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驼梁寨子，是在童年。
    那次，跟父亲去太平山迤西的山里，挖名叫秦艽的药材。初秋的风有些丝丝的凉意，山色开始发灰。而城南东山那列起伏叠涌的大峁上，整坡整坡的荞面花开得正浓，粉格艳艳地靡丽。荞面花之上，是状若骆驼的山脊，山脊上有个月牙似的圆圪梁，恍如旧的瓷盆矗在那儿，显得奇奇怪怪。
    我指着城南大山上的那个圪梁，问父亲。
    “哦，那是驼梁寨子。曾住过一个大智、大德的人。”
    “谁?”
    “陈定邦先生，字一卿。是我的老师，也是刘志丹的老师，教出了很多有出息的学生。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就埋在前山的阳坡上，我还给写过碑文呢。”
    那天，父亲讲了一些驼梁寨子的事情，讲了许多陈定邦绅士的传奇故事。由此，一个英俊高大、国学深厚、盛誉远扬的文化先生，由渺远的过去走进了我的心底。那个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老先生，用人生完成了千百年来关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君子风度，仿佛那个寨子就是我未来需要仰望的一个高高的坐标。清朝，恍然十分遥远，是摸不着的存在，虚虚幻幻，却又感觉是实实在在的，近在我的眼前。那时，我童稚的心里认为：父亲很了不起，父亲的老师就更了不起。
    清朝的秀才就是有地位的人，有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犯律不随便上刑等等特权。优等秀才还能按月享受官府补贴的粮食。而拔贡是什么呢，是省学政通过考试，从秀才中选拔出来的品学兼优的人，无须经过会试，就直接保送入京，参加朝考或殿试，合格后即任用为京官、知县或教谕。无疑，拔贡在那个时代是读书人的荣誉和捷径。
    陈家祖居于柳树坪，周河西的老虎咀上安葬了好几代先人。他们依靠辛勤劳作，粮食盈余，牛羊成群，光景年年见好，在保安县很有名望，还有非凡的号召力。当然，不仅仅因为陈家光景发达，扳指头算算方圆百里之内好光景的家户，真是太多了，陈家的名望是由于公道好义，为人热心，经常为有难者说大事、了小事，排解灾祸；也由于陈家处世乐善，援手弱者，同情贫困。凡有塞上沙地逃难者来到此地，恳求做门客，以谋扎根居住，陈家皆安置收留。保安多的是山，伐倒峁上的灌木，就是肥沃的土地；唯少的是人啊，陕甘一带盗匪绑票，兵痞作恶，林区野兽凶残，百姓生存十分不易，由是陈家待门客如己亲，多予照应，共渡艰难。
    1862年，也就是清朝同治皇帝登基的那一年，陈定邦老先生呱呱而生，家族大喜，备受宠爱。可是，安宁的生活并不长久，陇东的回民起义愈闹愈烈，终于在同治六年，北洛河发生了血洗式的“回乱”。所幸，陈家得消息，举家逃进了老林，躲过了劫难，而未及躲避的乡民，惨遭涂炭，死难无数，全县人口锐减，同治八年初次核查，仅有170余人。即是三十年后，也就是光绪二十二年，全县人口也只有5200人。
    “回乱”平定之后，民生逐步康健，社会又恢复了安泰，陈家和其他大户一样，对文化充满了渴望和景仰。
    父亲在县城学堂给孩子报了名，期望孩子们能学文化，光宗耀祖。陈定邦亲兄弟俩人，他为兄。悟性高，好学，喜学，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累于精神、畏于文字、惧于戒尺，或逃课或半途而辍。这个孩子话不多，勤于毛笔，记性也好，教书先生尤其喜欢，说你们陈家就看这个娃娃光宗耀祖了。陈家大人也寄托了厚望。由此，孩子奔走于县城和柳树坪之间，陈家觉得孩子太辛苦，就买了营盘院王家的两孔石窑，专门供孩子在“县学”读书。果然，天道酬勤，陈定邦在“县学”结业后，去延安府参加院试，荣登红榜，考取了秀才，年纪不过20多岁。
    不几年，幸遇清朝为期十二年一次的考选拔贡，在家族的支持下，陈定邦携上县衙门和延安府的品行鉴定书，在父亲的陪伴下，与长途驮队搭伴，骑马南下赶考，冒着被土匪打劫或绑票的危险，穿崂山林区、过黄陵驿关、越宜君荒凉山岭，长途奔波七天，走进了长安城。经过严格试考，陈定邦又一次荣登红榜，被选为文拔贡。
    以农为生的陈家出了大人才!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父子俩喜悦地登上南门的城墙，临风瞭望秦岭山的云雾；也踏上钟楼和鼓楼观看熙熙攘攘的人流；还骑马去了曲江，感悟唐朝时文人墨客的浪漫情致。可是陈定邦的父亲高必不起来，当时，已是光绪末年，国家内忧外患，世事反复动荡，未来难以预测。整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苦难深重，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屡屡以坚船利炮进行侵略，丧权辱国条约一签再签，割土赔款也换不来和平。国内民众愤慨朝廷软弱，各地义军纷纷反抗，国家秩序大乱。所以，经过几天深思熟虑，陈定邦结合父亲意见，感到前程渺茫，决定不去京城朝考了，归乡兴教，造福故土。
