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曾轰轰烈烈，又饥寒交迫，达则奋勇济世，逆则忍辱持家。父亲饱尝了种种坎坷，自尊、孤傲、豁达面对变化的善恶世相，透彻了人间浮华，心境淡泊如水，荣也不喜、苦也不哀。这是一种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父亲在永宁山高等小学毕业后，满怀理想考入省立延安四中，学业突出，处人厚道，在同学中有了很好威望，被选举为学生会长，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兼任了延安区委宣传部长。当时，四中校园里有不少共产党人，在全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谋求一个省或几个省的首先胜利的思想指导下，父亲组织进步学生闹学潮，罢课活动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激进。校方找父亲谈话：你们学生不能继续闹事了，这样下去对大家都不好。还提出给父亲一等奖学金，解决生活费用等等。父亲笑笑，说：我是来求学的，你们见过我闹事吗?校方很无奈。转而省国民政府介入，感觉四中已经失控，便以强硬措施撤办了四中，通缉和捕办父亲等三名负责人，父亲得讯连夜离开延安回老家，躲过了一劫。
    此时，已是一九三〇年冬天。父亲回老家后，和订婚已久的附近村庄女子芦桂英结婚。恰巧，陕北特委派崔玉珊到各县巡视，来到永宁山，邀父亲商谈，说他要回榆林结婚，将手头的几项工作交父亲代理。在永宁山，父亲见到了刘志丹和曹力如。经过“太白夺枪”，刘志丹拉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在陕甘边开展游击，刘志丹兴奋地对父亲说：“你招三个青年当排长，我给你编个学兵连，咱们一起闹革命多好。”又说“人生一世，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不能平平淡淡度一生，在当前需要变革的时代，有志向的青年都应该行动起来……”他们长时间交谈了国家形势和陕北各地的革命斗争新闻。父亲想继续求学，讲了自己的打算，刘志丹说：出外长长见识也好，日后归来你找我，咱们一起闹武装斗争，不相信颠倒不了世事。
    春节后，父亲将崔登第改名崔翼，毛驴驮了行李书籍，去了榆林。一到榆林，党组织派人来和父亲接头，第二天就参加了区委会议。区委书记讲：榆林职业中学压制进步活动，党的工作难以开展，建议父亲就读该校，把学潮闹起来。半年后，父亲威望日起，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联络同学开始秘密活动。时间不长，学校有所察觉。校长高崇在学生早操大会上，不点名地警告：“我高崇办学，宁教学生腐化、赌博、逛窑子，也不允许学生思想恶化。该回头的时候到了，不一定跳进水里才知道浑，快快回头是岸!”大会之后，校长找父亲谈话，还以逮捕亲戚相威胁。很快，榆林的气氛严峻起来，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共产党人，父亲被迫离校。
    热血沸腾的父亲决然不肯就此平庸，一九三一年秋，与赵通儒、齐雄同结伴，从榆林出发赴北京求学。那时，大学秋季不招生，先入景山中学插班读预科。父亲知道家穷，每天不吃早饭，约定叫卖烤白薯的小贩，听悠长的吆喝声便是钟点，父亲按这个时间起床洗漱，接过窗户外递进来的烤白薯，一边热热地吃，一边急急往学校走。
    年关一过，父亲考入国立北平大学，读中国文学专业，也与北平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调停，东北军撤回关内，日寇轻松地侵占了东北大部，为此爱国人士强烈谴责国民政府，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一九三二年冬，父亲和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一起挤火车，赴南京，与各地来的学生汇合，进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遭到开枪镇压。学生不肯示弱，以绝食抗议，国民政府调来军队抓捕学生并强行押送出境，前后六天时间的请愿游行以悲壮落幕。由于学费告罄，父亲向学校请假回陕北筹措。
    安定县(子长县)对在读大学生每年补贴三百块助学金。父亲抱着希望，到永宁山找教育局，以安定县为例，希望能得到资助。此时的永宁山，由于山西买枪事件，曹力如等五名共产党人被抓，党组织受破坏，恶势力重又抬头。曾被改选下来的团总路仰止，又担任了建设局长，既管财政又管物资，牛气哄哄，对教育局长说：谁家的孩子念书，谁自家供养，公家不出这种钱!
    父亲找县长谈，县长连连叫苦，说政府拮据，有心没能力。让父亲先留在学校教书，等筹下学费再去就读。父亲长叹，只能在永宁山上任教，看到横行乡里、欺压群众的一个刘区长为所欲为，心里十分气愤，秘密联系过去的党团员，周密策划，发动群众集体到永宁山联名告状，连日滞留不散，县政府只得撤办了这个区长。
    那时，枪杆子就是法，民团团总芦聘三飞扬跋扈，对缴纳不起赋税、延日拖欠的老百姓，随意鞭打、上刑、关押，群众怨声载道，恨之入骨。父亲和社会进步人士商议后，决定搞掉这个团总，父亲拟状子，列举其罪，陈述之害，众人联合签名向县政府控告。芦聘三看了状子，大怒，说：这是崔翼写的。县长说：不像他的字。芦聘三说：县里没人能拟写这样的状子，字是让别人书写的，敢向我叫板，不知天高地厚!他是个大学生、年轻人，我是个老粗、老年人，我把他除灭了，大不过一命顶一命，用我这个老山羊换这个嫩羔羔。说罢，提了手枪就走。县长一看不妙，一把拉住芦聘三，怕这个莽汉弄出事，率民团哗变，县政府就保不住了。当即，传唤警察拘押父亲，这既是惩办，也是对父亲的保护。各区团头和一些豪绅本来就对团总不满，听到消息，纷纷前来抗议，父亲坐了六天监狱，被放了出来。
    父亲从这件事上，醒悟笔杆子不如枪杆子。
