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经济体制下，官府实行“抑商”、“贱商”政策，商人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是官府随意侵夺和凌辱的对象。面对官府的淫威，一般商人大多采取逆来顺受，息事宁人的消极态度。而在汉代咸阳的五陵原，却出现了两个硬颈商人，面对官府的侵夺，他们奋起反抗，硬是把贪官污吏送上了不归路，演绎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商人斗死酷吏”的历史活剧，表现了秦商博大劲直、不畏强暴的人生性格。他们就是咸阳五陵原的硬颈商人——焦氏、贾氏。
　　一、五陵原上多奇人
　　两汉时期，在长安城附近有一特殊地区，这就是五陵原。五陵原因西汉王朝五位皇帝的五个陵邑，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在咸阳原上而得名。五陵原的地理范围“西起今陕西兴平南位乡的策村和范家村，东达泾阳马家湾乡崔家原和梁村，北至今咸阳市区北界，南达渭水南岸，总面积约800平方公里”①。这一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又处于匈奴进军长安的必经之路，有着良好的地理优势，因此在古代为政府所高度重视。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出于“防胡”、“强本弱末”以及发展关中的需要，自高祖至宣帝时，曾多次对五陵原地区进行“徙民”活动。这一地区所迁徙人口的成分主要为吏二千石、赀百万以上的地主、富商、高利贷者、豪杰并兼之家。由于人口迁徙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因而形成了这一地区风俗文化上的多样性。《汉书·地理志》在叙述五陵原地区风俗时写道：“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②这种风俗文化上的多样性，“五方杂厝，风俗不纯”，使五陵原地区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名士辈出，俊才迭现，曾经对两汉的经济、政治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世家则好礼文”，秦汉时期五陵原集中了大量的官吏以及他们的家属。两汉王朝在选官制度上主要采取的是察举征召制，这样五陵原也就成了重要的选拔官吏的地方。“在西汉时期，有7个丞相，5个三公是选自五陵县的”③，五陵原人中有许多德行高尚的官员。茂陵人石奋十分恭谨，满朝上下无人能比，他官至诸侯相，俸禄二千石，其子孙也因为“驯行孝谨”成为二千石的大官，为朝廷、百姓所尊重。石奋因此被尊称为“万石君”。万石君的子孙犯了错误，他就坐在侧室餐桌旁“对案不食”，直到子孙认识到错误，向他肉袒谢罪才罢休。皇帝赐给他食物，他都以恭敬的礼仪吃饭，好像在皇帝面前一样，以示对皇帝的尊重。石奋儿子石建的孝顺超过了他的父亲，石奋死时，石建悲伤过度，只有靠拄拐杖才能行走。石家的孝谨闻名全国，齐鲁地区的儒生也自叹不如。石建的弟弟石庆担任齐相，“齐人慕其家行，不治而齐国大治”④。
　　同时一些五陵原人通过著书立说，提出政治思想，对汉代政治也起到重要作用。这其中以董仲舒最为典型。
　　董仲舒，原为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晚年徙家茂陵。董仲舒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以研究《春秋公羊传》知名，在汉景帝时曾任博士官。汉武帝时，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并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应对中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文最后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这一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这一主张的实行标志着汉代政治大一统之后，在思想上也完成了一统，从此儒家学说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五陵原籍的官吏立德孝行、清正廉洁、著书立说、重视教化，对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和吏治的清廉以及学术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豪杰则游侠通奸”，两汉时代，长安、五陵原地区豪侠众多。这些人有着豪侠仗义、轻财重施、乐于助人的积极一面，因此他们赢得人们的同情和赞许。张衡在《西京赋》中就有“茂陵之原，阳陵之朱，*(外走内喬)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虿芥，尸僵路隅”⑤的议论。这些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⑥。如原涉，其祖父以豪杰迁徙茂陵，原涉曾经以知礼显名京师，后来为报季父之仇，与豪杰相交，自己也逐渐成为游侠。原涉为人“内隐好杀，睚眦于尘中，触死者甚多”⑦。他的宾客多骄横不法，手下家奴去集市卖肉，仗着原涉的势力与屠夫发生争执，并将其砍伤。新丰人王游公与原涉不合，原涉便派遣长子和宾客洗劫王游公家，并将两人杀死断头而去。有人对原涉稍有微言，也便被人所杀害。平陵人苏不韦父亲被李暠杀害，苏不韦为替父亲报仇，变换名姓，散尽家财，将李暠的妾及小儿杀害，最终李暠也发病呕血而死。
