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探索发现:“得意阁”与“关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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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口驿,是秦岭傥骆驿道(也称骆谷道)上一个控扼北口的著名驿站。最近,这座古代重要的交通邮驿和军事关隘的遗址,已被当地考古爱好者发现、发掘。经专家认证,地址在今陕西省周至县骆峪乡骆峪村。
《西安晚报》1999年12月26日报道,发现骆口驿址的是周至县考古爱好者王安泉。已发现的驿城,城区面积7460平方米,北城有门,开在其中。城中有200余间官房,分别为驿馆、客舍、货栈、兵营、邮亭、库房、马厩等。屋中地面一律青砖铺墁,门前有明柱、回廊,街道以石条铺设。北城门石门墩稍加雕凿,大门裹有铁页。古城墙基东西宽85米,高10米,城墙顶宽约5米,外墙基由石条砌筑,上砌青砖,有垛口。城砖、石条和门墩已被村民移走,城区垦为耕地。出土时有许多五铢、开元和宋明清铜钱及个别银币,并有大量瓷、陶器残片,其地道和排水道尚待发掘。按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骆谷口古代设有骆谷关。如果设施高级考究一些,骆口关就会是一个“关城子”。严耕望先生在《骆谷驿道》中说,根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认为骆谷关应该在骆谷内40里左右的位置。我们以为,骆谷驿道有不止两个以上的骆谷关设施。《三国志》中,姜维和邓艾大战的“长城戍”“将台子”等,似乎就在骆谷口附近。南宋陆游《忆南郑旧游》中的“千艘粟漕鱼关北,一点烽传骆谷东”,似乎也透出骆谷口有“关城子”设施。那么,王安泉发现的骆口驿址,极可能就是骆谷口的古代“关城子”。
就在王安泉发现骆谷口“关城子”的前后,作家叶广芩也在执著地探寻傥骆道上的营盘梁遗址。
“厚畛子往上,秦岭大梁梁顶有驿站遗址,就是营盘梁了。营盘梁地面相对平整,有石砖砌就的城圈。城内房屋倒塌,一株小桃,在碎砖旁挣扎生长。高大石碑断成数截,脸面朝下,沉睡草间。只一块清康熙年间的碑,仰面青天,稍许完整,说的是重建驿站的事。问随行的焦彦文,这些巨大碑石何以如此下场,焦说大概是‘文革’红卫兵所为。‘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这歌词都还记得,却不想又从天安门到了秦岭深山,这些红卫兵,了得!营盘梁颓于燹乱的小小驿站,历史丰厚,出土过千余老砖,百余石条,大量箭头、铜钱、铁簇……1935年红二十五军攻打过营盘梁,1947年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在这儿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激战,山间的树林里埋葬了无数战死者的尸骸,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谁再提起过他们,谁属国民党谁属共产党从那些枯骨上已难说得清楚,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他们化做泥土,真正地与青山同在了。只有山间的风还记得他们。”
现代人文地理,一直在强调文明内部的发言原则。王安泉发现了“关城子”遗址,叶广芩探访着营盘梁,汉中的陈显元则重新发现了唐代“得意阁”。
在华阳古镇南端二水交汇处的南岸山脚下,一个巨大的连山石伸入河中。石面上有八个形状各异、大小不同、深浅不一的石孔,显系人工开凿。这是做何用途的呢?据典籍考证与现场勘察,发现原来这是唐代“得意阁”的遗址。
据南宋宁宗赵扩(1195~1224年在位)时代的王象之所编《舆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碑记》中“华阳寨摩崖刻”下注释:“骆谷路华阳寨下有大溪,俟冬水落,则见大字刻之道旁,云:‘建中三年,造此得意阁并回河镇,同节度副使张大侠记。’”1977年6月,汉中地区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的陈显远先生赴华阳调查红军标语,在华阳街老人的指点下,发现了这块摩崖石刻。他在《傥骆道初考》中写道:“……唐代摩崖石刻,高75厘米,宽45厘米,右行直书4行,前3行,每行6字,后一行9字,共27字。其文曰:‘建中三年(782年),造此得意阁并回河镇,同节度副使张大侠,石工沈光俊记。’其左侧约1米处,又有直书2行:‘打碑本强诠’5字。”
华阳镇既是唐代傥骆古道上的咽喉要塞,又是军事重镇。从800年前王象之的记载看,当时得意阁紧挨华阳寨,山寨即为驻军之所。当时驻军首长级别之高,为“同节度副使”,一则反映华阳地理位置的重要,二则反映朝廷对华阳的重视程度。当时在华阳寨旁,设有“华阳关”,控扼交通要道,负责缉拿盗匪,维持社会治安及道路交通安全。
