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杨家沟。这是一个较大的山村，距米脂县城约25公里，偏僻安静，不通公路，容易保密，而且窑房较多，便于长期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在区乡干部的引导下，毛泽东住进“扶风寨”上的“新院”。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有11孔窑，其中3孔是采用中西式结合的方式建成的。为工作方便，周恩来副主席也住在这里。
    帮助和指导土地改革
    当时杨家沟正在进行土改，农民情绪很高。毛泽东很关心这件事，他让身边的人每天去参加村里的会议，并向他详细汇报，村里一些重要的会议他也亲自参加。他还经常给大家讲解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启发大家提高觉悟。
    有一次，毛泽东出外散步，突然回过头问阎长林：“你家亲戚中有没有地主?”
    阎长林想起他父亲有个舅舅是地主，就告诉了毛泽东。
    “他对你们好不好?”
    “不好!”阎长林如实地说：“有一年年关，父亲去他家借钱买粮还债，他要我们拿地契抵押。父亲无奈，只好把仅有的两亩地押给他，才借了几块钱。”
    毛泽东说：“好，这件事可以给老乡们讲讲，这是个教育。地主对待穷人不讲良心，无情无义。”还说，我们要站稳立场，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
    根据毛泽东的吩咐，机关人员对村子进行了调查。发现这里情况较复杂，一些地主在土地革命时期当过保长或寨头，组织过“铲共义勇队”，以“通匪”罪名随意捆绑、吊打、杀害农民，使不少人逃亡出走。新政府成立后，这些人又阳奉阴违，暗中破坏，对抗减租。由于地主的阴险狡诈，使年初开始的土改工作仍未结束。
    不久，村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沟东有家地主，眼看村里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怕火烧到自己身上，便生拉硬拽，把村长拉到自己家中。说是要做“开明绅士”，主动献地，还把几个女儿叫来，让村长挑一个做媳妇，以表示自己真心和贫雇农打成一片。村长开始也推托了一下，但很快就在地主甜言蜜语下动了心，他怕夜长梦多，急急火火地把地主女儿接进了门。为此，村民们议论纷纷。警卫员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他很诧异，说：“我们住的村子，还能出这样的事!如果村长被人拉过去了，替地主办事，这个村的土地改革就搞不好。”经过考虑，毛泽东指示机关党委，立刻组织一批干部参加村子的土改工作。由于得到了中央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村里的土改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为使整个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有个新的进展，毛泽东这一时期研究了大量的材料。他很重视一些有指导意义的经验材料，他把刘少奇总结的平山经验、绥德黄家川抽补调剂土地的经验和晋绥区崞县平分土地的经验写上批语，让把这三个经验材料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党和包括村长在内的各级地方干部，并说：“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找到下手的方法。”他还指示中央局和各分局以及前委的领导同志，要注意收集和宣传典型经验，使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由于他和中央一班人的努力，这一时期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都进入了高潮。
    土改后，杨家沟的百余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和财产。为庆贺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劳动人民翻身纪念碑”立在了山上。
    中央十二月会议
    正当杨家沟的翻身农民搬进新居，喜气洋洋地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却分外繁忙。他们在筹备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
    毛泽东一连几天关在窑里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好久没写文章，写完这一篇，就要等打败蒋介石以后再写了。”他反复思考，修改了好多遍。当把稿子交给秘书抄写时，他慎重地提出了几点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这使人感到这篇文稿的不同寻常。
    12月25日，中央会议在“新院”下边的小饭厅里召开了。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几个部、局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陆定一、贺龙、林伯渠、杨尚昆、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李维汉、李涛等。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在此之前中央曾召开了预备会，分成政治、军事、土地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酝酿和讨论。
    会议第一天主要由毛泽东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昂首挺胸，站在会场中间的一张桌子旁，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把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用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话音刚落，全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在报告中说：“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的讲话使每个人都激动不已，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毛泽东的报告，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各方面的经验，对于党在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需要解决的作战方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做了深刻的论述，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第二天，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是一篇划时代的革命檄文，是党在整个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纲领性文件。
    由于这一天恰好是毛泽东的生日，大家觉得主席一年来转战陕北非常辛苦，这么多人又难得聚在一起，都建议聚会为他祝寿。但被毛泽东拒绝了，他举出3个理由：战争期间，许多人流血牺牲，应该纪念他们；群众缺吃少穿，不能多吃粮食；今年才54岁，往后日子还长。除此之外，他又加了3条规定：不许请客吃饭；不许开会庆贺；不许唱戏，如果要唱，就唱给老乡们听。这样一来，大家就不好坚持了，只多加了一个素菜，以表示对他的敬意。贺龙从晋绥区带来的剧团原准备当晚为会议演出，也只好改在广场请老乡观看。
