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善于预测的汉代咸阳商人——任氏
秦汉时期是中国商品经济进入制度化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动乱不已的时期。秦立国十五年，爆发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汉兴不久，有吴楚七国之乱，又有征剿匈奴，这种制度迭兴的历史特点，既摧残打击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秦汉之际，陕西咸阳就有一位居乱世而靠正确的预测发财致富的商人，他就是宣曲任氏。
一、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
秦自商鞅变法后，尽管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商品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又修驰道、拆关塞等，更加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秦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有明显进展。当时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既有农副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牲畜、家禽也有买卖。粮食买卖已为常见，如据秦简《法律问答》谓：“有禀菽、麦，当出未出，即出禾以当菽、麦，菽、麦贾(价)贱禾贵……”①云梦秦简中多处说到有关丝、帛、布和衣服方面的买卖。如《法律问答》载：“甲盗钱以买丝……”“今盗甲衣，卖，以买布而得……”又《金布律》载：“布一，用枲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钱”②。
西汉立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百业萧条”。至惠帝、高后时，以“天下初定”为由，“弛商贾之律”③。文帝之时，又“弛山泽之禁”④，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纵民冶铁、煮盐”，放任私人对盐铁自由产、销。此后进而“通关去塞”，开关梁，“任民周流”⑤，开放关塞，免征关税，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采取各种措施便利商旅，以利各地物资交流。由于西汉前期对工商业采取了宽松、优惠的政策，使当时的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在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商人们大得其所，大贾富商们更是周行天下。于是，种田务农的，本被认为是愚拙的行业，有人也以此而富甲一州；沿街叫卖的，本被视为低贱的行业，有人也以此富饶；贩卖胭粉的，本被认为是耻辱的行当，有人也得致千金；卖浆水是小生意，有人也赚钱千万；磨刀是浅陋的小技，有人也得以列鼎而食；胃脯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小食品，有人也以此拥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旁门左道的方术，有人也以此鸣钟佐食。总之，致富无常业，财货无常主，有才能的人，财富聚集辐辏，不肖子弟，则家产土崩瓦解。而那些凭借智慧与谋略的大贾富商，大的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数不胜数。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理论的发展。春秋战国以来，对商人们影响最大的就是范蠡的“计然之术”。范蠡的“计然之术”主要是两点：
一是待乏。把天道循环所引起的年岁丰歉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提出“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天下六岁一种，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待乏原则，并将它具体化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货物“无敢居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二是积蓄。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是经济发展、治国安邦、克敌制胜乃至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以治国论之，“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以战争论之，“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与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宝其金银，满其府库”。以经济论之，“收储以待时机”，更是必要。以家庭论之，“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不早备生，不能相葬”。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无论是战争还是生产，都离不开积蓄储备。当然，积蓄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没有生产，积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里的生产，不是要“君自耕，夫人自织”那样去亲身操作，而是要君主通悉财货的源流，任贤使能，这样千里外的财货也可招致，故“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知此二者形干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矣。”
从秦汉时期的社会实际出发，将范蠡的“计然之术”存乎一心，运用自如，取得经营成功的典范，就是咸阳任氏。
二、宣曲任氏的经营过程
《史记·货殖列传》对任氏的经营有所记载：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⑥
