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发展概况
(1)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期阶段主要是一些田野调查性质的论著，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性探讨。由于这些文字主要是以外国人写的著作为主，虽也有国人为配合清朝制定商法，在调查商事习惯过程中留下相关记录，但现在已多作为史料看待，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已不易查阅。所以，介绍这一时期的研究概况，较多的是以外人的论著为主。即使是外人的相关著作，也很难看到。长期致力于行会史研究的彭泽益先生，将他多年搜集的有关史料和论著编辑成《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分上下两册出版，该书辑录了一部分这方面的论著，使我们能够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获得初步的了解。
1883年，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就在上海出版的一份英文刊物《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了《中国的行会及其行规》(Chi-nese Guilds and their Rules)一文。②这大概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有关中国行会的论著。但该文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论著，因为除简短的前言外，主要是辑录了某个行会的行规。1886年，玛高温又在上海出版的另一份英文刊物《亚洲文会杂志》(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Chinese Gu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③，中文翻译为《中国的行会》。该文将当时的中国行会分作商会(Chambers of Commerce)和工会(Trades Unions)，实际上指的是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者行会。玛高温通过实地考察，在这篇文章中不仅简略介绍了宁波、温州两地工商行会的基本情况，还涉及有关行会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例如行会的起源、行会内部的管理、行会的功能与作用、行会与政府的关系、行会与外商的关系等。尽管该文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都非常简略，而且不集中，但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能够提出这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同样有其价值。另外，玛高温这篇作为最早论述中国行会的长篇文章，在这一研究领域还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与影响，20世纪初期一些西方人所写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都曾参考该文。
原籍美国，后改入英国籍的马士(H.B.Morse)于1909年出版了《中国行会考》(The Guilds of China)。1874年马士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即来到中国，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直至1909年退休，晚年定居英国。他同时也称得上是一位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曾撰写多部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国贸易史的著作，被誉为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所以，他撰写的《中国行会考》一书，也是当时西方学者所写有关中国行会史的著作中学术研究性质较强的一部代表性论著。④
《中国行会考》将中国行会分为手工业行会、商人会馆和商人行会三个部分加以考察，认为手工业行会(即一般人所称之公所)是一种行业社团；“中国行会的第二种形式是会馆”；“商人行会是由所有本地商人所组成的”⑤。该书关于手工业行会的论述较为详细，内容包括手工业行会的起源、成员、与政府的关系、收入来源、行业崇拜、行会控制、行会雇工及收徒、行会裁判权等。关于会馆，则从起源、会员、管理、收入、行业崇拜、贸易控制以及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分析。至于商人行会，主要是以牛庄和汕头两个口岸的情况为例，从标准计量、贸易控制、商事仲裁等方面进行论证。全书可以说既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具体的个案考察，而且以中西方行会的比较研究见长。
19世纪末叶，日本人也开始关注对中国行会的考察与研究。《中国经济全书》中的有关论述，即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研究中国行会的主要观点。⑥该书第二辑的内容全部与商人、商业和手工业相关，其中第四编专论“会馆及公所”，强调“欲知中国商贾之内容，而兼探究其规则习惯者，均须先研究其会馆、公所之真相，苟既熟悉其会馆、公所之规约习惯，则中国商人重要之机关，不难尽知，可断言也”⑦。该编共分为总说、会馆设立手续、会馆之构造、入会与退会、会馆岁入之财源、会馆之事业等6章，各章标题中虽只列出会馆，但其具体内容实则涉及会馆与公所，是当时论述中国行会十分详尽的著作。该书的另一特点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和独到的学术见解，如关于不同会馆的异同，会馆与公所之间的差别，会馆、公所与各帮的关系等。编末的附录部分，还列出“北京、天津、汉口、上海、杭州各省人设立之著名会馆并其所在地”。该书第五编虽系论述“组合规约”，包括工业组合和商业组合，实际上也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工商行会的行规，与行会问题有直接关联，并且涉及手工业和商业的许多具体行业。
这一时期国人虽无真正研究行会的论著问世，但一些地区配合制定商法开展商事习惯调查时，也开始对行会进行了调查，并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文字记载，这也可以说是国人对行会的最早论述。只是这些文字大多已作为史料被研究者引用，而且很难查寻。例如目前所能见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即有专章介绍湖南各县的会馆。⑧该报告书根据对湖南商界的调查，“考见商业团体之内蕴”，介绍了会馆的经费、董事、会议、罚则以及同业、同籍商号加入公会等相关问题。另外，该报告书还附录湖南各县商业、手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条规共计二百余件，实际上多属行会的行规⑨，是研究清代行会的重要资料。除此之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目睹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渗透和侵略，意识到中国必须采取新的应对举措，也开始重视探讨传统行会组织的缺陷与变革趋新，有的还注意到当时的行会实际上已在功能上发生了某些变化。⑩
由上可知，在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最初主要是在华外人出于各方面原因，开始对行会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成果。但是，整体说来早期的研究主要还只是以实地调查和一般性介绍居多，尤其是国人的有关研究十分薄弱，真正能够称之为学术研究成果者主要是以一部分外人的论著为主。即使是外人的论著，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2)中国行会史研究的早期发展