    民族危亡，社会动荡，国家的命运关系着每个人的命运。父亲在家里很苦闷，反复思索，决定弃文从武，像其他搞“兵运”的共产党人一样，打入国民党军队中，伺机进行武装起义。于是，父亲到三边骑兵旅当兵，直接被委任连长，驻防金鼎，父亲严令部下，并张贴布告，对县政府派到防区内催粮要款的差人和团丁，一律缴械，格杀勿论。父亲在金鼎寨的任职，还有格杀勿论的消息传出，永宁山民国县政府大为震惊，芦聘三慌忙辞去团总职务躲回乡里。
    半年后，父亲的连队调庆阳城驻防。骑兵旅是杂牌部队，军饷拖欠一年之久，很多战士怀疑团长克扣私吞，发生了一个营围攻旅部，多人伤亡的事件，部队秩序开始混乱。这时候，党组织派马文瑞、朱侠夫来庆阳策划兵变。恰时，团长外出参加整编会议，父亲联系几个连长就起义事宜秘密开会，一番部署，确定夜间统一行动，并调自己的一个排在城门口隐蔽接应。谁知个别连长口风不牢，给下属泄露了秘密，逐渐扩大，有的士兵开始收拾行李物品，有的士兵擦拭枪械，旅部猜疑有变，派出其他部队包围了营部，枪支被收缴，导致起义失败。由于杨虎城调部队去西安整编，军官担心自己会被裁掉，对哗变之事不了了之。
    到西安，被告知，十七路军经费困难，骑兵旅缩编为骑兵团，辖四大连，其余官兵一律遣散，各自回家。士兵每人发八块大洋，尉官每人发二十元，校官每人发四十元。其时，杨虎城在西安办起了绥靖公署步训班，被称为西北的黄埔军校。父亲不懂军事，正是机会，考试很轻松，还给其他考生当“枪手”，于一九三四年秋，与常黎夫、李启明等人进入步训班五期深造。
    一年半之后，经苛刻训练和苦学军事，步训班学满，杨虎城召见每一个学员谈话，鼓励一番，派赴各地任职。父亲到警三旅任副官，去淳化一带抓治安。几个月后到洛川，在省特训委员会当教员，对中部二十五县选派的军官进行培训。私下里听到了红军和驻防洛川的东北军王以哲有秘密接触，父亲隐隐觉得。将会有一场大事发生。好比晴天一声雷在不可能的时候炸响，年来时，西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兵谏，扣押了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
    很快，派往各地的步训班学员被召回西安。国内形势大变，蒋介石嫡系部队向关中推进，国民党内部的混战一触即发。南京政府派代表飞抵西安，与西安方面和共产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蒋介石口头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一九三七年元月，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离开红都志丹，移住了延安。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父杀被派往延安担任国民党保安大队长。那时，延安有国民党政权机构，也有共产党的政权机构，既相互独立，又交叉管理。国共两党以抗日为共同目标，友好相处，互相支持。父亲兼任延安抗日救国会副主任(主任是周恩来)、治安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中共保卫局副局长杜立卿，统辖共产党警卫营、保卫营和国民党保安大队)、防空副司令等。通过曹力如、郭洪涛证明，父亲恢复了党籍，并在抗日救国会过组织生活。也因工作，与中共领袖接触频繁，胸怀为之博大。
    国民党待遇较好，与红色阵营形成明显反差。父亲和县长马豫章的真实身份都是隐藏的共产党人，多次请毛泽东、朱德等高层首长吃饭，聆听救国方针和策略。俩人借国共合作名义，向省政府打报告，请求批准聘请中共高层人物为参政员，发给薪金，这个报告还真的被准许了，将毛泽东等八人聘为参政，发给每人每月八百元，这个待遇颇高。但是，薪金领回去，全部充公使用。
    这时，曾在一九三六年冬天国民党放弃延安时，原延安的保安大队二百多人和安塞保安大队七十多人撤到绥德一带，闻知国共合作，忽然又回到延安，分别驻扎在东关和南关。两支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出现，给延安良好的治安形势埋下了隐患。安塞县没有国民党县政府，安塞保安队回不去；而延安又新组建了保安队，回来的保安队无法接收。父亲电告西安请示，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交待：收缴枪支，人员一律遣散；中共保卫局长周兴找父亲说：快想办法，把这两支队伍要么整编了，要么遣散，以防动乱。
    这是个棘手问题。组建和巩固一支队伍不容易，尤其军官不会同意遣散的，领一支队伍就等于有了威风和力量，经常出现整编队伍时动刀动枪的流血冲突。但，父亲有智慧，对周兴说：不要担心，你借我二十支手枪，装满子弹，我去收缴他们的枪支。
    周兴摆手，说：这样太危险，万一有抵抗怎么办?不如调部队进行包围，来个硬缴枪。
    父亲说：放心吧，有二十支手枪足够了。
    周兴疑惑地看着父亲，说：你不要把自己栽进去，发生意外赶紧撤，回来调部队。
    父亲带十个人十支手枪，给马豫章县长十个人十支手枪，一番周密部署后，去了安塞保安队。安塞的保安队长行伍出身，人高马大，双手使枪，是有名的神枪手。一到安塞保安队驻地，父亲和安塞保安队长寒暄问好，说省上批文下来了，你们队由我代管，让安塞保安队徒手集合，我和县长讲话。
    安塞保安队集合起来，父亲带来的士兵控制了各房间和路口，警卫员小段也将安塞保安队长藏在被子下的两支盒子枪拿到手。马县长讲了两句话，说一切由崔大队长给你们讲，说罢就走出大门而去，父亲知道马县长害怕发生不测，心里又生气、又无奈。
    小段，叫段云禄。是父亲在延安招到的一个最满意的兵，身强体壮，性格沉稳，还曾枪林弹雨打过仗。父亲单独召见小段，说：你愿意跟我干吗?回答：愿意。父亲又问：你不怕耽误前途?回答：无依无靠的，本来也没有前途。父亲又问：你为什么不到国军里当兵，选择保安大队?回答：听说你人品好，又是当地人，我想没错。父亲当即说：既然这样，你当我的贴身警卫，敢以死维护我的权威吗?回答：我不怕死，我能做到!