    树大分枝，家大分业。陈定邦在“县学”当了教谕后，每天太阳出山，骑走马，去保安城学堂教书，一路串铃叮铛；下午，马蹄又掀起一路尘土，回到柳树坪和娇妻团聚。读书人不会耕耘，娇妻也不懂农事，雇佣附近的农户春种秋收，花销太多，细细算账还不如买粮食。于是，土地出租，有意者可以二八分成，主家二成，租者八成，以年底亩产收成估算。
    虽然，教谕略低于知县，但是同属官宦阶层，百姓喜欢叫他陈贡爷。加之他是本地人，有些乡民犯事被衙门缉拿，只要前来祈告，都能经过斡旋，给予轻罚。时间一长，柳树坪的陈贡爷威望如日东升。保安百姓习惯在无奈中祈求神鬼，觉着陈贡爷救苦救难，有求必应，民间又纷纷称其为“陈神爷”。
    社会变革，动乱自外而来。“红枪会”在陕北演变成了贫苦农民的“硬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洛河，周河、杏子河川集合了4000多“硬肚”，浩浩荡荡攻进了残垣断垒的保安城，打开县衙，建立新政，并传令四乡各村：旧衙已灭、天地一新。
    面对庞大的挥刀舞棒的农民队伍，衙门不堪一击，知县带着公事人员逃往延安府。而身材高大的陈贡爷则坦然不惧，解散了学生，从学堂的大房里走出来，不少本地的“硬肚”一看是陈贡爷，立刻肃然，停止了呐喊。只见相貌俊美的陈贡爷浓眉一抖，大眼凛然地环望过众人，叹了口气，双手操在灰色长袍后，昂首下了台阶，那条油黑的长辫子在他稳健的步履中一摇一摆。他径直走到院子外的马棚前，翻身骑上，缰绳一抖，马儿便向柳树坪奔去。为避免意外，陈贡爷和家人在窨子上一住就是18天。直到知县从延安府搬来清兵的洋枪队，打散了“硬肚”，保安才又恢复了秩序。
    又三年，哥老会起义，从西而来，烧毁了县衙。
    又二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县政府迫于世事动乱，废城难守，搬上永宁山寨。不堪负重的农民3000多人，勇敢地包围永宁山，抗粮抗税。县长面对众怒，不得不答应了权力范围之内的减免。
    陈贡爷到了永宁山寨上，继续教书育人，但是永宁山寨窑洞潮湿，门外就是悬崖，极为不便，更不是妻儿安居之所。社会危机，土匪猖獗，农民起义频发。为防匪乱、保护家小，陈贡爷和附近的赵家、尚家、王家以及东山上的住户协商，共同在驼梁上修建寨子。利用驼梁地势，斩挖而下，形成了高四米的土墩，其上十亩有余，筑了二十几间木房子，陈贡爷的家人和当地七八户人家就此常年居住在了山梁高高的土寨子上。寨子外是牲口棚圈，开辟了菜园，吃水吆毛驴去东沟里驮。天气暖和时，居住寨上尚好。冬天时北风劲吹，室内冰冷，居家生活寒苦无比。
    这期间，“县学”改办为高等小学堂，除了陈贡爷，还有一个从西安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叫李子才。课程也改革为新学，陈贡爷教国文、历史、写字；李子才教算术、地理、音乐。学生增加到三十名人，永宁山寨门外的老爷庙就是教室。两位教师，由陌生到熟悉，由尊敬到密切。陈贡爷的品德和深厚的学问，让李老师佩服；而李老师的新知识和进步思想又极大地影响了陈贡爷。俩人经常彻夜交谈，忧心国家未来，论说人生前程，交流《东方》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感受，暗淡的油灯下，他们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尤其是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优秀少年，进入高等小学堂读书后，使学堂气氛十分活跃。经过几年的学习，于1921年冬天毕业，民国县政府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之后，他们相继考入了榆林中学，走上了革命之路。
    永宁山高等小学堂越办越红火，教师不断补充增加，陈定邦由校长转任为教育局长。虽然他是清朝的贡爷，但思想一直与社会保持同步，积极拥护革命，支持进步势力，经常和参加革命的学生保持联系。并且给县长推荐榆林中学毕业后的王子宜、赵耀先等共产党员到学校任教，得以使党团组织在永宁山上秘密生根发芽。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天，保安县“硬肚”和安塞县哥老会，组织三百多人围攻永宁山县政府，要求减免羊税，被国民政府警察队打散，将辑拿回来的部分本地人，施以五十大板之刑，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哭嚎连天，缴纳罚款后，才被家人从永宁山上的监狱里抬走。事后，警察局长接到哥老会“捎话”，才觉着惹了众怒，安全不保，主动调离了。
    警察局长职位空缺，谁来担任?