任氏，长安咸阳人，汉高祖曾在咸阳设“宣曲宫”。任氏曾在督道县做管粮仓的官吏。督道县地处边疆，秦朝末年县里驻扎了很多军队，储藏了大量军用的粮草和犒赏军队的金银珠宝。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汉王刘邦带领军队攻下咸阳城，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听到此消息，地方官和驻军四散而逃，县城一下子由曾经秦朝的国家仓库变成了慌乱之地，当地的百姓在战乱中纷纷打开仓库，抢劫里面的金银财宝，很快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但是唯独粮仓无人问津。因为在众人眼中，粮食远远不如珠宝值钱，况且兵荒马乱之时，众人四处逃难，粮食也不好随身携带。
但作为管理粮仓官员的任氏却是个有心人，他懂得范蠡的“待乏之术”，知道“民以食为天”，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张嘴吃饭，粮食是最重要的东西，相反，金银珠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于是，任氏和家人一起在自己家挖了很多地窖，把没有人要的粮食用马车全都运到自家的地窖中藏了起来。
秦朝灭亡之后，楚汉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贵。曾经抢到金银珠宝的人把财物拿出来换粮食，任氏按照范蠡“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的原则，大量抛售地窖里藏的粮食，把当地的金银珠宝都收入囊中，很快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任氏发财致富后，并不招摇，他熟知“积蓄之理”，知道“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的道理，将赚来的钱，投入到大力发展农田畜牧的实业中去，这样“积蓄”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才会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为了巩固“积蓄”，他还崇尚节俭。一般富人有了钱，都竞相过奢侈的生活，但任氏却能降低身份，放下架子，亲自致力于农田和畜牧之事。对于土地和牲畜，一般人都抢购价格低廉的，唯独任氏只求质地优良，不惜高价收买。他们家接连几代都是大富，为了形成节俭的优良家风，任氏定下家规：不是自己种田或畜牧所得的东西，不吃不穿；公家的税赋徭役等事没有办完，不得饮酒吃肉。这些优良的品德，使任氏家族成为乡里的表率，虽身为富民却得到了皇上的器重。
三、宣曲任氏经营成功的经验
据上述史料可知，任氏经营成功，前期是靠“待乏”，后期是靠“积蓄”。
首先，任氏深懂预测。常言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市场经济下，供求变动不居，价格涨落不息，商人只有经过正确的市场预测，才能获得市场预期。从一定意义上说，经营商业就是获得市场预期的活动。没有预期，就没有商业。任氏的聪明之处，在于将范蠡的“待乏”理论了然于胸，懂得“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道理，进行正确的市场预测，也就是把握了正确的市场发展方向。这种预测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经济预测。他懂得长效产品与短效产品的不同预期，当人们因战乱纷纷去抢夺金银珠宝时，任氏却把目光投向了长期的粮食。因为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畅销产品，有着不可动摇的市场预期，才大量收集和储藏粮食，期待市场供求的变化。果然不出他所料，楚汉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成为稀缺产品，价格飞涨，那些原来抢珠宝的人，也纷纷将珠宝换成了粮食。任氏因为预测正确，把握了正确的商机，狠赚了一把，成为了当地富翁。另一方面，这种预测还是政治预测。经济活动说到底是政治活动，市可以知治乱。任氏所以能够迅速发财致富，与他能够进行正确的政治判断有直接的关系。他储藏粮食，能不能获得市场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汉初战争进程的把握。如果没有楚汉战争，历有年所，造成的土地荒芜，农业衰败，巨大的改变了市场供求，使粮食成为军需民用的奇货可居，形成价格差价的巨额利润，任氏就不会那么快的发家成富。相反，如果没有楚汉战争，天下太平，农业丰收，粮食供销两旺，任氏所储藏的粮食很可能因为仓储太久而发霉变质。因此，善为商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商言商”，而应当有远大的政治目光，才能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寻找和发现商机，才能获得正确的市场预期。
其次，任氏深知积蓄。创业难，守成更难。任氏靠正确的市场预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财富，对刚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任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人们获得财富后，一般会有两种选择：要么用于消费，要么用于积累。用于消费者，往往会因消散了自己的财富而脱富返贫；用于积累者，会因财富的不断运动而带来更大的增殖。任氏的聪明之处在于选择了后者，他将赚来的钱，投入到大力发展农田畜牧的实业中去。对于土地和牲畜，他只求质地优良，不惜高价收买。他还放下架子，亲自致力于农田和畜牧之事。由于他重视生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培植了财富“积蓄”的根本，才使他们家因发展生产而接连几代都是大富。
要积蓄就必须崇尚节俭，节俭是实现积蓄最便捷的途径。节俭不仅仅是节制奢侈，也不是数米下锅的守财奴。任氏正确的节俭观在于树立劳动观念，他不仅自己躬身南亩，亲操犁锄，而且要求家人也必须从事劳动，规定“不是自己种田或畜牧所得的东西，不吃不穿”，这看起来，近似苛刻与迂腐。其实任氏这样做有着深刻的寓意。自己种田放牧，才知道“稼穑之艰难”，才不会浪费，从而树立牢固的节俭观念。我们不能不佩服任氏的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
其三，任氏坚持先公后私。任氏知道自己发家是沾了国是变动的光。因此，他发财不忘国家，能够摆正“小家”与“大家”的关系，要求“公家的税赋徭役等事没有办完，不得饮酒吃肉”，这就摆正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自觉的承担起商人应有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优秀商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也反映了陕西长期作为国都重地、首善之区所形成的“家国一体”意识对秦商的影响。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30，《平准书》。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文帝纪》。
