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无定所，市无常法。市场经济下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的发财致富机会。凡能抓住机遇又善于经营者，就会利用这一平台，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在唐代长安西市，就有一位身患残疾的人，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贩丝绸发家，成为长安城中最富有的人。他就是长安残疾人富商——邹凤炽。
　　一、唐长安是全国丝绸中心和集散地
　　长安是唐朝的国都，是全国的丝绸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中国生产丝绸历史悠久。唐代丝绸手工业较之前代更为发展，丝绸产地分布广泛，这就使长安的丝绸有了极为广泛的来源。唐朝的丝绸，绢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是唐朝政府户调所征收的重要物品。绢的生产遍及全国许多府州，这从唐政府所定的绢的等级可以略窥全貌。唐政府所定各州绢的等级共分八等90州。前三等为：一等，宋(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市)、亳(治所在今安徽亳县)两州；二等，有郑(治所在今河南郑州市)、沐(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曹(治所在今山东菏泽县)、怀(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四州；三等，有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卫(治所在今河南极县)、陈(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魏(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相(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冀(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德(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海(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徊(治所在今江苏盯眙县)、淮(治所在今山东郸城县)、徐(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充(治所在今山东兖州)、贝(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博(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县)十四州，足见全国丝绸生产的普遍。①
　　长安所在的关中，也普遍种桑。长安城外的桑树历历成行，所以近处的道路为人们美称“采桑路”②。东边，在今蒲城县南的下邳县是白居易的故乡，他宦居外地时，十分怀念那里“条桑初绿”的种种情景。西边，陇山近处的麟游县，诗人李娇在赴那里的九成宫途中也看到当地“郁郁桑拓繁”的景观。因为关中各地都有蚕桑，所以，长安近处的京兆府(治今西安市)、华州(治今华县)、同州(治今大荔县)都收取赋绢。
　　同时，长安是国都所在，地处水陆交通中心，联系全国各地，各地的绢和各种丝绸都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唐玄宗天宝年间，水陆转运使韦坚，以三百只船从东南州郡运来当地贡品，其中包括丝绸。船只停泊在禁苑东部望春楼下，渭河上的广运潭内。船上标明丝绸品种名称，还标明丝绸产地。其物品之精奇，其声势之壮，引起“观者山积”，而“京城百姓多不识释马船措竿，人人骇视”③。
　　唐代按行业形成各种行。丝绸业也有行，现在所能考证的在长安的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绵彩帛行、丝帛彩帛行、总绵丝织行。这些经营丝绸的行，必是丝绸贸易的所在。有一个绢行又兼作“举钱之所”④，反映了这个绢行经营丝绸得体，买卖赚钱，又为人所信任，所以才有他人存钱的事情。
　　在唐代，丝绸不仅是市场上的热门货，在中国的出口物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以长安为起点通往西域中亚、南亚、西南亚，乃至欧洲的交通大道，正由主要输出中国生产的丝绸，换回西域的黄金，因而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正因为此，在唐代丝绸是人们财富的主要标志之一，唐代市肆交易既用货币，也用实物。绢是作货币使用的。唐朝初年已经规定：“诸郡贡献，皆取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不得过五十匹”⑤。贞观十一年(687)马周上疏：“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一斗粟，而天下贴然，百姓皆知陛下爱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怨言。至五六年来，频岁丰稳，一匹绢才得粟十余石，百姓皆以为陛下不爱怜之，咸有怨言，”⑥百姓必须的粟米是以绢计价的。开元二十年(732)敕令指出：“绞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通理，自今后，与钱货通用。”⑦
