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汉长安最大的私人银行家——无盐氏




汉长安是全国金融中心,在汉代的长安产生过最早的女银行家,她就是长安人——无盐氏。
一、汉代长安的商业与金融
汉代长安,作为西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贸易都会,商业繁荣,人口众多。据《汉书·地理志》载,长安有88000户,人口24.62万。据《汉书》称,属太常管理的诸庙陵园,用卫士达4.5万人,祝宰乐人1.2万人,而且“养牺牲卒不在数中”。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诏书云:“卫士转置迎送二万人,其省万人。”可见驻军人数之多。昭帝时仅河南一地来京师诸官府为戍卒者就有二三千人。此外,京师各官署都有大量刑徒和奴婢。据《汉书》载,元帝时“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①。人数众多的驻军、徒奴,加上往来长安的吏民役夫、没有市籍的商贩、游学的儒生,西汉长安城在鼎盛时期的实际人口数可能远远不止50万。
长安素有经营工商业的传统。据《史记》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②。所谓“玩巧事末”,指的便是重视商业与手工业的社会风气。这些商业和手工业者,或因卖浆而聚资成千上万,或因经营五香果脯而发家致富,出门前呼后拥,连车列骑,产生了像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长安王君房、樊少翁和公孙大卿等这些西汉有名的大富翁。
国家的统一为工商业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当时西汉朝廷对商人虽实行一些限制,对他们征收的税率为“万息二千”,即20%所得税,但并不影响其发财致富。故当时有民谚云:“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经商致富的社会风气诱使下,不少富裕农民冒着破产危险,舍本逐末,来到汉长安城做生意,逐什一之利,形成“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熟而货有余”的现象。汉长安城中的商人人数众多,连学生也兼营商业,“汉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③。汉长安城中甚至还有女商人,如武帝的姑母、窦太主所亲幸的董偃之母,就是一个在京城挨门串户贩卖珠宝的女商人。
商业的发展,商人之间的账务往来,使长安的金融活动十分活跃。还在周代,京畿的民间借贷就很发达。有史料记载,“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丁商,逐什二以为务”④。这里的“周人”,是指周京畿一带的人,“逐什二以为务”,是指追求以十钱增息二钱的生息借贷业务。到战国,高利贷者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历史舞台。齐国孟尝君请门客冯谖“收责於薛”,债户众多,冯谖受命后,“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足见其借贷券契不少。冯至薛后“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偏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⑤。
进入秦汉时期,借贷成为一种债务被写进了当时国家的律令,并作出各种具体的限制和处分。如在湖北睡虎地出土战国末期的《秦律》中,在其《金布律》中就规定:“有债於公及赀,赎者居他县,辄移居县债之。公有债百姓未偿,亦移其县,县偿。”⑥这里分两个方面,一种是对欠负公家债务及赀钱者,必须赎还,如还者居在他县,就应将债务移送他县追讨。另一种如是公家欠负百姓的债务,而百姓居于他县者,也应由他县负责偿还。到了汉代,人们都以出贷作为谋利的手段,新出土的西汉初年的《二月律令》规定:“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⑦这是规定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及朝廷中的官员,敢以高利贷谋取钱财者,给予免官。由此看到,到了秦汉时期,借贷牟利已使国家律令不得不给以限制了。这些都说明,在汉代的长安,已经存在一个金融市场,许多子钱家(也就是银行家)在从事着银钱借贷的金融活动。其中长安无盐氏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二、长安无盐氏的借贷活动过程
长安无盐氏的借贷活动过程,《史记》里有较多的记载:
“无盐氏长安人,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贵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⑧
无盐,仅是一个姓氏。相传,战国时代,齐国无盐地方(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有一个女子,姓钟离,名春,长得特别丑陋,所以多次选择丈夫都没有成功。40岁时,她去见齐宣王,向宣王指出了齐国当时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齐宣王敬佩她的才能,娶她为王后,封她为“无盐君”。由此可知,无盐氏是汉代被迁徙或嫁到长安的一名女商人,因从夫姓,故名无盐氏。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刘姓王中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公然发动了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消息传到长安,朝野上下震惊。在和平解决无望的情况下,汉景帝派出了以太尉周亚夫为主帅的政府军平定叛乱。居住在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为了表明自己忠于中央政权,纷纷请求领兵出征。