    (这个小段跟了父亲十年，出生入死，屡次立功。当大哥在一九六五年的延安街头见到这个段警卫员，他土头灰脸的，迫于生计，从事泥水匠行当，勉强维持生活，日子过的很恓惶。遂邀请他到志丹做客。段警卫说：现在形势不好，不能给首长添乱。俩人说了很多真心话，哀叹不已。)
    面对安塞保安队士兵，父亲镇静地命令：每小队派两名战士，把枪拿到院子里，进行点验。
    枪支在院子里的一侧架成七簇，父亲继续讲话：目前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你们从现在起归入我领导的保安大队，希望大家严格遵守纪律，拿好枪，当好兵，练好军事基本功，担负民族危亡之责任，我们保安大队也要抗日的，不是呆在延安城搞治安。前几天上面来军令，调保安大队开赴前线做战。又讲了一番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日战场的残酷较量。最后说，你们愿意继续干的，留下来。想回家的每人八元路费、介绍信一封，由地方妥当安置生活。队长到我的保安大队干，官职如旧。
    父亲讲话中间，他带来的士兵站成一排，挡住安塞保安队视线，拆卸了他们枪支上的枪栓。当父亲讲究话，队伍里出现一阵骚动，一些人听说要上前线打仗就选择回家。安塞的队长很不高兴，呼喊着安塞保安队不能解散。欲夺枪起事，发现枪栓全无，为时已晚。还有父亲带来的二十名士兵，个个手枪直对，不得不听从号令。
    将安塞保安队的枪缴了，士兵遣散了。当天，旧延安保安队获得消息，准备拉队伍北上，投靠国民党旅。父亲深知国共两党一直水火不融，合作抗日是暂时的，如果这支保安队北上投了国民党旅，等于给陕甘宁边区增加一份隐患，必须解决掉。
    当天，父亲带一个勤务，去了旧保安大队驻地，先采取安抚策略，说：你们是有国民县政府的保安队，和安塞不一样，你们好好操练，安心整训，不要胡思乱想，过些日子给你们安排归属。过了几天，父亲了解到旧延安保安队半年没有给士兵发饷，以抗日前线紧急征调粮草名义，让供给处对他们减半供粮。三天后，父亲带了两名警卫，又去了旧延安保安大队驻地，集合讲话。依照父亲安排，为防止武力抗拒和意外冲突，新保安大队包围了这个驻地。父亲讲话说：我知道你们最近受苦了，吃不饱饭，拿不到饷。现在前线炮火连天，战事吃紧，全民族都在支援抗日，上级把我保安大队的经费减半了，开支异常困难。现在，上级要征调保安队四十名士兵到西安集中，开赴东线和日本鬼子打仗。大家想好了，愿意继续干的，编入我保安大队；队长呢官职不变，在新保安队任职。想回家的，把枪立在旁边的石崖下，每人发八块大洋路费。绝大多数人把枪立在石崖下，只有二十多人愿意留下继续干。
    就此，父亲的保安大队迅速进入，收缴了石崖下的枪支，带士兵进了延安城，将收缴的枪支给了八路军供给处。西安行营的蒋鼎文知道枪支给了八路军，大为生气，要追究父亲和马县长的责任，幸亏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承揽过失，才得以开脱。而两位队长，到新保安大队属，无兵买可带，没有实权，自感郁闷,也告假回了老家。很快，上级限时调父亲保安大队四十名老兵，在西安集中后去河南抗日，半年后只活着回来几个人，其他皆已阵亡。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调延安各地保安队一律到绥德集中，不再与共产党保卫部队并存。曹力如让父亲留在延安，另行分配工作。而中共政治保卫局周兴、杜立卿说：我们的工作要向外开展，都留在延安怎么办?你在国民党中站住脚了，你到陕北搞秘密情报吧，组织上会派人和你秘密联系的。同时，政治保卫局又派了两名同志一同前去榆林潜伏。父亲就此成为打入国民党队伍中的地下工作者，搜集军事情报、部队驻防情况，万分谨慎地向延安传递。潜伏，随时有暴露的危险，其中甘苦常人难以理解。常常，被不明真相的同志误解，以为父亲怕革命工作艰苦而跑到国民党队伍中，还有人指责父亲贪图国民党官职，甚至有人说父亲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
    父亲带延安保安大队到绥德后，调驻瓦窑堡，任保安大队长，辖四个中队，四百多人。那时，抗日红军大学二校也在这里办学，政委胡耀邦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气魄磊落、充满激情。大队长苏振华身体健壮、说话坦率、精通军事。由于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双方有时在一起演练联欢。父亲经常以保安大队名义请抗大二校负责人吃饭，彼此友好，继而亲密，交谈中国的未来和抗战形势。也许是投缘，父亲隔三差五地约胡耀邦到饭馆喝酒，父亲不惧酒水，而胡耀邦更是拳高量雅，每每尽欢而散，俩人情谊渐深。
    当年冬，父亲被调驻绥德义合一带，所属保安七团，父亲依然任大队长。在这期间，父亲认识了刚毕业于义合高等小学的母亲。
    母亲一九二三年夏天出生于满堂川，外爷以打铁揽工谋生，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家境寒苦。常常吃上顿、没下顿，以致连母亲的生日都忘记了。有时，没有打铁的活，亦没有苦力活可揽，断了挣钱糊口来源，外婆就去借粮，借不到的时候就偷偷去远处乞讨。母亲兄妹三人，大姨三岁与当地人订婚，十三岁出嫁，大姨夫先务农、后从军，脾气暴躁，孔武刚烈，部队需要他这样的人，他的性格也适合在军中张扬，当了国民党营长，中央红军未到陕北时调防去了关中，落户眉县，与绥德义合老家几乎没有书信往来。舅舅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迫于家境穷困，订不下媳妇，入伍国民党军中寻找出路，随部队过黄河抗日，再无音讯。
    母亲最小，聪慧吃苦，受家庭宠爱，幸逢新文化和新思想影响，陕北地区开化了，女孩子也可以上学读书。母亲十一岁时，外爷外婆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母亲身上，节衣缩食供母亲上学念书，以图有个出息。早晨天色还模糊，母亲起床，跑十里路到义合镇高等小学上课，经常和骆驼队为伴。下午放学，又是十里路，母亲取出藏在路边的筐子，捡拾骆驼粪，用于家里的烧燃做饭。这条路，母亲走了六年，尽管时常家里断粮没饭吃，有时候没钱点灯，但是坚持了下来。穷人的孩子自知奋斗，学业一直优异，保持前三名，经常拿奖学金，笔墨纸砚的开支够了，而且还能接济家里的生活困难。对母亲，老师表扬，外爷自豪，村人也特别看好，尽管重男轻女，但是，好女胜过囊子儿。
    母亲即将高等小学毕业，想考榆林女子师范，可是师范的学杂费很高，不是贫穷之家能供养起的。
    父亲闲暇时去义合镇街道上散步，在高等小学大门口，看到母亲踩了高桌子，在大墙的黑板上用粉笔写抗日板报，字迹娟秀而舒朗，父亲停下脚步看。板报下围着的同学叽叽喳喳地夸奖母亲，父亲就知道了母亲的名字。当母亲转身和同学们说话，父亲看到了母亲的模样，这姑娘的字和人一样好。不久，高等小学举行毕业典礼，父亲作为贵宾被学校邀请，和其他贵宾给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书，又一次见了母亲，应该是多看了几眼，好心人知晓父亲有倾慕之意，甘当月老，主动到母亲家里给父亲说媒。外爷外婆见了父亲，觉得合适，彩礼无所谓，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践行，就是供母亲读完榆林女子师范。于是，父亲和母亲正式订婚。