    县长想让一位巡官升补，认为此人吃钢咬铁，能够依靠。但是，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举荐陈定邦，说老先生满腹智慧，公道好义，百姓中威信甚高，在陕甘两省影响大，最有能力稳定社会秩序。
    由此，陈定邦从教育局长转任警察局长。
    长期教书育人的陈老师，想不到命运又遣使自己管理土匪出没、兵痞袭扰、民怨载道的社会治安。别人看来这是个好差事，可他认为就是出力不讨好。社会好比一个大伤口，已经溃烂化脓，要结疤愈合，没有大手术不行。孙中山先生给社会动了一次手术，时间很短就在野了，之后，大总统像走马灯似的换，无法去腐生肌，社会依然民不聊生。
    时在初秋，接到乡里传来消息，吴家湾聚集了几百人的“硬肚”，又要攻打永宁山国民政府。县长立刻召见陈定邦，要求警察快速出击，驱散“硬肚”，将萌芽中的暴乱镇压下去。
    陈定邦家在乡村，知道农民苦衷，给县长进言说：近十年来，屡次农民“闹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遭逢天灾，干旱无雨吃不上饭，得不到赈济，不得不找活路；二是人祸不断，苛捐杂税太多太重，百姓危难，不得不“闹事”。还讲到民国十三年“硬肚”围攻县政府的事，靠枪杆子压下去，实质问题没有解决。
    陈定邦又说：保安是穷乡僻壤之地，收入来源就是羊子，税费太重，农民负担不起，这次压下去，下次还会闹，应考虑给予减少税费。
    县长摇头摆手，说：减不减免皇粮国税，上面说了才算数。反正你想法子先把“硬肚”打散，不要让事态扩大。
    第二天，陈定邦骑了一匹马，独自下了寨子。沿周河而上，路过杨家城时，几个农民很客气地向陈定邦问安，当知道要去吴家湾找“硬肚”时，脸色大变，站在路中间劝阻：万万不能去!听说有几十个外地的大师做主，念咒语、吞神符，练刀枪不入金刚身，乱得厉害，你一个警察局长去了，还不把你活吃了?
    陈定邦仰天哈哈大笑，谢过他们的好意，马头一偏，继续前往。进了麻子沟，看硷畔上坐了几个农民啦闲话，上去讨水喝，农民认出了陈贡爷，都围过来问长问短、问世事新闻。陈贡爷就反问吴家湾的事，村民七嘴八舌地说，又闹起来了，聚了几百号人，整天练武，要和民国政府打仗，乱了，乱了，世事又乱了。
    陈贡爷说乱不了，有我呢，我现在就去把他们赶散。
    啊!!!村民们愣住了，半天才缓过神采。纷纷说：人家正等着收拾你们警察呢，你赶快返回吧。前几天，“硬肚”把一个骑马带枪的年轻人砍死了，你千万不能去。有几个老头，就拽住陈定邦的胳膊不让走，红了眼圈，好言劝说。
    陈定邦拧了眉头，甩开拉扯，抱拳致谢，策马而去。进了沟掌，翻山上了高梁村，已是晌午，这里距离吴家湾不远了。陈定邦记起这里住着自己的一个学生，径直骑马进了院子。学生一看是老师来了，意外地睁大了眼睛，赶忙迎回家里，舀黄酒，炒鸡蛋烙饼子。
    学生看老师吃饭，十分不解。“硬肚”正闹事呢，怎么警察局长一个人到这里来?就小心地告诉说：吴家湾聚集了几百名“硬肚”，扬言要打开县政府，活埋县长，为穷苦人找一条生路。
    陈定邦说：他们凭什么本事打开永宁山寨呢?胡闹!那是一条死路。
    学生说：老百姓讲“硬肚”练就了武艺，尖矛真的戳不烂肚皮，恐怕子弹也奈何不了他们。
    什么刀枪不入?荒唐!我就是要去会会这些莽汉，打县政府就是送死，拿性命当儿戏!
