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口驿，是秦岭傥骆驿道(也称骆谷道)上一个控扼北口的著名驿站。最近，这座古代重要的交通邮驿和军事关隘的遗址，已被当地考古爱好者发现、发掘。经专家认证，地址在今陕西省周至县骆峪乡骆峪村。
　　《西安晚报》1999年12月26日报道，发现骆口驿址的是周至县考古爱好者王安泉。已发现的驿城，城区面积7460平方米，北城有门，开在其中。城中有200余间官房，分别为驿馆、客舍、货栈、兵营、邮亭、库房、马厩等。屋中地面一律青砖铺墁，门前有明柱、回廊，街道以石条铺设。北城门石门墩稍加雕凿，大门裹有铁页。古城墙基东西宽85米，高10米，城墙顶宽约5米，外墙基由石条砌筑，上砌青砖，有垛口。城砖、石条和门墩已被村民移走，城区垦为耕地。出土时有许多五铢、开元和宋明清铜钱及个别银币，并有大量瓷、陶器残片，其地道和排水道尚待发掘。按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骆谷口古代设有骆谷关。如果设施高级考究一些，骆口关就会是一个“关城子”。严耕望先生在《骆谷驿道》中说，根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认为骆谷关应该在骆谷内40里左右的位置。我们以为，骆谷驿道有不止两个以上的骆谷关设施。《三国志》中，姜维和邓艾大战的“长城戍”“将台子”等，似乎就在骆谷口附近。南宋陆游《忆南郑旧游》中的“千艘粟漕鱼关北，一点烽传骆谷东”，似乎也透出骆谷口有“关城子”设施。那么，王安泉发现的骆口驿址，极可能就是骆谷口的古代“关城子”。
　　就在王安泉发现骆谷口“关城子”的前后，作家叶广芩也在执著地探寻傥骆道上的营盘梁遗址。
　　“厚畛子往上，秦岭大梁梁顶有驿站遗址，就是营盘梁了。营盘梁地面相对平整，有石砖砌就的城圈。城内房屋倒塌，一株小桃，在碎砖旁挣扎生长。高大石碑断成数截，脸面朝下，沉睡草间。只一块清康熙年间的碑，仰面青天，稍许完整，说的是重建驿站的事。问随行的焦彦文，这些巨大碑石何以如此下场，焦说大概是‘文革’红卫兵所为。‘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这歌词都还记得，却不想又从天安门到了秦岭深山，这些红卫兵，了得!营盘梁颓于燹乱的小小驿站，历史丰厚，出土过千余老砖，百余石条，大量箭头、铜钱、铁簇……1935年红二十五军攻打过营盘梁，1947年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在这儿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激战，山间的树林里埋葬了无数战死者的尸骸，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谁再提起过他们，谁属国民党谁属共产党从那些枯骨上已难说得清楚，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他们化做泥土，真正地与青山同在了。只有山间的风还记得他们。”
　　现代人文地理，一直在强调文明内部的发言原则。王安泉发现了“关城子”遗址，叶广芩探访着营盘梁，汉中的陈显元则重新发现了唐代“得意阁”。
　　在华阳古镇南端二水交汇处的南岸山脚下，一个巨大的连山石伸入河中。石面上有八个形状各异、大小不同、深浅不一的石孔，显系人工开凿。这是做何用途的呢?据典籍考证与现场勘察，发现原来这是唐代“得意阁”的遗址。
　　据南宋宁宗赵扩(1195～1224年在位)时代的王象之所编《舆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碑记》中“华阳寨摩崖刻”下注释：“骆谷路华阳寨下有大溪，俟冬水落，则见大字刻之道旁，云：‘建中三年，造此得意阁并回河镇，同节度副使张大侠记。’”1977年6月，汉中地区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的陈显远先生赴华阳调查红军标语，在华阳街老人的指点下，发现了这块摩崖石刻。他在《傥骆道初考》中写道：“……唐代摩崖石刻，高75厘米，宽45厘米，右行直书4行，前3行，每行6字，后一行9字，共27字。其文曰：‘建中三年(782年)，造此得意阁并回河镇，同节度副使张大侠，石工沈光俊记。’其左侧约1米处，又有直书2行：‘打碑本强诠’5字。”
　　华阳镇既是唐代傥骆古道上的咽喉要塞，又是军事重镇。从800年前王象之的记载看，当时得意阁紧挨华阳寨，山寨即为驻军之所。当时驻军首长级别之高，为“同节度副使”，一则反映华阳地理位置的重要，二则反映朝廷对华阳的重视程度。当时在华阳寨旁，设有“华阳关”，控扼交通要道，负责缉拿盗匪，维持社会治安及道路交通安全。
　　从“得意阁”的题名看，似为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之意。“得意阁”应是当地驻军首长或自我消遣，或招待客人，隔三岔五，摆酒设宴的处所。因为在寂寞的深山之中，过着单调的军营生活，高级军官们觉得，很有必要不时吃喝一番，改善一下生活。华阳镇南距洋县城76公里，位于秦岭南坡的山间盆地。在铁路、公路、航空尚未兴起的古代，它位于傥骆道的中途，地处咽喉要塞，丰富的资源，方便的交通，成就了它繁荣的经济。直至现代，它一直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山间商埠(陈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