    十六岁的母亲顺利考入榆林女子师范学校，一切学费和生活费有父亲承担，生活不再拮据和困窘。
    到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煽动和挑拨，在边区和国统区接壤地带反复制造摩擦，继而互相挤占地盘。八路军警四团要布防黄河沿岸阻挡日寇，途径瓦窑堡杨家园子时，决定进城宣传，遭到国民党驻军的拒绝，并向宣传队打了一梭子枪，致两名宣传员受伤。于是，双方干了起来了，激战两天，警四团没能攻破城池。国民党榆林22军闻讯，派骑兵团前来武装调停。驻防当地的保安团副官和父亲等人，八路军警卫部队的参谋长李仲英也赶来，制止了武装冲突，开会勒令停战，双方阵亡的士兵由各自掩埋。警四团撤离到义合驻扎，提出双方开联欢会，父亲同意了并向上通报此事，团部怕武装吞并，调来11个中队参加，和八路军警四团共同集合于操场。
    双方推举父亲主持大会。
    父亲首先讲了联欢会和团结抗日的意义，之后请警四团长讲话，团长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是无耻的卖国贼、大汉奸，要打倒他，解放中国……继而，由绥德专属派来的科长讲话，说：汪精卫是党的总裁，不能随便辱骂，中国只有一个国民党，没有第二个党。就这样，双方展开了政治论辩，言辞越来越激烈，你一番痛斥，他一阵批驳，会场上哄笑声和掌声反复迭起。父亲看到这不是联欢了，火药味很浓，而且双方都是荷枪实弹，万一干起来，后果不堪设想。父亲站起来，用力拍桌子，讲道：停止争论，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以和为贵，团结抗日!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到此结束，散会，双方各自带队离开!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冬寒雪飘，母亲从榆林女子师范回来过寒假。父亲被调防到黄河沿岸，俩人在吴堡的慕家崖这个地方结婚了。时年，母亲十八岁，父亲三十岁。春节一过，母亲继续到榆林读书，而父亲焦虑地关注着国共两党军队的摩擦。不想，大的军事行动发生了。
    国民党绥德行署专员兼保安十二团长的何绍南被撤职，西安派包介山接任。何绍南抗命不从，誓言要立功，带枣林坡、清涧、安定、瓦窑堡的保安中队，武装夺取八路军河防一带驻地惨遭失败。对国民党的军事挑衅，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给予有力的自卫反击，获知包介山带绥德附近中队和行署人员向榆林撤退，八路军359旅迅速追击，俘虏了一大半，又接连收缴了国民党沿岸营队的枪支，夺取了清涧、瓦窑堡等地。父亲想返回延安工作，这时中共保卫局派入来联络，指示父亲继续隐藏潜伏。
    国民党为了加强陕北地区的驻防力量，在一九四一年秋及时补充保安十二团给养，调拨了兵员，派韩子佩任团长，父亲任副团长，驻镇川盐湾。这年夏天，王震司令员由绥德到榆林去，带国民党邓宝珊22军的二十多个士兵护驾，路过盐湾。父亲知道后将王震接回团部，一同吃了饭，稍事休息再行。父亲出门，发现不远处的两个大队正在集合，似要出发。父亲忙问怎么回事，大队长跑过来说：王震把咱们从南面赶出来，我们要报仇，把队伍开到五里外埋伏袭击，一齐消灭。父亲听了大吃一惊，骂：你娘的找死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把22军的士兵解决了，邓宝珊饶你吗?你把王司令打坏了，八路军会放过你吗?现在两大党之争，战事刚刚宁静，你想挑起事端祸害全团弟兄吗?父亲命令队伍解散，否则军法处置。及时阻止了伏击王震的阴谋。
    不久，保安十二团开到了响水。母亲也完成学业，和父亲生活在了一起。
    团长韩子佩，系黄埔军校生，多与父亲谈论时事，父亲想策反这个人，拉部队起义。以同僚加朋友的口气，多次劝说：十二团没出路，不如另谋前途，拉出部队到共产党那里，会给你个师长干的。韩子佩起初嗯嗯啊啊，后来干脆说：我韩子佩是有出路的，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前途光明，你以后不要再鼓动我了。你要是喜欢共产党，你可以去啊。
    此后，韩子佩怀疑父亲的身份，担心队伍哗变，动了心思要削弱父亲的势力。恰好当地卖粮奸商告状，说部队多拿了他的一石粮。实情是，那个奸商给部队用九合半升子称粮，被中队长发现，补赔了一石粮。韩子佩抓住这个机会，撤了中队长的职务，以敲诈百姓罪，在半路上悄悄处决了中队长。韩子佩回到团部对父亲说：我把中队长枪毙了。父亲大惊。韩子佩说：中队长跟你多年，准备带回团部惩罚，怕你不同意，有先咱俩和气。父亲大为光火，斥责韩子佩：你在滥杀无辜，不是在带兵，只会增加仇恨。我看你就没有前途!这个韩子佩后来盘踞华山，幻想天险无虞，大荔军分区侦查参谋刘吉尧带七名战士突破天险，配合大部队智取成功，韩子佩被公审枪决。电影《智取华山》里的方子乔就是韩子佩的原形。
    父亲和韩子佩翻了脸，上级知道此事，将父亲调到邓宝珊的靖陕绥边区司令部任参谋主任。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才知道父亲：“潜伏”的真实身份，不得不在担惊受怕中帮助父亲向外传递秘密情报，有时交给装扮成亲戚的联络人，有时是饭馆里吃面的某个脚夫，有时是骡马市场上的贩子，有时是街道上拿特殊标记的乞丐，等等。情报缝在棉袄夹层，或藏在被褥中，或塞进干炉馍馍芯里，多用隐形墨水书写，没有隐形墨水就干脆用墨水直接书写。情报包括军区布防、武器配置、作战能力、重要官员的调整和社会关系等等。父亲在四三年借回家奔丧之机，专程去延安汇报了工作。而且，父亲带了多年的贴身勤务刘善堂，也积极帮助父亲传递情报，这个人曾南下延安多次，屡经风险，忠诚耿耿。
    母亲曾一度想到校园教书，或者参加有意义的抗日活动，可是四二年生育了大哥，无法脱身，只能做随军家属。起先，住在榆林城南五雷沟，经常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中跑防空洞，一时间爆炸裂耳，黄尘飞扬，常有居民伤亡。母亲牵挂外爷外婆，隔段时间就雇了骡马，带大哥去满堂川探亲，接济他们的生活。这样，过了两年还算平静的日子。
    那时，国共两党在抗日的行动上是一致的，但是都在扩张自己的势力，军事上严重对立。父亲知道邓宝珊曾两次去西安途中，在延安停留，与中共高层人物秘密会晤，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秘密往来书信，使榆林和延安之间国共两党的防区，没有出现大的摩擦。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延安的陕北公学读书，明显地倾向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严令驻守陕西的胡宗南部队，向陕北进攻，十个月时间内，达到200余次，均被八路军击退。
