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当官与发财一般联系在一起。但在中国汉代却有一个自己官至宰相，而靠夫人家人殖产兴业富甲天下的名人，他就是汉长安杜陵人——张安世。
　　一、一门三封侯的杜陵张家
　　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长安区凤栖原上发现一汉代高级别墓葬，墓中出土大量文物，出土重要文物1800多件，其中有700多件彩绘陶甲士俑及令人耳目一新的鎏金银、错金银青铜器。该墓地规模大，规格高，主从分明，墓葬级别堪比汉王。从一个从葬坑中发现大型篆书“张”字铜印，表明该从葬坑为“张”氏所属。另一个耳室出土20多枚“卫将长史”封泥，西汉一朝担任过卫将军的张姓，文献记载唯张安世一人。张安世死葬有记，现出土文物都与文献记载张安世死后御赐茔地，御送“轻车甲士”，将作“起冢祠堂”一一相合，印证了该墓园墓主应为汉代名臣——张安世。
　　张安世字子瑞，杜陵人，是汉代廉吏张汤之子。
　　张汤是杜陵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开始施展自己的才华。
　　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推荐给武帝，补任为御史，令他处理诉讼。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张汤更加受到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不久，汉武帝调动大军讨伐匈奴，官府库存空虚。张汤秉承武帝的旨意，请求制造白金货币及五铢钱，垄断盐铁的生产和买卖，排挤富商大贾；还公布告缉令，剪除豪强兼并的家族，很得武帝的信任。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财用，常至日暮，武帝甚至忘记吃饭，国家大事都听张汤的意见。张汤患病时，武帝曾亲自前去看望，皇上就是这样尊宠他。
　　当时皇上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上奏的疑难案件，一定预先为皇上区别断案的原委，皇上肯定的，便著为谳决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主上的英明。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拜见各位公卿大夫，更是不避寒暑。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却由于他的这种做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被晋升为御史大夫。
　　在任御史大夫期间，张汤用吏严格，多次弹劾有污行的贪官，他自己也很清廉，死时家里的财产不过五百金。但他或多或少与商人有不少的联系，为他以后被赐死埋下了祸殃。比如，他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田甲虽然是个商人，但有很好的品德。当初张汤任小吏的时候，因为金钱的关系而互相往来，及至张汤当了大官，田甲又曾责备张汤行事中的过失，也表现出忠正刚烈之士的风范。赵国靠冶炼铸造营利，赵王刘彭祖多次指控铁官，张汤却每每排斥赵王。赵王记恨在心，每每派人寻查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尤其是到了他的晚年，得罪了处于九卿之位的朱买臣，朱买臣为了诬陷他，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友人田信等，说张汤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囤积取利，与张汤平分。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武帝向张汤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囤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张汤听后，没有谢罪，还惊讶地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从而引起了武帝的不满，张汤于是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并释放了田信。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张安世继承父志，成为西汉重臣，影响仅次于霍光，在宣帝朝“麒麟阁十一功臣榜”上，“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即位居第二。张安世一门三侯，张安世家族也以八代高官大宦未失侯位，为史家称奇，认为“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此”①。
　　二、官商相通的张安世
　　张汤一生与商贾过从甚密，但却两袖清风的现实遭遇，对年幼的张安世刺激很大。他不想再走父亲的老路，决心一方面清正为官，另一方面，殖产兴业，发家致富。
　　张安世继承父志致仕后，精力于职，勤奋好学，他记忆力好，过目不忘。有一次，武帝临幸河东，忘记了携带三箧书，便诏问随行的文武，没人敢于应对，只有张安世记得，他为武帝陈说书中故事。后来有人从市中购得这些书，张安世说的几乎与书上写的一模一样。武帝很赏识他的才华，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
　　汉武帝去世后，昭帝继位。昭帝重用大将军霍光秉政，霍光以张安世官德笃行，很器重。不久，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与燕王、盖主谋反被诛，霍光以朝无旧臣为由，举荐张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自己反而为副将。久之，天子下诏曰：“右将军光禄勋安世辅政宿卫，肃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宁。夫亲亲任贤，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为富平侯。”
　　昭帝即位后不久就去世了，霍光与张世安共同拥立宣帝，立下大功。宣帝即位褒赏大臣，下诏曰：“夫褒有德，赏有功，古今之通义也。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勤劳国家，守职秉义，以安宗庙，其益封万六百户，功次大将军光。”张安世的儿子千秋、延寿、彭祖，皆封中郎将侍中。