这些“列侯封君”的领地多数在关东(秦汉时函谷关以东地区称关东),而长安却在关中(古人习惯上将函谷关以西地区称为关中,即现在的渭河流域一带),他们一时难以备齐足够的车马、武器,急需筹钱去购买。为此,他们只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借债。没想到,长安城中的许多高利贷商,都推说自己手中没有现钱。因为当时汉景帝正准备派兵平定叛乱,战局如何,一时尚难判断。他们担心关东地区一旦失守,“列侯封君”的领地就会化为乌有,到时候自己收不回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无盐氏以超凡的眼光,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以高于平常十倍的利息向“列侯封君”贷出千金。“列侯封君”急需领兵出征平定叛乱,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所以只得出高利息借款。就这样,无盐氏向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贷出了“千金”。汉代,“一金”即黄金一斤,值万钱。也就是说,无盐氏向“列侯封君”一共借出了一千万钱,而且是利息十倍。吴楚之乱总共也就用了三个来月就平息了,三个月时间,无盐氏就因此富甲关中。
三、长安无盐氏成功的秘诀
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一千万钱就变成了一亿钱,这简直是财富神话。而创造这个财富神话的无盐氏,却不是神仙,是一个极懂得商业经营规律的女商人。
首先,她敢于进行大胆预测。当吴楚七国之乱发生,长安的许多子钱家对战争纷纷采取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放贷的时候,唯独无盐氏对战争的进程进行了大胆预测。她认为,汉朝建立已有50多年了,建国初期虽发生过异姓王的叛乱,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因为经过秦末的长期战争后,人心思定,叛乱不得人心。这次同姓王的叛乱肯定与异姓王的叛乱有着同样的下场。基于这种正确的预测和判断,她才敢为天下先,放手放贷。由于预测正确,她赚取了10倍的利润,又一次证明了“商以察尽财”的商业经营规律。在商品经济下,商人就是通过对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预测,来赚取预期收益。所以,“预则立,不预则废”,正确的预测常常是商业经营成功的前提。但正确的预测则来自于对各种信息的正确判断和决策。无盐氏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并没有“在商言商”,而是跳出商业,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审视事态的发展,她从自己经历汉初战乱的生活实践中,判断出人心思定的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反对战乱的社会需求,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故而才能做出与一般子钱家完全相反的决定,表现了一个女商人高远的目光和非凡的气度。
其次,她敢于抓住商机,敢于冒险。正确预测并不必然就会赚钱发财,这里还有一个能不能进行大胆决策和敢冒风险、大胆投资的问题。在商品经济下,商机来去无踪,转瞬即逝,抓商机就要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执鸟之发”,以迅猛异常的动作抓住有利时机。吴楚七国之乱总共就三个月,如果没有抓住商机的胆略,拖泥带水,就会坐失良机,望洋兴叹。无盐氏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在进行正确预测的基础上,毫不迟疑,大胆决策,迅速做出大笔贷款的决定。并且敢于冒险,出手就是一千万钱,几乎是倾囊而出,因为“一千万钱”在汉代已经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它几乎满足了长安所有“列侯封君”对战争经费的需求,稍有不慎,结果就很可能是倾家荡产。而无盐氏正是遵循了“若要发,险中作”的商业规律,利用“利润与风险成正比”的商业定律,大胆投资,抢先占有商机优势,独步长安金融市场,才取得了“无盐氏之息十倍”的经营效果。
其三,她善于抓住供求关系的心理变化,获取大盈利。市场经济下,盈利就是供求双方的心理博弈。市场价格在一定条件下是由需求双方的心理竞争决定的。需求一方与供给一方对价格的确定都有自己的心理底线,市场价格就是在双方的心理底线上下摆动。无盐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准确地揣摩到了“列侯封君”的心理底线,这些长安的列侯封君为了向朝廷表忠心,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在这场事关命运的政治事态中,常常是不计成本,因为他们预期的政治收益远大于经济成本。而无盐氏则关注的是商业利益,在这场供求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物以稀为贵,使她占据了优势,便提出高于惯常数倍的利息进行借贷。因为,按照汉代对借贷的法律规定,一般民间借贷利息不得超过20%,即“取十二之息”⑨,超过了就是违制。而无盐氏则能充分利用战争状况下的特殊环境,获取超过惯常80%的利息,“息十倍”,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一切表现了一个优秀商人娴熟的经营技巧和泼辣大胆的经营作风,也是陕西人博大劲直人生性格的自然流露,自然一举而“富甲关中”。这是遵循商业经营规律的合理回馈和历史上秦商经营成功的典范。
①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卷,《地理志》。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9卷,《货殖列传》。
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卷,《食货传》。
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69,《苏秦列传》。
⑤《战国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1,《齐策》4。
⑥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秦律十八种金布律》,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45页。
⑦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⑧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129,《货殖列传》。