20世纪上半期，中国行会史研究在初期起步的基础上逐渐取得发展。这一时期，国人对行会史的研究较诸起步阶段也获得了明显的进展。其表现之一，是开始陆续有国人撰写的专文问世。例如20年代中期郑鸿笙发表《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一文，论述了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的不同。(11)另外，这一时期还有数篇专门论述行会的论文发表。(12)尽管这些论文的数量不多，而且现在看来学术水准不是很高，却是国人由以往侧重对行会进行一般性调查和介绍，转为开始对行会开展学术研究的具体表现。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国人研究行会史的开端。另外，30—40年代的一些相关论著也曾论及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例如窦季良的《同乡组织之研究》(13)一书，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变、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括会馆在内的四川同乡组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当时中国学者研究会馆史的重要成果。不过，该书主要不是从行会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会馆，对上海、北京和苏州等城市中的会馆也较少论及。其表现之二，是出版了全汉升的专著《中国行会制度史》(14)，该书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专门研究行会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国内行会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明显进展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首先探讨了中国行会的起源以及早期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然后按时间顺序对隋唐、宋代、元明时代的行会分别加以论述，另外对会馆以专章进行了阐明，同时也论及近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分析了行会制度的利弊与衰微原因。
然而也不得不承认，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仍然是以外人的研究成果居多，并且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入。特别是日本学者的一批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开始超过西方学者而居于领先地位。20年代到50年代初，日本学者对中国行会进一步进行实地调查，陆续编写了《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相继出版了6辑)，进而开展深入研究。例如和田清对会馆和工商行会起源的探讨(15)；加藤繁对唐宋时期中国“行”的分析，以及对清代北京商人会馆的考察(16)；仁井田升利用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17)，分析了行会的分化和分类，行会与社会的结合以及行会的组织结构、职业伦理；根岸佶则不仅对行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而且对上海行会作了翔实的区域性考察和分析，先后出版了《支那ギルド研究》(18)和《上海ギルド研究》(19)等多部有分量的专著；今崛诚二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论著，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行会进行了细致的研究(20)。30年代中期，另一位日本学者清水盛光撰写的长篇论文《传统中国行会的势力》(21)，在借鉴以往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中国行会的产生、行会政治无力的“处延限定”和“内涵限定”、行会的经济政策和统制力、行会内部的上下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视角也比较新颖。
上述情况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行会的论著，远远多于同期中国和西方学者的有关成果，可以说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行会史的高潮。同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论述比较深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应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后中国的不少研究者并未对日本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予以重视和借鉴。
(3)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行会史的研究获得了更为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海峡两岸中国学者的行会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下面分别予以简略介绍。
第一个阶段是50年代至80年代初。此阶段的行会史研究，主要是因史学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而得到明显扩展。50—6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展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研究领域，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初期的讨论围绕着明清时期中国是否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展开，具体涉及一些行业的雇佣关系，尤其是手工业者雇工的身份地位是否已摆脱封建依附关系，行会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与行会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促进了行会研究的发展。
这一阶段行会史研究的发展，首先是表现在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学术水平较诸前一时期在许多方面明显有所提高，并以后者的表现更为突出。例如有学者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的基本情况，并论述了苏州手工业行会的制度以及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同时还较为系统地论证了苏州手工业行会的特点与作用。(22)另有学者对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趋势，重整行规对市场竞争的抵制，以及行会在19世纪后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23)
其次是在专著方面，1966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何炳棣著的《中国会馆史论》，该书虽然主要是论述会馆，而且并非专门从行会的角度进行探讨，但它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仍可看做这一阶段行会史研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又一具体反映。该书针对以往国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对地缘性会馆制度未作系统研究，不能圆满解答“我国明清及当代大都市中究竟有多少会馆和兼具地缘性的公所行会”的缺陷，依据大量史料，从籍贯观念的形成、北京会馆的起源与演变、会馆的地理分布、会馆与地域观念的逐渐消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阐明“地缘组织表面上虽反映强烈的地域观念，但无时不与同一地方的其他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发生关系，谋求共存共荣”，促进了“大群意识的产生”(24)。
再次是有关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这一阶段国内开始出版的碑刻资料集，实际上可以说是有关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的专题资料。50年代末，北京三联书店即出版了江苏省博物馆编辑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为其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行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50—60年代出版的由彭泽益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5)、李文治编辑的多卷本《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6)，都辑录了不少有关行会的资料，对后来的行会史研究也多有裨益。80年代初，又有数本碑刻资料出版发行。它们是李华编辑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27)、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8)、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辑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9)等。