⑤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9，《晁错传》。
⑥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129，《货殖列传》。
一、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
秦自商鞅变法后，尽管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商品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又修驰道、拆关塞等，更加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秦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有明显进展。当时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既有农副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牲畜、家禽也有买卖。粮食买卖已为常见，如据秦简《法律问答》谓：“有禀菽、麦，当出未出，即出禾以当菽、麦，菽、麦贾(价)贱禾贵……”①云梦秦简中多处说到有关丝、帛、布和衣服方面的买卖。如《法律问答》载：“甲盗钱以买丝……”“今盗甲衣，卖，以买布而得……”又《金布律》载：“布一，用枲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钱”②。
西汉立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百业萧条”。至惠帝、高后时，以“天下初定”为由，“弛商贾之律”③。文帝之时，又“弛山泽之禁”④，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纵民冶铁、煮盐”，放任私人对盐铁自由产、销。此后进而“通关去塞”，开关梁，“任民周流”⑤，开放关塞，免征关税，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采取各种措施便利商旅，以利各地物资交流。由于西汉前期对工商业采取了宽松、优惠的政策，使当时的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在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商人们大得其所，大贾富商们更是周行天下。于是，种田务农的，本被认为是愚拙的行业，有人也以此而富甲一州；沿街叫卖的，本被视为低贱的行业，有人也以此富饶；贩卖胭粉的，本被认为是耻辱的行当，有人也得致千金；卖浆水是小生意，有人也赚钱千万；磨刀是浅陋的小技，有人也得以列鼎而食；胃脯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小食品，有人也以此拥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旁门左道的方术，有人也以此鸣钟佐食。总之，致富无常业，财货无常主，有才能的人，财富聚集辐辏，不肖子弟，则家产土崩瓦解。而那些凭借智慧与谋略的大贾富商，大的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数不胜数。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理论的发展。春秋战国以来，对商人们影响最大的就是范蠡的“计然之术”。范蠡的“计然之术”主要是两点：
一是待乏。把天道循环所引起的年岁丰歉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提出“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天下六岁一种，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待乏原则，并将它具体化为“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货物“无敢居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二是积蓄。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是经济发展、治国安邦、克敌制胜乃至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以治国论之，“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以战争论之，“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与师举兵，必且内蓄五谷，宝其金银，满其府库”。以经济论之，“收储以待时机”，更是必要。以家庭论之，“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不早备生，不能相葬”。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无论是战争还是生产，都离不开积蓄储备。当然，积蓄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没有生产，积蓄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里的生产，不是要“君自耕，夫人自织”那样去亲身操作，而是要君主通悉财货的源流，任贤使能，这样千里外的财货也可招致，故“时断则循，智断则备，知此二者形干体，万物之情，短长逆顺，可观而矣。”
从秦汉时期的社会实际出发，将范蠡的“计然之术”存乎一心，运用自如，取得经营成功的典范，就是咸阳任氏。
二、宣曲任氏的经营过程
《史记·货殖列传》对任氏的经营有所记载：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⑥
任氏，长安咸阳人，汉高祖曾在咸阳设“宣曲宫”。任氏曾在督道县做管粮仓的官吏。督道县地处边疆，秦朝末年县里驻扎了很多军队，储藏了大量军用的粮草和犒赏军队的金银珠宝。某天，有一个消息传来，汉王刘邦带领军队攻下咸阳城，秦王子婴出城投降。听到此消息，地方官和驻军四散而逃，县城一下子由曾经秦朝的国家仓库变成了慌乱之地，当地的百姓在战乱中纷纷打开仓库，抢劫里面的金银财宝，很快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但是唯独粮仓无人问津。因为在众人眼中，粮食远远不如珠宝值钱，况且兵荒马乱之时，众人四处逃难，粮食也不好随身携带。
