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十一章 明清陕商会馆的市场管理功能
第一节 明清陕商会馆的市场化趋向
在明清时期，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商帮和会馆互为表里。商帮是会馆的组织形式(一般称为陕商大会)，会馆是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
会馆是与商帮一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会馆是商人在异地经商的招待所、存货栈、交际所、议事厅、游乐场、夜总会、疗养院，会馆综合维护着客帮商人在异地的各种利益。如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汰汾公所碑》记载，建筑会馆最初的目的就是因为聊城“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汰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社几不能容”①，于是众商集资才另购旧宅一区，建立“汰汾公所”。苏州陕西会馆，该会馆《新修陕西会馆碑记》云，其修建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②。而乾隆年间一场官司更充分证明了会馆最初建立的商业化用途。乾隆年间，杭州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布商们修建了钱江会馆，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个携眷上任的新官占用钱江会馆30间房子，该会馆的商人向官府提出抗议，申述会馆建立的商务目的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诸多未便”③。这都说明，商人们建设会馆最初就是为了招待行旅，存放货物，其活动必然与市场息息相通。
陕西商人会馆的产生源于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陕西商帮。陕西商人会馆就是陕西地缘商帮的办事机构，用《汉口山陕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西会馆者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会馆的产生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因素：
从内因方面讲，会馆是商帮企业组织形式运行的必然结果。陕西商帮的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采取“联引制”与“联号制”两种方式。但无论是乡党联引，或是同店联号，最终产生一个结局就是同一省县籍商人多集中在同一地区经商业贾，他们出于利益和感情上的需要，会自发联手抱团，组成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互助自治团体，这就是商帮。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因此，会馆产生的内在原因就是陕西商人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异地延伸的必然产物。
会馆产生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馆是同籍商人乡情的归宿。在明清之际从事涉远经营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居客地，举目无亲，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以“客”的身份侨居各地，多有“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抚慰异地商人的失落乡愁，使商人们在感情上保持与家乡文化的联系，以张扬乡土文化为内容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的基本职能就是“联乡谊”。其二，会馆是同籍商人利益的护佑。明清时期的会馆是产生在中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而商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体现。这便使得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必然会超越“叙乡情”的浅表层次，而朝着利益共同体的功利主义方向发展。这种会馆的功利主义趋向，是由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矛盾所推动的。其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家园。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源起于利润分享、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支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交相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精品。会馆是客帮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最佳场所。客帮商人流域异地，远离家乡，故乡的父老乡亲是他们心中永久的牵挂。加之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又因为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辱。这些被压抑的心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陈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一个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情怀和寻求灵魂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的优越，来施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
正因为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会馆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需要而创立的异籍客地商人的社会组织，因此，它具有更多的带有市场化的因素，更多的反映和容纳了封建社会末期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某些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便是陕西商人会馆更有生命力、更富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地方，因而成为陕西商人会馆在明清时代500余年里蓬勃发展，并在科举制度消亡后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第二节 明清陕商会馆的市场功能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具有的市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交易之所，从而具有商品交易场所的功能。
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成为粮食贩运市场④。
《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所言，会馆为商人们市场“交易经营时不可缺之所”。
如明代以来的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乃牲畜市场。⑤又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将馆墙四周搭建雨棚，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⑥说明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河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梆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⑦
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⑧，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湖北当阳之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⑨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
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像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的水泄不通。”⑩
曲彦斌先生也谈到这种趋势，他指出明清时期“行会以庙名，多为祭祀行业师祖之所，也兼为议事活动的会所。再者，设庙处相伴有庙会，形成庙市，可进行商贸活动”(11)。
陕西商人会馆的庙会活动也被商人们逐渐演变为经营商贸的市场活动。《续修陕西通志稿》就记述了这种变化，指出庙会活动是“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12)。而河南《汝南县志》则对此描述得更为具体，其县志说会馆庙会活动是“俗人借会馆以为娱乐，农工商借会馆以为交易物品”(13)。这便使得会馆的庙会活动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易活动，每每商贾辐辏，百货云集，会馆活动走出了封闭的小天地，而日益具有开放性和群众性，日益紧密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
第二，信息引导功能。由于会馆沟通商情，评议市价，使得其从而具有交流市场信息、调剂引导商品买卖的功能。
会馆作为商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
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会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14)。
《申报》说汉口会馆存在的合理性是：“汉皋地方辽阔，商贩辐辏，各业皆有帮口，有会馆，既可以议规整条，复可以教睦乡谊，两有裨益，故官宪亦不之禁”(15)。
第三，市场调节功能。明清时代，陕西商人会馆具有市场秩序的整顿作用。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运作。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这也是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设置的目的之一。
《鄞县通志·商会志》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我国民众只有团体，盖滥觞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亦然。而同行嫉妒亦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知己相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裨有资则均沾，有害则共御……建造会馆或设立公所，以为同业集议联欢之所，公举董事柱首掌理评议经济之诸务”(16)。
另一论及会馆的学者同样指出，设立会馆，制定行规无非是为了“淬毅力以结合，订约言以互遵，始能相维系，不蔽不渝，以收敬业乐群之效。”(17)这里“敬业乐群”就是指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规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把同籍商人整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之内，建立起有效的商业秩序。
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公议布帮条规》，就对本帮各布商收布区域、价格、开市时间、布匹规格、运作程序作了详细规定：“一议各行买布庄首，务必斟酌认真办理，门面客行名声重任非浅；一议该处买布，设有公厂，均至块地出桌，不准移埠……公择吉期，议定时价开庄；一议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18)。
这些行规虽然有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性质，但却有力限制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了布市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名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19)，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
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20)这些充分说明，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市场运作场所的功能。
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就强调，会馆的基本功能是“叙乡谊，通商情，安旅故。”(21)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六两，戥以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22)这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四，统一联系功能。会馆内抑外联，在整合市场秩序中代替官府行使“市政管理权”，成为促使市场正常发育的组织机构，在市场运作中发挥着统一联系的功能。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包括两省十九郡商贾，控制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凡义举、大型商务活动乃至于社会治安等事宜，均以山陕会馆活动为背向，会馆兴衰直接影响着全镇经济的繁荣。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商贾集团已将社旗镇建成为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一座客商坞堡。(23)
四川灌县包括陕商在内的“七省会馆”，公举客商轮流充当总会首，操纵制约着灌县的经济(24)。而重庆的包括山西、陕西等在内的八省会馆，对外互相联合，几乎取代了官府的“全部市政管理权”(25)，成为一方经济的实际垄断者。西宁的经济在1929年建省以前也操纵在包括陕西商人在内的“八大商”手中。(26)