    通过内部信息，特务组织向胡宗南汇报，驻防三边的新11旅有活跃的共产党力量，是极不可靠的，胡宗南指令邓宝珊调新11旅赴绥远、包头，强行进行武力整编。父亲及时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了副旅长牛化东。
    驻守三边的国民党新11旅，与苏区接壤，曾在陇东驻防时受刘志丹统战思想的影响，部队内已经建立了秘密的共产党组织，而且副旅长牛化东等人就是共产党员。新11旅内部经过敌我双方激烈的地下交锋，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份在安边起义，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规模较大的一次国民党队伍起义，改编为八路军新编11旅，被称之为国民党部队起义的“火车头”。
    新11旅的起义，蒋介石大为光火，派遣大量军统特务，加强对晋陕绥边和榆林区域的控制。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了夺取延安的军事行动，调集14万兵力疯狂突进。陕甘宁边区只有两万多兵力，明显的敌强我弱，武器配置也处于劣势。但是，前线军民苦战七天七夜，打响了延安保卫战，为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部署歼灭战提供了时间保障。之后，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羊马河、潘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一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的企图。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靖边小河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中央突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进攻方针，决定攻打榆林城，牵制胡宗南北上，为陈庚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创造条件。
    战事越来越急迫，国民党特务为防止榆林意外，将所有军官的家属强制搬入城内，母亲和大哥居住在万佛楼下的巷院里。
    八月，西北野战军七个半旅首次攻打榆林城，先在城外十五华里的三岔湾封锁道路，围歼了一个团一个营。中午时分邓宝珊才知道了消息，此时野战军兵已临城下，令守军大惊失色，仓促应对，接火开战，野战军炮火准确无误地把城防工事逐个摧毁。很快，国民党炮兵隆隆还击，双方炮弹在天空密集地呼啸，地动山摇，枪声潮水一般流泻，双方战了一夜，天亮时分野战军撤出十里路休息。一到晚上，又来攻城。榆林守军在城墙上悬吊了许多火笼，天地彤亮，攻城部队伤亡很大。父亲忧心忡忡，不是滋味。第三天半夜，轰的一声巨响，炸开了小南门，一个营冲进来，展开激烈巷战，寡不敌众，被逼撤出。城墙上有一个连守军，大约是看到小南门炸开，机枪口转向了城内，军法处不依不饶，说共产党花二十万两黄金买通了这个连，所以才让放炸药毁城，就地将连长、排长、班长统统枪毙。第四天，野战军占领了城外的制高点宝塔山和东岳庙，子弹可以打到城内的街道上。邓宝珊发怒了，召开军事会议，说：我们已经处在枪口之下，危在旦夕!你们都怕死，不愿意出城打仗，集合我的特务营，我出去打。这时，师旅长慌了，再三阻挡邓宝珊，纷纷表态出征。邓宝珊命令两个旅长夺回城外高地，“谁夺不回来，把人头交来!”经一番激战，两个旅分别夺回了制高点。首次围打榆林的战事持续了七天，虽然没有打开榆林城，却让驻防这里的国民党守军很惊慌。
    两个月后，也就是十月二十七日，西北野战军二次攻打榆林，以猛烈的攻势占领了飞机场、三义庙、凌霄塔等重要军事要地，双方展开激战，尸体遍地，异常惨烈。南门外西北野战军战士，抬着云梯连续十一次冲锋全都失败。当时，邓宝珊司令在包头代表傅作义谈判北京和平解放事宜，参谋长俞方皋代总司令，指挥部队防守榆林城，下令：人在城就在，与城共存亡。白天和晚上都有国民党飞机配合轰炸扫射，西北野战军先后采取强攻、挖洞、炸墙的办法，都遭到猛烈抵抗。二次攻打榆林历时二十七天，城内粮食耗尽，难以支撑，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粮食、大饼和弹药，又马家军率骑兵来增援，在城外展开三天恶战，解了榆林城之围。就二次围打榆林，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反思说：这是西北战场两次错误中的一次。
    就在西北野战军二次攻打榆林城的前一天，父亲刚到参谋处，就被告知：迅速把工作交给其他人，参谋长找你呢。父亲感觉有问题，立即回家告诉母亲，关于生死的后事还没有交代清楚，特务营三个持枪军官追来，直接把父亲带到了参谋部。
    参谋长俞方皋严肃地问：你吃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干，你是什么人!
    父亲冷静地说：我是参谋，有什么差错吗?
    俞方皋说：你干的事你知道。命令士兵下了父亲的手枪和司令部证章，继而关押在一个秘密院落，由特务营派士兵严密看守。
    当天，军统特务和军法处对父亲进行审讯。父亲担心传递情报的人被捕叛变，那样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暴露无疑，必然有大麻烦。
    问：你的同乡、县党部李书记报告你是共产党，全省还通缉过你，是不是?
    父亲听这样问，心里明白了几分，没证据，就定不了罪。而且，邓宝珊司令也和共产党有秘密接触。回答：我读中学的时候，很守纪律。我不是共产党，是他们诬告。
    问：四三年你回延安受了共产党什么训练?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回答：我回家探亲，并没有去延安，谁说我接触共产党了?
    问：你别装，老实招了吧。你回老家，共产党为什么不逮捕你?
    回答：我回家探亲带邓司令的护照，人家看是邓司令的人，就不追问，这是邓司令的关系。
    问：你到榆林的任务是什么?搞什么阴谋诡计?
    回答：我恪尽职守，忠于党国，这是大家看得见的，怎么能说我搞阴谋诡计呢?
    问：情报机构已经侦查清楚了，你在一块纸上写了一千多字，很快就传到延安，是事实吧。
    回答：没有，是造谣中伤。
    问：你不说实话?好办，现在就可以枪毙你，你以为不敢吗?坦白了你有出路，顽固不化死路一条!
    回答：无凭无据，冤枉好人!
