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曾一度任过第一师范附小主事职。这些经历虽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职业教育家，但教育在救国救民、强国富民中的重要作用却为他整个一生所重视。尤其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当革命战争环境稍趋稳定，他便首倡发展教育。1938年为《边区教师报》题词：“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1940年发表了他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系统地提出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构想。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直接参与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才在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后，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小学校的数量最多时达1341所、学生41458人，中学10所，以及大批冬学和识字班，创造了陕北这一片教育“荒漠”上的人间奇迹。
    嘱托
    1942年9月，毛泽东召见李维汉，向李面授机宜。
    那是在李维汉被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即将赴任之前。忽一日，一个电话从枣园打来，找李维汉。枣园?那不是党中央、毛泽东所在的地方吗?当李来到枣园，才知道确是毛泽东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一阵寒暄之后，2人开始了长时间的交谈，“主要谈边区政府的工作”。当谈到边区教育的状况时，毛泽东说：“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一定要搞好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一定要抓紧发展啊!”望着毛泽东深沉凝重的面容，李维汉感到“顾不上”的教育仍然是毛泽东牵肠挂肚的事情。李维汉心里明白：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在红军未到之前除榆林、延安、绥德国民党统治中心外几近于零，虽说经过几年含辛茹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它还不能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需要大量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要求；更何况边区内的一些干部视教育为可有可无，不予重视。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他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谈话结束了，毛泽东把李维汉送出窑洞，紧紧地握住李的手，意味深长地说：“罗迈(李维汉)，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心领神会，重重地点了点头，带着毛泽东的嘱托，信心百倍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多年后，李维汉把毛泽东的这个比喻作了解释：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众多的殖民地。陕甘宁边区类似其它抗日根据地的首都，是一个政策中心。毛泽东是要求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搞好各项工作中带个头，起到示范的作用。这其中当然包括着教育。
    捐助
    鸣谢启事：我们来延参加暑期讲习班，蒙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四老，发起募集书籍慰劳，复得毛泽东及各机关首长惠爱，慷慨捐助，感激莫名。兹将昨日各机关首长惠捐数目列下，籍表谢忱。以后收到者当继续鸣谢，我们此后必将以努力工作，提高边区文化来报答首长们的惠爱。暑期教师讲习班全体。8月27日，毛泽东捐洋400元；朱总司令捐洋200元；林主席捐洋200元；高岗捐洋200元……
    这是《解放日报》刊登的一则启事，它的原由是这样的：
    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严密的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军民面临着物质的严重困难，毛泽东曾说当时的情况是：“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教育工作、教师生活状况却始终为毛泽东所惦念。1941年8月，边区直属县暑期教师讲习班在延安举办。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四位革命老人便发起了募集书籍慰劳教师的活动。毛泽东闻讯，十分高兴。捐书?这对惜书如命的毛泽东未免太“残酷”了些吧。不行，不能捐书。但是捐些什么才能表达他对教师努力工作的一片敬仰之意呢?思量许久，毛泽东决定捐钱，以解教师们的燃眉之急。这样，400元现款送到了讲习班。随之，朱德、林伯渠、高岗、徐特立、王稼祥、叶剑英、肖劲光等领导也都捐款表示慰问。从这件事以后，边区尊师重教蔚成风气，教师的社会、政治地位逐步得到了提高，陕甘宁边区政府制订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中规定，“最少要使一人所得能够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在1941年的乡、市选举中，许多小学教师还当选了议员。
    劝学
    抗日战争捷报频传，根据地人民丰衣足食，陕甘宁边区军民迎来了1945年的春节。人们笑逐颜开，以奔放的秧歌、火红的窗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欢度这一传统节日。但在这热烈喜庆的气氛之中，一件小小的事情却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
    大年初一，毛泽东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枣园村农民拜年。望着满屋子的乡亲，毛泽东笑吟吟地把一户农民带来的一个9岁小男孩拉到自己身边，他摸着孩子的头问：“娃娃同志们上学了没有?”小孩眨巴着眼睛回答：“没有。”就这简单的一问一答，触动了毛泽东的思绪。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稍大一点的娃娃就得从事生产劳动；老百姓“上学就是去当兵”、“上学就成了公家的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不愿送子女入学；甚至在三边地区还出现学生入学，家长痛哭流泪送了一程又一程，有的学生乘夜间逃跑，有的故意不带衣服、被褥或装病不吃饭，连学校准备的入学考试也因学生时刻准备着退学而不敢举行。“办学校没有学生怎么办?现在的娃娃将来都是建设国家的力量，不受教育怎么行?”想到这里，毛泽东对乡政府的干部说：“陕北文化落后，教育儿童是件重要的事情，要好好开展教育工作。我们解放区地方要扩大，中央不能老在延安，将来一走，地方工作就要给你们留下了，你们应该培养自己的干部呀!”