同籍商人们厘定行规业律要在会馆进行，奖惩市场行为要在会馆进行，联络乡情、开发地缘人际关系资源要在会馆进行，会馆成为同籍商人“敬业，乐群”的经常性商务活动中心。成都的陕西会馆每年活动有230次之多，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只有当十三帮会馆挂牌开市，整个沙市的商贸活动才能启动，充分说明会馆活动本身是市场商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资源配置功能。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日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27)
山西浮山山陕会馆，因“浮邑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28)。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良好之机遇，故今会馆者皆庙宇也。”(29)
第六，会馆的资金运作也对市场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30)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033600文。”(31)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金。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凝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32)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33)
三是购买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 900文。”(34)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凡此均说明，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见。
四是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者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的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山陕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对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时敏锐的市场目光。明清时期的商人给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总之，因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是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必然包含着市场化的新因素，容纳了市场经济行将到来时的某些特征，这些因素和特征导致了陕西商人会馆自身不可避免的具有市场化的调节功能与作用，而会馆的这些市场功能又反过来作用于市场，对市场的发展，市场信息、商情的引导，市场行为的规范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引导和维护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今天的市场经营调控以及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三节 明清陕西会馆的商事纠纷仲裁功能
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商不相交接”的政治框架下，大量商事纠纷被视为“雀角鼠牙”之事，不受官府重视。而商人的“畏官府”情结也使商人将纠纷解决的希望寄托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这便使得工商会馆承担起调节商事纠纷的任务，扮演市场经济“仲裁员”的角色。会馆的商事仲裁以法理和伦理为准绳，以勒石为形式，以维护正当利益为鹄的，化解商务矛盾，稳定市场秩序，加强了商人之间的团结，充分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自治智慧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于这一问题，现行的有关工商会馆论著多没有展开论述，语焉不详。唯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一书有较为拓展的研究，但个别结论仍需要讨论。(35)本节以明清山陕会馆的资料为主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明了明清时期的商务运作规程。
一、会馆商事仲裁功能的缘起
纠纷是指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商事纠纷是指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因利益对抗而产生的矛盾。而商业领域本身就是利益驱动的行业，商事纠纷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对此，苏州《东齐会馆碑记》有很好的说明，“钱贝喧闹，市廛之经营，不无参差，而奸究侵渔之术，或乘间而抵隙，此非权是于广众稠集之侯，运转于物我两忘之情”(36)。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背井离乡，赴外地做生意，域外经营，借地生财，必然会碰到三方面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一是土客矛盾。“外地燕雀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客商赴外地行商坐贾，挤占客地土著市场份额，在人地生疏的生存环境下必然会受到当地土著的抑勒和欺辱。乾隆年间陕西商人索金满到重庆租用当地人李正万铺面一间作汤圆铺，议明押佃银十六两，每年租钱三十四千文，六年为期，无论钱价起跌，不得争论银水。次年李正万见钱价低贱，每千钱要索金满改给银一两。索以生意清淡，无处借钱“磕头哀论，正万欺蚁异乡孤朴，不依约据，逞凶欧议”，并将“逐蚁出铺，硬不许蚁开设”(37)。嘉庆年间，陕西人王建明在重庆租彭全太房屋，开设糖房，言明压佃银三十两，每年交佃银二十两，连年租佃交清。后因铺面狭小，王建明又花费七十余两添建房屋两大间。道光六年(1826)，当地土商石朝栋见王建明“贸易稍顺，商串杨兴发们骞将此铺谋买”，彭全太将房屋以银二百五十两卖于石朝栋并未通知王建明。石朝栋房子到手，就要加收押佃租银，并将王建明赶出户外。(38)而当时土客矛盾又以当地牙人或牙行拖欠客款，侵吞、诓骗客银为突出现象。道光七年(1827)，陕西商人付如松由湖北贩运棉花到重庆投引买卖，有当地土商陈玉亭开勇聚牙行，伙同伙计李永祀买去棉花，除收下该银九十六两四钱八分，剩银叠次追讨，始则展缓，“至腊月底，忽诈称庶母病故，将行内所收买客花银二百余金，竟然持银归家，至今不面”。致使付如松诓骗不与，闭行歇业，讨付不给，东本无归，难回故里。当付如松与其理论时“反肆凶横，将民无端辱骂，大言估骗赌告不畏”(39)。对于这种客商遭遇牙人以熟欺生，仗衿诓骗的行径，有人指出个中原因是，“商贾挟本贸迁，历经险远，正以博刀锥之末。然贸易所至，时贵时贱，各有不同。货滞则稽，货行则售，放收出入，唯持行家为之评价归账，而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俾之经年守坐，本息皆消。揆朔所由，总因客商将货径行发店后，一时收价不清，不能守候，即以现价重复回往经营，而行家乘间自向各店私收，各店以发货原由行主，故亦照给不疑。迨客至催交，且为牙行侵费，奸牙计无所出，因之替后挪前，移彼清此，积渐既久，累客滋多，一朝败露，行主则弃行潜遁，客商则本利皆空，成年告讦，追给无期，即竭力催追，究之十不得一，此实行家之通病也”(40)。更有甚者，客商赴异地经商，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常会引发与当地土著的文化冲突，遭遇灭顶之灾。乾隆年间，陕西商人赴苏州经商，因财大气粗，语言傲慢，引起当地土商的不满，他们诬告陕西商人贩卖草帽是为了结党造反，当局将苏州的陕西草帽商几乎全部逮捕入狱，后来在乾隆皇帝的亲自干预下，平反了这一冤案。(41)陕西商人重修苏州陕西会馆时，在《碑记》中还专门记述了这件事，“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以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析人非，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故四方之士，乐其易与而谅其心”(42)。
二是客客矛盾。明清时期，客商为贸易的需要结成商帮在各地活动，由于不同商帮在同一市场上彼此竞争，必然围绕着商业利润、活动范围和市场份额存在着多种纠纷和瓜葛，严重妨害了同籍商帮的整体利益。明代嘉庆年间，徽商汪道昆在杭州经营盐业的族叔汪良榕，曾代表业盐的南人与业盐的边商(主要是山陕商人)争控，互相告到巡盐御史衙门，御史将殴打汪良榕的山陕商人逮系。(43)这种徽商与山陕商人的利益矛盾，自明中叶以来在扬州愈演愈烈。明代初年，朝廷为了褒扬山陕商人开中支边之功，准许在扬州业盐的山陕商人子弟可在扬州附籍入运司学习考试，不必返回原籍。而徽郡隶属南直隶，需返回原籍，徽商对此耿耿于怀。崇祯五年(1632)，徽商运动巡按御史，请准许徽商子弟亦入府学。山陕商人得知后，认为不合朝廷“怀柔远人之初意”，伤害了自己的利益，“喧哗于有司”，其事遂寝。到崇祯十六年(1643)，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44)，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才被清政府准许在府学中增加七个名额，满足了徽商的要求，这就是明清商业史上连绵数百年的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的“府学之争”。在汉口与徽商竞争的劲旅仍然是山陕商帮。“山西帮在汉口经营的有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果品等行业。陕西帮经营的主要是牛皮、羊皮、羊毛、生漆、水烟、药材、茶叶。在武汉这个市场上，徽商所经营的货物不少与山陕商贾的相同，有的是买方与卖方的关系，有的是经营同一行业，因此竞争性就更大”(45)，清人叶调元写诗记述说汉口的商业竞争是“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46)。安徽芜湖有一条备子巷，住着许多大户人家，最先是山西、陕西商人，后来又有山东商人，他们同用范罗山右护国寺的山陕会馆。后来山陕商人与山东商人矛盾很大，无法同居一室，在官府协调下，山陕会馆迁往严家山下的定惠寺“修筑会馆”(47)。在四川茶县“秦楚闽越之人，人心不谐，党内攸分，生气斗讼，往往有之”(48)。在潼川府“大抵秦楚之人多剽悍，闽粤之人多诡谲，亦博蹋鞠之风，雀角鼠牙之事，以往有之”(49)，这些纠纷后来闹到北京，致使皇帝不得不出来说话，“谕曰，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俱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四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与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甚怨湖南之人”(50)。这些商帮之间的纷争，使得商人不得不依靠会馆的群体力量与之抗衡。光绪九年(1883)，上海《杂谷业会议》中指出商人修建会馆，就是因为“每思向无公所，素缺规模，致遇事情，纷纷争抗，盲无主宰，理鲜公平，故有受他帮之屈，不遑悉数”(51)。
三是客内矛盾。同籍商人在客地经商，又由于存在不同帮口、不同店家之间为分割市场赢利和市场份额而存在着竞争和矛盾，他们内部的纷争纠缠也此起彼伏。清代道光年间，广开监生捐纳之途，从事捐监银钱汇兑利润丰厚。山西太古日升昌、广泰兴等号为了挤压蔚泰厚，尽量压低汇价，致使蔚泰厚因无利可图而放弃这项业务。(52)清代咸同年间，陕西户县商人宋某和南某在康定合办“德泰和”茶庄，并聘任贺姓为经理，南、宋年老回陕，不久贺姓掌柜也因年老回乡，又提升牛东乡刘姓为掌柜，刘掌柜接任后欲改变人银分配比例，老掌柜知道后，两人连夜出门，走了三月赶到康定“进门就将刘掌柜的铺盖抛出店门外”(53)。就是山陕商人之间也存在市场利益的矛盾。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富商韩城党家在河南瓦店经商，与该镇山西王姓商人市场矛盾很大，双方约定往白河里扔银子，进行实力竞争，当扔到1000两时，山西商人手软服输，党家遂争得了市场垄断权。(54)同时，在会馆建设上两省商人也有矛盾，凡是山西商人势力较大的所筑会馆便叫“山陕会馆”，凡是陕西商人势力较大的就称“陕山会馆”。
这些商业纠纷和矛盾，伤害了流寓客商的利益，干扰了商人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在中国重农抑末的经济体制下，从汉武帝告缗令后，各朝各代实行贱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使商人存有对官府的畏惧心理，晋商的行规里就有“见官当敬”的信条；加之封建官府对商人的敲诈勒索，致使商人诉讼成本极高，诉讼过程极长，常常一案下来，倾家荡产，对此连光绪皇帝都有清楚的认识，上谕曰：“唯中国商民，平日与官府隔阂，情谊未能遽孚，而不肖官吏或且牵挚抑勒，甚至……遇有词法，不能速为结断，办理不得其平，以致商情不通，诸多阻滞”(55)。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将纠纷解决的希望更多寄托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使会馆承担起仲裁商务纠纷的职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仲裁员”。对此，上海《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有极为精当的分析。该记碑作者指出，客商贸迁货居，受廛列肆最大的忧虑就是在同一市场上“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为排解”。但乡绅耆老调节终不若会馆的组织调节，因为会馆仲裁“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深明，盟之息攘，俾消衅隙，同济艰难”(56)。而民国《鄞县志》干脆说商人建会馆就是为了仲裁纠纷，化解矛盾，“我国民众之有团体，盖滥觞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已然。而同行嫉妒一语亦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知己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俾有资则均沾，有客则共御，此商业团体之成立所以为最古也!其资历较雄厚者，或建造会馆，或设立公所，以为同业集议联欢之所，公举董事柱首掌理评议经济之诸务”(57)。
二、会馆商务仲裁的依据及其程序
商事仲裁作为民事案件审理过程，本应依照国家法律作为仲裁准绳。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商法》长期缺失的人治环境下，政府对商业活动长期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被视为市井肖小之事，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便使得会馆商务仲裁主要不是依据法理，而是依据人们在伦理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商业习惯即商情，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基本准则。这种商业习惯法虽然也带有法律的效力，得到商人们的共同认可和遵循，但它更多浸染了道德伦理的诉求，在本质上属于道德审判而非法律审判。只有当这种道德审判无效时，才禀官究办，进入法律程序。因此，会馆的商事仲裁更多带有劝谕说教的成分和人格伦理的强制。从表面上看，这种劝谕说教更多包含了东方文化温情脉脉的色彩。而在实际上是比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因为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大于王法，以人治伦理为主的社会里，一旦商人违规商情，受到会馆申斥，就会在广大商人面前颜面丢尽，丧失进行商业活动的人格条件和基本信用，使商人付出要比法律制裁更为高昂的社会成本，是对商事违规行为更为长久和有效的惩治手法，所以商人每每能够格遵其规，不敢冒犯。
