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哪个地方的衙门像保安县一样，被逼无奈，避居于险寨之上苟且?
    在西北，永宁山是红色革命武装斗争的源头，有哪一座山峰可以与之相比高?
    永宁山峰古称石楼台山，通体红石沙岩，岿然独挺，奇险陡峻，有洛水沿山脚蜿蜒。远看山峰，崖窑遍布，仿佛蜂状阁楼，空虚释怀，又恰似智者卧身酣睡。近前仰望，巍巍壁立，高仞千仗，杂树几丛。我曾在早晨，由北而南远望永宁山峰，光线阴阳交错间，峰头就是惟妙惟肖的卷尾狮子，朝南做扑跃之势。
    永宁山早在宋朝就被开辟为防范固寨，民众悬崖上挂绳索、錾洞窟，开岩为宇，插栈为路，防匪患兵害于未然。明成化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号令边民广筑岩窑寨堡，境内出现八百余处，甚为壮观。永宁山更是被大众首选，再凿再筑，呈上中下三层，每层各自独立，又有石阶内部相互串联。上层，踞顶部，小径最险；中层，处山体内陷之中；下层，院落数步，有暗井通洛河，可汲水取饮。
    在历次战乱中，永宁山安然无虞，从没有失守过。同治八年，湖南监生喻秉章来保安赴任知县，旧城衰败残毁，房舍尽焚，荒无人烟，又匪寇飘忽做乱，只好南下，寄居永宁山设署公务，招募衙役防勇，安集流落百姓。
    永宁山有水井，不怕围困，临危难自会消减。山顶设信号旗，换色报急；又有木炮，鸣雷警告附近乡民。多次在匪寇过路之时，寨上防勇伺机奇袭，搏其尾后，取马匹、夺粮驮、报雪恨。匪寇因之切齿咬牙，却奈何不得。史志记载：十一世纪完颜氏雄起北方，建立大金国，蒙古族也正在图霸天下，于是烽火再燃，元军在永宁山下打败了金兵。民国年间，保安山区依然不太平，国民党县政府离开县城，再次迁上永宁山寨子。
    永宁山之东是渐次起伏的红石峰岭，赭色延绵；其北，是河水大川，能遥看变异危情：其南，有弓形苍山环抱；其西，是耕种稻田的鹞子川，无名溪水常年流淌，又是商贸古道，可抵甘肃庆阳。
    我第一次面对永宁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时值寒冬，洛河结冰，西风凛冽，山峰枯瘦。一种无法抗拒的苍凉扑人心里。许多的岁月就在这样的时分里过去，许多的人和事也在这样的状态中失缺，唯山川可以永恒，为生计奔忙的百姓生也平常、死也淡然，尘埃一般走不出短暂的阴影。
    再一次走上永宁山，是在春深之际，百草怒发，石缝里竞相伸开嫩绿的叶芽，绝壁上有山桃绽放了白色的花蕊，极其亮眼，之后又有杏树在山顶上烂漫，红格艳艳地压了视野。生命在永宁山上是不死的，那些酸枣，那些枸杞子，那些山丹丹，那些不开花的草蔓，编织了一环又一环的细节，让永宁山十分的耐读。一群白的黑的山羊，漫过永宁山，在赤色的岩滩上觅食，好像棋子，点缀了千百年来圣人的智慧。想想，永宁山坐卧在群山和川道的回环之中，有如臂弯里探头的后生，抹眼看世界，别有滋味。看着白发农民背负了高隆的柴禾，走过永宁山下，脚步趔趄，脖筋贲涨，在生活的艰难里继续着劳碌，脸膛被夕阳耀红，犹如醉颜，我想烧酒对于他来说是稀罕之物，不可能醉里踏步，稳健而行。也许是那些直上的炊烟，让他兴奋了家的温暖，挣扎着前行。在那个黄昏里，我坐在路畔，看农人看山色，一遍遍地数着牧归的牲畜，感受时间的流逝。
    永宁山在二十纪初始的中国大变革背景下，犹如汪洋中的孤船，飘摇在风雨之中。一九一九年的时候，一位将要在未来走上中国革命大舞台的领袖人物，满怀理想，跨进了永宁山高等小学堂的门槛。这个十六岁的求学少男，名叫刘景桂，即后来的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将军。在永宁山高等小学堂里，刘志丹勤奋读书，接受了进步老师传播的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志救国救民，改变社会不平等现象，造福广大老百姓。