⑨《战国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1,《齐策》。
一、汉代长安的商业与金融
汉代长安,作为西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贸易都会,商业繁荣,人口众多。据《汉书·地理志》载,长安有88000户,人口24.62万。据《汉书》称,属太常管理的诸庙陵园,用卫士达4.5万人,祝宰乐人1.2万人,而且“养牺牲卒不在数中”。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诏书云:“卫士转置迎送二万人,其省万人。”可见驻军人数之多。昭帝时仅河南一地来京师诸官府为戍卒者就有二三千人。此外,京师各官署都有大量刑徒和奴婢。据《汉书》载,元帝时“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①。人数众多的驻军、徒奴,加上往来长安的吏民役夫、没有市籍的商贩、游学的儒生,西汉长安城在鼎盛时期的实际人口数可能远远不止50万。
长安素有经营工商业的传统。据《史记》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②。所谓“玩巧事末”,指的便是重视商业与手工业的社会风气。这些商业和手工业者,或因卖浆而聚资成千上万,或因经营五香果脯而发家致富,出门前呼后拥,连车列骑,产生了像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长安王君房、樊少翁和公孙大卿等这些西汉有名的大富翁。
国家的统一为工商业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当时西汉朝廷对商人虽实行一些限制,对他们征收的税率为“万息二千”,即20%所得税,但并不影响其发财致富。故当时有民谚云:“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经商致富的社会风气诱使下,不少富裕农民冒着破产危险,舍本逐末,来到汉长安城做生意,逐什一之利,形成“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熟而货有余”的现象。汉长安城中的商人人数众多,连学生也兼营商业,“汉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③。汉长安城中甚至还有女商人,如武帝的姑母、窦太主所亲幸的董偃之母,就是一个在京城挨门串户贩卖珠宝的女商人。
商业的发展,商人之间的账务往来,使长安的金融活动十分活跃。还在周代,京畿的民间借贷就很发达。有史料记载,“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丁商,逐什二以为务”④。这里的“周人”,是指周京畿一带的人,“逐什二以为务”,是指追求以十钱增息二钱的生息借贷业务。到战国,高利贷者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历史舞台。齐国孟尝君请门客冯谖“收责於薛”,债户众多,冯谖受命后,“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足见其借贷券契不少。冯至薛后“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偏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⑤。
进入秦汉时期,借贷成为一种债务被写进了当时国家的律令,并作出各种具体的限制和处分。如在湖北睡虎地出土战国末期的《秦律》中,在其《金布律》中就规定:“有债於公及赀,赎者居他县,辄移居县债之。公有债百姓未偿,亦移其县,县偿。”⑥这里分两个方面,一种是对欠负公家债务及赀钱者,必须赎还,如还者居在他县,就应将债务移送他县追讨。另一种如是公家欠负百姓的债务,而百姓居于他县者,也应由他县负责偿还。到了汉代,人们都以出贷作为谋利的手段,新出土的西汉初年的《二月律令》规定:“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⑦这是规定凡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及朝廷中的官员,敢以高利贷谋取钱财者,给予免官。由此看到,到了秦汉时期,借贷牟利已使国家律令不得不给以限制了。这些都说明,在汉代的长安,已经存在一个金融市场,许多子钱家(也就是银行家)在从事着银钱借贷的金融活动。其中长安无盐氏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二、长安无盐氏的借贷活动过程
长安无盐氏的借贷活动过程,《史记》里有较多的记载:
“无盐氏长安人,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贵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⑧
无盐,仅是一个姓氏。相传,战国时代,齐国无盐地方(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有一个女子,姓钟离,名春,长得特别丑陋,所以多次选择丈夫都没有成功。40岁时,她去见齐宣王,向宣王指出了齐国当时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齐宣王敬佩她的才能,娶她为王后,封她为“无盐君”。由此可知,无盐氏是汉代被迁徙或嫁到长安的一名女商人,因从夫姓,故名无盐氏。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刘姓王中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公然发动了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消息传到长安,朝野上下震惊。在和平解决无望的情况下,汉景帝派出了以太尉周亚夫为主帅的政府军平定叛乱。居住在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为了表明自己忠于中央政权,纷纷请求领兵出征。