会馆在长期的商事仲裁实践中逐渐形成分层审理、自主裁决和官民分离的仲裁程序和仲裁原则。这种分层审理程序和自主裁决原则是商人们依据案情大小轻重对解决纠纷过程安排达成的共识，反映了中国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民主意识。
对关系商帮全局和整体利益的重大情事，要由商人大会进行裁决，非会首个人所能决定。如雍正年间自贡的陕西商人决议建造西秦会馆时，对会馆地基的选择，就由所有在自贡的陕西商人组成“西秦大会”集体决定，授权众会首与所在地龙峰山主人签订《西秦会馆地契基约》，其卖约称：“立约卖座房龙峰山文约人李光华，眼同子李辉山、李辉平，情因负债巨金，日食难度，父子合议，今甘愿请中卖与西秦大会修建庙宇，永远管业……自卖之后，房内门扇窗格，天梯子楼，山上柴薪茨草，竹树松枝，概归买主砍伐，卖业子孙丝毫无涉。所有路尸无累，街坏修砌，一力由买主承担。李姓子孙永远为照。恐口无凭，立出卖约壹纸，买主永远存据。会首西万盛、全兴益、世德合、东万盛、东永顺、尚义合、永兴隆、西永顺。”(58)一纸买约，仅买方会首就达八家之多，充分表现了集体裁决的性质。
由于会馆是由同籍商人不同帮口和店家组成，汉口山陕会馆就是由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等23个帮口“萃十帮之众”汇聚而成；有的联省会馆则是由不同省籍的商人汇聚而成，如苏州的“三省会馆”就是由山、陕、豫三省商人合帮而成，重庆的八省会馆则是由湘、山、陕等八帮商人联合而成。帮口有别，行业不同，各自存在特殊的市场运作规则。当不同帮口之间抑或同一帮口内部发生商事纠纷时，会馆一般采取会首会同各帮“总长”或“客长”联合审判的形式，这是明清工商会馆商事仲裁大量存在的仲裁模式。如同治年间，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面对各帮之间存在的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的不正当竞争局面，“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聚关帝庙”共同制定戥称规矩，议定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不遵者“禀官究治”(59)。这里审判主体是同行商贾和集头。再如同治年间，到苏州经商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客商，向来由浦口办货行运苏州，路返省费，商民称便。同治八年(1869)，漕运淮关总督行文至江苏，令三省商民入苏概由淮关行走，不准经行浦口，截短补长，道路悬殊，众客商群议纷纷，几欲将所办之货停止不运。在这种情况下，“首事高君夺锦谓众客长曰上宪之令商走淮关者，上宪未悉商情也”。建议将“便于浦口不便于淮关各情形，屡析具奏，陈明大宪”。“三省客长咸以为然。逆于九年春正月，具禀牙厘总局，敬请转详。抚督宪道咨商南漕宪暨淮关监督，不日荷蒙恩准仍由浦口行走，免绕道而多跋涉”，而当日“会议各号并客长”仅陕西商号就有“恒顺生、聚信恭、永新和、致和祥”(60)等14家，可见是各客长、标客长共同裁决。又如重庆清代有八省会馆之设，其中陕楚商帮向以经营棉业为主。为整治市场，乾隆三十六年(1771)“始治针秤，以十六而成斤”成一定之规。后因年代久远又生弊窦，“其秤不以对针为度，且额外推叫数斤，逆废旧规”。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请凭八省客首……比较花秤砰码，以1728两为百斤，铸有铁制，以冀永远不紊”。后又年久弊生，较前尤甚。到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陕楚商民“仍请八省客长，选照五十六年旧制，定以对针为准，无叫无推，另铸铁制，计重120斤分给各行”(61)。这里仍然是八省客长不间断地进行共同裁决。
对于同籍商人个人或商号之间的纠纷，则由会首或耆老以为排解。如苏州“东越会馆”就规定“如有不公正之事，邀集同苳，谐会馆整理，议立条规，借以约束”(62)。另外，安徽会馆也规定“至于蝇头小利，雀角微赊，各商之中自有老成各为排遣”(63)。如嘉庆年间陕西蒲城县民张凤鸣在凤翔府东关开恒祥号钱铺，后有钟士贤来铺学习生意，至道光年间，张凤鸣告老还乡，将铺号交钟士贤掌管。张凤鸣不久去世，其子张遵程来铺算账，因钟士贤账目不清，将伊辞出，后经张景贤处和，令其再行按管铺事。(64)这里的张景贤便是老成说和之人。
会馆的分层独立仲裁，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自治精神和民主意识，但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性质，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聪明的中国商人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每每将会馆的裁决禀告官府认可，将民事裁决上升为法律审判，成功地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对接。如河南社旗会馆，同行商贾会议戥称定规矩后，“唯恐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批钧，喻永除大弊”(65)。这一“县主批钧”便使会馆规则打上了法律的烙印。重庆的八省客长所议称等规定“嗣后并禀准巴县知事，示谕各行，倘行户胆敢故违，混乱不遵者，许尔各商民据实指名具禀，以凭纠办”(66)。同样体现了法律原则。
会馆商事纠纷仲裁的基本形式就是勒石记事。会馆将仲裁的结果以碑文镌刻下来，成为永久性仲裁文件，传诸百年，这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仲裁形式，也是会馆仲裁成功永久性的标志。所以，会馆仲裁结果，每每“各条均勒于石，以垂永久”。举凡山陕会馆均有仲裁结果的碑刻勒石，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开封山陕甘会馆有《晋浦双厘头碑》，汉口山陕会馆有《酌定条规碑》，聊城山陕会馆有《山陕众商会馆续拨厘金碑》，襄樊山陕会馆有记事碑石15碣，自贡西秦会馆有《西秦会馆地契基约碑》，甘肃宁远县滩歌镇山陕会馆有《整顿盐业市场事碑》，广东佛山山陕会馆有《重修山陕会馆捐签碑》，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交易行规碑》，湖北应山山陕会馆有《公议布帮条规碑》等，不作赘举。
在一个发明纸的国度里，商人记事非用纸张，而采取勒石为记的形式，这是中国商人聪明才智的体现。一则刻碑勒石，坚实永久，比之纸张遇雨易沤，遇风易碎，更便于永久性保存。二则勒石于门，历历在目，可以时时起警示作用。苏州的山陕商人和议行旅路线规则后，“恐日久又有异议，曾在山塘全晋会馆，将禀批示谕勒石，以垂永久”(67)。三则表明了会馆商人执行规约的铁石决心，对此《新建歙县会馆记》中有清晰说明，“吾徽俗素敦乡谊，唯以事来京，涣治各私，佥俱其涣也，故萃之以会。既会矣，俱其易睽也，故联之以馆。既馆也，俱其易乱也，故申之以约。既约矣，俱其易驰也，故永之以录……凡此者，要皆约人心，以敬乡谊。其作合之初心何若是其坚也”(68)。
会馆对仲裁违约的惩罚形式充满了中国商人的机智和幽默。无非是罚饭两桌，罚戏一台或者是口头警告。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公议戥称定规矩碑》就规定“犯此者，罚戏三台”(69)，舞阳山陕会馆规定凡违犯引规的“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70)。北京齐如山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的记述道：“北平所有工商各行都有行会。有些小行会，也有写在纸上的章程。可是哪一行都有它的行规，而且是人人知道的。每年开会，总是要唱一天戏，以敬祖宗。开戏之前先开会，会长登台问大家，我们的会员来齐了没有?大家说来齐了。会长说凡犯行规的人都是混帐王八蛋，随说开戏开戏，他开会演说，只此一句话，惩罚的条件只此一种，就是一句混帐王八蛋，就够了，就没人敢犯行规了”(71)。这些惩罚措施表面上是温情脉脉，实质上却包含着中国商人对市场本质的深刻认识。市情即人情，人情聚则利源聚。违犯行规，在同乡同籍商人中失去信用，从根本上打击了商人的经营条件，使商人支付十分沉重的人格信用成本，很难东山再起。这就是齐如山先生所说的“他开会时说，只此一句话，就没有人敢犯了”内含的道理。但这种惩罚又包含了对犯错者的人性关怀。犯错了请乡党同仁吃饭观戏，借此给大家赔个不是，使大家在吃喝玩乐的气氛中忘掉犯错者的尴尬，为他留下知错改错的机会，这都体现了中国商人的仁义和机智。
总之，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会馆商事仲裁原则和体系。通过会馆的商事纠纷仲裁，调解了商业矛盾，化解了利益纠葛，维护了商人的整体利益，降低了商事诉讼成本和官府的行政管理费用，为商人的商贸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用民国《犍为县志》总结的话来说，就是“治城所属场镇亦多建有各省会馆，顾各省籍虽异，而无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友，县境遂成东土彬彬然”(72)。
第四节 明清陕西会馆重商主义价值取向和文化张扬
在明清时代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重农抑末，整个社会沉浸在重农的氛围中，唯有周流天下的商人，所到之处无不冲击自然经济的秩序，他们在自己的会馆中尽情宣泄被压抑的重商主义情怀，张扬商人的职业自豪和职业自尊，陈铺发财致富的人生梦想，将商品经济的趋利性质演绎得淋漓尽致，使会馆成为重商主义和市场教化的殿堂。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独有的现象。本节以山陕会馆为例，分析这一历史现象，以揭示明清商帮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表征。
一、会馆选址的重商企冀
商人兴办会馆的直接目的就是保护他们在客乡的经贸活动能够落地生根，赚钱发财。对此，山陕商人从不掩饰他们修建会馆的趋利追求，《重修仙城会馆记》中就直接说：“阙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则何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73)嘉庆《井研县志》记述了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五省会馆”商人们对建造会馆张扬赢利的急切情怀，“五省会馆旧志无一焉。意其时商贩未集，未若今日之盛，抑亦略有数椽，不足以壮观瞻，而故从其略。今备载之，以著商贾辐辏亦升平富庶之征也。”(74)从“以著商贾辐辏亦升平富庶之征”的重商主义实际需要出发，山陕商人在对会馆地址的选择上莫不以名山、名寺、名宅为首选，借山川生辉实现谋利赚钱的梦想。自贡西秦会馆就设在陕商“八大号”所在地“八店街”的街头，又背靠凤凰山，凤凰山绵延至釜溪河，从远处看整个会馆造型像一条龙船，要将四川的银钱搬完，所以当地有一首民谣说：“龙凤山像条船，陕西庙立中间。仿佛竖起一条杆，自流井的钱全搬。”(75)杭州的“秦晋会馆”，“就造在西湖的东南角，地势很高，可以眺望西湖全景，钱塘大桥、六和塔尽收眼底，会馆门额有石刻的‘秦晋会馆’四个大字。当时甘陕还没有分省，属秦省所辖……会馆内有假山、走廊，后面还有一座花园”(76)，反映了山陕商人登高望远，气吞山河的气势。而安徽阜阳山陕会馆就坐落在运河边，“遥想当年，东昌运河上，桅杆如林，货积如山，风餐露宿的山陕商人弃舟登岸，掸一身泥土，归家一样的走进会馆，焚香沐浴，拜过关帝神，然后呼朋唤友，坐在楼台上摇扇品茗，津津有味欣赏戏楼上的‘西皮流水’”(77)极力表现山陕商人潇洒安然的情态。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则选在开封名胜徐府街，徐府街是明代开国元勋徐达的府邸所在，“在明代就是开封繁华的商业中心……《如梦录》中赞叹说‘此市有天下客商，堆积杂货等物，每日拥塞不断。’到清代随开封城经济的复苏，徐府街集市日益扩大”，山陕甘会馆设在此街，使“山西、陕西、甘肃籍商人如鱼得水，活跃在集市上”(78)，充分体现了山陕商人的商业眼光。北京的陕西蒲城会馆选址在京师著名庙堂铁老鹳庙，该庙殿堂房脊上有一铁老鹳，随风嗡嗡作响，传遍整个北京城，成为山陕会馆的商标广告，使陕西会馆因此而名著京师。清人李振声《百戏竹枝词》说人们在陕西蒲城会馆观戏的感受是“妙龄花档十三春，听到边关亦怆神。都怪老鹳飞四座，秦楼谁是意中人。”(79)
山陕商人以重商趋利为鹄的的会馆选址，不仅为自身带来了生意畅顺，也带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南许昌灞桥山陕会馆碑刻《移集呈稿》记述了这一过程。许昌宋家堡集，原先在半坡铺，由西路差役催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七里店，始则生意颇好，集首原可支持，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以致膺行者少，集首赔累，苦不能支。适逢重修关帝庙宇(即山陕会馆)，鸟革翼飞，金壁涣然，而河中商客之船亦接踵而至，于是阖堡居城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80)这是山陕会馆带给当地人的福祉。而浙江盛泽镇则与山陕会馆形成勃兴忘忽的共生关系。吴江《新黎里报》载：“盛泽以出绸著名，曩昔之时，四方商贾之辇金至者无虚日。故会馆遍全镇，皆规模宏大，建筑华美，从此妓船画舫丛集山矿，政歌选舞亦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山陕商人直接向绸行函购，不亲自来，“所建会馆遂鲜人居，日月既久，催败零落，非复旧观。”(81)湖州府双林镇遭遇了同样的过程，“近年唯丝行生意甚盛，客商*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接客所好，以为迎合，无所不至，日用纷华莫此，几乎忘所自来。怠客去市毕萧条，家计遂故依然。”(82)
二、会馆建造的崇商观念
逆旅商帮在异地建造会馆，无非是为了显示他们的经济实力，为他们在各地的经营活动营造财源茂盛的市场气象，使会馆成为他们经营成功的物象标志。因此，河南沁阳《重修关帝庙碑》就说：“秦晋人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其规模有备极壮丽者，良有商贾捐资之易。”(83)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也说，“中州之山陕会馆……美哉轮美哉焕，巍乎为中州盛观也。太平商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慕神祗，被护佑也。”(84)因为，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使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其子弟不得仕官为宦，经营常受官府勒索，而“无商不奸”的社会思维定式，使商人的正当经营得不到社会公正评价，商人备受压抑的情绪只能通过他们的钱财力量反弹出来，通过经济上的富可敌国、富比封君来呼唤他们要求与官吏绅士平起平坐的平等人格。因此，他们建造会馆莫不要求重楼飞檐，雕梁画栋，革翼翠飞，备极殊丽。对此洛阳山陕会馆《关帝仪仗碑》有一段极其精辟的分析，“吾实北之燕赵，东游齐鲁，南之吴楚之交，凡通都巨邑商贾辐辏之区，莫不有帝君庙，秦晋所聚集会馆尤多，其只事帝君尤勤，以至而究其所以事之意，不过借物以为救眉之具至义为利之说。”(85)这里将建造会馆，祭拜关帝最终达到以义取利的功利目的表露得一览无余。