    陈老师，你六十多岁的人了，绝不能去。自古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咚一声，跪在地上，拦住陈定邦的去路。
    陈定邦摇头慨叹：我不驱散他们，这些莽汉和民团、警察队一交锋，就会被洋枪打死很多人。都是乡里乡亲，活生生的命啊，我不能看着他们送死!说着，抬脚欲走，被学生使手挡住；跨步，又被学生用头顶回。于是脚一跺，扬起马鞭将学生打翻在地，走出了窑洞，回头叮咛说：如果我出了意外，麻烦你给我收一下尸。如果我驱散了他们，今晚我来你家喝酒!
    在山路上纵马飞跑，一个多时辰就赶到了吴家湾。吴家湾村坐落在一个大山弯里，两层错落的土窑洞一溜排开，住有几十户人家。村口的崾崄是一个天然的大平地，聚集了二百多人，个个头上缠了黄裱纸，腰扎黄布带，在锣鼓的节奏中哈哈练功。
    远远地，山梁上“硬肚”的哨兵就看到一匹快马掀起一路黄尘，向村里奔来，赶忙用铜唢呐长号，给村里发出了信息。转眼之间，陈定邦已经策马到了村头，“硬肚”有些不知所措。有人说来人是陈老师，有人说是警察局长，有人间带队伍了吗?还有人喝令砍死他!十几个穿黄马褂的首领，挥舞着刀枪，吆喊众人围了上来。
    陈定邦骑在马上，脸色从容而冷峻，环眼冰凉地扫视过人群，看到了几个认识的年轻人，也发现几个面孔熟悉的壮年汉子。面前，大刀片子在午后的太阳里闪耀着白森森的寒光，一些人仇恨地叫喊着，急步走到马前。
    陡然，枣红色大马立起前身，凌空嘶鸣一声，又重重落在地下。陈定邦伸出大手，在空中压了压，洪亮地说：你们惊慌什么?我一个人，没有带洋枪队，我们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死我?
    少数的几个声音说，警察欺压我们穷人!
    陈定邦豁然大笑：我知道你们都是穷苦人，想寻找一条活路，我也知道你们想改变这个社会，我都能理解。可是，你们能变得了吗?你们对自己有把握吗?你们考虑过家人和孩子吗?
    神灵保佑我们刀枪不入，你们的洋枪队我们不怕。人群响起了“刀枪不入”的口号声，一浪一浪地在山梁之间回荡。
    一些人又叫嚷起来：警察头子，你少啰嗦，快快下马受死!
    我既然来了，就不怕死。我一老头子，热心好义一辈子，死了也无所谓。各位头领，你们不相信，可以问问你们中间的保安人。
    人群嘈嘈，起先有几个细细的声音说：陈贡爷好名望；接着很多人杂乱地褒奖陈贡爷。
    陈定邦大声说：凡是保安人，到我马前来，我想给你们说几句心里话。外地的朋友，请你们也听听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许多的人挤在马前想听个究竟。陈定邦说：眼看庄稼熟了，庄农都在准备秋收，你们不急吗?谁给你们收割呢?谁又愿意庄稼折损在地里呢?你们很年轻，日子长着呢，你们统统散了，回家吧，实实在在过光景去。你们在这里吆喊着吃饱了，你们的婆姨娃娃有饭吃吗?