    永宁山寨子外的南坡，是老爷庙殿堂，永宁山高等小学就在殿堂里办学。学校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本地人陈定邦，清朝的文拨贡；另一位是李子才，从西安请来的老师。学生有三、四十名，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高景山是年龄较大的学生，学习刻苦，善于钻研。晚饭后，他们自觉地到永宁山的坡坎上，各自看书，或是背诵课文，天色模糊了才相继返回寨子里。刘志丹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学生，喜欢和小同学做游戏逗乐，经常用益智算术题考同学，什么：鸡兔同笼四十六，总共剁腿一百条，鸡兔各有多少?或者七斤葫芦三斤瓶，十斤香油要分均匀，往往就难住了小同学。有时同学们因为他的算术题争执不下，脸红耳赤，刘志丹就以裁判的身份平息大家的争吵，既肯定思路正确的同学，也鼓励差错的同学，将题一一解开，详细告诉其中的运算方法。
    刘志丹和一些同学在永宁山高等小学毕业了，民国政府的教育局长特意穿上长袍、套上马褂，带着毕业生进入孔庙，举行毕业典礼。毕业生个个穿长袍、套马褂、肩挂红带、头戴插上了金银纸花礼帽，对着孔子的牌位，点香烧裱，鞠躬拜谢。
    这时候，李子才老师期满要回西安老家。山保安交通不便，毕业的同学们捐资给老师买了一头毛驴，以免去李老师的徒步之苦，没想到生长在关中的李老师不会骑驴，惊惊战战，硬了身体僵坐在鞍子上，驴儿上坡或下坡，李老师就摔下来。刘志丹和年龄大的同学商量，老师一日为师，终生有恩，何况三年辛苦授道，必须以赤诚送老师还家。于是，他们几个亲送老师南下，有的牵驴，有的左右两边扶老师过沟壑、翻梁峁，蹚冰滩，呵护有加，让老师无比感动，深情地说：不枉保安三年，不枉作先生之苦，足矣足矣!徒步数日，直把李老师送到店头镇的大道上，相互挥泪，依依惜别，才返回永宁山，而每个学生的双脚都磨出了血泡。刘志丹和他的同学仗义有情，良心弥善，难能可贵。中国的师生情谊，或者是保安人的品质，昭然可见。
    那时候，保安县政府的税赋很重，羊头税：每只一元；血税：杀一头猪二元；畜牧税：大家畜每头五元；缠足税：每人五元；婴儿税：生一个孩子三元；地亩税：每亩五角；白地税：每亩二角；军需款不定数，随意收缴。穷苦百姓负担不起，就连富裕人家也难以承受。一些有威信的穷豪绅、哥老会人士暗中发动群众抗税。从榆林中学回家过年的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知道老百姓对税赋的极大不满，纷纷叫苦无法缴纳，很多人准备离家逃难。他们三人是群众心里“未来的于大事的人”，被称呼为“洋秀才”，很受尊敬。于是，在宣传进步思想的同时，鼓动群众抗税，要求政府体恤百姓，减少各项统筹款。一九二四年的农历三月三，保安县规模宏大的抗税运动掀起来了，本地穷人参加的“硬肚”与安塞哥老会合力，带领农民向国民政府叫板，五千余人把永宁山县政府包围了五天，要求县长王存寿和群众说话，否则还会有更多的人到永宁山死坐，高呼口号：宁愿在永宁山饿死，也不愿被税债逼死!最后，县长害怕事情越闹越大，只好黑青着脸下山，和群众见了面，答应免去全部羊头税。抗税运动刚过去，县长就下令缉拿闹事的一大批骨干人物，并要严办群众代表赵连壁，赵连壁闻讯后逃到甘肃当兵混日子。
    对此，刘培基老先生极为气愤，堂堂县长不体恤民情，对县府沉重的赋税行为没有悔过，反而报复群众，龌龊心肠让人齿寒，暗地里联系了十几个不怕事、敢说话、有身份的人，给陕北行署联名写信控告县长王存寿，想不到官官相护、沆瀣一气，不仅没有告倒王存寿，状子反而退给了王存寿。王存寿恼羞成怒，下令捉拿刘培基老先生和其他告状的人。县政府警察去金汤的路上，群众得知消息，飞快地告诉了刘培基老先生，先生迅速躲避，逃过了抓捕，流落他乡。后来，有几个绅士到永宁山说情，花了几百两银子贿赂王存寿之后才算了事。