在传统等级社会，衣、食、住、行皆有苛细的等级规定，不得僭越。《明史·舆服志》就规定：“百官府第，明初禁官民房屋，不逊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麒麟犀象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唯楼居重檐不禁。”山陕商人机智地将会馆与关帝庙合二为一，所以山陕会馆在各地均称为“关帝庙”，这样做既突破了官府对会馆建造规格的限制，取得了关帝庙的营造等级，又以祈祷关帝为主神，取得文化上的霸主地位和获得官府的合法认同。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形成“前有琉璃大照壁，后树有霄汉铁旗杆，其后有东西辕门洞楼，中轴线依次为大戏楼、药神庙、马神庙、大月台、大佛店、关帝庙的庞大建筑群”，就是为了实现山陕商人“上栋下宇，毅然巍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社镇之巨观也”(86)的建筑理想。自贡西秦会馆所以雄壮丽飞，歇山重檐，藻井彩绘，庭院流水，其风格与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就是为了展示山陕商人“客于天涯，地据名胜，据棘刊茅，遂壮丹台”的雄心和“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连樯万艘”(87)的经营业绩。汉口山陕会馆所以要修得规模宏大，雅冠众称，就是要达到山陕商人“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章重尽东南之美如是”(88)的建造愿望。湖北当阳山陕会馆，建造的“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就是为了表现山陕商人自远方来导致其地“商贾辐辏，为民物阜滋丰之一助也”(89)的经营功勋。河南舞阳的山陕商人更有趣。道光年间，他们见山陕会馆“宫殿墙圮已臻尽美，而其中少牌坊一座，善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在社者各捐已资，以彰其美”(90)，表现了山陕商人要求会馆建造至善尽美的追求。
在山陕会馆建造的布局上，山陕商人更是奇思妙想，钩心斗角，将他们商业经营上的足智多谋用建筑的物像形式烘托出来。四川成都的陕西会馆，始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由寓居成都的陕西籍商人出资兴建。光绪十一年(1885)，又由成都33家陕籍字号筹资重建。相传该会馆地处低凹地，又不能就地取土，于是陕籍乡人返回故乡，背来泥土，填平凹地，修筑会馆。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吻，房屋构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与蜀地建筑风格形成对比。(91)甘肃天水的山陕会馆更是设计巧妙，整个山陕会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陕省会馆，一部分是山西会馆。陕省会馆的大门在西街，一连三座大殿，之后则紧挨山西会馆。山西会馆大门在东街，大门朴素，黑底黄字的匾额格外引人注目。进入院内是聚会的殿堂，之后是一座大殿，门口是挂“陇上铁汉”的匾额。(92)两座会馆一墙之隔，只有一个小铁门可以相通。小铁门开则合为一馆，闭则分为两馆，充分表现了山陕两帮商人既联合又竞争的微妙机智心态。
将会馆建筑与戏楼结合起来，是山陕商人对中国建筑发展的重大贡献。在山陕商人看来，“无戏楼则庙貌不称，无戏楼则观瞻不雅”，他们在兴建会馆时，“继承了修建关帝庙必须建成戏楼，以备祭祀关羽时例有演戏酬神的传统……乾隆时戏楼已被纳入会馆的设计之中”(93)。因此，山陕会馆是全国工商会馆戏楼建造数量最多、豪华程度最突出、耗资最为巨大的会馆，故各地山陕会馆一般被称为“花戏楼”。即便是在戏楼设计上，山陕商人也是巧动心思。兰州陕西会馆戏楼不仅“建筑秀丽玲珑，雕绘精湛，更令人称奇的是，戏台两面开，一出戏可以同时在一台戏楼的两口演出，朝北可对会馆内观众，朝南可对馆外街民众”(94)，表现了山陕商人看戏不忘民众的开放心态和惠及土著的经营意识。而陕西山阳县漫川关山陕会馆的“双戏楼”更是山陕商人友谊的奇葩。漫川关山陕会馆，建造于光绪七年(1881)，先是陕西商人和骡客建造了一座戏楼，后来山西商人到漫川关经商，又在陕西戏楼的旁边建造了一座山西戏楼，一馆两戏楼，号称“鸳鸯双戏楼”，是山陕会馆史上最珍贵的历史遗产，当年，陕西秦腔与山西梆子开台对唱，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令人称道的管鲍友情。
“陕西会馆铁旗杆，各省会馆无这般”，明清时期山陕会馆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门首都竖有耸入云端，重达万斤的铁旗杆。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一对重5万余斤的铁旗杆，湖北老河口陕西会馆门前有重万斤的铁柱盘龙旗杆，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门前有一对高16米、5节3斗、重2500余斤的铁旗杆，河南潢川陕西会馆门前有重万斤的铁旗杆，号称“三义观铁旗杆会馆”。这些铁旗杆上都铸有用四枚铁钱合成的云斗和攀缘而上的铁龙，以物象形态向世人宣布了山陕商人希冀中国龙腾飞的铁血之心和商人期盼发财致富的价值取向，在君子不言利的社会风气下，山陕商人公然高举着拜金主义的钢铁旗帜，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它与15世纪英国重商主义宣告追求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真实表现了山陕商人意欲冲破封建礼教和伦理束缚，追求价值增值的理性冲动。
三、会馆装饰的重商氛围
山陕会馆建筑张扬崇商理念，以物象表达商人经商致富的价值追求。而在会馆内部的装饰上，他们更是利用会馆处于封建文化统治薄弱环节的特点，大肆渲染商人自强、商业自尊的重商文化氛围和富国裕民的崇商价值观念，使会馆成为重商主义文化教育的基地，使人们因会馆“内极雕镂藻绘之工，游市廛者，每瞻玩不能去”(95)，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重商主义的文化熏陶。
北京宣武门外关中会馆的门前，有一副对联，共八个字：“羲皇故里，河岳根源”(96)，提醒商人们以商兴国的家国一体意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即商人们聚会议事的地方，上悬“富国裕民”的铭志匾(97)，表明山陕商人将自身的经营活动与国家兴亡相联系的职业自豪和经营自觉，河南上蔡县山陕会馆西间有名著河南全省的“透影碧”，整块石雕由黑色大理石打磨而成，能照见人的身影(98)，寓意商人必须身正影端的职业自觉。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更是到处洋溢着商业文化的气氛。入门的戏楼上悬“悬鉴楼”大匾，寓意商人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体现了要明镜高悬，自强自爱的精神诉求，在西楚东鼓两侧分别雕有一账簿和一算盘，突示了会馆商业文化的色彩；献殿前的石牌坊中坊西石雕刻有“仗义”、“秉忠”的经商操守；月台望柱上狮子滚绣球石雕，狮子前爪下不是踩着绣球，而是按着一串铜钱，并且立于中坊第一望柱的最瞩目地位，表现了商人企及赚钱发财的职业目标；戏楼东西两侧，西雀楚雕有一人拉骆驼，驼峰上挂一口袋，为《商旅图》，真实记述了当时山陕商人的经营业务；戏台围栏木雕有《卖华山》，反映以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职供图》记述各国使者奉献异宝的朝贡贸易，寓意以商强国的追求；《商旅图》雕有执伞者，有中途席地而息者，有托物回首而望者，真实记录了商人们背井离乡的艰难过程；戏楼内墙悬有巨匾，上绣“既和且平”四个大字，寓意商人追求和气生财，公平交易达到和谐发展的社会价值目标(99)，所到之处无不使人们置身于商业文化的浸染之中。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门前山门背面雕有巨型二龙戏珠图案，中间的“珠”，非珍珠之珠，而是一巨型蜘蛛，象征商人们像蜘蛛般结网四方，广揽人脉才能聚财招宝的经营意念；拜殿两山墙的“悬鱼”上破例刻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经营理念；东西两侧楼房的木饰雕刻有“蛛含金钱”的图案，寓意商人们如蜘蛛般搜罗金钱。内蒙古多伦多山西会馆拜殿的关公像前陈铺着一个“招财进宝”的大铜钱做的垫子，当地商人称之为“拜关公，掉钱眼(100)。而自贡西秦会馆的下水道井盖却以铜钱形状制成，陕西商人称之为“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些山陕会馆的商业文化装饰，独具匠心，以物象形态表现了山陕商人要求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愿望和以商富国的社会意识，是对封建自然经济传统观念的勇敢冲击和思想解放，并以物象形态而永垂青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商人来到这个世界，它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101)，其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富教育意义和包含着不朽的时代精神。
第五节 明清陕西会馆的社区功能
明清时期流寓异地的客帮商人，为了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设立会馆，并以会馆为中心形成同籍商人聚集而居的扎堆局面，从而使会馆成为异乡社区，承担着社区管理的社会化功能。这是会馆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本节以明清以来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这一过程，以期进一步明晰工商会馆的历史功能和作用。
一、会馆是异乡商人的自然社区
会馆是以省(县)籍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商帮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但会馆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于异乡土地上。流寓异地的客商常以会馆为中心聚居在一起，形成与客地文化浑然不同的同籍商人扎堆而居的局面，从而使会馆成为同籍商人的自然社区。这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传统社会“聚族而居”的习俗和“互相联引”的行业习惯。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基于耕作的需要和生活的便利，实行“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这种以祠堂为中心“有千百年祖墓，有千百年祠宇，有千百年乡村”的村社制度，田土相连，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保证了人们生活的安全和安宁，成为传统社会稳定的社会构架。而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本身就是传统村社制度在异地的移植和延伸。当流寓客商踏上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土地时，出于生存安全的需要和发展经贸事业的考虑，自然会将家乡“聚族而居”的习俗移植到客地，以保证自己的事业能够落地生根，得道多助。而明清中国商界流行的“互相联引”从业结合方式，又为这种“聚族而居”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能。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般通过“合伙制”的互相联引而走上经商道路，当他们赴异地经商时，为了使自己的事业能够和顺畅旺，也会通过互相联引而把自己的头聚在一起，形成“聚族而居”的扎堆局面。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有很好的说明，“会馆之设，所以联乡谊、敦信义也。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治者，一旦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熏之以香火，樽酒笃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102)上海《广肇会馆序》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自井田废而牵牛车服贾贸迁于远方者日多，则去其乡而非同乡郡县之人居，情谊势不相属，因萃同乡里郡县之人，聚处异地仍如故乡，于是乎有会馆之设。”(103)二是会馆自身的发展也为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居提供了条件。会馆最初就是同籍商人的借宿之地，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因为康熙年间由于“来者踵相接”，原先的“太汾公所”“侨寓几不能容”方才扩建而成。(104)所以乾隆年间江苏粮道借占钱江会馆时，就遭到了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商人们反对的理由就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返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商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归依，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105)，可见会馆本身就是同籍商人的栖身之地，“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106)而会馆出于聚拢同乡的考虑又将周围的房子租于同籍商人形成“以藩屏周”的局面。酒泉山西会馆“在宅外围的街面上还有一些出租的店铺和房子。”(107)“陕西帮在四川各处修建陕西会馆，作为同乡居住场所……成都(陕西会馆)里有街房40余幢，土地300余亩，彭县(陕西会馆)有街房50余处”(108)，多租于同乡；江油陕西会馆“拥有数十间出租铺面”(109)，多租于同乡贸易；“汉口山陕会馆将所在循礼街的多处房产租于同乡商人居住贸易”(110)，这些便形成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的自然社区，成为明清时期会馆史上普遍常见的现象。安徽芜湖“老西门外平安里南有一条奋子街，早在光绪年间，该巷两边深宅大院的居户都是客籍人，开始是山西和陕西人居多，后来又增加了山东人，他们共有一个秦晋会馆”(111)。扬州陕西会馆所在的丁家湾，因山陕商人多居于此，因而《扬州竹枝词》尚有“丁家湾里普朝烟，中有西商住一边”(112)的词句。苏州闾门陕西会馆旁的柏家弄，因陕西商人柏小岐在此经商成名，“柏氏为巨富，已历三世”(113)，因而关中商人、骚客多居柏家弄。成都“陕西会馆建成后，四周零星的民房日渐规整成街道，这就是今日四川省教育厅所在的陕西街”(114)；四川自贡“西秦会馆”所在地的“八店街”，因八家陕商字号汇聚而成为该地有名的商业街(115)；四川江油“陕西会馆又名忠义宫……会馆所在地陕西街因此得名”(116)；四川“康定河西城中，自上桥至中桥地段，靠河边的商号主要是陕西人办的，这条街有陕西人办的店铺近百家，人称‘老陕街’”(117)；康藏巴塘也有一条老陕街，乾隆二十九年(1764)建川陕滇会馆，又叫关帝庙。魏源《圣武记》中记述说：“巴塘……有街市，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行馆颇高浩，可眺望，全塘在目”(118)；贵州“贵阳市有一条陕西路，康熙十五年陕西商民在这里建有一座陕西会馆而得名”(119)；甘肃天水“陕省会馆”所在地西关街市“有陕西人李复娃开的‘永顺和’行栈，陕西人赵自强开的‘公盛通’药材货栈，齐树雄开的‘富顺昌’药材货栈，路南有陕西人李自厚开的‘德生成’货栈，陕西人在泰州开的药店就有61家”(120)；湖北钟祥旧口镇“以陕西会馆为中心构成繁华的商业区，每天从早到晚，行商坐贾南来北往，络绎不绝，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121)；就是首善之区的北京，由于“清代外地人来北京多取道泸定桥，因而宣武门外旅馆、客店渐渐多起来，而且有地方性”(122)，陕西的“关中会馆”就设于此。