中国行会史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80年代以来，中国商会史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当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研究领域，也带动了行会研究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扩展了行会史研究的新视野，使行会史研究更加深入。特别是商会与行会的比较研究，促使一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和研究过去行会史研究中未曾涉及的一些问题。例如商会与行会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与联系?商会成立之后，行会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少学者还曾就这些问题发表专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和争鸣。有台湾学者更专门针对大陆学者的一些相关学术见解撰写了颇具分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探讨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之间的关系。(30)
对商会与行会的比较研究，还涉及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更加宏观和具有理论性的问题，这也是行会史研究出现的新拓展。一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侧重于分析商会与行会的不同性质，强调商会的近代特征和行会的传统色彩，较多地将传统与近代作为对立的关系；有的则认为晚清的行会也已具有不少近代的因素，与商会的近代特征并非完全对立，亦即传统与近代具有某种统一和交融性。(31)
近年来，部分学者又开始对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进行探讨，这一新的探讨也对促进行会史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行会和同业公会都是行业性的组织，但二者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功能与作用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从行会到同业公会，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然而不能否认，同业公会尽管是民国诞生的新式行业组织，但它的诞生和商会一样，同样与行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远远超过了商会。因为商会是跨行业的新式商人团体，而同业公会则仍然是行业性的工商组织，许多同业公会完全由行会发展而成。于是，传统的行会如何向近代的同业公会转化?二者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功能与作用有何异同?这些正是以往行会史研究中所未曾涉及的新问题。(32)
这一阶段，除商会史研究的兴盛和对同业公会的探讨带动了行会史研究的扩展外，就行会史的自身研究而言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新发展。无论是研究会馆还是公所，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论文较诸过去明显增多，研究的问题也更加广泛，已开始逐渐改变了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行会史远远落后于外国学者的状况。
会馆史研究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新成果显得尤为突出。据初步统计，仅1994年至2000年，中国学者发表的与会馆相关的论文即有近50篇，内容涉及会馆的性质与功能、会馆的公益善举、会馆与社区地方事务、会馆公所与商会的异同、工商会馆的演变等，有的学者还开始重视从社会整合与文化融合的角度，对会馆进行新的探讨。王日根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33)，是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出版的研究会馆的一部重要著作。该著的特点是从社会变迁的大视野出发，将会馆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考察会馆的演进、内部运作、社会功能、文化内涵以及历史地位。
对行会问题综合性的论述，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具体表现是出版了台湾学者邱澎生的《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一书，该书采取区域研究的方法，对明清时期(主要是清代)苏州会馆、公所的出现、组织发展、权力运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另外，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在总结和分析以往国内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独到学术见解。例如彭泽益先生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取得明显的突破。(34)王翔发表的论文，也从新的角度探讨了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35)此外，这一时期新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包括区域经济史)和商人的著作，如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3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7)，段本洛、张圻福著的《苏州手工业史》(38)，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39)等，均以较大篇幅论述行会。这些新的论著，使国内史学界对行会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彭泽益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的上下两册《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是中国学者辑录的第一部大型行会资料专辑。全书近90万字，具体内容包括中外文书有关中国工商业行会论述、地方志有关工商会馆记述、各省工商行业条规选辑、通商口岸有关商业会馆公所调查报告、晚清报纸有关手工业商业行会新闻摘编、上海工商业公馆公所征信录选辑、档案史籍中有关工商业行会记事杂录、清末民初有关商会工商同业公会法规选录等。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40)，收录了该馆馆藏大量苏州各丝绸行业性会馆、公所的档案资料。与行会内容紧密相关的碑刻资料，在这一时期也新出版了若干种。较重要者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编的《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41)，彭泽益编的《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42)，王国平、唐力行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43)等。已出版的商会档案如《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也收录了一部分有关行会的资料。会馆资料的出版同样取得了新成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档案馆编的《北京会馆史料》(44)，该书辑录的资料均系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相关会馆档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档案馆，还相继在有关的杂志上刊布一些会馆、公所的档案，也颇具史料价值。(45)
① 参见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载《文史哲》，1994(3)；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总第30期。
② 该文原载China Review，Vol．XII，1883，中译文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51～57页。该文发表时署名K，彭泽益先生据步济时(J．S．Burgess)著《北京的行会》(TheGuilds of Peking，New york，1928)一书的有关资料考订，认为该文作者实为玛高温。参见彭泽益上引书，51页。
③ 原文载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1,No.3,1886，中译文见彭泽监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2～51页。