    会议紧紧凑凑开了4天，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做的报告以及他1946年4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并对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整顿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做出了决议，要求全党在实践中严格遵照执行。根据当时情况，会议还做出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二是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
    会议期间，毛泽东每天参加讨论，同各地负责同志谈话，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许多指示。会议将要结束时，毛泽东很高兴，他在会议结论中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是一次很成功的会。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
    12月28日，会议圆满结束。不久，毛泽东的报告就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这使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看到了黎明的霞光。
    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和新式整军运动
    中央会议结束不久，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1948年1月上旬——中旬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场设在杨家沟的地主祠堂。各纵队团以上干部都来到杨家沟。西北野战军前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主持了会议。会上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具体研究了西北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任务及政策，汇报整军情况、总结和交流作战经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毅、贺龙等人出席并讲了话。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会议，他和彭德怀坐在一起，认真倾听每个人的发言。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应大家要求讲了话。他详细分析了陕北战局，充分肯定了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蒋介石很可能再一次玩弄“和谈”的花招，以获得休整，卷土重来。他说：“蒋介石这个人不讲理，谈输了，就撕破脸来和我们打。他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到底!3年不行，5年，5年不行，10年，甚至我们这一代不行，下一代还要打他，总归会把他打倒。”说到这儿，毛泽东笑了，接着说：“现在看来，不需要下一代去打他了，也不需要3年5年了。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准备力量，迎接全国的胜利。陕北和其他战场的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他、吃他，不让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高度评价了新式整军运动。这是在陕北战场上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广大指战员通过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使部队加强了团结，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军事技术，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就正式发出了在全军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此后，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迅速开展起来。
    艰苦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
    陕北地广人稀，粮食紧缺。胡宗南几十万人一来，连吃带毁，加上我军人数的不断扩大，吃粮更是成了困难。为保证中央用粮，地方党组织尽了很大努力，把一批黑豆送到中央机关。毛泽东规定每天必须给他做一次“钱钱饭”(当地一种用压扁的黑豆做的饭)。
    有一次，贺龙从河东送来一点腊肉，炊事员老周见主席天天熬夜，担心黑豆不好消化影响他的身体，便切下一块炒菜，给主席改善伙食。吃饭时，毛泽东发现多了一道肉菜，便把老周叫来，问：“这是哪里弄来的?”老周忙说明情况。毛泽东点点头说：“你们想叫我吃得好一些，可我怎能吃得下去呢?”此后，这块腊肉再也没动，一直保存到新年，主席用它款待了远道而来的陈毅司令员。
    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的生活标准压到最低水平。他的破布鞋，随他走遍了陕北的沟沟壑壑，到杨家沟时，已是“狮子大开口”了。木匠王应明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趁毛泽东散步时，悄悄描下脚印，回去对婆姨说：“给咱穷人王做双鞋!”然后在给中央修防空洞时，把鞋悄悄留给了主席。
    毛泽东的棉衣也是补钉摞补钉。有天晚上，毛泽东让保育员把棉袄再补一下。由于布已糟了，越补洞越大，保育员韩桂馨很难过，她跑去和警卫战士们说：“主席的衣服破得挂不住线，没法补了，让主席穿这烂褂子，咱们心里好受吗?为什么不去领件新的?”卫士们说：“你刚来不久，不知道主席的脾气，他不让领，领来也不穿。”韩桂馨不服气，说：“你们看看，这怎么穿啊?”他这么一说，大家便跑去劝主席。毛泽东说：“还是费心补一补吧!能多穿一天就多穿一天，反正今年快不冷了，再穿几天就可以换下来，明年冬天再说吧!”
    毛泽东对自己生活毫不讲究，能省就省，能凑合就凑合，但却非常关心这里的人民。为救济村里的贫困户，毛泽东让中央机关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粮。
    在他的带领下，中央机关省下了30石小米，70石黑豆，全部分给了军烈属和困难户。
    尽管生活这样艰苦，但毛泽东的工作量却并没有减少。他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考虑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指导全国夺取最后胜利，制定各个方面的政策，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杨家沟居住的近4个月时间里，他写下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11篇重要文稿。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各地电报数量也多起来，而且许多是急电。中央建立报告制度后，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写来的政策性综合报告越来越多。另外，他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听取各地土改代表团的汇报，阅读各解放区送来的一捆捆的报纸。
    在他的指导下，各解放区纠正了“左”的倾向，缩小了打击面，争取了一切能够争取的人，团结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从而使党在全国赢得了成功，赢得了胜利。
    (王顺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