这种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所形成的自然社区，有利于同籍商人在客地聚集人气，沟通信息，将个体的力量汇聚成群体的结合生产力，为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对此，四川宣汉《重修禹王宫碑记》就指出：“天下郡邑之有会馆，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其意良厚也”(123)。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更从推动商贾事业的角度说出了会馆作为同籍商人社区的切肤之感，“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为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124)。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亲情关系混合了地缘乡情后会变得更为浓厚，成为流寓商人在客地发展商贸事业的人脉条件和无形资产，通过会馆为商人在异地他乡营造一个“集同人其中，秩之然，老者拱，少者伛，以飨以饮，肃之然，雍之然，自是善过相规劝，患难疾病相维持”(125)的良好氛围，成为商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并且，同籍商人以会馆为中心形成自然社区，又会形成与客地浑然有别的习俗文化，成为客地自然形成的特区，并将其文化辐射到周边地区，扩大了流寓商人在客地的影响力和关注力。乾隆元年(1736)，四川布政使窦启英就称，四川“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商贾，俗尚不同，情形有别。”(126)所以，嘉庆十四年(1809)山东聊城山陕会馆重修时，捐款者不仅有当地商号，还有朱仙镇118家，靳口20家，汴城18家，西门和郑口各14家，濮州13家，汶水11家，夏口10家，西路6家，阿城5家，泊头3家，占休和河南各3家，深州、梁家浅、蒲台和周口各3家，外地商号达247家。同年修关帝庙殿时，捐款的山陕商人不但有当地113家商号，还有外地商号，朱仙镇247家，张家口31家，辛庄24家，大明19家，天津4家，陕西4家，阿城1家，长青1家，多达336家，数量是当地商号的3倍，范围达北方数省。咸丰元年(1851)，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重修，捐款者不但有本地山陕客商49家，远有舞阳、襄城、叶县、郾城、临颍、遂平等县、舞度镇周边各地的“外镇山陕客商”130余家，以及“行店山陕客商”112家，舞度镇及周围各地经营的山陕商人290余家(127)，足见商人自然社区辐射力、影响力的广泛。
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的自然社区现象，是传统社会商人区域迁徙的必然结果。在当时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官员指出：“省垣五方杂处，易成朋党，易起衅端。此中查访难周，最难安放。窃意各省有各省会馆，各行有各行会馆，各归各帮，易于弹压。”由是准许各社区“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128)充分表现了商人社区的自治性质，成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会馆是异乡商人的经济社区
明清时期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形成自然社区，由于所聚居的人群主要是行商坐贾的商人，他们聚居抱团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经贸事业能够经营和顺，借地发财，这便使得自然社区不得不向经济社区延伸，越来越多的承担起调节社区经济活动的职能，从初始的单纯商人自治团体而演变为社区利益共同体，增添了愈来愈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转变不仅是客商异地经营的需要，也是中国传统商人的经营自觉。从商业经营的实际需要讲，《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会馆之建，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懋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为排解?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瘠。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阱，凡此者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生其德者，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神明，盟之息攘，俾消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拯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不容缓也。”(129)从中国商人经营自觉讲，清代山西商人厘定的《北京票号章程》有一段话讲得很到位，“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商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行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个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130)”说明山陕商人已经自觉意识到只有通过会馆抱团，才能收到集思广益，敬业乐群，将生意做大做强的经营效果。所以四川宣汉《重修禹王宫碑记》准确记述了会馆的这一发展过程：“天下郡邑只有会馆，其始皆有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其后各祀其乡之神，其意又惧人心不齐，或有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而培修痤祀之不绝，以致其尊崇而行诚敬”。北京山西商人《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更直接的说，修会馆“非仅为祀神宴会之所……本互相而谋福利，法良意美，至是多矣”(131)，充分表达了商人要求会馆成为经济社区，以抱团自治，维护利权，实现风险共担、利润分享的功利诉求。
会馆作为同籍商人的经济社区，主要表现在以下的诸多功能：
一是厘定制度，整合市场。商人建造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共同利益，厘定行规业律，以规定市场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的正常发育。“盖闻名工巧匠，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坐商引贾，不立条规不能厘奸究，以故百行贸易，莫不各有行规，而昭划一便稽查。”(132)所以会馆多有行规业律的勒石规定。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有《同行商贾会议戥称定规矩碑》，要求全镇商贾“称足十六两，戥以天平为则，庶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惧各遵议”(133)，违者罚戏三台或禀官究治。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也有《公议杂货行规碑》，要求经营过程有十不准，“否则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134)这些行规业律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自我约束的经营自觉和行业自律。同时，会馆还通过调节价格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正当利益。《北京颜料会馆碑记》载：“诸行只有会馆也，所以评论市价。”(135)湖北应山山陕会馆《公议布帮条规》规定：“公议庄码价目，开店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136)湖北沙市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办公地，“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不准私自变动价格，若有违者，则课以罚金。”(137)而上海江西会馆对会馆平衡市价的原因更有透彻的说明，该会馆《兴建江西会馆碑》载：“窃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之倡，邀集同都集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价参差”(138)。
二是仲裁纠纷，协调利益。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工商活动采取自由的政策，官商不相交接，没有相应商法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仲裁商务纠纷和协调商务矛盾的功能。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碑》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139)。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会馆当为商议事处。”(140)《申报》说，汉口众商设立会馆也是为了“议规整条”。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141)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142)。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143)。
会馆仲裁商务纠纷的基本依据就是合众所制定的行规业律。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五不准”的行规(144)。甘肃武山滩歌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1827)的《整顿盐市碑》，规定：“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12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而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辅，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末，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145)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而不给银”，使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
三是维护利权，争取利益。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官吏，常常在遇见官府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挥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得到说明。该碑记载说：“龙驹寨距省四百一十七里，实系秦楚咽喉……铝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铝一运，计数三十五万斤，每五十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四百一十七里共给银八钱三分四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诅意奸行……鲸吞归己”，其中尤以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顿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以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交行内给发”，并立牌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146)。再如嘉庆十九年(1814)，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山陕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责令河南知府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147)。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山陕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益不外溢(148)。会馆这种经济社区的功能，使会馆成为同籍商人的利益共同体，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从整体上维护着同籍商人的根本利益。对此，《社旗山陕会馆》作者有极为精当的论述：“山陕会馆……控制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凡义举、大型商务活动乃至于社会治安事宜，均以山陕会馆为背向。会馆兴衰直接影响着全镇之荣枯。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商贾集团已将社旗镇建成为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一座客商坞堡。”(149)
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社区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起源于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之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社区功能。