    人群又一次静下来。
    突然有声音说，打这个糟老头子。顿时，一柄长矛直直刺来，陈定邦敏捷一闪，左手抓住矛杆，右手马鞭劈下去，啪的一声，穿黄马褂的人应声倒地，脸上被抽出一道血印。马鞭又在空中甩了几响，人群退出几步。
    看看，什么刀枪不入，全是骗人的把戏。真的和洋枪队打仗，你们必然死伤无数，你们再看——陈定邦左手将长矛一转，铁尖朝外，刺在那个穿黄马褂人的肩胛上，顿时鲜血直涌。
    陈定邦喊道：娃娃们，你们上当受骗了。相信我的话，保安后生跟我走，回家吧。
    刚才那一幕，众人看到了，纷纷质问头领：我们的神功哪里去了?几个头领见势不妙，挤开人群狼狈而逃。一场荒唐的“硬肚”起义，被陈定邦轻松地解除了。
    民国十七年西北数省大旱，颗粒无收，导致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现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这年春天，刘志丹参加了共产党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回到保安给曹力如、王子宜传达了积极开展“兵运”、建立革命武装的会议精神，商讨后决定：夺取县民团领导权，把这支武装力量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于是，他们在绅士和群众中做舆论鼓动，宣传刘志丹的能力，联名上书请求改选团总。又向县长崔焕九揭露团总路登高贪赃枉法、苦害百姓的罪行。一时间，引发了激烈交锋，一些与路登高结为死党的豪绅出面干涉，给县长抗议，说：刘志丹是共产党，不能让当团总，当了团总所有的枪支就保不住了。在这改选与不改选的的关键时刻，陈定邦站出来，出面给县长说：刘志丹上过黄埔军校，带过兵，打过仗，是少有的人才。刘志丹若把枪弄走，我全家人担保赔偿。陈定邦以自己的威望和铿锵有力的担保，才压下去了邪气。县长当即表态：同意改选团总。经斗智斗谋的投票选举，刘志丹、曹为如当选为正副团总。上任后，抓紧时间整顿民团，废除流氓习气，加强纪律教育，把民团改造成了共产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1930年春天，刘志丹准备打入陇东民团搞“兵运”，借助国民党的给养发展共产党的武装，从芦子沟家里拿来一支手枪，又拿了陈定邦买给驼梁寨子上防卫用的十三支步枪，很快在吴起一带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伺机兵变起义，结果被张廷芝打散而失败。之后，到陇东其他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几次遇险，遭到通缉，骑一匹白青马返回保安，悄悄住进驼梁寨子暂时避难。驼梁寨子最安全，一来陈老师在民国县政府任职，无人注意。比较安全；二来驼梁寨子孤立在山上，不会走漏风声。陈老师嘱咐家人：景桂(刘志丹的字)是个干大事的人，现在有点不顺利，你们要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就像对待咱们自己的侄儿一样，不要对外人说。
    在驼梁寨子的几十天时间里，陈老先生每星期都回家，与刘志丹小酌，畅谈天下之事，对改造旧世界、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道理积极赞同。还密约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人到驼梁寨子与刘志丹开会，商讨革命活动。刘志丹决定奇袭甘肃太白镇陇东民团，夺取枪支，创建真正属于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于是，和曹力如、王子宜、刘约三、芦仲祥、马福吉等多名共产党员商议后，把“兵运”时失散的骨干力量集合起来，从曹力如的县民团中选拔20多名带枪的骨干团员，从陈定邦的警察局中借用20多匹马，还向群众借了多匹马和枪支，在石峁湾进行一番军事训练后，打着“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以商借粮草为名，开抵了太白镇，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击毙了团总，击溃了民团，夺取长短枪60多支，骡马70多匹。就此，回到瓦子川，创建了南梁游击队，西北第一支红色武装就此诞生了。
    队伍很快壮大到200多人，武器短缺，经费无源，周围都是国民党的部队或民团，活动受到限制，供给异常艰难。那年的除夕之夜，刘志丹带游击队在一个小村庄里，凑合着吃了小米饭，就算过了个年。寒雪飞飘，大地茫茫，好多人在露天里趷蹴了一宿。刘志丹决心改变处境，一边派马锡五筹集粮草，一边派人向大户人家借钱买武器。
    正月里，刘约三带着刘志丹的亲笔信和500大洋的借条，来到驼梁寨子，给陈老师说了部队的困难，需要枪支武器，恳请老师帮忙。500大洋对陈老师来说是个大数字，他的薪水有限，租赁的土地又收不到几个钱。但是，想到刘志丹派人来借钱，一定是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动员家人，把儿媳妇结婚时的私房钱都拿出来，凑够了500大洋。
    想不到，游击队这次买武器，发生了意外。
    刘志丹派刘兆庆到山西太原，与保安籍富商李林芳接洽，秘密购买了枪支后，运过黄河，到了镇川堡，被国民党缉私队查获，刘兆庆给曹力如等人告知消息的密信也被收缴。陕北国民党军阀井岳秀十分震惊，立即命令驻扎在保安的高玉亭营抓人。当时，正是保安城七月物资交流大会之际，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曹继之、高景山等五人被捕，押往延安。
    这五个人忽然被抓，全县上下震动。陈老师心急如焚，他们都是自己亲手教过的学生啊，出了这么大的闪失，凶多吉少。而且，这些人的家属哭哭啼啼，还有曹继之的父亲、旦八民团团总曹俊章也抢天骂地，相继来到永宁山县政府打探消息，找陈定邦商量救人办法，决定先火速派人到延安找关系，摸清被抓的具体原因。同时，派人通知在南梁打游击的刘志丹。
    很快，去延安的人回来了，说已经转押到榆林受审。
    大家想到曾在保安当过县长的贺明堂，已经调至榆林任职，也是刘兆庆的亲戚。过去贺明堂和陈定邦老师是知心朋友，利用这层关系救人，希望大，家属们恳求陈定邦老师出面，去榆林想办法把孩子们从监狱里捞出来。陈定邦老师急忙给榆林写信，请求尽快救人。回信说：此案有关枪支，重则“通共”罪，轻则走私枪支罪，已列入要案审理，暂时无法通融，待后设法相救。
    这时候，刘志丹得到消息，和陕北特委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特委团书记马文瑞到榆林中学，找到正在上学的志丹籍学生曹士荣、曹成业(曹继之胞弟)，贿赂有关管事人，到监狱里探视，串通了口供，为以后的营救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虽然，他们经受了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由于口供一致，国民党军法处无法定性，只能继续关押。
    1931年秋日的一天，曹俊章骑马奔到永宁山，拿出儿子曹成业捎来的密信给陈定邦看，满脸喜悦地说：有救了、有救了，只要买枪的案子定不了性，就能想办法保释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贿赂不动的人，衙门里的人哪个不爱钱?我有的是钱，一定要把儿子赎出来。说着，又摇头忧伤地说：我儿子一定被人家拷打得不成样子了。革命革命?连自己的命也保不住，还能闹成什么大事!