　　“富人则商贾为利”，五陵地区是汉初大量迁徙天下富商的移居区，他们整族迁徙，数量巨大，一次动辄“数十万人”。这些富商大量聚集五陵原，极大增加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力量，为陕西商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贸迁有无，坐肆列贩，囤积居奇，所卖必倍，冲击着传统自然经济的旧秩序。焦氏、贾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焦氏、贾氏的经营事迹和复仇过程
　　五陵原焦氏、贾氏的经营事迹，班固《汉书》里有所记载，茂陵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⑧。
　　焦氏、贾氏是由江南迁徙到陕西的江南富商大族，其先辈有着丰富的经商经验。到陕西后，他们以敏锐的市场观察能力和灵通的信息来源，密切注视着官府的需求动向，花费了几千万钱收购木炭、芦苇等修造坟墓的物资，蓄积起来，想卖个高价。不久，汉昭帝年纪轻轻忽然去世，皇室事先并没有预备好修造陵墓的物资。焦氏、贾氏准备的大量物资正好派上了用场。正当他们摩拳擦掌想抓住这个机会，大赚一把的时候，酷吏田延年却使用诡计，将他们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田延年是战国齐国王室的后代，汉朝时，他家族也被迁徙到阳陵。他青年时代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干，被大将军霍光招纳到幕府之中，成为得力的助手。河东郡是霍光的故乡，当时治安不太好，豪强违法，盗贼横行，霍光就派田延年为河东太守。田延年到河东之后，重用尹翁归、闳孺等人，严格执法，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把河东郡治理得井井有条。田延年在地方上政绩突出，很快就提拔到朝廷，担任位列九卿的大司农，主管全国财政。
　　主管财政的田延年，面对昭帝突然去世官府准备不及的现实，他不肯花钱从商人手里购买举办丧事所需要的木炭、芦苇等修造坟墓的物资，反而出了一个恶毒的阴招。他向新皇帝上奏说，焦氏、贾氏等商人蓄积建陵物资是非法的，是“趁上之急，所卖必倍”，搅乱国家经济秩序，应该全部没收。才登基的汉宣帝便同意了田延年的办法，派官府的人将焦氏、贾氏等人囤积的物质全部没收，无偿充公。焦氏、贾氏不仅没赚上钱，还赔了个血本无归。
　　但焦氏、贾氏这些富商大户，他们财力雄厚，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吃亏之后，绝不善罢甘休，听任官府宰割，而是奋起反抗，要一雪诬陷之仇。他们恨透了田延年这帮酷吏，出钱让人调查田延年的罪行，伺机报复，置他于死地。
　　不久，报仇雪恨的机会果然来了。田延年是个典型的贪官，他凭借手中的财政大权，巧做手脚，大肆贪污。替汉昭帝修建陵墓，要用大量的沙土，运输沙土，又需要大量租用民间的牛车。拉1车沙土，要付给百姓一千钱的租金。田延年报虚账，1车沙土算两千钱。前后共拉了3万车沙土，在大司农府报销了六千万，其中三千万就装进了田延年自己的口袋。焦、贾两家富商，花了许多钱，终于掌握了田延年贪污的真凭实据，便上书告发。汉宣帝下诏，命丞相调查这宗贪污大案。丞相霍光是田延年的主子，自然要关照一下。他把田延年召到府中询问，准备替他想办法遮掩。田延年却死要面子，在霍光面前抵赖说：“我本是将军门下小吏，蒙将军厚恩，才得到了封侯的爵禄，怎么会干那样的事情呢?”霍光说：“既然你没有干过，那我就让人一查到底了。”
　　御史大夫田广明是个厚道人，他对太仆杜延年说：“《春秋》上有以功覆过的大义，当初废昌邑王的时候，如果没有田延年的一番慷慨陈辞，大事就办不成。现在，由官府拿出3千万，替田延年赎罪，这有什么不可呢?请您把我的话，转告给大将军。”太仆杜延年也是厚道人，就把这番话转告给了霍光。
　　霍光的态度却耐人寻味，他先是肯定了田延年废昌邑王的功绩，但接下来，他摸摸心口，对杜延年说：“田延年那番话把我吓坏了，至今心口还疼。请你转告田广明大夫，通知田延年，让他到狱中听候审理，不会冤枉他的。”霍光说这番话，明摆着是不想保田延年了。田广明通知了田延年，田延年却不肯主动到监狱去，他说：“多谢官府宽恕我。但我有什么脸面到监牢里，让大家笑话我，让狱卒们唾我的脊背!”田延年把自己关在家里，偏袒着衣服，拿着一把刀，来回走动，不知道该干什么。过了几天，丞相下了逮捕令，使者召唤田延年到廷尉府去。田延年在家里听见外头逮捕人的鼓声(类似于现代的警笛)，就拿刀自刎了。⑨
　　焦氏、贾氏听到田延年自刎的消息后，举府欢庆，拍手称快。这个汉朝初年朝野关注的经济大案，以田延年的自杀而画了一个句号，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商人斗死酷吏”的历史故事。
　　三、焦氏、贾氏复仇故事的历史启迪
　　五陵商人焦氏、贾氏与酷吏田延年之间的抗争，最终取得胜利，是私权对公权的胜利，为我们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启迪。