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欷歔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飘零。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情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展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怀念和寻求灵魂的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优越，来释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陕西商人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吻，房屋框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建筑风格与秦地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羲皇故里，河溯根源”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城，社镇之巨观也。”(150)汉口山陕会馆《重修西会馆关帝君正殿记》中讲，建造会馆就是为了人们“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亲重尽东南之美如是”(151)。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碧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152)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彰其美”，使之成为“舞渡镇之雄关也”(153)。
会馆是客帮商人祈福求财，求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的风险万种，使商人常常心怀恐惧，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护佑。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临潼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山陕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山陕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慕神庥，咸被默祐也。”(154)而河南沁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更将祀祈关公消灾免祸的企盼表达得很直接：“秦晋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唯仰赖神灵之福祐，故竭力崇奉。”(155)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物欲横流、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因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奸不商”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与诚信的市场规则相吻合，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为了对商人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山西平遥《重修市楼碑记》将这种良苦用心描绘得很到位，其志曰：“天中午者，而日中为市，市之时，而有以见帝君之心，忠义所缴，庶有感而兴者乎?”(156)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作了清晰的表达。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相俎诈也。”(157)
凡此均说明，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鹄的的商帮社区自治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对此，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有精当总结，不妨赘录，作为本文的结论：“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或停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制度之精神。”(158)这里已将会馆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为国家的主流评价。
① 竞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半版，第3页。
② 《江苏省明清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1页。
③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④ 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正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1页。
⑤ 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96页。
⑥ 《沁阳县志》(道光)，卷二，第5页。
⑦ 《阳原县志》，卷十八，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⑧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67页。
⑨ 《当阳县志》(民国)，卷九，《祠宇》。
⑩ 簪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页。
(11) 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2)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岁时》。
(13) 《汝南县志》(民国)，卷二十二。
(14)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页。
(15)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2页。
(16)(1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卷，第473页。
(17) 党树林：《舞阳山陕会馆》，《山西政协报》，1998年第10期。
(19)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20)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第242页。
(21)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22)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23)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4)(25) 《灌县县志·礼俗志》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卷十六。
(26) 王致中：《明清西北经济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27) 《沁阳县志》(道光)，卷二，第5页。
(28) 《浮山县志》，卷四十二，民国二十四年刻本。
(29) 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98页。
(30) 《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三，第52页。
(31)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
(32) 簪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页。
(33) 《清末民初至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34)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35页。
(35) 范金民著：《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6)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0页。
(37)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页。
(38)(39)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73、343页。
(40) 凌铸：《西江视皋纪事》，卷三，《文檄》。
(41) 石锦：《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台湾高教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42)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43)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九。
(44) 《两淮盐法制》(康熙)，卷二十七，《艺文》。
(45)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46)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
(47) 《芜湖县志》(民国)，卷九。
(48) 《荣县志》(光绪)，《风俗》。
(49) 《潼川府志》(乾隆)，《风俗》。
(50) 《清文献通考》，卷二，第4868页。
(51)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52)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53) 《户县在康定办茶庄始末》，《户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27页。
(54) 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55) 《东华续录》，光绪二十五年九月辛巳。
(56)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331页。
(57) 《鄞县志》(民国)，卷十二，《商会》。
(58)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59)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60)(62)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217页。
(61) 黄友良：《四川会馆的社区功能》，《中国文史论坛》，2002年第3期。
(63) 范金民著：《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
(64)(65)(66) [清]邱煌：《府判录存》，卷三。
(67)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页。
(68)(69) 段炳仁：《会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70) 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页。
(71)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宝文堂书店1989年版，第199页。
(72) 《犍为县志》(民国)，卷七。
(73) 李华：《北京明清工商会馆碑刻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74) 《井研县志》(嘉庆)，卷九，《方外志》。
(75) 赵逵：《川盐古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76) 李疏华：《杭州山陕甘旅杭同乡会始末》，《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68页。
(77) 《阜阳山陕会馆》，阜阳政府黄页。
(78)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79)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80) 赵波等：《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81) 樊树志：《江南市镇的传统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82) 《双林镇志》(民国)，卷五，《风俗》。
(83)(84)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85) 洛阳山陕会馆藏：《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碑》。
(86)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87)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88)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32页。
(89) 《当阳县志》(民国)卷九，《祠宇》。
(90) 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91) 付崇矩：《成都通览》，《街坊篇》，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
(92) 《天水山陕会馆》，见天水政府网上黄页。
(93) 刘徐州：《趣谈中国戏楼》，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94) 《兰州老戏馆》，见兰州政府网上黄页。
(95) 侯香亭：《花戏楼》，《亳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6页。
(96) 谷包：《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97)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文物》，1959年第12期。
(98) 《山陕会馆建筑结构》，《上蔡文史资料》第2辑，第63页。
(99)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页。
(100)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10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9页。
(102) 苏州档案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31页。
(103) 彭泽益：《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
(104) 竞放：《山陕会馆》，金陵书社1997年版，第3页。
(105) 江苏档案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页。
(106)(107)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页。
(108) 《清代渭南帮钱业的兴起》，《渭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68页。