    军法处的人最后说：你不交代，就永远坐牢吧。
    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开始攻打榆林，战事吃紧，无暇审问。之后，平素与父亲交谊密切的同事悄悄探视，告诉父亲：军法处议定，如果榆林城被共产党打开了，就将你和赵通儒一起杀掉，不能把你们留给共产党。
    这个赵通儒就是三〇年和父亲结伴去北平求学的那个人，入党比谢子长、刘志丹早，参与创建了陕北特委，领导过几次武装起义，是大名鼎鼎的西北党元老。加之他在北平俄文政法学院苦读几年，不仅精通俄文、英文，而且汉语也格外出色，是才子型的人物。可是，命运不济，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攻打榆林的时候，驻扎在乌审旗的国民党骑六师王铁锁子团，听说榆林已破，自觉大势已去，找共产党驻蒙地工作委员会主任赵通儒投诚。当段宝珊骑兵团撤到乌审旗，才知榆林城无恙，王铁锁子后悔不迭，遂将赵通儒等人押解送到了榆林。身陷囹圄的赵通儒桀骜不驯，极度悲伤，在榆林城战事激烈时，选择点燃被褥自杀，被看守发现救出。这次自杀未遂，却导致精神失常，押到包头后被傅作义释放。解放后，赵通儒担任西北检察院秘书长，自称西北革命导师，平日孤傲自负，后因多种原因被迫回子长县。他曾给父亲写信感慨：你我戎马倥偬，出生入死，勇敢奋斗，如今落魄乡梓，饥寒交迫，备受欺辱，悲也悲也……文化大革命期间，赵通儒因为撰写“西北党史”被带上反革命帽子入狱，饥饿和疾病使他形容枯槁，将要毙命，公检法唤亲属保释回家，半个月后去世，享年六十。
    国民党军二次守卫榆林成功，城内兵民驰然吁气，忙于解决粮食之荒，军法处也同意母亲送饭。每天，母亲带着年幼的大哥，一日两次，往返于监狱门外，不得见面，可想母亲是怎样的焦躁了。  母亲是很勇敢的人，又有文化，找军法处要人，军法处说父亲是共产党嫌疑，不能放人，我们正在调查。母亲说你们没有证据，冤枉好人，我要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告你们。军法处说宁可冤枉十个好人，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人。母亲又找参谋长俞方皋，得到的答复是：有人告，就要抓。国共两党是你死我活之争，南京政府要求对共产党一律严查严办……
    母亲更担心父亲被秘密杀害，连续几天，带上大哥去找参谋长俞方皋讲理，坚决要求放人。俞方皋很烦，说：那等邓司令回来处理吧。听这话，母亲知道国民党暂时不会对父亲下手，加之邓宝珊和共产党的秘密接触，感觉父亲有救了。
    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邓宝珊司令从包头回来，才将羁押了八个月的父亲释放出狱。召父亲谈话说：不要有情绪，你照常工作吧。第一次榆林受围，军统特务就要求抓你，我说材料不可靠，不能随便抓人，被我拦住了。第二次榆林被困，我不在，把你关押了。其实呢，也有人一直向上面告我的状，说我通共产党，担心我会献出榆林城。呵呵，对我来说，你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都无所谓。(一九四九年元月，傅作义和邓宝珊在北平起义，解放后邓宝珊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父亲出狱刚几天，引起了轩然大波，纷纷说邓宝珊把共产党释放了。参谋部的同事悄悄告诉父亲：军统可能要对你下黑手。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并不吃惊，国共两党的地下交锋历来如此。想到延安给自己的任务是：一攻打榆林，任务就完成了，可以撤回。
    无谓的牺牲不值得。父亲假借邓宝珊指示视察粮路名义，从秘书处办了路条，即刻动身，却雇不下骡马，只好雇了一峰骆驼，带着勤务刘善堂连夜出城，在茫茫的沙地中仓促而行，备受风雨之昔。骆驼昼停夜走，失群狂躁，甩丢了被褥，母亲腰腿受寒无法行走，几日后勉强到了安边。母亲的病疾需要治疗，只好暂留，也可以摸摸驻扎在安边的国民党马鸿逵辖管的三边保安部队的情况。
    保安司令张廷芝和父亲认识，一见面很异样，问：你怎么跑到我们辖区来了?
    父亲说：榆林不太平，乱七八糟的，我想去西安找老上级谋个前途。
    张廷芝忙说：我正缺人手，你干脆留这里干吧，就当参谋好不好。
    父亲推诿了一下应诺了，一边在保安部队里混日子，一边请中医给母亲治风寒。两个月后，母亲病情好转，可以行走了。这时，马鸿逵的何旅长知道父亲在保安部队的消息，带三个警卫特意找来，与张廷芝、县党部书记等人，坐在一起质问父亲：你在邓宝珊司令部当中校参谋，国军待遇你不干，跑这里干什么?
    父亲说：我要去西安找老上级，谋个前途，被张司令留住，就算帮忙而已。
    何旅长说：我们接到榆林几次通报，说你是共产党，带一架电台到三边来活动，是不是?
    县党部书记说：上面几次通报，原来被通报的人就是你，好大的胆子啊。
    父亲说：我为党国奋斗十几年，怎么不相信我呢，你们可以搜查啊。
    张廷芝懵懂着，左看看，右看看，说：这个人一直在咱们这边干啊，怎么可能呢?
    何旅长一摆手，说：不管是真是假，限你两天内离开三边，否则性命难保。
    父亲出门到镇公所要了两头毛驴，立刻动身，不敢直接向南走，带着母亲和大哥、勤务刘善堂，先走柠条梁，又高价雇了脚夫连夜而行，过八里河，扔掉国民党军服，进入了解放区，总算安全了。
    到了志丹，正是仲夏，曾经荒凉的县城住了很多人，有了繁盛的景象。父亲特意见了县委书记和县长，还有部门里一些同学和熟人，他们设宴请父亲吃了饭，以示慰劳。父亲又去公安部门，将三边张廷芝部和马鸿逵部的近期调防情况写出来，并向组织写了修养一段时间的请假条，一同交代公安部门转延安保卫处。然后，回到永宁老家。
    父亲的归来让家族人高兴和激动，终究人还活着，在这个战乱年代真不容易，加之数年不见，就格外的亲切。而母亲的出现，引起家族人的吃惊。但，更让母亲震惊的是，父亲离乡之前已经结婚，生育一儿一女。
