中西医结合，是陕甘宁边区卫生工作的一大特色。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当时毛泽东身体十分瘦弱，一只胳膊抬不起来，关节痛复发，影响工作和休息。深谙医道的李鼎铭先生建议服中药，有的西医对此不信任，认为中医不行。毛泽东说：“李鼎铭先生提出来了么，试一试，看看效果如何。”李鼎铭先生开了3付中药，让毛泽东服用。不久，胳膊果然不痛了，还能做几下简单的单杠活动。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中西医结合好!”以后，毛泽东有病时常请李鼎铭先生开药方，有时还请李为他按摩治疗。毛泽东还常常从李鼎铭那里借来《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阅读，以了解中医治病的奥秘和机理。此后，毛泽东还把李鼎铭先生介绍给许多中央领导治病，时常在有关会议上谈中医药的好处，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并在1940年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之后又多次强调：“新旧医合作、中西医合作。”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校址由富县张家村驿迁往延安北边约10里的柳村店，离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不远。当时学校校长是王斌。军医第十四期期长林春芳是从红军卫生干部里选拔的学员。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学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自军医十四期起，改为4年制。
    1941年，学员即将毕业了，不少学员对林春芳说：“期长，快毕业了，能不能请中央领导给我们做些指示呀。”林春芳把意见反映给王斌校长，王斌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主席，我是王斌。十四期学员就要毕业了，他们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在走上抗日前线之前，希望你能给作个指示。”毛泽东说：“好，我就题个词吧。”
    一个星期天上午，林春芳看见一个人骑着白马向学校方向奔来，仔细一瞧，原来是毛泽东的秘书，林春芳迎上去，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长纸卷，高高兴兴地对林春芳说：“毛主席给你们题词了。”秘书翻身下马，和林春芳一起来到学校，把题词交给校长，王斌小心翼翼地展开，只见里面露出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王斌禁不住地连连赞叹，好词、好词，好字、好字!然后兴奋地对林春芳说：“找人放大几张，张贴起来!”放大后的题词分别挂在校部大礼堂、十四期教室和学校图书馆里。同时把手稿送到《解放日报》印刷厂，印在十四期的毕业证上。以后各期的毕业证也都印上了这个题词。从此“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成为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方针。
    “应该肯定他责任心强的一面”
    延安时期我们党为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大量吸收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并对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给以关心和照顾，政治上给以培养和帮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关心知识分子，多次接见，征求意见，赞扬和肯定成绩。
    例如：陕北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侯健存大夫医疗技术精湛，工作一丝不苟，但脾气不好，同志们都有点怕他。中央医院小儿科护理力量薄弱，大多数人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工作常出差错，使侯大夫很恼火。有一次护士发错了药，剂量超过了几倍，危及患儿生命，侯大夫气得大发脾气，一把把他任护士长的妻子张宗惠推倒在地，引起了“公愤”，有的同志便要到党中央去告他的状。
    1941年春，毛泽东患肩周炎，中央医院派何奇大夫去给毛泽东做理疗，每天一次。何奇有一天便向毛泽东说了侯大夫的事。讲了侯大夫训人、发脾气、推妻等等，毛泽东听完后，问：“你说侯大夫为什么发脾气?”何奇如实讲了原因。毛泽东听完后严肃地说：“革命要一代一代接下去。需要后代，就要培养后代、保护后代。侯大夫是儿科专家，他发脾气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对病儿护理不得力，屡屡发生错误所造成的。吃错药、打错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哟，护士搞错了，他当医生的当然不高兴罗。他发脾气不对，但应该肯定他责任心强的一面，发生了事故，死了人就不好嘛。医生治病救人毫不马虎这是对的嘛，如果把护理工作做好，少出错误，他还会发脾气吗?”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你们说侯大夫有许多缺点也要想想他有什么优点，他对儿童保健工作有高度责任心，他治病救人，一心一意就是他的一大优点嘛!你回去要向同志们说，要把工作做好，要团结侯大夫，把边区的保健事业做好。”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传到医院里，使同志们很受教育，认识到侯大夫对患者负责的可贵精神，对他也更加尊重了。以后延安中央医院重视培训护理人员，护理工作大大加强了，极少出现差错和失误，侯大夫的发脾气、训人也就销声匿迹了。大家发现他的脾气还是很好嘛!
    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请医学专家到家中作客，设宴招待，席间和大家畅谈形势，讲政策，对知识分子做团结教育工作，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和教育下，侯健存大夫不断发扬成绩，改正错误，于1940年荣获“模范妇孺工作者”称号。
    “还是救孩子要紧”
    卫生事业与人民利益休戚相关，它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非常关心劳动人民的健康，对医药卫生工作极为重视。1944年的一天，当时担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毛泽东有紧急任务找他谈谈。张汉武以为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别的什么急事，于是急急忙忙来到枣园主席的住处，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主席有什么任务。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然后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子。张汉武说：情况是知道一些，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水的问题呢?请中央医院去把水检验一下好吗?”张汉武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听了他的话，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决非小事。”
    谈话后不几天，张汉武正要派人到侯家沟去调查，中央医院的医生和负责同志也来了，原来毛泽东又亲自给中央医院讲了这事，要他们到侯家沟取水化验，果然那是水中有大量的有害物质。于是，医院又帮助群众改善饮水条件。并帮助群众治好病，这个地方后来终于有了婴儿的啼哭声。
    陕甘宁边区由于长期的文化经济落后，直到党中央到达陕北，仍有大量的疾病死亡威胁着群众，为此毛泽东号召：“应该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要求医生等“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工作。”毛泽东不仅号召医务工作人员这样做，自己也多次为群众排忧解难。1947年6月，转战陕北的时候，毛泽东一行从安塞县王家湾动身翻山到小河村，整夜冒雨行军，人困马乏，天刚亮时，到了小河村口，刚一进村，听见有老乡传出悲凄的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走近一看，是一个小孩因流鼻血止不住已昏迷不醒了，他的母亲惊慌失措地抱着孩子只是哭，早已六神无主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急忙唤来了医生，叫给孩子打针吃药。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药品奇缺，仅有的一点都是给中央首长准备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用的，医生犹豫不决地告诉主席药品不多了，主席不加考虑地说：“还是救孩子要紧嘛!”医生给孩子打了针，过了一会儿，孩子醒过来，母亲也止住了抽泣，她看到孩子得救了又惊又喜，忙问要多少钱?毛泽东笑了笑说：“我们一家人，不要钱。”那位母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治病救人”
    毛泽东非常重视护士工作，1945年冬天，医院想给护士发胸章，大家委托黄树则请求毛泽东题词，毛泽东对黄树则说：“你先想几条，我看看。”黄树则夜间想了好几条，第二天写好后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看，一条也没用，他很快提笔写了“治病救人”4个大字。毛泽东把这个字用在护士身上，精辟而形象地说明了护士工作的重要意义。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指引下，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宗旨，切实把卫生工作当做抗战工作的一部分去抓，使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面貌得到改变。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不幸殉职，毛泽东为此而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武装了一代医务工作者。
    1941年，毛泽东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成了凝聚和激励卫生工作者为人民健康献身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边区的广大卫生工作者以毛泽东的题词、指示为宗旨，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对提高军民健康水平，保证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施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