　　就是这个锦绣繁华的大唐长安丝绸世界，为而后邹凤炽的闪亮登场准备了舞台。
　　二、邹凤炽的经营概况
　　《太平广记》中对邹凤炽的经营有所记载：
　　“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他曾经请市终南山中树，一棵树估绢一匹，自称“山树虽尽，臣绢未竭。”⑧
　　邹凤炽的发家与一段传奇有关。
　　唐天宝年间，在长安胜业坊，一个人艰难地推着小车朝大街方向走去，两肩高后背弯曲，像骆驼似的。他姓邹，因为驼背，远近的人们都管他叫“邹骆驼”。他以卖蒸饼为生，那辆小车上装着制作蒸饼的灶具和面粉。当车子经过一个拐弯处时，轮子碰上了露出地面的石块，小车翻倒在地，车上的面粉撒了一地，他黯然地坐在地上，望着满地的面粉伤心落泪。这几块露出地面的石头已经多次造成小车倾倒，这一次邹骆驼再也忍不住了，他从家里拿来工具要挖出这些绊脚石。如果不是这一挖，邹骆驼的小车恐怕会一直推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但这一挖改变了他的命运，埋在土下的石块有好几层，一层一层挖下去之后，露出一个瓷瓮，打开瓮口一看，里面装着砂金，大约有五斗。
　　这“五斗金”使他迈开了通向致富的步伐。他看到当时的长安丝绸是中外经营的大路货，贩卖丝绸没有不发财的，于是就将这五斗金投资丝绸贩运，不料一举成功，成为长安城有名的大富翁，“金宝不可胜计……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他的财产以积绢计算，当时绢每匹200钱左右，即使有一万匹也不过数千贯钱。他把家搬到了富人们居住的怀德坊南门东，给自己重新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邹凤炽”。
　　他几乎成为当时国内的首富。四面八方的货物全被他收买下来，即使是古时的猗顿，也超不过他。他家的男女人等和男仆女仆，都是穿锦衣吃美食，穿和用的器物都是当时令人惊异的东西。曾经因为女儿出嫁，邀请朝廷中的官员参加婚礼酒席，来庆祝的宾客有几百人，到了夜间，还供应帐幕休息，里面华丽到极点。等到姑娘快出来的时候，一群女仆围绕着新娘，都穿着绮罗，戴着珠翠，低着头，小步走路，特别艳丽，大家都愣了，不知道哪个是新娘子。
　　他曾经拜见高宗皇帝，请求买终南山中的树，1棵树的价格是1匹绢。他说：“山上的树卖光了，我的绢不会光。”事情虽然没有实行，终于被天下人传诵。
　　三、邹凤炽经营故事的历史启示
　　邹凤炽以商求富的历史故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启迪：
　　首先是他的身残志坚，不惧艰难。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残疾人一般是被社会歧视的对象，他们能够艰难生存已经不易，很难做到大富大贵。而邹凤炽却不以为然，他不顾身有残疾，自强不息，在长安西市靠推车卖蒸饼为生。“蒸饼”就是今日的“蒸馍”，唐代时称“蒸饼”。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盛产小麦，是制作蒸馍的上好原料。而且，陕西人自古就喜欢吃劲道、有嚼头的蒸馍，在唐代的西市和里坊里，到处都有卖“蒸饼”的小店和沿街叫卖的小贩。做“蒸饼”十分辛苦，一般三更天就要起来揉面、蒸制，五更天就要上市出卖，可谓披星戴月。邹凤炽不辞劳苦，他选择了一项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符的经营项目，自食其力，不依赖他人，表现了秦人坚毅不屈的倔犟性格。同时也说明，生意在路上。做生意不在大小，凡是有需求的就是好生意，对经营项目的选择，不能好高骛远，不着边际，而是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量体裁衣、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久而久之，坚持不懈，就会积累丰富的市场经验，生意就会越做越大。
　　其次是适时营销，目光高远。市场是需求的统一，做生意就要逆料行情，掌握变化。邹凤炽早年卖蒸饼，就是最保险的经营项目。因为，唐长安600万人，市场巨大，需求集中，陕西人又喜好吃蒸饼；而做蒸饼投资不大，技术易于掌握，只要做到货真价实，不愁没有市场。靠卖蒸饼掘得市场的第一桶金后，邹凤炽没有故步自封，稍富即安，满足于自己的小本经营，而是将投资目光盯住了当时最能取得丰厚利润的丝绸贸易之上。因为，隋唐时期，中国强盛，中国的丝绸贸易正处在最鼎盛时期，西域各国包括欧洲大量需要中国的丝绸，大量西方胡商不远万里到中国来采购丝绸，中国商人组成驼队将丝绸贩运到西域，赚取了大量的黄金，西安何家村唐代陵墓出土的文物中，大量都是罗马和西域的金币，就是明证。加之，长安又是全国丝绸集散中心和丝绸之路的起点，大唐西市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丝绸市场，做丝绸生意，需求集中，市场广大，容易发财致富。邹凤炽以娴熟的商业经营目光，又盯住了这一块最有发展潜力和最能获利的市场，大胆投资，迅速致富，成为大唐西市有名的富翁，其富裕程度可以与古代的大富豪郑通、猗顿相酹，一时名扬海内。