    刘志丹在领导渭华暴动之后，回家乡的路上，意外地遇到了参加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家的曹力如，俩人既惊讶又高兴，相互问长问短，谈论到中国未来。沿着川道蜿蜒向北，上了永宁山寨。刘志丹和曹力如忽然出现在王子宜的窑洞里，王子宜借着油灯认清俩人之后，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泪花盈满了眼眶，兄弟般的挚友久别重逢，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刘志丹头戴一顶旧礼帽，脸庞消瘦，两眼炯炯有神。几年不见，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已经担任县府督学的王子宜意识到刘志丹、曹力如没吃饭，赶忙就吩咐做饭炒菜买酒，仨人在永宁山上彻夜未眠，激情澎湃，聊了一宿。
    当时的县长崔焕九，曾是刘志丹、曹力如榆林中学时的老师，县公安局长陈定邦也是他们永宁高小时的老师，自然得到重用，任命刘志丹为督学，曹力如担任高等小学校长。很快，他们在永宁山站稳了脚，在过去党团小组的基础上筹建成立了中共永宁山党支部，经过选举并报陕北特委批准，刘志丹担任党支部书记、曹力如担任组织委员、王子宜担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党员发展到九人，团员发展到十人。从此，保安的革命斗争迈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十七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志丹一带农民虽然惊慌，尚有存粮可以敷衍，盼望来年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天再次大旱，志丹多数农民吃完了余粮，支撑不下去，开始吃糠、捋树叶、挖野菜。对陕北广大地区来说，人们哭号连天，无法度日，一时间形成了背井离乡的逃难大潮，这一年无疑成了大灾之年，饿殍遍野之年、生离死别之年。陕北的北部，饥民蜂拥而起，冲进县城砸开官仓，疯抢粮食，又四散到乡里吃大户，川道里到处可见拖儿带女、肢体浮肿、有气无力的乞讨者，时有多病的老人倒毙在路旁，其景象骇人魂魄。甚至出现了“吃人肉以为食，炊人骨以为薪”的人吃人惨状。
    永宁山党支部立即讨论，决定领导难民，开展反饥饿斗争。刘志丹等人出面，要求县政府迅速成立平粟委员会，制止哄抬粮价；党团员积极行动，拉上政府的人到各村摸查登记存粮大户，责令卖粮必须按平价卖给百姓或赊欠给百姓；并强行收购了一批粮食，在饥民过往的大路上煮粥舍饭。王子宜、赵耀先、刘约三在西川掌握了刘老庄一个地主囤积有上万斤粮食，高价贵卖，抗拒平粟，就以为富不仁、见死不救为由，带着饥民挖出了窖藏在地下的粮食，为全县的反饥饿斗争打开了局面。党团员发挥核心作用，大肆给饥民壮胆鼓劲，“世乱法不乱，有钱无粮要吃饭”，三道川的饥民纷纷冲击有粮大户，有效地缓减了饥饿。群众把这些读过洋书、见过大世面、干过大事情的“官人”看成了救苦救难的亲人。
    为了加强永宁山党的力量，王子宜以保安山大沟深、文化落后为由，给县长建议到延安聘请些老师发展教育，县长立刻答应，派王子宜到延安招聘老师。借此机会，把延安支部安排的五名党员请回县里，其中刘作新(著名作家刘成章的父亲)、王化南留在永宁山任教。
    按照省委要求开展军运，武装割据的指示精神。永宁山党支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后决定：首先夺取地方民团的领导权，继而开展武装斗争，最终实行红色割据。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合法选举，是夺取县民团的最好办法。永宁山县民团有几十个人，十几条枪，现任团总路登高(路仰之)是本县的大地主，有钱、有粮、有势，县长都得让三分。路登高嗜好麻将牌九，斗大的字认不下一石，是个脾气不好的粗人，利用特权仗势欺人、贪赃枉法和老百姓结怨甚多，口碑很差。