    曹俊章埋怨了一番，央求陈定邦出面，到榆林想办法保释被关押的人。陈定邦也很心急，安排了几件公事，向县长告了假，带了不少银两，和曹俊章、赵耀先的父亲一起沿周河而上，经靖边前往榆林。
    到了榆林，他们的心情是七上八下的。贺明堂在街道上的一家僻静的小饭馆里，热情地款待了陈定邦等三人，表示立刻找军法处的熟人，想办法，能够通融保释。
    陈定邦他们三人在旅馆里等了两天，还是没有消息。曹俊章急躁地咕咕地喝烧酒，三喝两喝，黑脸红了，就有些醉意，粗言粗语地开始骂儿子不争气，看不清方向，尽瞎闹，惹了事把自己也赔进去了。骂着骂着，有些声大，没完没了。
    陈定邦就来了气，在床上正了身子，浓眉一皱，恼怒地低声呵斥曹俊章：你喝了几口尿水子胡吆喊甚呢?窗外有耳，快快闭上你的臭嘴，乖乖坐下!
    曹俊章在保安是个人物，旦八民团的团总，手下有几十号人、几十条枪，有钱有势，自负聪明，做事残忍。但是，对陈定邦是毕恭毕敬的，无论学问、还是人品、还是威信都无法相比；其次，他的两个儿子曹继之、曹成业都是陈定邦的学生。
    听陈定邦呵斥自己，一愣，又一醒，慌忙勾了头，坐在自己的床上生闷气。陈定邦又接着训斥：你儿子没错，这些娃娃都没错，他们的抱负大着呢，将来比你我都有出息。你骂什么呢?你不也支持过他们革命吗?你不也希望过安宁的好日子吗?
    曹俊章连连摆手告饶。
    第三天，贺明堂来到旅馆，情绪低落。找关系、跑门路，都碰了软钉子，说这是上面抓的要案，虽然审不出来给共产党买枪的口供，也没有证据认定他们就是共产党员。但是，从陇东反馈的信息，这五个人和刘志丹是有联系的。案子一时半刻难以了结，现在谈不到保释。
    贺明堂又讲，大老远的来到榆林，想办法探视一下娃娃们还是能办到的。经过银钱开路，打通关系。几天后，陈定邦等三人被特殊安排，悄悄进了监狱会客室，见到了这几个“危害民国嫌疑犯”。一个个戴着脚镣，衣服上血迹斑斑，握着陈定邦老师的手热泪盈眶。曹继之见到父亲，倏然泣不成声，父子俩搂在一起，只哭不说话。赵耀先见到父亲，感到自己的事让老人憔悴了，反而不停地安慰老人。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陈定邦和曹俊章去榆林想方设法救人之时，驼梁寨子出事了，出了大事。
    驼梁寨子孤立在山梁之上，也很显眼。土匪打家劫舍，兵痞掳掠抢夺，目标就是寨子或崖窑，他们认为寨子上要粮有粮，要钱有钱，住着大户人家，不会一无所获的。正是秋天收庄稼的季节，从杏子河川过来一支队伍，拉拉溜溜100多人，不像是土匪，土匪没有这么多的人啊。可是衣衫形形色色，枪支各式各样，还有人扛着刀，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哼哼晋剧调子，有的还破音直嗓地唱河南梆子，他们出了孙岔沟，先围住芦草沟窨子攻打。芦草沟窨子在高高的悬崖上，吊桥的木板一抽，绝壁无路，手榴弹也扔不上去，折腾了半天，只能离开。到了柳树坪，发现了东山上的土寨子，队伍来了精神。
    这支队伍成份复杂。半年前，师储杰带着他的民间护商队，在黄河边给贩运大烟的商队进行武装保护，由于国民党军队查得严，接不到活，无路可走之时，遇到晋西游击队，听说子午岭上有举着红旗、打富济贫的南梁游击队，于是一起向西行动。
    他们不了解驼梁寨子上的人和事，也不知道陈定邦是支持刘志丹的，围住驼梁寨子，呐喊叫门。寨子上的人一看，这么多的“土匪”，又是吆喊，又是打枪，吓得再不敢露面。师储杰让大家背了好多的糜草，堆在寨门上放火烧，喊道：攻下寨子，打富济贫!