邹凤炽的发财经历说明，市无贵贱，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商机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小人物也能做成大生意。关键在于熟悉行情，大胆决策，大胆投资，敢冒风险，残疾人也能脱蛹化蝶，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是张扬财富，博取名声。邹凤炽发财致富后，并没有像一般陕西人那样藏富不露，而是在中国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下，敢于冲破传统，大肆张扬财富，“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他家的富有在当时被称为“邹家富窟”，女儿出嫁时，满园佳丽，像是在搞“选美大会”。他还向唐高宗提出，用1棵树1匹绢的价格，购买终南山上所有的树木，并夸耀说：“终南山的树尽，而吾家绢不尽。”
　　这种不遗余力的夸耀财富，并不是邹凤炽的小人得志、土豪形象。当我们联系封建社会的社会现实，商人们夸耀财富的行为就可以得到合理阐释。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下，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人格得不到社会平等的认同和待遇，商人虽然富有，但在社会地位上却与贱民同列，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下。在这种社会高压下，商人们的心理被扭曲，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弹，他们往往会选择夸耀财富的方式，顽强地向社会宣示他们的社会存在，并通过炫耀财富来引起社会的重视，宣泄心中的积愤，求得“平等的国民待遇”。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这应当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市场行为。同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经营方式。市场经济是实力经济，它不承认任何权威，市场赋予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权利是一样的，丛林法则永远是市场无法抗拒的残酷现实。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富有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拥有财富的多寡，市场永远会向成功者投去掌声和鲜花，商人们通过夸耀财富便是向社会宣告他们的成功，并通过这种炫富为自己挣得合理的社会地位，争取更多的投资和订单。马克思一再说，在商品经济下奢侈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商人争取市场份额和市场利益的手段，没有奢侈就没有资本主义。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封建自然经济的传统眼光看待商人们的耀富行为。而且，邹凤炽如此大胆地炫耀财富，正证明了大唐时代是一个富裕和开放的时代，唐王朝的励精图治，就是让民众富裕起来，像邹凤炽这样的残疾人尚且可以取得如此富有的商业业绩，使人们可以从一滴水中看到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最后，邹凤炽作为一个残疾人，在他成功经商的历程中，一定经历了许多正常人无法体验的歧视和磨难，当他经营成功后，将家园搬到长安的富人区“怀德坊”，并将自己的名字由“邹骆驼”改为“邹凤炽”，正是他对长期受到社会歧视现实的合理反叛和心灵抗争。这本身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们的耀富行为不能冲破官府可能容忍的底线，否则，就会因官府的嫉妒而引来杀身之祸。
　　①曹尔琴：《唐代长安的丝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
　　②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7页。
　　③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5，《韦坚传》。
　　④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303，《王塑》。
　　⑤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6，《赋税下》。
　　⑥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74，《马周传》。
　　⑦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16，《杂录》。
　　⑧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495，《杂录3·邹凤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