　　首先，焦氏、贾氏依靠灵通的信息和准确的判断，收购木炭、芦苇等修造坟墓的物资，蓄积起来，这本身无可非议，是商人正常的市场行为。商以察尽财，商人就是靠对市场供求变化的判断，来掌握价格涨落所形成的价格差价，赚钱发财。而正确的市场决策，则来源于对市场信息的获取和判断。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也是财富，“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焦氏、贾氏作为经商世家，自然熟懂此道，反映了焦氏、贾氏作为优秀商人所具有的素质。至于昭帝突然去世，给他们提供了及时的市场机遇，也是偶然，只能说他们运气不错，判断准确。就是他们通过某种渠道，预先得到宫中一些信息，也属正常。因为在明代以前，商人的活动主要是为官府服务，“人参古玩好生涯，交易无非帝王家”，获取政府订单，满足政府需求，是商人大路生意的主要来源，囤积木炭、芦苇等修造坟墓的物资，正说明焦氏、贾氏获取利润路径选择的正确。在中国，只是到明代以后，由于人口激增，满足4亿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所需，才成为商人们的主要任务。
　　其次，焦氏、贾氏在遭受到酷吏田延年的陷害后，能挺硬脖颈，奋起反抗，拼死抗争，是中国传统商人少有的气节和优良传统，典型表现了秦人强毅果敢、不畏强暴的人生性格。自从周代实行“工商食官”体制以来，商人们就依附于官府，屈从于官府的淫威之下，成为官府侵夺和凌辱的对象。特别是管仲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社会职业分层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农人之下，基本上与贱民为伍，从根本上剥夺了商人反抗官府的能力，使中国商人失去了社会的独立性，形成唯唯诺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残缺性人格，在中国历史上鲜有商人敢反抗官府的。就是到了明清以后，商人们的奴性性格并没有得到改变。明清时期的徽商就形成“逢官当敬”的人生信条，想方设法来笼络巴结官府。明清小说《石点头》记载了一则官府盘剥商人致使商人血本无归而忍气吞声的故事。说的是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了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如例纳税。那班民壮，见货物盛多，要汪商发单银十两……(汪商)听说要发单银十两，分明是要他性命，如何肯出，说道：“莫说我做客老了，便是近日从北新、浒墅各税司经过也从无此例。”这话一发激恼了士兵，劈脸就打，骂道：“贼蛮，发单钱又不兑出来，放什么冷屁。”汪商是个大本钱的富翁，从不曾受这般羞辱，一时怒起，也骂道：“砍头的奴才，我正项税银已完，如何又勒住照单，索诈银财，反又打人，有这样无理的事，罢罢，我拼这几两本钱与你做一场。”回身便起，欲待奔回船去。那士兵揪转来，又是两拳，骂道：“蛮囚，你骂那个，且见我们爷去。”汪商叫喊救命，众人见是士兵行凶谁敢近前，被这班人拖入衙门。吾爱陶(时任荆湖路条例司监税提举)方出堂放关，众人跪倒诉说：“汪商船中货物甚多，所报尚有隐匿，且又指称老爷新例苛刻，百般辱骂。”吾爱陶闻言，拍案大怒道：“有这等事，快发他货物起来查验。”汪商再三诉说勒索打骂情由，谁来听你。须臾之间，货物尽都抬到堂上，逐一看验，不道果然少报了两箱。吾爱陶喝道：“拿下打了五十毛板，连原报铺家也打二十毛板罢。”吾爱陶又道：“漏税，例该一半入官，教左右取出剪子来分取。”从来入官货物每十件官取五件，这叫做“一半入官”。吾爱陶新例，不论绫罗绸缎布匹绒褐，每匹平分，半匹入官，半匹归商。可惜几千金货物尽都剪破，纵然织锦回文也只当做半片残霞，汪商扶痛而出。⑩
　　明清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具有独立性质的市民意识，商人还处于面对官府的凌辱，除了“扶痛而出”，不敢有半点抗声的屈辱地位。而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陕西，却有商人敢于挺身而出，与酷吏一争高下并最终将酷吏送上不归路的事迹。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充分反映了秦人不畏强暴、拼死抗争的倔强性格和秦人为义舍利、轻生重死的人生气节。
　　①杨希义、吴发荣、祝烨：《五陵原史地与文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28，《地理志》。
　　③张铭洽：《长安史话》，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74页。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6，《万石卫直周张传》。
　　⑤费振刚，胡双宝：《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⑥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24，《游侠列传》。
　　⑦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92，《游侠列传》。
　　⑧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90，《田延年传》。
　　⑨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90，《田延年传》。
　　⑩天然痴叟：《石点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