从“得意阁”的题名看,似为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之意。“得意阁”应是当地驻军首长或自我消遣,或招待客人,隔三岔五,摆酒设宴的处所。因为在寂寞的深山之中,过着单调的军营生活,高级军官们觉得,很有必要不时吃喝一番,改善一下生活。华阳镇南距洋县城76公里,位于秦岭南坡的山间盆地。在铁路、公路、航空尚未兴起的古代,它位于傥骆道的中途,地处咽喉要塞,丰富的资源,方便的交通,成就了它繁荣的经济。直至现代,它一直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山间商埠(陈显元)。
《西安晚报》1999年12月26日报道,发现骆口驿址的是周至县考古爱好者王安泉。已发现的驿城,城区面积7460平方米,北城有门,开在其中。城中有200余间官房,分别为驿馆、客舍、货栈、兵营、邮亭、库房、马厩等。屋中地面一律青砖铺墁,门前有明柱、回廊,街道以石条铺设。北城门石门墩稍加雕凿,大门裹有铁页。古城墙基东西宽85米,高10米,城墙顶宽约5米,外墙基由石条砌筑,上砌青砖,有垛口。城砖、石条和门墩已被村民移走,城区垦为耕地。出土时有许多五铢、开元和宋明清铜钱及个别银币,并有大量瓷、陶器残片,其地道和排水道尚待发掘。按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骆谷口古代设有骆谷关。如果设施高级考究一些,骆口关就会是一个“关城子”。严耕望先生在《骆谷驿道》中说,根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认为骆谷关应该在骆谷内40里左右的位置。我们以为,骆谷驿道有不止两个以上的骆谷关设施。《三国志》中,姜维和邓艾大战的“长城戍”“将台子”等,似乎就在骆谷口附近。南宋陆游《忆南郑旧游》中的“千艘粟漕鱼关北,一点烽传骆谷东”,似乎也透出骆谷口有“关城子”设施。那么,王安泉发现的骆口驿址,极可能就是骆谷口的古代“关城子”。
就在王安泉发现骆谷口“关城子”的前后,作家叶广芩也在执著地探寻傥骆道上的营盘梁遗址。
“厚畛子往上,秦岭大梁梁顶有驿站遗址,就是营盘梁了。营盘梁地面相对平整,有石砖砌就的城圈。城内房屋倒塌,一株小桃,在碎砖旁挣扎生长。高大石碑断成数截,脸面朝下,沉睡草间。只一块清康熙年间的碑,仰面青天,稍许完整,说的是重建驿站的事。问随行的焦彦文,这些巨大碑石何以如此下场,焦说大概是‘文革’红卫兵所为。‘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这歌词都还记得,却不想又从天安门到了秦岭深山,这些红卫兵,了得!营盘梁颓于燹乱的小小驿站,历史丰厚,出土过千余老砖,百余石条,大量箭头、铜钱、铁簇……1935年红二十五军攻打过营盘梁,1947年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在这儿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激战,山间的树林里埋葬了无数战死者的尸骸,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谁再提起过他们,谁属国民党谁属共产党从那些枯骨上已难说得清楚,其存其没,家莫闻之,他们化做泥土,真正地与青山同在了。只有山间的风还记得他们。”
现代人文地理,一直在强调文明内部的发言原则。王安泉发现了“关城子”遗址,叶广芩探访着营盘梁,汉中的陈显元则重新发现了唐代“得意阁”。
在华阳古镇南端二水交汇处的南岸山脚下,一个巨大的连山石伸入河中。石面上有八个形状各异、大小不同、深浅不一的石孔,显系人工开凿。这是做何用途的呢?据典籍考证与现场勘察,发现原来这是唐代“得意阁”的遗址。
据南宋宁宗赵扩(1195~1224年在位)时代的王象之所编《舆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碑记》中“华阳寨摩崖刻”下注释:“骆谷路华阳寨下有大溪,俟冬水落,则见大字刻之道旁,云:‘建中三年,造此得意阁并回河镇,同节度副使张大侠记。’”1977年6月,汉中地区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的陈显远先生赴华阳调查红军标语,在华阳街老人的指点下,发现了这块摩崖石刻。他在《傥骆道初考》中写道:“……唐代摩崖石刻,高75厘米,宽45厘米,右行直书4行,前3行,每行6字,后一行9字,共27字。其文曰:‘建中三年(782年),造此得意阁并回河镇,同节度副使张大侠,石工沈光俊记。’其左侧约1米处,又有直书2行:‘打碑本强诠’5字。”
华阳镇既是唐代傥骆古道上的咽喉要塞,又是军事重镇。从800年前王象之的记载看,当时得意阁紧挨华阳寨,山寨即为驻军之所。当时驻军首长级别之高,为“同节度副使”,一则反映华阳地理位置的重要,二则反映朝廷对华阳的重视程度。当时在华阳寨旁,设有“华阳关”,控扼交通要道,负责缉拿盗匪,维持社会治安及道路交通安全。
从“得意阁”的题名看,似为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之意。“得意阁”应是当地驻军首长或自我消遣,或招待客人,隔三岔五,摆酒设宴的处所。因为在寂寞的深山之中,过着单调的军营生活,高级军官们觉得,很有必要不时吃喝一番,改善一下生活。华阳镇南距洋县城76公里,位于秦岭南坡的山间盆地。在铁路、公路、航空尚未兴起的古代,它位于傥骆道的中途,地处咽喉要塞,丰富的资源,方便的交通,成就了它繁荣的经济。直至现代,它一直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山间商埠(陈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