    今天看来，父亲的再婚不可思议。其实，那时候很多外出求学、继而闹革命的人，接受了新文化思想，视野进一步开阔，对包办婚姻之痛感受最深。当两情相悦者出现，必然产生二次婚姻。况且，那时候社会动荡、战乱四起，民国又很疲弱，没有什么婚姻上的限制和法律条款。西北干部到延安，再进北京，绝大多数人都是父亲那样的二次婚姻。对此，我无法言说父辈们的情感纠结，这一切都成了无法更改的历史。
    母亲由于腰腿受寒，拄杖难行，受到妯娌们的挤兑。必须尽快改变命运，早日生活自理，才能脱离家族歧视的苦海。大哥知道哭闹可以引起族人重视，要了马，驮上母亲去其他做酒的村庄用酒糟蒸疗腰腿。半路上，草丛里飞出野雉，马儿受惊，一跳，母亲摔落在石板上，胳膊骨折，真是雪上加霜。在以泪洗面的日子里，母亲瘫在小土窑里，靠了大哥送吃送喝，接屎倒尿。大哥担心伯母们会给母亲下毒，每次吃饭先尝，然后端给母亲吃，半年后母亲总算可以生活自理了。当时是通家过日子，四十多口人一个锅灶，大妈是掌柜，让母亲做饭、送饭，干体力活。那是母亲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腿脚不好，身体虚弱，经常受到喝斥，时常以泪洗面，和大哥抱头痛哭。
    当时，父亲的压力也很大，给家里带回来另一个妻子，受到各种指责，他又不会农事，也没有手艺，安排了放羊的活儿。太阳出山，父亲吆了羊儿出坡，直到黄昏才回到村里，一走就是一天。老一辈人回忆说：父亲心里很苦，整天沉默着，捏一节点燃的朽木，不停地抽旱烟。经常，狼把羊咬倒了，父亲很淡然，在山峁上呐喊干农活的人，或者叫村里人，拿绳来背羊。反复多次，叔伯婶娘们对父亲很有意见。爷爷说话了，生气地对家人说：他当然不会放羊，也不会种地，除过这些哪一点不比你们强呢?他能文能武，是干大事的，不跟你们是一路人。以后，不许说闲话，好好善待。不定哪一天又出去干事了。父亲从乡武装部借来老掉牙的七九步枪，枪没准星，用唾沫沾了一点草屑，隔着大沟，举枪一响，对面坡准会滚下一条狼，连番多日消灭了不少狼。有时，父亲也打鹿，只要发现树林里有影儿，只一枪，晚饭就有了美味。
    几次，县政府派人来慰问父亲，延安保卫处委托县公安局带礼物前来看望，批准父亲在家修养两个月，身体康复后，到延安保卫处报到，另行分配工作。两个月后，延安来信，派父亲去汉中工作。父亲回信说自己不会讲关中话，容易露马脚，请另行安排。不久，延安又来信，派父亲到西安工作，西安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父亲的共产党身份已经暴露，去了西安就等于走进了死亡的大门，父亲依然没有同意。这时，边区的三边保安司令牛化东给延安去电，邀父亲去三边工作。延安保卫处来信同意，并让父亲在县里直接办手续前往。当时，信上没有讲给父亲什么职务，父亲犹豫了，难道要从头干起吗?
    人生的遭逢和起落，让父亲彻悟了人生，不如在老家的大梢林里偷安于乱世。父亲给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写信，要求在地方工作。回信同意，建议父亲从事地方教育，为家乡培养人才。那年，父亲三十八虚岁。
    知道父亲经历的人，都说父亲的选择是错误的，十分惋惜几次机会，如果出去于事，解放后就是高官了。父亲只是一笑：福兮祸兮，天知道。
    此时，要强的母亲在老家很伤心，再不愿意过泪水洗面的生活。一九四九年八月，带了大哥悄悄离开。半路上遇着一个放羊人，托他给父亲捎口信，只一句话：我到县城找工作去了。那时文化人奇缺，母亲到县政府受到欢迎。三天后，父亲也到了县城，俩人一起从事了教育工作。母亲先后在小学、宣传部、文化馆、教育局、乡村小学工作。父亲先在小学担任教导主任、校长、政府三科科长(文化、教育、卫生合并为三科)，又着手修建和创办了志丹中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父母颇受社会的尊重，身边只有大哥一人，十分的溺爱，大哥极其幸福，想吃什么，自己到街上去赊欠，所有的店铺和饭馆都有大哥签字的账项。几乎每月，父母亲都要从前街走到后街，挨着给大哥开销吃喝费。
    但是，幸福生活并不长久。一九五六年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左倾路线升温，一些“积极分子”跳出来说父亲历史不清，是反革命，对父亲的历史调查就此开始了。组织上先后给曾经与父亲共过枣的中央、省上领导发函进行甄别。有的领导实事求是地回复，肯定父亲的贡献；有的领导不知父亲的具体情况，就说此人曾是共产党，以后给国民党干工作了；更可气的是，有的领导害怕惹是非，说时间过久，记不清楚。经过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整风整社，政治形势不断恶化。到一九六一年国家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出台了精简干部政策，这时一位在中央部委任职的领导回志丹，听县政府汇报工作时说到父亲的名字，就打断话，说：哦，这个人解放前在国民党队伍里，怎么现在当中学校长了?
    本来不知情，无意问了这句话，让宁左勿右的个别领导意识到阶级斗争新线索，遂将父母列入精简名单。父亲知道后，也来气了，已经有很多的证明材料，谈不到历史不清，而且肯定了父亲出生入死、忠诚耿耿、遭军统特务抓捕入狱的事实。可是组织上无人过问。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哪去了?父亲极其寒心。当组织上通知办手续，刚强的父亲就把自己和母亲的精简手续都办理了，不就是个精简嘛，天无绝人之路，认为生活不是问题，可以用双手自力更生。
    到六二年，母亲生育了第五个男孩——我。五个孩子五张嘴，从此家庭开始了饥寒交迫的生活。那年，饥荒蔓延，吃树皮啃野菜，父母亲都饿肿了，感觉无法养活他们的第五个儿子，决定将我抱养给户家，找个生路，不致饿死。就在户家人上门来领养我的那一瞬间，母亲忽然不舍，断然拒绝，说：我能活着，我的孩子就饿不死!