但作为管理粮仓官员的任氏却是个有心人，他懂得范蠡的“待乏之术”，知道“民以食为天”，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张嘴吃饭，粮食是最重要的东西，相反，金银珠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于是，任氏和家人一起在自己家挖了很多地窖，把没有人要的粮食用马车全都运到自家的地窖中藏了起来。
秦朝灭亡之后，楚汉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贵。曾经抢到金银珠宝的人把财物拿出来换粮食，任氏按照范蠡“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的原则，大量抛售地窖里藏的粮食，把当地的金银珠宝都收入囊中，很快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任氏发财致富后，并不招摇，他熟知“积蓄之理”，知道“人之生无几，必先忧积蓄，以备妖祥”、“不早备生，不能相葬”的道理，将赚来的钱，投入到大力发展农田畜牧的实业中去，这样“积蓄”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才会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为了巩固“积蓄”，他还崇尚节俭。一般富人有了钱，都竞相过奢侈的生活，但任氏却能降低身份，放下架子，亲自致力于农田和畜牧之事。对于土地和牲畜，一般人都抢购价格低廉的，唯独任氏只求质地优良，不惜高价收买。他们家接连几代都是大富，为了形成节俭的优良家风，任氏定下家规：不是自己种田或畜牧所得的东西，不吃不穿；公家的税赋徭役等事没有办完，不得饮酒吃肉。这些优良的品德，使任氏家族成为乡里的表率，虽身为富民却得到了皇上的器重。
三、宣曲任氏经营成功的经验
据上述史料可知，任氏经营成功，前期是靠“待乏”，后期是靠“积蓄”。
首先，任氏深懂预测。常言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市场经济下，供求变动不居，价格涨落不息，商人只有经过正确的市场预测，才能获得市场预期。从一定意义上说，经营商业就是获得市场预期的活动。没有预期，就没有商业。任氏的聪明之处，在于将范蠡的“待乏”理论了然于胸，懂得“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道理，进行正确的市场预测，也就是把握了正确的市场发展方向。这种预测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经济预测。他懂得长效产品与短效产品的不同预期，当人们因战乱纷纷去抢夺金银珠宝时，任氏却把目光投向了长期的粮食。因为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畅销产品，有着不可动摇的市场预期，才大量收集和储藏粮食，期待市场供求的变化。果然不出他所料，楚汉战争持续了四五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成为稀缺产品，价格飞涨，那些原来抢珠宝的人，也纷纷将珠宝换成了粮食。任氏因为预测正确，把握了正确的商机，狠赚了一把，成为了当地富翁。另一方面，这种预测还是政治预测。经济活动说到底是政治活动，市可以知治乱。任氏所以能够迅速发财致富，与他能够进行正确的政治判断有直接的关系。他储藏粮食，能不能获得市场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汉初战争进程的把握。如果没有楚汉战争，历有年所，造成的土地荒芜，农业衰败，巨大的改变了市场供求，使粮食成为军需民用的奇货可居，形成价格差价的巨额利润，任氏就不会那么快的发家成富。相反，如果没有楚汉战争，天下太平，农业丰收，粮食供销两旺，任氏所储藏的粮食很可能因为仓储太久而发霉变质。因此，善为商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商言商”，而应当有远大的政治目光，才能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寻找和发现商机，才能获得正确的市场预期。
其次，任氏深知积蓄。创业难，守成更难。任氏靠正确的市场预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财富，对刚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任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人们获得财富后，一般会有两种选择：要么用于消费，要么用于积累。用于消费者，往往会因消散了自己的财富而脱富返贫；用于积累者，会因财富的不断运动而带来更大的增殖。任氏的聪明之处在于选择了后者，他将赚来的钱，投入到大力发展农田畜牧的实业中去。对于土地和牲畜，他只求质地优良，不惜高价收买。他还放下架子，亲自致力于农田和畜牧之事。由于他重视生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培植了财富“积蓄”的根本，才使他们家因发展生产而接连几代都是大富。
要积蓄就必须崇尚节俭，节俭是实现积蓄最便捷的途径。节俭不仅仅是节制奢侈，也不是数米下锅的守财奴。任氏正确的节俭观在于树立劳动观念，他不仅自己躬身南亩，亲操犁锄，而且要求家人也必须从事劳动，规定“不是自己种田或畜牧所得的东西，不吃不穿”，这看起来，近似苛刻与迂腐。其实任氏这样做有着深刻的寓意。自己种田放牧，才知道“稼穑之艰难”，才不会浪费，从而树立牢固的节俭观念。我们不能不佩服任氏的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
其三，任氏坚持先公后私。任氏知道自己发家是沾了国是变动的光。因此，他发财不忘国家，能够摆正“小家”与“大家”的关系，要求“公家的税赋徭役等事没有办完，不得饮酒吃肉”，这就摆正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自觉的承担起商人应有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优秀商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也反映了陕西长期作为国都重地、首善之区所形成的“家国一体”意识对秦商的影响。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③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30，《平准书》。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文帝纪》。
⑤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9，《晁错传》。
⑥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129，《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