    糜草和干柴的烈焰，腾起半空，熊熊火舌随风舔食寨子上的房屋，大有吞没之势。寨子上的人慌了，舀出水缸里不多的水，使马勺往火焰上浇，杯水车薪，越浇越旺，一片哭天喊地，又害怕寨子破了遭欺辱。女人们慌忙给自己脸上抹锅黑，弄得又脏又丑，面目全非。
    不多时，寨门被攻开了。一群人冲上来，到各个瓦房里搜寻。当撞开陈家两间朝南的大瓦房，只见房内摆设与其他房间迥然不同，木柜油漆光亮，炕上摞着很多的被褥，干净而崭新。就开始翻箱倒柜，掳走了藏存的衣料、被褥和夫人的银首饰，还从米柜里掏出了一捆银元。
    陈定邦的夫人搂着两个儿子，依偎在炕上，看着这些人掳掠，极其伤心，又哭又骂：你们出去!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算什么本事?有胆量和民团打……
    此时，骂也不顶用。为首的一个大胡须人，把钢刀片子在炕沿上摔得啪啪响，黑着脸，观看两个孩子。一把揪住陈定邦的大儿子陈宝善，用力拉下了炕来，这孩子却站不起，被踢了几脚，陈定邦夫人扑过来，大哭：孩子是个瘫子，你们也欺负，太狠毒了……
    陈宝善从小跟父亲读书，聪慧贪玩，经常挨戒尺，可是学业出众，二十岁上读完高等小学，欲考榆林中学。那年暑假，雇佣的羊倌家里有急事，陈宝善代替牧羊。正三伏天气，炽日灸烤，热浪难耐，中午时分他在树荫下挖了一个坑，用土埋了双腿，解暑，不知不觉睡了半个下午，黄昏时分，牧羊狗汪汪地把陈宝善叫醒，羊群早不知去向，想爬起来，两条腿动弹不得。家人找来，抬回去放在暖炕上，用被子捂了，三天后下半身还是没知觉，请医生药蒸、扎灸、吃药，没有丝毫作用，就此双腿瘫了，佝偻在地上，只能用手抓着双脚走路。
    当大胡须一看陈宝善双腿细朽，就松了手，扑上炕拉陈定邦的二儿子陈宝华。陈定邦夫人死死搂住不放，一边骂，一边用小脚踢，她一个弱妇人哪能敌了壮汉，陈宝华被拖出门外，被一杆人推搡着扬长而去，摔下一句话：拿五百块银元赎人!
    天啊，大儿子瘫了，就看健全的小儿子扛起家业，现在又被拉了“票子”，有个闪失怎么办啊!陈定邦夫人捣着小脚追在半山腰上，终是撵不上，软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她被邻里掺扶回寨子后，冷静下来，想到县城的国民党保安团，准备给张志英送信，央求出兵相救。又一想，前些日子，张志英团和县政府民固，在东岭土门打仗失败，狼狈而退。又想，过去许多土匪“绑票”，都是要钱不要命，赶紧让邻居连夜翻山去石峁，给族亲传消息，让想法子赎人。
    这支队伍路过杨城，又把一个韩姓小伙子拉了“票子”，绳索没绾牢，半路上给逃脱了。队伍在白沙川吃了饭，连夜翻过陕甘分水岭，驻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一连几天，他们对陈宝华不打不骂，给吃给喝。晚上，将他装在毛口袋里，让蹲在地上睡觉；白天，队伍出去打富济贫，让他给白发伙夫搂柴、洗涮、干杂活，门外由哨兵看守。
    陈宝华也是机灵的人，白天除了院子里的哨兵，就他和伙夫俩人，他又是卖力干活，又是对伙夫大叔大叔地叫，闲来装烟递水，讲三国和水浒故事。伙夫发现小伙子有文化，朴实大方，父亲又是拔贡，正去榆林监狱保释被羁押的学生，心里就有了同情。
    老伙夫问：你为什么不跑?