    拜年结束了，毛泽东走了，他的一番话却久久萦纡在乡干部的脑际。春节过了不久，毛泽东亲自指示给枣园派了一名教师，办起了小学校。中央书记处也派了一名教师，为枣园办起了夜校，让青壮年学文化。
    现在枣园的干部，有的就是那个学校的学生，枣园的中学、政治夜校越办越好。枣园人民永远忘不了它的起根发苗。
    接见
    毛泽东素来重视青年学生的力量。在陕甘宁边区，师生代表就多次聆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其所受教诲之深刻，为后人仰慕之至。
    1938年8月15日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举办的国防教育研究班毕业的一天。毛泽东要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消息迅速传开，学员们个个激动不已。这天一大早，急切的心情使一些学员吃罢早饭便来到会场翘首以待。
    上午9时许，迎着朝霞，毛泽东一行步入会场。此时，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微笑着，双手拾在胸前，边走边轻轻鼓掌向大家致意。学员们的目光则随着毛泽东在人墙的甬道中移动而移动。
    大会开始，毛泽东做了题为《教育与战争》的讲演。他把教育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那哲理的、鼓动的宣讲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听众，就连那些平常因文化水平低而不做笔记的人也认真做起了笔记，唯恐漏掉一个字。
    毕业了，学员们分赴各地，回到了自己的学校，他们牢记着毛泽东的教导，为党的教育事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默默地奉献着。
    又一次，在延安，中国反法西斯大会召开期间，多是由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学生组成的绥德分区代表团的代表荣幸地得到毛泽东的接见。
    一天傍晚，代表们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首先同代表们一一握手，逐个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学习、生活近况。待大家坐定之后，他把一支香烟夹在指间，并不去吸，让一缕缕青烟袅袅升腾；他满含笑意的目光询视着大家，以自若的神态面对着这一群学生代表。毛泽东的举动情态不由得使这一群学生代表顿失拘谨之感。
    “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参加能不能胜利?”
    “青年应信仰何种主义?”
    “对三青团应持何种态度?”
    ……
    一系列政治性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他一个个耐心地做了回答。更有“大胆”者，问：
    “您幼时爱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知道革命?”
    “张国焘、李立三、陈独秀近况如何?”
    ……
    长达2小时的会见就要结束了，代表们不得不中止正浓的谈兴，向毛泽东道别。
    这些学生代表回到住处，高兴得彻夜难眠，谈论不休，一个代表感慨地说：“此种亲切而光荣的礼遇，乃终身难忘。”
    导航
    1944年10月11日至1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联合召开了盛况空前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毛泽东授意并亲自参与之下召开的。它纠正了边区教育工作出现的严重偏差，总结肯定了教育工作调研的成绩及经验，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1939年起，陕甘宁边区教育战线逐渐出现了一种追求所谓“正规化”的倾向，即脱离抗日形势需要、脱离边区实际、脱离群众的“超前”要求。如：在学校设置上，宁可取消10个普小，一定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小；每个学校不满20人或30人不准开办。忽视了边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自然条件，造成一些学生要跑很远的路才能上学。在教学管理上，简单要求年限、班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整齐划一，甚至规定学校星期天要休息(群众从无这个习惯)、夏秋两忙统一放假时间(不适合各地收获季节差异和量的大小)等；在教学内容上，由以抗日为主转变为以科学为主，给学生讲了很多的火车、轮船、电气、机械以及世界地理等，而群众所想的只是要求孩子上学学会记帐、打条。在这种教育政策之下，小学校减少46%，学生也减少了1万余人，将近三分之一。1940年又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强迫学龄儿童入学，群众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了。由此，也引起了教育界内部知识分子教育干部和工农教育干部、外来教育干部和当地教育干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边区的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在这一关系到边区教育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了。他在《论新阶段》一文中说：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要“改订学制，废除不急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他在召见李维汉时，也曾告诫把教育存在的问题切实加以解决。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教育厅结合1942年整风运动的深入，一边学习一边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组织了庞大的调研团，分赴各个分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了延安市杨家湾小学、米脂高家沟民众学校、米脂杨家沟学校、志丹县巡回学校等形式多样、群众乐于接受的办学模式。这样边整边改，边区教育才慢慢恢复了元气。
    为了巩固已有的成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毛泽东对这次大会的召开非常重视。在这年的4月他就开好这次会议专门约请中共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和陕甘宁边区5个分区的地委书记座谈，对会议的主题和方向做了说明。他说：孔夫子办学校，目的是宣传封建秩序，资本主义没有文化建设不成，我们建设抗日根据地，没有文化也不行。他还说：这次会议必须提出教育要贯彻一个方针，坚持一个路线，即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广泛团结，包括“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坚持群众路线，“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来办学校。大会在毛泽东规定的主旨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6个月以后终于召开了。
    1944年10月11日，朱德主持开幕式。16日，胡乔木主持通过了各项决议，之一便是把培养大量的边区知识分子作为边区的头等任务。最后由林伯渠致闭幕词。13日，毛泽东莅会，将大会的气氛推向高潮。他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为题发表演说，阐述了文教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指出了教育工作中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次强调必须树立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必须联系群众，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他的讲话象一座灯塔，照耀着边区教育前进的航向。在他的讲话精神指引下，边区各中小学校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建设美好家园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才。
    (李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