    没有耕种的土地，买卖市场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城乡建设，所有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框定中变为一潭死水。连打工的活也找不到，怎么办?必须吃饭呀，必须活下去啊，每个月的供应粮从哪里找钱买呢?五十三岁的父亲面对现实，带着大哥开始了艰难的求生，拿绳索斧头，进夕阳沟，每天徒步六十里路，冬天背柴，百余斤的干柴八角钱；夏天卖草，一背高隆的髯草，三角钱。常常，凑不够一次买完当月供应粮的钱，分几次去粮店，屡遭白眼。不得不向邻居借粮借钱，暂作维持。后来，大哥到乡村当了养路工，父亲在寒暑假带上二哥、三哥、四哥，继续砍柴卖草。尤其冬天，黎明鸡叫出门，衣服破烂，哥哥们寒战颤栗，直到夜里星斗满天，才背负着柴禾回到了家。路程太远，还是小学生的四哥，时常无力再背，父亲接过柴捆放在自己身上，又哄又安慰，四哥边走边哭泣。这条路，不亚于现在“驴友”们在老林中的探险，两边高崖，险而难走，还要下几次七八米高的冰跌哨。所谓跌哨就是溪流瀑布被冻住，没有路，用斧子凿开踏脚的窝，一步步小心地攀下去。有时实在无法，就把柴捆扔到跌哨下，待人下了跌哨，再重新整理柴禾捆，继续走路。
    因为这条路上七八米高的跌哨，凌空滑落韵事经常出现。三哥摔伤过，磕破了头；三哥曾小腿被干枝戳入血流不止；四哥多次跌落，棉袄挂破，半裸了身子回家。那时，太穷，二哥限睛患病，红肿不退，无钱买药；三哥腹痛难忍，只能用热水消解；四哥口腔生疮，没钱手术。而且，屡次政治运动，父亲都要遭大会点名，母亲因为“天阴总有一日天晴”这句话被批斗，不甘受辱，服毒自杀，被及时抢救。哥哥们受同学欺负，不敢回驳和抗争。曾有一年春节，家里穷，拿出所有的钱只买了一只猪尾巴，总算有了腥荤，炖在一锅洋芋里，全家人吃完了洋芋，猪尾巴还留着，你推我让，嘴里馋着都不好意思吃，那是个悲惨的年关啊。
    先后，父亲背柴卖草、挖药材、到零工队炸石头、扫大街、给饲养场放羊、做烧水工，凡是能养家糊口的体力活，父亲都会干。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苦难的二十年生活，是这样写的：“政治上含冤垢辱，又生活饥寒，譬似乞丐，每想自杀了却此生，又看到孩子尚幼，心底哀怜，不能撒手而去。再想，干脆出去讨饭，甚觉给妻儿蒙羞，有辱文化之躯。黑暗茫茫，不见天日，不知上苍何时慈悲……”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父亲几乎没有开心的笑容，总是浑身尘土，回家后累累地倒在小土窑的炕上，翘着腿就打起了鼾声。我有时候也纠缠父亲讲故事，父亲给我讲得最多的是狼和小白兔的故事：
    ……很早很早以前，树林里住着小白兔一家，生活得很快乐。忽然，树林里来了大灰狼，要吃小白兔，说：山林是我的，你们也是我的，你们都必须乖乖听话。小白兔问：我们没惹你、没得罪你，为什么要吃我们?大灰狼张开凶狠的大嘴巴说：我是这里的神，主宰你们的命运。小白兔勇敢面对：太阳和雨水，才是我们的神，你是坏蛋。
    小白兔逃回洞穴，聪明地四处打洞，联合了附近的山羊、花猫、小猪。鸽子、野雉等等好多善良的动物，团结起来，用尖刺、石头、棍子、犄角为武器；把大灰狼诱惑到悬崖边,一顿狠打，大灰狼很害怕，反而威胁说；谁先造反，我就吃谁?小白兔冲出来，几棒就把狼打下悬崖，狼摔死了，山林恢复了太平。
    父亲补充说，你要像小白兔一样，做一个勇敢的人。
    长大后，再回味狼和小白兔的故事，恍然醒悟，小白兔和他们的朋友是绝对打不过狼的。这个故事，是父亲在那个极其苦难的年代里所渴望的梦想呵，由不得惆怅心酸。
    母亲刚参加工作时，政府是粮食供给制，只有一点津贴，但是母亲还是和熟人借了钱，只身徒步从志丹出发，走了七天，到了满堂川探望双亲。外爷外婆十分意外，女儿还活着?怀着孝心坐娘家来了!仨人抱头而哭。我五岁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大串联风靡了全中国。母亲带我挤班车，又去了外婆家。外爷已经去世，外婆被村里定为五保对象勉强生活，母亲异常伤心。之后，无论多么穷困，多么吃不上饭，母亲总要抠出一点钱攒着，逢年过节给外婆寄上五块钱，写信问候一番。有一年，外婆来信说：没有钱买煤油点灯，也没钱买止痛片，母亲设法筹了五块给外婆，后来才知钱没有寄到，母亲大哭一场。
    有几年，母亲在小城边缘的空地上，和泥打土坯，出售给盘炕、砌墙、建房的家户。夏天烈日暴晒，脖颈和胳膊上一次又一次的蜕皮，漆黑漆黑的。天冷了，晨昏时的河水有了冰渣，母亲还在冰冷激骨的泥水中操作，满手一道道的裂痕，有的伤口浸血了，用胶布一贴，继续干。哥哥们在中午和下午放学的时候，赶来帮忙，打坯子、摞坯子、运坯子，直到月儿当空才回家。可是，母亲还不得闲，忙忙地做饭，睡下时已是三更。我上小学的时候，也参与过打土坯，苦难的母亲头发白了，一脸冷峻，狠劲地于活，脾气很大，让我心生敬畏。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体会，儿多母受苦，不是分娩之苦，多是养育之苦啊。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整人，人害人，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社会一片混乱。这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庆幸父亲没有出去工作，否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生是死，难说了。像彭德怀等大功臣一夜之间成了囚徒，“自绝于人民”；西北高于相继落马挨整，贾拓夫、马明芳受迫害而死，汪锋、马文瑞被撤职批斗……冬天年关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灶，父亲就带着哥哥们，回到深山里的老家，帮助族内叔父家放羊、砍柴、铡草、干杂活，混个饱饭吃。父亲这一辈有十二个叔伯兄弟，有的伯父厚道热情，给家人叮嘱：人家现在落难了，不要慢待，社会一变，这几个茂腾腾的后生就会有出息，一定要向远看。对此，哥哥们一直心存感激，多以涌泉相报。我们家族大，颇多传奇和苦难，不是几篇文章所能承载的，应该是一部厚书才能说清楚。
    当“文攻武卫”结束，政治形势稍微缓和，老百姓也疲惫了，政治运动不再峻烈。
    母亲见过大世面，不惧怕官员，数次去延安专署上访，讨论父亲的冤案，要求纠错，终于得到了县上的重视。一九七五年是家庭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县上按政策，对不合理精简人员给予了每月三十一元的生活困难补助，饥饿的生活终于过去了。这时候，母亲还在药材公司打工剁药材，四季劳苦，风寒受冻，白天到药材公司干体力活，晚上熬夜做针线活。在我记忆里，有一年母亲得了伤寒，夜里浑身发冷打摆子，吃了阿司匹林出一身大汗，才好转了。第二天还得去做工，拼命维持这个家。之后，父亲又去曙光果园劳动，每月有十七元补助，生活得到保障了，父母亲才如释重负。
    直到一九七八年，举国拨乱反正，组织上给于了父亲地下工作人员的历史结论。至此，五十八岁的母亲才结束了打工，六十九岁的父亲离开了曙光果园。哥哥们相继在农村插队后被招工，我也参加高考出去求学，政府给予父母离休待遇，过了十年幸福的好日子。渐渐，疾病接踵而来，年事已高的父母卧床不起，备受治疗和病痛的折磨。
    一九九四年腊月父亲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二〇〇一年春天母亲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从此，父母与儿女阴阳两隔，唯有他们的慈爱泉水一样流淌在心里，滋润出无限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