④ 《中国行会考》初版于1909年印行，1932年印行第2版。其主要内容的中译文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57～90页。
⑤ 这种提法与后来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马士这里所说的商人行会不是行业组织，而是一种“大行会”，如牛庄大行会“由在牛庄口岸的重要的中国银号、钱庄老板和商人组成”。
⑥ 该书原名《支那经济全书》，全书共20辑，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1907—1908年在日本出版。清末即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改名为《中国经济全书》。该书内容全面，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涉及中国清代经济史各方面内容的一部“百科全书”，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⑦ 《中国经济全书》第2辑，383页，两湖总督署藏版，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印行。
⑧ 《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于宣统三年(1911)在长沙铅印出版，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一篇、第三篇收录了有关行会部分的内容。
⑨ 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1～116、199～533页。
⑩ 参见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载《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12期。
(11) 参见《国闻周报》第2卷，1925，5(19)。
(12) 这一时期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成信：《中国的基尔特研究》，载《先导月报》第1卷，第5期；全汉升：《我国古代行会制度及其起源》，载《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张景苏：《平市会馆与行会之检讨》，载《市政评论》第5卷，第4、5期；《关于唐宋时代之商人组合“行”》，载《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期；谢征孚：《我国的行会制度》，载《中国劳动》第1卷，第1期。
(13)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重庆，正中书局，1943。
(14) 该书初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于1934年出版，1978年台北食货出版社再版，1986年三版。
(15) [日]和田清：《会馆公所の起原に就いて》，载《史学杂志》第33卷第10期。
(16) [日]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和《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中译文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7) [日]仁井田升：《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岩波书局，1951。
(18) [日]根岸佶：《支那ギルド研究》，斯文书院，1932。
(19) [日]根岸佶：《上海ギルド研究》，日本评论社，1951。
(20) [日]今崛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构造》，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
(21) 该文的日文载《满铁调查月报》第16卷，第9号，中译文(陈慈玉译)见《食货月刊》第15卷，第1、2期(1985)。
(22) 参见刘永成：《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载《历史研究》，1959(11)。
(23) 参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1)。
(24) 何柄棣：《中国会馆史论》，“引言”，台北，学生书局，1966。
(25) 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26)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
(27)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8)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9)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0) 以上参见马敏、朱英：《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3)；徐鼎新：《清末上海若干行会的演变和商会的早期形态》．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9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载《历史研究》，1991(6)；丁长清：《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载《近代史研究》，1996(3)；王日根：《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4)；黄福才、李永乐：《论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3)；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5。
(31) 上一注释所列论文和著作，大都曾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32) 参见彭泽益：《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和工商同业公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1)；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见《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7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98(4)，以及《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载《近代史研究》，2001(3)；魏文享：《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以及《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见《近代史学刊》第1辑。
(33)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34) 参见彭泽益《<中国行会史料集>编辑按语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88(6))、《<京沪苏杭工商行业碑文集粹>序言》(载《近代中国》第2辑，1991)等文。
(35) 参见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98(4)。
(36)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80。
(37)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8) 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39)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40) 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杜，1995。