(109)(114)(115)(116)(117)(119) 杨涌泉：《十大商帮揭秘》，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201、199、212、212页。
(110)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2页。
(111) 芜湖文化局：《芜湖古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112)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册，第1345页。
(113) 《庸市志》(乾隆)，上卷，《园林》。
(118) 魏源：《圣武记》上，第232页。
(120) 《天水在线》www.tianshui.com.cn.
(121) 钟祥政府黄页。
(122) 杨法运：《北京经济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123) 《宣汉县志》，卷三，《祠祀》。
(124) 《苏州工商碑刻集》，第350页。
(125)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126) 《四川通志》(雍正)，首卷，《序》，第2页。
(127) 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128) 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98页。
(129)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130) 刘建生：《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31)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132) 彭泽益：《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241页。
(133) 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134) 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页。
(135)(13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2页。
(137) 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4页。
(138)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139) 黎笃：《中华商事事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40) 彭泽益：《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2页。
(141) 刘甫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第2辑，第37页。
(142) 王日根：《乡土之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209页。
(143) 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144)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45) 《续修商志》(康熙)，卷二，《村落》。
(146) 《丹凤县船帮会馆内存碑石刻录》。
(147) 刘建生：《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48) 廖霭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页。
(149) 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150)(154)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151)(152)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153) 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页。
(155) 《沁阳县志》(道光)，卷十，《艺文志》，第11页。
(156)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57) 周建波：《成败晋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158)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在明清时期，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商帮和会馆互为表里。商帮是会馆的组织形式(一般称为陕商大会)，会馆是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
会馆是与商帮一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会馆是商人在异地经商的招待所、存货栈、交际所、议事厅、游乐场、夜总会、疗养院，会馆综合维护着客帮商人在异地的各种利益。如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汰汾公所碑》记载，建筑会馆最初的目的就是因为聊城“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汰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社几不能容”①，于是众商集资才另购旧宅一区，建立“汰汾公所”。苏州陕西会馆，该会馆《新修陕西会馆碑记》云，其修建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②。而乾隆年间一场官司更充分证明了会馆最初建立的商业化用途。乾隆年间，杭州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布商们修建了钱江会馆，乾隆三十九年(1774)一个携眷上任的新官占用钱江会馆30间房子，该会馆的商人向官府提出抗议，申述会馆建立的商务目的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诸多未便”③。这都说明，商人们建设会馆最初就是为了招待行旅，存放货物，其活动必然与市场息息相通。
陕西商人会馆的产生源于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陕西商帮。陕西商人会馆就是陕西地缘商帮的办事机构，用《汉口山陕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西会馆者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会馆的产生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因素：
从内因方面讲，会馆是商帮企业组织形式运行的必然结果。陕西商帮的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采取“联引制”与“联号制”两种方式。但无论是乡党联引，或是同店联号，最终产生一个结局就是同一省县籍商人多集中在同一地区经商业贾，他们出于利益和感情上的需要，会自发联手抱团，组成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互助自治团体，这就是商帮。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因此，会馆产生的内在原因就是陕西商人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异地延伸的必然产物。
会馆产生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馆是同籍商人乡情的归宿。在明清之际从事涉远经营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居客地，举目无亲，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以“客”的身份侨居各地，多有“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抚慰异地商人的失落乡愁，使商人们在感情上保持与家乡文化的联系，以张扬乡土文化为内容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的基本职能就是“联乡谊”。其二，会馆是同籍商人利益的护佑。明清时期的会馆是产生在中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而商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体现。这便使得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必然会超越“叙乡情”的浅表层次，而朝着利益共同体的功利主义方向发展。这种会馆的功利主义趋向，是由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矛盾所推动的。其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家园。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源起于利润分享、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支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交相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精品。会馆是客帮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最佳场所。客帮商人流域异地，远离家乡，故乡的父老乡亲是他们心中永久的牵挂。加之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又因为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辱。这些被压抑的心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陈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一个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情怀和寻求灵魂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的优越，来施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
正因为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会馆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需要而创立的异籍客地商人的社会组织，因此，它具有更多的带有市场化的因素，更多的反映和容纳了封建社会末期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某些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便是陕西商人会馆更有生命力、更富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地方，因而成为陕西商人会馆在明清时代500余年里蓬勃发展，并在科举制度消亡后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第二节 明清陕商会馆的市场功能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具有的市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交易之所，从而具有商品交易场所的功能。
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成为粮食贩运市场④。
《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所言，会馆为商人们市场“交易经营时不可缺之所”。
如明代以来的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乃牲畜市场。⑤又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将馆墙四周搭建雨棚，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⑥说明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河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梆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⑦
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⑧，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湖北当阳之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⑨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
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像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的水泄不通。”⑩
曲彦斌先生也谈到这种趋势，他指出明清时期“行会以庙名，多为祭祀行业师祖之所，也兼为议事活动的会所。再者，设庙处相伴有庙会，形成庙市，可进行商贸活动”(11)。
陕西商人会馆的庙会活动也被商人们逐渐演变为经营商贸的市场活动。《续修陕西通志稿》就记述了这种变化，指出庙会活动是“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12)。而河南《汝南县志》则对此描述得更为具体，其县志说会馆庙会活动是“俗人借会馆以为娱乐，农工商借会馆以为交易物品”(13)。这便使得会馆的庙会活动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易活动，每每商贾辐辏，百货云集，会馆活动走出了封闭的小天地，而日益具有开放性和群众性，日益紧密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
第二，信息引导功能。由于会馆沟通商情，评议市价，使得其从而具有交流市场信息、调剂引导商品买卖的功能。
会馆作为商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
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会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14)。
《申报》说汉口会馆存在的合理性是：“汉皋地方辽阔，商贩辐辏，各业皆有帮口，有会馆，既可以议规整条，复可以教睦乡谊，两有裨益，故官宪亦不之禁”(15)。
第三，市场调节功能。明清时代，陕西商人会馆具有市场秩序的整顿作用。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运作。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这也是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设置的目的之一。
