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下，从红都瑞金转移，开始了寻找新的落脚点的艰苦长征，历时一年多的磨难，饱受血雨腥风，终于进入“硕果仅存”的西北苏区，抵达了赤安县吴起镇，终于回到了红色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骑兵尾追不放，气焰嚣张地要消灭这支衣衫褴褛、疲弱不堪的队伍。彭德怀采取诱敌深入策略，在吴起镇山川间布下了伏击圈，指挥红军打胜了一场漂亮的“切尾巴”战役，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千余匹战马，毛泽东异常振奋，给彭德怀写下了六言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看了诗稿，胸襟博大而谦虚地提笔，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就此，赤安县政府发动群众运送粮草，保障中央红军供给。长途跋涉的战士们欢欣鼓舞，可以吃饱饭，睡个安稳觉了。
    当年，时值白霜铺野、寒气滋生的季节，中央红军在吴起镇暂短修养后南行下寺湾，和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联合作战，毙俘国民党东北军五千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之后，去瓦窑堡驻扎半年多时间，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逐渐，红军和东北军高层悄悄接触，达成了秘密统战关系，进而还商谈了组建“国防政府”等事宜。由此，中共中央少了一个对手，而多了一个朋友，在陕北基本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后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让中国革命的命运发生了大转折，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由坎坷走上了光明在前的坦途。
    蒋介石为了剿灭红军，亲自到西安督阵，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严令东北军北上夺取瓦窑堡。东北军将此情报及时传抵红军。为避免双方冲突，党中央决定撤离，将目光锁定了志丹县，派杨尚昆带工作队先期进入，不是安排移住事宜，而是安排定都，历史就此给予了志丹光荣和辉煌。
    志丹是刘志丹将军的故里，红色政权牢靠，群众基础甚好，又是苏区最适中的地方。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机关进入志丹县城定都，曾经荒凉破败的山城顿时有了生机，到处是往来的红军，忙碌地打扫废弃的石窑洞、半崖的石窨子、街道的破房屋和各种烂庙，凡是可以遮雨的地方都住了人。驮运物品的骡马成群成队，散在荒草地和河滩上觅食。军号声打破了这里的寂静，晨昏之间县城上空飘荡着机关干部和战士们高昂的歌声。很快《红色中华》报向世界宣布这个消息，在“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的文章中，说了四条理由。先后，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都相继来到志丹山城，包括被称为红军“四老”的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这块热土曾经封闭荒僻，因为奠都而光芒四射。
    党中央在志丹山城先后召开了二十一次政治局会议，指挥了各路长征红军在甘肃的三军大会师；正确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接待了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丁玲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来到这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工作者成立大会，毛泽东为奔赴前线的女作家丁玲女士写下了《临江仙》一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上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志丹期间，诗人毛泽东，经常在晨昏之时散步，用手指梳理他的长发，构思国家未来的锦绣诗篇；也会在周河边，听着山里林涛，用政治家的卓越才能，深入思考内外之患的中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会独坐在城墙顶上，智慧地给对手设置一个个失败的陷阱。他也一定经常走上山梁，凝眉远望五湖四海，无数次探寻依靠人民实现国家解放独立的最佳答案。
    漫漫长夜，在毛泽东那里是短暂的，油灯一柱，往往伴着启明星，在写作的激情里迎来东方的黎明。看看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在蜡烛摇晃的光线下接受了斯诺的重点采访，就会发现所有回答都是高屋建瓴的，思维睿智的，胸怀四海的，不愧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他的韬略、志向、还有滚滚涌动的学问，着实让天下人惊叹，也赢得了党内同志的尊崇。那时，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集体领导中的核心人物，他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影响和指导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
    虽然生活清苦，但战友们风雨同舟，团结如一，同甘共苦。机关里的同志在缺少蔬菜和粮食的情况下，到山里挖起苔的苦菜吃。一次，警卫员贺清华在周河洗衣的时侯，看到很多泥鳅，逮回去告诉毛泽东有鱼吃了。毛泽东很高兴，让警卫员先把泥鳅养起来，等两天后周恩来回志丹城一起吃。周恩来风尘仆仆从安塞而来，带给毛泽东最喜欢的香烟，俩人在石窑里吃了炒泥鳅和烩泥鳅。在那个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知己领袖，肝胆相照，关爱对方，通过吃泥鳅，让我倍感他们之间的真挚和深切情意。
    毛泽东严于律己，喜欢贴近群众，外出散步时与普通战士以及老百姓随意交谈，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疾苦，倾听大家对中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实事求是地看待当下的徘徊，又能符合实际地开辟苏区，还智慧而乐观地决策未来。清苦的生活不能消减他的博大胸怀，曾给美国记者斯诺吟唱了《辣椒歌》。他的乐观主义情怀，感染了很多人。斯诺完成采访，离开京都志丹时，心里很难过，“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他把书名定为《红星照耀中国》，倾注了他最多的愿望和感情。
    由于国民党封锁，京都缺医少药，生病的同志只能硬扛，扛过去了就会活着，扛不过去就会遗憾而去，生离死别是经常发生的。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郭滴人感冒并发了肺炎，遗憾地去世了。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高烧不止、昏睡不醒，每天只喝一点小米汤，完全靠自己的体力摆脱了病魔，但瘦得不成样子。金维映生下了一个男婴(即李铁映)，身体异常虚弱，又没有奶水哺喂，中央又派遣李维汉去盐池一带从事统战工作，只好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七天寄养给当地人家。
    冬天来临时，机关的同志们处在寒凉之中，警卫员看到毛泽东长时间伏桌写作，冷得双腿打颤，就自作主张去供给处领了木炭和火盆，不想毛泽东严肃批评：“现在不到生火盆时间，大家都在遵守纪律，我怎么能搞特殊呢?把火盆退还供给处!”尤其，红军大学一科宿舍是没有门窗的崖窑，挂上草帘子挡风，每个周日都去山里打柴，于简陋住处生火取暖。虽然艰苦，但他们具有卓越的信念，“虽然过得是石器时代的生活，却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一期红大学员将要毕业奔赴前线，毛泽东在大杨树下的操场上，向学员讲话说：“我送给你们一根打狗棒，就是四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志丹是福地，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和统战工作方面接连取得胜利，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胜利的验证，他由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吴起镇政治局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变为现在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形势发展越来越好，党中央告别京都志丹去延安时，毛泽东将千言万语凝聚为一句话：志丹是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