    由是，党团员四处活动，大造舆论，没几天人们对县政府的议论流传开来：“过去是山中元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有了上过洋学堂，当过军官，参加过北伐，真刀真枪打过仗的人，比路登高强一万倍!”“放着人才不用，倒用些吃才。”这些话语成了大众的共识，回想团总路登高的所作所为，民众愈加不满。
    党员骨干鼓动乡里父老，联名给县长崔焕九递“条陈”：路登高文不识丁，武不服众，惯于鱼肉百姓，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对本职无所用心，以致民怨沸腾。值此兵荒马乱之年，为免贻误乡梓，请县长改选团总……县长看了“条陈”，联系外界的民声议论，加上平时对路登高骄横、贪婪、妄为的不满意，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有些绅士说刘志丹是共产党人，不宜当团总。这时候，进步绅士、警察局长陈定邦站出来担保，县长才同意了改选团总之事，拟定三日后在学堂进行公开选举。路登高听了，哈哈一笑，仗着自己有钱有权有势，十分放心，连日里请客送礼，收买人心，拉拢选票。
    永宁山党支部对路登高的活动了如指掌。刘志丹对这次改选团总作出了周密部署。选举那天，高小学堂被特意的布置了一番，气氛庄重肃穆，很多人聚集在学堂前，四周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尊重选举”“给刘志丹投票”“请选曹力如”。崔县长端坐太师椅，刘志丹和路登高分别坐在两边的木凳上，他们面前放了一个红色的投票箱。路登高为了选举获胜，花钱雇了一些绅士和打手前来投票。曹力如机智对付，也叫来几十名学生参加投票。路登高极力反对，刘志丹据理反驳：学生乃国民一分子，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更读书识字有文化，非不学无术之辈可论，而且代表家长投票，为什么不能参加选举呢?路登高哑口无言，崔县长觉得在理，就宣布开始投票。学生除自己投票外，主动帮助不识字的人填写选票，自然而然刘志丹和曹力如得票最多。路登高一看选举结果，涨红了脸，大为不满，叫嚷选举不民主。
    这时候，学校外面忽然锣鼓喧天。曹力如安排的人带着全副武装的团丁，高呼“拥护新团总”的口号，列队进入学堂院子里。面对此情此景，路登高彻底泄气了，崔县长当即宣布选举有效，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
    县民团的大权被刘志丹、曹力如执掌之后，废除打骂，严格军事训练，革除不良风气，民团面貌焕然一新。同时，调换了各区的民团团总，积极培养进步青年，永宁山党支部的党员达到了二十多人，各区学校也陆续成立了党团组织。
    那时候，黄土高原上的国民党杂牌军很多，军阀混战，大鱼吃小鱼，互相侵占地盘，拉队伍扩势力。刘志丹辞去了陕北特委军委主席职务，主动到国民党部队中搞兵运工作，争取建立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一九三〇年夏天，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正在招兵买马，承诺谁能拉起一连人，就给个连长，谁能拉起一团人，就给个团长。在永宁山党支部的帮助下，刘志丹拉起了人马，编为陇东谭世麟部骑兵第六营，驻扎在三道川，准备秋后起义。后来，谢子长策反土匪出身的周维奇，拉队伍离开宜川回到三道川，也被谭世麟编为骑兵第七营；同时在三道川驻防的还有张廷芝的队伍。三支队伍经过整编成立三个营，一营营长周维奇，二营营长刘志丹，三营营长张延芝。