(4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42) 彭泽益编：《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43)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44)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45) 如《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载《历史档案》，1995(2)；《江苏吴兴市盛泽镇碑拓档案中会馆史料选刊》，载《历史档案》，1996(2)；《清代北京颜料行会馆碑刻》，载《北京档案史料》，1994(1)；《清代北京糖饼行靛行会馆碑刻》，载《北京档案史料》，1994(3)；《民国二十一年油酒酱公会重修临襄会馆碑》，载《北京档案史料》，1995(3)；《上海四明公所档案造》，载《档案与史学》，1996(6)；等等。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期阶段主要是一些田野调查性质的论著，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性探讨。由于这些文字主要是以外国人写的著作为主，虽也有国人为配合清朝制定商法，在调查商事习惯过程中留下相关记录，但现在已多作为史料看待，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已不易查阅。所以，介绍这一时期的研究概况，较多的是以外人的论著为主。即使是外人的相关著作，也很难看到。长期致力于行会史研究的彭泽益先生，将他多年搜集的有关史料和论著编辑成《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分上下两册出版，该书辑录了一部分这方面的论著，使我们能够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获得初步的了解。
1883年，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就在上海出版的一份英文刊物《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了《中国的行会及其行规》(Chi-nese Guilds and their Rules)一文。②这大概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有关中国行会的论著。但该文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论著，因为除简短的前言外，主要是辑录了某个行会的行规。1886年，玛高温又在上海出版的另一份英文刊物《亚洲文会杂志》(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Chinese Gu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③，中文翻译为《中国的行会》。该文将当时的中国行会分作商会(Chambers of Commerce)和工会(Trades Unions)，实际上指的是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者行会。玛高温通过实地考察，在这篇文章中不仅简略介绍了宁波、温州两地工商行会的基本情况，还涉及有关行会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例如行会的起源、行会内部的管理、行会的功能与作用、行会与政府的关系、行会与外商的关系等。尽管该文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都非常简略，而且不集中，但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能够提出这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同样有其价值。另外，玛高温这篇作为最早论述中国行会的长篇文章，在这一研究领域还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与影响，20世纪初期一些西方人所写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都曾参考该文。
原籍美国，后改入英国籍的马士(H.B.Morse)于1909年出版了《中国行会考》(The Guilds of China)。1874年马士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即来到中国，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直至1909年退休，晚年定居英国。他同时也称得上是一位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曾撰写多部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国贸易史的著作，被誉为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所以，他撰写的《中国行会考》一书，也是当时西方学者所写有关中国行会史的著作中学术研究性质较强的一部代表性论著。④
《中国行会考》将中国行会分为手工业行会、商人会馆和商人行会三个部分加以考察，认为手工业行会(即一般人所称之公所)是一种行业社团；“中国行会的第二种形式是会馆”；“商人行会是由所有本地商人所组成的”⑤。该书关于手工业行会的论述较为详细，内容包括手工业行会的起源、成员、与政府的关系、收入来源、行业崇拜、行会控制、行会雇工及收徒、行会裁判权等。关于会馆，则从起源、会员、管理、收入、行业崇拜、贸易控制以及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分析。至于商人行会，主要是以牛庄和汕头两个口岸的情况为例，从标准计量、贸易控制、商事仲裁等方面进行论证。全书可以说既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具体的个案考察，而且以中西方行会的比较研究见长。
19世纪末叶，日本人也开始关注对中国行会的考察与研究。《中国经济全书》中的有关论述，即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研究中国行会的主要观点。⑥该书第二辑的内容全部与商人、商业和手工业相关，其中第四编专论“会馆及公所”，强调“欲知中国商贾之内容，而兼探究其规则习惯者，均须先研究其会馆、公所之真相，苟既熟悉其会馆、公所之规约习惯，则中国商人重要之机关，不难尽知，可断言也”⑦。该编共分为总说、会馆设立手续、会馆之构造、入会与退会、会馆岁入之财源、会馆之事业等6章，各章标题中虽只列出会馆，但其具体内容实则涉及会馆与公所，是当时论述中国行会十分详尽的著作。该书的另一特点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和独到的学术见解，如关于不同会馆的异同，会馆与公所之间的差别，会馆、公所与各帮的关系等。编末的附录部分，还列出“北京、天津、汉口、上海、杭州各省人设立之著名会馆并其所在地”。该书第五编虽系论述“组合规约”，包括工业组合和商业组合，实际上也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工商行会的行规，与行会问题有直接关联，并且涉及手工业和商业的许多具体行业。
这一时期国人虽无真正研究行会的论著问世，但一些地区配合制定商法开展商事习惯调查时，也开始对行会进行了调查，并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文字记载，这也可以说是国人对行会的最早论述。只是这些文字大多已作为史料被研究者引用，而且很难查寻。例如目前所能见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即有专章介绍湖南各县的会馆。⑧该报告书根据对湖南商界的调查，“考见商业团体之内蕴”，介绍了会馆的经费、董事、会议、罚则以及同业、同籍商号加入公会等相关问题。另外，该报告书还附录湖南各县商业、手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条规共计二百余件，实际上多属行会的行规⑨，是研究清代行会的重要资料。除此之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目睹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渗透和侵略，意识到中国必须采取新的应对举措，也开始重视探讨传统行会组织的缺陷与变革趋新，有的还注意到当时的行会实际上已在功能上发生了某些变化。⑩
由上可知，在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最初主要是在华外人出于各方面原因，开始对行会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成果。但是，整体说来早期的研究主要还只是以实地调查和一般性介绍居多，尤其是国人的有关研究十分薄弱，真正能够称之为学术研究成果者主要是以一部分外人的论著为主。即使是外人的论著，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2)中国行会史研究的早期发展
20世纪上半期，中国行会史研究在初期起步的基础上逐渐取得发展。这一时期，国人对行会史的研究较诸起步阶段也获得了明显的进展。其表现之一，是开始陆续有国人撰写的专文问世。例如20年代中期郑鸿笙发表《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一文，论述了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的不同。(11)另外，这一时期还有数篇专门论述行会的论文发表。(12)尽管这些论文的数量不多，而且现在看来学术水准不是很高，却是国人由以往侧重对行会进行一般性调查和介绍，转为开始对行会开展学术研究的具体表现。可以说，这一阶段是国人研究行会史的开端。另外，30—40年代的一些相关论著也曾论及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例如窦季良的《同乡组织之研究》(13)一书，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变、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括会馆在内的四川同乡组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当时中国学者研究会馆史的重要成果。不过，该书主要不是从行会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会馆，对上海、北京和苏州等城市中的会馆也较少论及。其表现之二，是出版了全汉升的专著《中国行会制度史》(14)，该书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专门研究行会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国内行会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明显进展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首先探讨了中国行会的起源以及早期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然后按时间顺序对隋唐、宋代、元明时代的行会分别加以论述，另外对会馆以专章进行了阐明，同时也论及近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分析了行会制度的利弊与衰微原因。