这些“列侯封君”的领地多数在关东(秦汉时函谷关以东地区称关东),而长安却在关中(古人习惯上将函谷关以西地区称为关中,即现在的渭河流域一带),他们一时难以备齐足够的车马、武器,急需筹钱去购买。为此,他们只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借债。没想到,长安城中的许多高利贷商,都推说自己手中没有现钱。因为当时汉景帝正准备派兵平定叛乱,战局如何,一时尚难判断。他们担心关东地区一旦失守,“列侯封君”的领地就会化为乌有,到时候自己收不回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无盐氏以超凡的眼光,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以高于平常十倍的利息向“列侯封君”贷出千金。“列侯封君”急需领兵出征平定叛乱,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所以只得出高利息借款。就这样,无盐氏向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贷出了“千金”。汉代,“一金”即黄金一斤,值万钱。也就是说,无盐氏向“列侯封君”一共借出了一千万钱,而且是利息十倍。吴楚之乱总共也就用了三个来月就平息了,三个月时间,无盐氏就因此富甲关中。
三、长安无盐氏成功的秘诀
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一千万钱就变成了一亿钱,这简直是财富神话。而创造这个财富神话的无盐氏,却不是神仙,是一个极懂得商业经营规律的女商人。
首先,她敢于进行大胆预测。当吴楚七国之乱发生,长安的许多子钱家对战争纷纷采取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放贷的时候,唯独无盐氏对战争的进程进行了大胆预测。她认为,汉朝建立已有50多年了,建国初期虽发生过异姓王的叛乱,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因为经过秦末的长期战争后,人心思定,叛乱不得人心。这次同姓王的叛乱肯定与异姓王的叛乱有着同样的下场。基于这种正确的预测和判断,她才敢为天下先,放手放贷。由于预测正确,她赚取了10倍的利润,又一次证明了“商以察尽财”的商业经营规律。在商品经济下,商人就是通过对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预测,来赚取预期收益。所以,“预则立,不预则废”,正确的预测常常是商业经营成功的前提。但正确的预测则来自于对各种信息的正确判断和决策。无盐氏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并没有“在商言商”,而是跳出商业,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审视事态的发展,她从自己经历汉初战乱的生活实践中,判断出人心思定的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反对战乱的社会需求,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故而才能做出与一般子钱家完全相反的决定,表现了一个女商人高远的目光和非凡的气度。
其次,她敢于抓住商机,敢于冒险。正确预测并不必然就会赚钱发财,这里还有一个能不能进行大胆决策和敢冒风险、大胆投资的问题。在商品经济下,商机来去无踪,转瞬即逝,抓商机就要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执鸟之发”,以迅猛异常的动作抓住有利时机。吴楚七国之乱总共就三个月,如果没有抓住商机的胆略,拖泥带水,就会坐失良机,望洋兴叹。无盐氏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在进行正确预测的基础上,毫不迟疑,大胆决策,迅速做出大笔贷款的决定。并且敢于冒险,出手就是一千万钱,几乎是倾囊而出,因为“一千万钱”在汉代已经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它几乎满足了长安所有“列侯封君”对战争经费的需求,稍有不慎,结果就很可能是倾家荡产。而无盐氏正是遵循了“若要发,险中作”的商业规律,利用“利润与风险成正比”的商业定律,大胆投资,抢先占有商机优势,独步长安金融市场,才取得了“无盐氏之息十倍”的经营效果。
其三,她善于抓住供求关系的心理变化,获取大盈利。市场经济下,盈利就是供求双方的心理博弈。市场价格在一定条件下是由需求双方的心理竞争决定的。需求一方与供给一方对价格的确定都有自己的心理底线,市场价格就是在双方的心理底线上下摆动。无盐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准确地揣摩到了“列侯封君”的心理底线,这些长安的列侯封君为了向朝廷表忠心,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在这场事关命运的政治事态中,常常是不计成本,因为他们预期的政治收益远大于经济成本。而无盐氏则关注的是商业利益,在这场供求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物以稀为贵,使她占据了优势,便提出高于惯常数倍的利息进行借贷。因为,按照汉代对借贷的法律规定,一般民间借贷利息不得超过20%,即“取十二之息”⑨,超过了就是违制。而无盐氏则能充分利用战争状况下的特殊环境,获取超过惯常80%的利息,“息十倍”,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一切表现了一个优秀商人娴熟的经营技巧和泼辣大胆的经营作风,也是陕西人博大劲直人生性格的自然流露,自然一举而“富甲关中”。这是遵循商业经营规律的合理回馈和历史上秦商经营成功的典范。
①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卷,《地理志》。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9卷,《货殖列传》。
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卷,《食货传》。
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69,《苏秦列传》。
⑤《战国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1,《齐策》4。
⑥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秦律十八种金布律》,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45页。
⑦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⑧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129,《货殖列传》。
⑨《战国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1,《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