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父母者，对子女都有“舔犊”之情，也是子女成长的启蒙老师。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为人父堪称一代楷模。他既是伟人，又是慈父和严父。他希望青年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的子女做到。
    1945年秋，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延安后不久，由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体力不支劳累成病。斯大林听到消息后，马上决定派两名苏联医生前往延安为毛泽东看病。此时，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已从苏联大学毕业准备回国，借此机会同苏联医生一道回到延安，终于见到了阔别10多年的父亲。
    毛泽东看到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英俊潇洒的儿子，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走上前去将爱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岸英望着父亲，将1930年母亲杨开慧如何牺牲，他和弟弟岸青如何流落街头，拾破烂、卖报等10多年来的辛酸苦辣和委屈全部倾诉出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了井冈山，因条件太差无法携带杨开慧和岸英、岸青，只好将他们母子3人留在了湖南老家。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将7岁的毛岸英和5岁的毛岸青找到并送到上海。1936年，岸英和岸青由上海经法国，辗转到了专门收养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孩子的苏联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一别后17年父子没有见面。这次父子重逢，日夜不离，千言万语，说不尽别离之情。岸英的到来无疑给有病的毛泽东带来不少安慰和喜悦，毛泽东的身体很快地康复了。
    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可谓极严。为了使自己的儿女们对革命多做贡献，不许子女们搞特殊化，是毛泽东的一贯宗旨。岸英回到延安的最初几天，是和父亲同桌就餐的，接着毛泽东就通知后勤部门安排他到大灶去吃饭。中央领导同志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考虑岸英近10年在苏联，现在生活一下子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很可能吃不消，而且岸英有肠胃病，就安排他吃了中灶。等岸英吃饭回来，毛泽东问他在哪里吃的饭，“在中灶用餐”，岸英如实回答。不料毛泽东却说：“你对革命有多大贡献？”硬是让岸英到大灶和战士们一道用餐，而不让到中灶同干部们一块吃饭。
    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住在王家坪。有一次，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身旁，面对面地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亲切地问：“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岸英回答：“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的作品等……”毛泽东点了点头说：“还好，应该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说到这里，他沉思了一下，脸上流露出郑重而严肃的表情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到的知识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所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岸英爽快地答应了。听了岸英的回答，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没过几天，岸英背上被子和1斗半小米，带着菜种，在书包里装了几个当地老乡送给毛泽东的清明节捏的花花馍，前往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
    吴家枣园是距延安县城南20多华里的一个偏僻拐沟，全村10多户人家，自然条件差，群众生活困难。临行前，毛泽东将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褪了色的灰粗布军装给岸英穿上，并一再嘱咐要他到农村后和农民交朋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拿架子，虚心向农民学习。进村后，岸英拜劳动模范吴满有和郝光华为师，并和吴满有的儿子们住在一孔土窑洞中，开始了“劳动大学”的生活。岸英时时牢记父亲的教导，始终不以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而骄傲，也不拿一点大学生的架子，处处拜农民为师，老老实实地学做农活，刻苦地锻炼自己。
    经常给父亲汇报劳动情况，这是毛泽东给岸英立下的一条规矩。一天，毛岸英抽空回来向父亲汇报一个多月来的劳动情况和收获。岸英以手上的血泡来证明自己在劳动中是吃了苦的，但父亲看后严厉地说：“你还不行，农民手上只有厚厚的茧，是没有血泡的，还应该好好地锻炼才行。”毛泽东有时见到岸英的衣服破了或脏了，都要叫岸英自己学着补或洗，不让任何人帮忙。和农民一样，岸英头扎白羊肚子毛巾，同农民睡一个土炕，一样的吃喝，啃窝窝头，一起下地劳动，起圈装粪。春播时，他和大家一样，脖子上挂个布口袋，一手抓粪，一手点籽。经过几个月的磨炼，岸英由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个身体强壮的黑胖子。
    经过锻炼，岸英不仅学会了做农活，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1946年10月，在父亲的允许下岸英结束了吴家枣园的“劳动大学”生活，背上行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吴家枣园人民，回到了杨家岭父亲的身边。望着眼前头扎白羊肚子毛巾、身着补丁衣服、黑脸膛、双手老茧身体结实的儿子，毛泽东欣慰慈祥地笑着说：“你经过锻炼，身体结实了，也学到了许多东西，这才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1947年春天，毛泽东又安排岸英到中央土改工作团工作，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岸英先后在山西、山东两省的几个县里工作。每到一地，他总是先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家户到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得很清楚。对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对于土地问题对农民至关重要和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至关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由于他勤奋好学和深入调查，从贫下中农身上学到了革命的坚定性，从斗争实践中学会了掌握和运用党的政策。通过土改，使他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获得了新的飞跃。
    建国初期，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转向巩固和发展政权的经济建设。岸英又一次被父亲派往工厂学习，体验和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岸英来到北京机器总厂，拜工人为师，认真学习，勤奋上进，他利用同工人一起吃大食堂的机会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组织工人学政治，学文化，并同大家一起攻克技术难关。由于岸英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机器的性能和技术，由外行变为内行。同时也从工人阶级身上学到了许多好的思想和优秀品德，被上级提为厂党总支副书记。
    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严格要求子女，而且经常教育他们奉公守法。那时，陕甘宁边区颁发的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方可结婚。当时岸英已23岁，由于在苏联长大，养成了苏联式热情奔放的性格，不少女孩都愿意同他接近。岸英很钟情一位姑娘，将此意告诉了父亲，要求准许他们结婚。毛泽东问：“姑娘今年多大了？”岸英如实回答：“差两三个月就满18岁了。”父亲说：“这不行，差一天也不行！你应该懂得，政权是我们领导的，婚姻法是在我们领导下制定的，如果我们自己不执行，怎么能让人民群众遵照执行呢？总的一句话，就是一天也不能差。”岸英无话可答，只好听从了。
    如果说到农村、到工厂是接受艰苦生活的锻炼，那么上前线无疑是生与死的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也希望青年一代能够很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遗志，用自己的英勇斗争甚至流血牺牲来保卫这胜利的果实。他毫不例外地要求他的子女们成为这一希望的实践者。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将自己的爱子毛岸英送到朝鲜参战。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劝说他，岸英在单位里任务重，不好离开，就不要去了；也有的同志考虑到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不主张岸英赴朝。毛泽东全然不顾这些劝说，他坚定地回答：“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参战谁去参战？”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一个公民，为革命牺牲是应尽的义务，他的儿子应该带头承担。
    然而战争是严峻的无情的。不幸的是，岸英在一次敌机对自愿军驻地狂轰滥炸时牺牲了。噩耗传来，毛泽东凄然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沉默了。哪个儿女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哪一位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儿女呢？许久许久，毛泽东才缓慢地站了起来，走到敞开的窗前，点了支烟，望着远方，悲痛之中坦然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自愿军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这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名普通的战士。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你们要记住，岸英是中国人民自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也是一名国际主义的烈士。”当有人提议将岸英的遗体运回国时，毛泽东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自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应和他们在一起。”
    毛泽东，一代伟人就是这样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教育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的。特别是在他成为执政党的领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大权在握以后，他仍然保持着与子女们的密切联系和情谊。然而他爱子女，却不为子女谋私；他重情意，但从不拿原则作交易，始终保持和严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纪律。功德垂范，毛泽东的教子风范是值得我们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学习和效法的。
    (张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