    张廷芝一直想在洛河川独霸为王，其父张宏儒(时任军阀井岳秀部骑兵团团长)知道张廷芝又和刘志丹合作的事情，大发雷霆，骂张廷芝：“你不知道刘志丹是什么人吗?他是渭华暴动的主要人物，铁杆共产党人!你跟他合作，绝对没有好下场!”张廷芝说：我知道刘志丹不是非凡人物，就是怕他们发展势力，我们在洛河川就站不住脚了，只是暂时合伙，牵制他们。父子俩人密谋一番，决定对刘志丹的队伍下黑手，张宏儒叮咛张廷芝：“此举非同小可，一定要让周维奇上钩，把这个营的武装搞到手，洛河川一带就是张家的天下，我们跟红军较量也有了本钱。”因而，张廷芝回到三道川，用金钱拉拢之外，还用许配自己的妹妹诱惑周维奇，摆了订亲“鸿门宴”，缴了周维奇营的枪，收编了队伍。随后，张廷芝乘刘志丹去庆阳警备司令开庆祝大会空隙，忽然发动袭击，把刘志丹的二营打散了。得到消息后，刘志丹只得转回永宁山。
    张廷芝没有罢休，派出妹夫蔺士殿带百余骑兵，南下永宁山，扬言捉拿刘志丹、谢子长回三道川，归案法办，以除后患。蔺士殿是个土豹子，有勇无谋，没有见过世面，带着队伍强行闯寨。他没有想到永宁山民团是刘志丹改造过的队伍，早已准备好了应对的措施，当蔺士殿闯过寨门后，才发现自己是一个人，他的手下早让永宁山的团丁挡在了寨门外。又看见几杆枪对准自己的脑袋，顿时吓软了，脸色灰白。团总曹力如命令团丁给蔺士殿戴脚镣，押人大牢，改日处决。这一来，把个蔺士殿真个吓得魂不附体，勾着头连连求饶。刘志丹当着蔺士殿的面，痛骂张廷芝，警告蔺士殿小心脑袋开花。县长闻讯，怕惹出事端，慌忙赶来劝刘志丹和曹力如为永宁山着想，省点事，过去恩怨就此了结。碍于县长的情面，刘志丹担心张廷芝日后难为永宁山，就顺水推舟让步了。刘志丹考虑到夜长梦多，恐有变化，不利于永宁山民团，深夜时分从后山石崖上溜绳索下山，去绥、米一带寻找特委去了。
    刘志丹出席了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汇报了“三道川事件”发生的情况。陕北特委会议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待条件成熟，实行兵变，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刘志丹召集参与兵运的失散人员，马锡五、刘约三、芦仲祥、王廷玉、马福冀等相继来到永宁山区，恰巧参加兵运活动的共产党员杨树荣从庆阳回到了永宁山，还带来谭世麟的口信，希望刘志丹担任谭部骑兵第六营营长，发展势力壮大武装，还指示驻太白镇的陇东民团第二十四营全力帮助。这个消息让刘志丹眼前为之一亮：机遇来了，建立革命武装的机遇真的来了!刘志丹召集支部成员会议，谈了利用谭世麟消灭太白镇反动民团的想法，大家既吃惊又兴奋，经过仔细商量，周密设计，决定实施“太白夺枪”。
    先派出杨树荣去太白镇与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接洽，请求给予粮草筹备和住宿安排。又派人到仓沟马海旺处取回过去寄存的带有臂章、符号的几十套军队服装，请了几个妇女绣了一面“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大旗。
    当时缺枪缺骡马，就在县川向家户借了二十多匹骡马。曹力如把永宁山民团的十支长枪秘密拿出来，还把自己的手枪也给了刘志丹，每天挂个空枪套，塞点红绸子应付县长。刘志丹带队伍在白沙川进行战前训练后，抵达了甘肃太白镇，住在镇子东南李蒜客的烧坊里。
    当晚，在黄毓麟二十四营卧底的赵连璧，以借口看老乡的名义，到刘志丹住处汇报了二十四营的布防。太白镇二十四营共三个连，一百余人枪。面对敌众我寡的局势，刘志丹决定智取速决，布置了行动细节。十月一日清晨，在佯装和黄毓麟营长商谈粮草过程中，击毙了黄毓麟和副营长王凤珠。同时，芦仲祥在烧坊里缴获了赴宴的敌一连官兵枪支。敌二连听见枪声向山上逃跑，被芦仲祥带人打散。刘志丹的队伍带着缴获的枪支和骡马，离开太白镇去往林锦庙的路上，意外地俘虏了正在“串门子”的敌三连连长，将其连队的枪支和骡马也全部缴获。