    陈宝华愣了一下，心里明白了。朝门外努努嘴，低声说：人家有枪，我怎么跑……再说，离家那么远，我身上一分钱盘缠也没有……
    伙夫笑了笑，从炕上的被子下抓出了一把女人头上的银首饰，塞进陈宝华的兜里，说：娃娃，你跑吧，你妈妈一定急坏了。哨兵晒太阳，迷迷糊糊的。你装着出门搂柴，他如果醒着，你就搂一抱柴回来。他如果睡着，你就悄悄向坡下的梢林里钻。
    陈宝华的心狂跳起来，紧张地出了窑门，侧脸一看哨兵，正打鼾声，就溜下坡，钻进了梢林，窜下沟底，不顾密实的树枝树干，抱了头猛跑。昏头胀脑地跑了很久，天色开始擦黑，他的双腿实在跑不动了，胸腔似要炸裂，既怕后面有人追来，又怕遇见野猪和豹子。跑得跌跌撞撞，跑得黑水汗脸，爬到山腰间一处天然石庵里歇息，无意间，眼睛向前方一看，不由大吃一惊，脑袋轰隆作响，怎么跑了半天，还没跑出去呢?那两棵高高的大杨树，一棵树上有两个喜鹊窝，另一棵树上有一个喜鹊窝，就是那个院子啊，正黑糊糊地站了很多的人。陈宝华不敢吱声，在这个石庵里，渡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一夜，第二天黎明朝着家园的方向急行，辗转回到了保安。
    陈定邦从榆林回到家里，悲喜交织，思来想去，就此辞掉了警察局长职务，回家务农，开始了农耕的安稳日子。对孩子们说：当今社会动荡，还是做穷人好，穷人平安，平安就是福。从此，陈家不收租子，还把过去租户耕种的一部分土地就此给了租户。租户们感动之余，知道老先生不懂农活，将碾打好的粮食给陈家送去，陈老先生一概谢绝。
    第三年，也就是1933年，经多方营救，71岁的陈定邦又去榆林，与贺明堂出面联保，王子宜、赵耀先、高景山、曹继芝等四人被释放。
    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吴起镇，打过“割尾巴”战役之后，中央机关和领导人顺周河川而下，路过保安城，陈定邦老先生作为开明绅士，在县城的欢迎大会上，代表群众进行了拥护革命、支持红军的演讲。
    第二年夏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选择保安定都，陈家腾出了县城的几孔窑洞。红军大学二科在陈定邦老先生居住的柳树坪村办学，陈定邦老先生又动员家人和邻里，积极给红军大学二科提供方便，带头让出七八间房子，腾出五六孔窑洞，还捐出水桶、灶具、木板等，使二科在办学上获到了很多的便利。
    入冬后，陈老先生患病，卧床不起，毛泽东知道消息后，说：陈老先生对西北革命有功，对我们中央红军也有功，是觉悟很高的文化人。指示警卫员贺清华和县长刘景范，用他的生活津贴，买点补品，代表他去看望一下老先生，并转达问候。
    第二年夏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陈定邦老先生辞世而去，享年76岁。一个大德大智的人，默默地驾鹤西游了……亲戚和无数得到过陈老先生帮助的人，痛哭而来，柳树坪村里村外站满了人，葬礼异常盛大。
    我童年时，曾走上驼梁寨子。
    那时，学校让学生扎扫帚以勤工俭学，和同学们爬上前桥山，一路寻找扫芊，一直走到了驼梁寨子下。寨墙已在风雨中滑塌变形，险峻不在，但是庞大的土骨架依然壮阔。走上寨子，不见曾经的瓦屋和房舍，只是一片平地而已，生满了芦草，散遗了一些石头，岁月悄悄地藏起了所有的秘密，只留下空空荡荡。站在这里北望，山峦苍茫，周河川的大路上不见烟尘，周河水闪着白色之光，耳畔风声呜呜，天光一片空朦。
    中年时，我怀着对历史的敬仰，特意走上驼梁寨子，凭吊我父亲的老师，心情十分复杂。历史在许多人的涂抹中悠远了，过去的一切似乎被人们遗忘，大家只关心当世和未来的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以为拥有了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经验，可以傲慢地睥睨过去。也许我们的知识比前人多了，知道世界的新闻比前人快了，但从智慧和道德上来比对，我们离前人的差距真的很大，缺少了忘我济世的品格，也鲜有急公好义的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