然而也不得不承认，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仍然是以外人的研究成果居多，并且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入。特别是日本学者的一批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开始超过西方学者而居于领先地位。20年代到50年代初，日本学者对中国行会进一步进行实地调查，陆续编写了《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相继出版了6辑)，进而开展深入研究。例如和田清对会馆和工商行会起源的探讨(15)；加藤繁对唐宋时期中国“行”的分析，以及对清代北京商人会馆的考察(16)；仁井田升利用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17)，分析了行会的分化和分类，行会与社会的结合以及行会的组织结构、职业伦理；根岸佶则不仅对行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而且对上海行会作了翔实的区域性考察和分析，先后出版了《支那ギルド研究》(18)和《上海ギルド研究》(19)等多部有分量的专著；今崛诚二也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论著，对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行会进行了细致的研究(20)。30年代中期，另一位日本学者清水盛光撰写的长篇论文《传统中国行会的势力》(21)，在借鉴以往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中国行会的产生、行会政治无力的“处延限定”和“内涵限定”、行会的经济政策和统制力、行会内部的上下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视角也比较新颖。
上述情况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行会的论著，远远多于同期中国和西方学者的有关成果，可以说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行会史的高潮。同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论述比较深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应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后中国的不少研究者并未对日本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予以重视和借鉴。
(3)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行会史的研究获得了更为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海峡两岸中国学者的行会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下面分别予以简略介绍。
第一个阶段是50年代至80年代初。此阶段的行会史研究，主要是因史学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而得到明显扩展。50—6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展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研究领域，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初期的讨论围绕着明清时期中国是否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展开，具体涉及一些行业的雇佣关系，尤其是手工业者雇工的身份地位是否已摆脱封建依附关系，行会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与行会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促进了行会研究的发展。
这一阶段行会史研究的发展，首先是表现在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学术水平较诸前一时期在许多方面明显有所提高，并以后者的表现更为突出。例如有学者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的基本情况，并论述了苏州手工业行会的制度以及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同时还较为系统地论证了苏州手工业行会的特点与作用。(22)另有学者对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趋势，重整行规对市场竞争的抵制，以及行会在19世纪后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23)
其次是在专著方面，1966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何炳棣著的《中国会馆史论》，该书虽然主要是论述会馆，而且并非专门从行会的角度进行探讨，但它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仍可看做这一阶段行会史研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又一具体反映。该书针对以往国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对地缘性会馆制度未作系统研究，不能圆满解答“我国明清及当代大都市中究竟有多少会馆和兼具地缘性的公所行会”的缺陷，依据大量史料，从籍贯观念的形成、北京会馆的起源与演变、会馆的地理分布、会馆与地域观念的逐渐消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阐明“地缘组织表面上虽反映强烈的地域观念，但无时不与同一地方的其他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发生关系，谋求共存共荣”，促进了“大群意识的产生”(24)。
再次是有关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这一阶段国内开始出版的碑刻资料集，实际上可以说是有关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的专题资料。50年代末，北京三联书店即出版了江苏省博物馆编辑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为其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行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50—60年代出版的由彭泽益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5)、李文治编辑的多卷本《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6)，都辑录了不少有关行会的资料，对后来的行会史研究也多有裨益。80年代初，又有数本碑刻资料出版发行。它们是李华编辑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27)、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8)、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辑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29)等。