    此次行动被后来的党史界称之为“太白夺枪”，共缴获长短枪五十多支，骡马七十余匹。刘志丹的队伍一路歌声笑语，返回到白沙川，开了庆功联欢大会。从此，组建了三支红色游击队，掀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崭新局面。
    陕甘边的红色武装和国民党针锋相对，斗争日趋激烈。永宁山党的活动也频繁起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将这一带视为“乱区”。一九三一年二月，国民党给保安县城派驻了一个营，营长高玉亭是个忠于“党国”的人，一到保安就密切注视辖区共产党的活动情况。
    这年六月，县政府派曹力如到县城筹备“七月会”。七月会是保安的传统物资交流大会，四乡八岭的群众趁农闲，吆上牲口，驮上特产，进城交易，热闹非凡，人们乐而留连，有唱大戏的，有“说书”的，设卖便饭的帐篷搭满街道，牲畜黑压压散了一河滩。城里城外人潮涌动，每次七月会大约十五天，是保安人狂欢的盛典。曹力如到县城刚着手筹备工作，就被高玉亭营扣留了，永宁山上的人还不知。扣留的当夜，营部马排长带了几个人下到永宁山，貌似大大咧咧，客客气气，似乎没有公务，但一笑一说不自然，气氛明显异常，指名道姓地硬拉了几个人打牌，彻夜不歇。
    第二天清早，赵耀先忽然敲开弟弟赵光前的门，说：情况不好了，川道里下来了好多骑兵和步兵，可能机密泄漏了，要抓人。还将两包党的文件交给赵光前，让其赶快烧掉。赵光前立刻攀上窑背，进入另一间僻静的石窑里，把文件投在炕洞里烧，纸厚烧不着，又手忙脚乱地掏出来，撕碎，投入炕洞再烧，时时担心马排长上来搜查，一会儿到门边探望，一会儿用棍子挑炕洞里的纸屑，急出了一脑门子汗，总算把文件烧完了，锁了窑门就走人。听见二层上一片吵闹，绕过去一看，马排长一手抓着王子宜、一手拉着曹继芝，几个士兵用枪围住。又把高景山和赵光前的父亲也抓起来了。
    赵光前看到此景，心下咯噔，向鹞子川沟口一瞅，赵耀先潜进了沟口的树林才松了一口气。马排长指挥士兵将抓住的四个人关在二层的石窑里。过了两天，把关押的人放了，曹力如也从县城回来了。高玉亭营道歉说：逮捕名单上有两个和你们重名重姓的人，是场误会。
    这场看似误会的事情在发生半个月后，延安的高双成受井岳秀命令来到永宁山，以共产党嫌疑为由，逮捕了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曹继芝和高景山，用绳子捆绑后，架在毛驴上，派一个排的士兵押送到延安，又解押榆林，关进国民党八十六师看守所。原来，刘志丹游击队派出连长刘兆庆去山西太原与李林芳接洽购买枪支，用暗语给永宁山赵耀先写密信转刘伯达，通知此事。信笺上角还写：代问力如、耀先、子宜好。不料枪支和信件在黄河渡口被延安国民党缉私队查获。于是，引起井岳秀怀疑，指示捕人。五位同志被关押在榆林的国民党监狱中，遭受了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之后被相继营救出狱。
    一九三五年五月，随着陕甘边革命力量的壮大，刘志丹带红军主力连战连捷，相继攻克了安塞县城和靖边县城。县长李德安感到灾难来临，带着家眷，甩了师爷和民团径直而逃。王子宜策反永宁山民团起义，拉出了十三人和山下的赤安游击队会合。永宁山上的残余民团见状弃寨而走，永宁山得到解放。当夜，永宁山寨上的群众极其恐慌，带了衣物和银两，乱挤乱拥了一夜，天亮后游击队开了寨门，群众纷纷下山远避而去。
    陕甘宁边区时，永宁山寨作为被服厂，机器轧轧，人言吵闹。建国初期，寨子作为粮库，发挥了作用。一九六〇年，洛河水利工程在永宁山开工，调了十多个县的民工一千多人，开凿了排水道，在山体炸出凹槽做坝体，可惜民工极其饥饿，加之疟疾传染，接连死伤，工程不得不下马，成为一段遗憾的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