　　张安世为官廉洁。他曾举荐一人为官，后来该人来向其道谢，张安世说自己所以为举贤达能，乃是公事，岂能私谢，于是与之绝交。掖庭令张贺是张安世的哥哥，有一次在张安世面前称赞皇曾孙(后来的汉宣帝)的才干，张安世总是禁止说这些，他认为上有年轻的皇上，不应称道皇曾孙。到汉宣帝即位时，张贺已去世，汉宣帝对张安世说：“掖庭令当初无端的称赞我，将军制止他是对的。”汉宣帝追念张贺对自己的恩惠，打算封他为恩德候，为他设置二百人家守墓。张安世对张贺封侯之事坚决辞谢，又请求减少为张贺守墓的户数，逐渐减至三十户。汉宣帝说：“我本是为掖庭令，并不是为将军你!”张安世这才罢休，不敢再说。
　　张安世位极人臣，为官谨慎，满而不溢。他见自己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便向汉宣帝请求辞去俸禄。汉宣帝命大司农所属都内衙门单独为张安世收藏这笔无名钱，达到数百万。后来他见自己父子在朝，内心深感不安，便为儿子张延寿请求出任地方官。汉宣帝任命张延寿为北地太守。一年多后，汉宣帝怜恤张安世年老，又将张延寿调回朝廷，担任左曹、太仆。
　　与他父亲张汤不同的是，张安世不像他父亲那样虚伪地与商人打交道交朋友，而是能够沉下身来，从事实业。他虽然尊为公侯，食邑万户，却能身衣弋绨，保持朴素的节俭生活。他夫人亲自纺绩，自裁自衣。他家中有僮仆七百人，皆有专门手艺，从事劳作，这在汉代已经是规模不小的手工作坊了。加上他在朝中的名望，他的手工商贸活动，在当时一定影响不小。由于他外为官宦，内治产业，累积纤微，以“能殖其货”而被朝野称道，家资万贯，一次交给朝廷的贡献钱就高达“数百万”，汉宣帝只好让管财政的大司农设专账，为他保管这笔无名钱。他官场、商场春风得意，官禄商利左右逢源，当时朝野都说他家比大将军霍光还富有。②
　　汉宣帝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归侯印，天子报曰：“将军年老被病，朕甚怜之。虽不能视事，折冲万里，君先帝大臣，明于治乱，朕所不及，得数问焉，何感而上书归卫将军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愿将军强餐食，近医药，专精神，以辅天年。”张安世复强起视事，至秋天就去世了。张安世去世后，“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这就是2008年被发现和挖掘的杜陵张安世墓陵。
　　三、张安世做官经商的几点认识
　　张安世位至丞相，却能自办实业，殖产发家，而且富比大将军霍光，如何认识这个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历史现象。
　　第一，张安世做官经商并非空前绝后。中国自周代实行“工商食官”体制以来，商人就依附于官府，成为为官府服务受官府直接管理的社会力量。虽然春秋战国后，商人倒戈，挣脱官府束缚，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在官府实行“重农抑末”的经济体制下，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受到官府的直接调节。官府为了保证自然经济的秩序，实行“贱商”、“抑商”政策，商人成为官府直接打压的对象，动辄得咎。在这种官府的高压管制下，商人为了推进自己的商贸事业，只好投靠官府，通过“报效”、“投充”与官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借官府的庇护躲避来自官府的各种需索和获得某些经营的特权条件，丧失了作为独立自由商人的性格，从而出现官商不分的局面。
　　反过来说，官府实行“重农抑末”并不是不要商人和商业，而是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平衡商业与农业的比例，使商业被控制在不伤害农业的范围之内。因此，中国封建官府除了自己直接经商外，大内皇商几遍宇内，而且也并不限制官员经商。汉代，官员经商比比皆是。“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入国库，成为统治者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西京杂记》上说，当时上林苑昆明池放养的鱼，除供给诸陵庙祭祀之用外，还要送到长安市上去卖。武帝时，“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与富商大贾争利，名曰“平准”，实则为皇家谋利。武帝巡游各地的巨大开支，“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在这种情况下，张安世做官之余，手持末业就并不为怪了。而且，他父亲张汤就与商人关系甚密，许多大商人就是张汤的座上宾。大贾田甲就是张汤的好朋友，后来张汤治吏严厉，田甲还敢于直接面陈其非，并且张汤因商人田信事发而坐罪身死，都说明在汉代商人的地位并不低，可以直接出入官府内衙。
　　第二，张安世做官经商是自办实业，而非利用职权。从资料看，张安世经商是自办实业，是他妻子带领僮仆纺织，亲理机抒，而且七百多个家仆，都身有绝技，术有专长，从事劳作，应该是规模不小的手工作坊。至于内部的经济关系，历来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论，但从汉代的实际看，还应该是身份雇佣劳动者。张安世的利润收入，应该是劳动所得，而非剥削性收入。再者，张安世主要是动员了家内劳动力，是家内手工劳动，是规模比较大的手工作坊。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张安世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的商业经营谋取利益的资料。这说明，在汉代官员经营家内手工业是政策允许的，对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待两千年前古人的生活。至少他身为宰相，能沉下身来，从事被人视为“竖贾之事”的所谓贱业，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①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59，《张安世传》。
　　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59，《张安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