中国行会史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80年代以来，中国商会史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当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研究领域，也带动了行会研究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扩展了行会史研究的新视野，使行会史研究更加深入。特别是商会与行会的比较研究，促使一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和研究过去行会史研究中未曾涉及的一些问题。例如商会与行会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与联系?商会成立之后，行会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少学者还曾就这些问题发表专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和争鸣。有台湾学者更专门针对大陆学者的一些相关学术见解撰写了颇具分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探讨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之间的关系。(30)
对商会与行会的比较研究，还涉及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更加宏观和具有理论性的问题，这也是行会史研究出现的新拓展。一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侧重于分析商会与行会的不同性质，强调商会的近代特征和行会的传统色彩，较多地将传统与近代作为对立的关系；有的则认为晚清的行会也已具有不少近代的因素，与商会的近代特征并非完全对立，亦即传统与近代具有某种统一和交融性。(31)
近年来，部分学者又开始对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进行探讨，这一新的探讨也对促进行会史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行会和同业公会都是行业性的组织，但二者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功能与作用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从行会到同业公会，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然而不能否认，同业公会尽管是民国诞生的新式行业组织，但它的诞生和商会一样，同样与行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远远超过了商会。因为商会是跨行业的新式商人团体，而同业公会则仍然是行业性的工商组织，许多同业公会完全由行会发展而成。于是，传统的行会如何向近代的同业公会转化?二者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功能与作用有何异同?这些正是以往行会史研究中所未曾涉及的新问题。(32)
这一阶段，除商会史研究的兴盛和对同业公会的探讨带动了行会史研究的扩展外，就行会史的自身研究而言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新发展。无论是研究会馆还是公所，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论文较诸过去明显增多，研究的问题也更加广泛，已开始逐渐改变了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行会史远远落后于外国学者的状况。
会馆史研究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新成果显得尤为突出。据初步统计，仅1994年至2000年，中国学者发表的与会馆相关的论文即有近50篇，内容涉及会馆的性质与功能、会馆的公益善举、会馆与社区地方事务、会馆公所与商会的异同、工商会馆的演变等，有的学者还开始重视从社会整合与文化融合的角度，对会馆进行新的探讨。王日根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33)，是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出版的研究会馆的一部重要著作。该著的特点是从社会变迁的大视野出发，将会馆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考察会馆的演进、内部运作、社会功能、文化内涵以及历史地位。
对行会问题综合性的论述，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其具体表现是出版了台湾学者邱澎生的《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一书，该书采取区域研究的方法，对明清时期(主要是清代)苏州会馆、公所的出现、组织发展、权力运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另外，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在总结和分析以往国内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独到学术见解。例如彭泽益先生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取得明显的突破。(34)王翔发表的论文，也从新的角度探讨了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35)此外，这一时期新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包括区域经济史)和商人的著作，如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3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7)，段本洛、张圻福著的《苏州手工业史》(38)，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39)等，均以较大篇幅论述行会。这些新的论著，使国内史学界对行会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彭泽益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的上下两册《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是中国学者辑录的第一部大型行会资料专辑。全书近90万字，具体内容包括中外文书有关中国工商业行会论述、地方志有关工商会馆记述、各省工商行业条规选辑、通商口岸有关商业会馆公所调查报告、晚清报纸有关手工业商业行会新闻摘编、上海工商业公馆公所征信录选辑、档案史籍中有关工商业行会记事杂录、清末民初有关商会工商同业公会法规选录等。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40)，收录了该馆馆藏大量苏州各丝绸行业性会馆、公所的档案资料。与行会内容紧密相关的碑刻资料，在这一时期也新出版了若干种。较重要者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编的《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41)，彭泽益编的《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42)，王国平、唐力行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43)等。已出版的商会档案如《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也收录了一部分有关行会的资料。会馆资料的出版同样取得了新成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档案馆编的《北京会馆史料》(44)，该书辑录的资料均系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相关会馆档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档案馆，还相继在有关的杂志上刊布一些会馆、公所的档案，也颇具史料价值。(45)
① 参见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载《文史哲》，1994(3)；冯筱才：《中国大陆最近之会馆史研究》，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总第30期。
② 该文原载China Review，Vol．XII，1883，中译文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51～57页。该文发表时署名K，彭泽益先生据步济时(J．S．Burgess)著《北京的行会》(TheGuilds of Peking，New york，1928)一书的有关资料考订，认为该文作者实为玛高温。参见彭泽益上引书，51页。
③ 原文载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21,No.3,1886，中译文见彭泽监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2～51页。
④ 《中国行会考》初版于1909年印行，1932年印行第2版。其主要内容的中译文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57～90页。
⑤ 这种提法与后来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马士这里所说的商人行会不是行业组织，而是一种“大行会”，如牛庄大行会“由在牛庄口岸的重要的中国银号、钱庄老板和商人组成”。
⑥ 该书原名《支那经济全书》，全书共20辑，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1907—1908年在日本出版。清末即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改名为《中国经济全书》。该书内容全面，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涉及中国清代经济史各方面内容的一部“百科全书”，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⑦ 《中国经济全书》第2辑，383页，两湖总督署藏版，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印行。
⑧ 《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于宣统三年(1911)在长沙铅印出版，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第一篇、第三篇收录了有关行会部分的内容。
⑨ 参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册，111～116、199～533页。
⑩ 参见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载《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12期。
(11) 参见《国闻周报》第2卷，1925，5(19)。
(12) 这一时期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成信：《中国的基尔特研究》，载《先导月报》第1卷，第5期；全汉升：《我国古代行会制度及其起源》，载《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张景苏：《平市会馆与行会之检讨》，载《市政评论》第5卷，第4、5期；《关于唐宋时代之商人组合“行”》，载《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期；谢征孚：《我国的行会制度》，载《中国劳动》第1卷，第1期。
(13)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重庆，正中书局，1943。
(14) 该书初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于1934年出版，1978年台北食货出版社再版，1986年三版。
(15) [日]和田清：《会馆公所の起原に就いて》，载《史学杂志》第33卷第10期。
(16) [日]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和《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中译文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7) [日]仁井田升：《中国の社会とギルド》，岩波书局，1951。
(18) [日]根岸佶：《支那ギルド研究》，斯文书院，1932。
(19) [日]根岸佶：《上海ギルド研究》，日本评论社，1951。
(20) [日]今崛诚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构造》，日本学术振兴会，1955。
(21) 该文的日文载《满铁调查月报》第16卷，第9号，中译文(陈慈玉译)见《食货月刊》第15卷，第1、2期(1985)。
(22) 参见刘永成：《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载《历史研究》，1959(11)。
(23) 参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历史研究》，1965(1)。
(24) 何柄棣：《中国会馆史论》，“引言”，台北，学生书局，1966。
(25) 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26)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
(27) 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8)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9)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0) 以上参见马敏、朱英：《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3)；徐鼎新：《清末上海若干行会的演变和商会的早期形态》．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9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载《历史研究》，1991(6)；丁长清：《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载《近代史研究》，1996(3)；王日根：《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4)；黄福才、李永乐：《论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3)；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5。
(31) 上一注释所列论文和著作，大都曾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32) 参见彭泽益：《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和工商同业公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1)；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见《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7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98(4)，以及《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载《近代史研究》，2001(3)；魏文享：《论民国时期苏州丝绸业同业公会》，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以及《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分析》，见《近代史学刊》第1辑。
(33) 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34) 参见彭泽益《<中国行会史料集>编辑按语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88(6))、《<京沪苏杭工商行业碑文集粹>序言》(载《近代中国》第2辑，1991)等文。
(35) 参见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98(4)。
(36)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80。
(37)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8) 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39)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40) 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杜，1995。
(4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42) 彭泽益编：《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43)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44)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会馆史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45) 如《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载《历史档案》，1995(2)；《江苏吴兴市盛泽镇碑拓档案中会馆史料选刊》，载《历史档案》，1996(2)；《清代北京颜料行会馆碑刻》，载《北京档案史料》，1994(1)；《清代北京糖饼行靛行会馆碑刻》，载《北京档案史料》，1994(3)；《民国二十一年油酒酱公会重修临襄会馆碑》，载《北京档案史料》，1995(3)；《上海四明公所档案造》，载《档案与史学》，1996(6)；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