《鄞县通志·商会志》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我国民众只有团体，盖滥觞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亦然。而同行嫉妒亦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知己相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裨有资则均沾，有害则共御……建造会馆或设立公所，以为同业集议联欢之所，公举董事柱首掌理评议经济之诸务”(16)。
另一论及会馆的学者同样指出，设立会馆，制定行规无非是为了“淬毅力以结合，订约言以互遵，始能相维系，不蔽不渝，以收敬业乐群之效。”(17)这里“敬业乐群”就是指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规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把同籍商人整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之内，建立起有效的商业秩序。
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公议布帮条规》，就对本帮各布商收布区域、价格、开市时间、布匹规格、运作程序作了详细规定：“一议各行买布庄首，务必斟酌认真办理，门面客行名声重任非浅；一议该处买布，设有公厂，均至块地出桌，不准移埠……公择吉期，议定时价开庄；一议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18)。
这些行规虽然有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性质，但却有力限制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了布市的正常运转，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名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19)，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
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20)这些充分说明，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市场运作场所的功能。
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就强调，会馆的基本功能是“叙乡谊，通商情，安旅故。”(21)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六两，戥以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22)这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四，统一联系功能。会馆内抑外联，在整合市场秩序中代替官府行使“市政管理权”，成为促使市场正常发育的组织机构，在市场运作中发挥着统一联系的功能。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包括两省十九郡商贾，控制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凡义举、大型商务活动乃至于社会治安等事宜，均以山陕会馆活动为背向，会馆兴衰直接影响着全镇经济的繁荣。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商贾集团已将社旗镇建成为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一座客商坞堡。(23)
四川灌县包括陕商在内的“七省会馆”，公举客商轮流充当总会首，操纵制约着灌县的经济(24)。而重庆的包括山西、陕西等在内的八省会馆，对外互相联合，几乎取代了官府的“全部市政管理权”(25)，成为一方经济的实际垄断者。西宁的经济在1929年建省以前也操纵在包括陕西商人在内的“八大商”手中。(26)
同籍商人们厘定行规业律要在会馆进行，奖惩市场行为要在会馆进行，联络乡情、开发地缘人际关系资源要在会馆进行，会馆成为同籍商人“敬业，乐群”的经常性商务活动中心。成都的陕西会馆每年活动有230次之多，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只有当十三帮会馆挂牌开市，整个沙市的商贸活动才能启动，充分说明会馆活动本身是市场商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资源配置功能。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日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27)
山西浮山山陕会馆，因“浮邑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28)。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良好之机遇，故今会馆者皆庙宇也。”(29)
第六，会馆的资金运作也对市场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30)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033600文。”(31)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金。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凝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32)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33)
三是购买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 900文。”(34)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凡此均说明，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见。
四是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者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的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山陕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对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时敏锐的市场目光。明清时期的商人给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总之，因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是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必然包含着市场化的新因素，容纳了市场经济行将到来时的某些特征，这些因素和特征导致了陕西商人会馆自身不可避免的具有市场化的调节功能与作用，而会馆的这些市场功能又反过来作用于市场，对市场的发展，市场信息、商情的引导，市场行为的规范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引导和维护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今天的市场经营调控以及管理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三节 明清陕西会馆的商事纠纷仲裁功能
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商不相交接”的政治框架下，大量商事纠纷被视为“雀角鼠牙”之事，不受官府重视。而商人的“畏官府”情结也使商人将纠纷解决的希望寄托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这便使得工商会馆承担起调节商事纠纷的任务，扮演市场经济“仲裁员”的角色。会馆的商事仲裁以法理和伦理为准绳，以勒石为形式，以维护正当利益为鹄的，化解商务矛盾，稳定市场秩序，加强了商人之间的团结，充分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自治智慧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于这一问题，现行的有关工商会馆论著多没有展开论述，语焉不详。唯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一书有较为拓展的研究，但个别结论仍需要讨论。(35)本节以明清山陕会馆的资料为主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明了明清时期的商务运作规程。
一、会馆商事仲裁功能的缘起
纠纷是指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利益对抗状态。商事纠纷是指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因利益对抗而产生的矛盾。而商业领域本身就是利益驱动的行业，商事纠纷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对此，苏州《东齐会馆碑记》有很好的说明，“钱贝喧闹，市廛之经营，不无参差，而奸究侵渔之术，或乘间而抵隙，此非权是于广众稠集之侯，运转于物我两忘之情”(36)。明清时期，山陕商人背井离乡，赴外地做生意，域外经营，借地生财，必然会碰到三方面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一是土客矛盾。“外地燕雀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客商赴外地行商坐贾，挤占客地土著市场份额，在人地生疏的生存环境下必然会受到当地土著的抑勒和欺辱。乾隆年间陕西商人索金满到重庆租用当地人李正万铺面一间作汤圆铺，议明押佃银十六两，每年租钱三十四千文，六年为期，无论钱价起跌，不得争论银水。次年李正万见钱价低贱，每千钱要索金满改给银一两。索以生意清淡，无处借钱“磕头哀论，正万欺蚁异乡孤朴，不依约据，逞凶欧议”，并将“逐蚁出铺，硬不许蚁开设”(37)。嘉庆年间，陕西人王建明在重庆租彭全太房屋，开设糖房，言明压佃银三十两，每年交佃银二十两，连年租佃交清。后因铺面狭小，王建明又花费七十余两添建房屋两大间。道光六年(1826)，当地土商石朝栋见王建明“贸易稍顺，商串杨兴发们骞将此铺谋买”，彭全太将房屋以银二百五十两卖于石朝栋并未通知王建明。石朝栋房子到手，就要加收押佃租银，并将王建明赶出户外。(38)而当时土客矛盾又以当地牙人或牙行拖欠客款，侵吞、诓骗客银为突出现象。道光七年(1827)，陕西商人付如松由湖北贩运棉花到重庆投引买卖，有当地土商陈玉亭开勇聚牙行，伙同伙计李永祀买去棉花，除收下该银九十六两四钱八分，剩银叠次追讨，始则展缓，“至腊月底，忽诈称庶母病故，将行内所收买客花银二百余金，竟然持银归家，至今不面”。致使付如松诓骗不与，闭行歇业，讨付不给，东本无归，难回故里。当付如松与其理论时“反肆凶横，将民无端辱骂，大言估骗赌告不畏”(39)。对于这种客商遭遇牙人以熟欺生，仗衿诓骗的行径，有人指出个中原因是，“商贾挟本贸迁，历经险远，正以博刀锥之末。然贸易所至，时贵时贱，各有不同。货滞则稽，货行则售，放收出入，唯持行家为之评价归账，而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俾之经年守坐，本息皆消。揆朔所由，总因客商将货径行发店后，一时收价不清，不能守候，即以现价重复回往经营，而行家乘间自向各店私收，各店以发货原由行主，故亦照给不疑。迨客至催交，且为牙行侵费，奸牙计无所出，因之替后挪前，移彼清此，积渐既久，累客滋多，一朝败露，行主则弃行潜遁，客商则本利皆空，成年告讦，追给无期，即竭力催追，究之十不得一，此实行家之通病也”(40)。更有甚者，客商赴异地经商，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常会引发与当地土著的文化冲突，遭遇灭顶之灾。乾隆年间，陕西商人赴苏州经商，因财大气粗，语言傲慢，引起当地土商的不满，他们诬告陕西商人贩卖草帽是为了结党造反，当局将苏州的陕西草帽商几乎全部逮捕入狱，后来在乾隆皇帝的亲自干预下，平反了这一冤案。(41)陕西商人重修苏州陕西会馆时，在《碑记》中还专门记述了这件事，“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以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析人非，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故四方之士，乐其易与而谅其心”(42)。
二是客客矛盾。明清时期，客商为贸易的需要结成商帮在各地活动，由于不同商帮在同一市场上彼此竞争，必然围绕着商业利润、活动范围和市场份额存在着多种纠纷和瓜葛，严重妨害了同籍商帮的整体利益。明代嘉庆年间，徽商汪道昆在杭州经营盐业的族叔汪良榕，曾代表业盐的南人与业盐的边商(主要是山陕商人)争控，互相告到巡盐御史衙门，御史将殴打汪良榕的山陕商人逮系。(43)这种徽商与山陕商人的利益矛盾，自明中叶以来在扬州愈演愈烈。明代初年，朝廷为了褒扬山陕商人开中支边之功，准许在扬州业盐的山陕商人子弟可在扬州附籍入运司学习考试，不必返回原籍。而徽郡隶属南直隶，需返回原籍，徽商对此耿耿于怀。崇祯五年(1632)，徽商运动巡按御史，请准许徽商子弟亦入府学。山陕商人得知后，认为不合朝廷“怀柔远人之初意”，伤害了自己的利益，“喧哗于有司”，其事遂寝。到崇祯十六年(1643)，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44)，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才被清政府准许在府学中增加七个名额，满足了徽商的要求，这就是明清商业史上连绵数百年的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的“府学之争”。在汉口与徽商竞争的劲旅仍然是山陕商帮。“山西帮在汉口经营的有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果品等行业。陕西帮经营的主要是牛皮、羊皮、羊毛、生漆、水烟、药材、茶叶。在武汉这个市场上，徽商所经营的货物不少与山陕商贾的相同，有的是买方与卖方的关系，有的是经营同一行业，因此竞争性就更大”(45)，清人叶调元写诗记述说汉口的商业竞争是“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46)。安徽芜湖有一条备子巷，住着许多大户人家，最先是山西、陕西商人，后来又有山东商人，他们同用范罗山右护国寺的山陕会馆。后来山陕商人与山东商人矛盾很大，无法同居一室，在官府协调下，山陕会馆迁往严家山下的定惠寺“修筑会馆”(47)。在四川茶县“秦楚闽越之人，人心不谐，党内攸分，生气斗讼，往往有之”(48)。在潼川府“大抵秦楚之人多剽悍，闽粤之人多诡谲，亦博蹋鞠之风，雀角鼠牙之事，以往有之”(49)，这些纠纷后来闹到北京，致使皇帝不得不出来说话，“谕曰，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俱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四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与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甚怨湖南之人”(50)。这些商帮之间的纷争，使得商人不得不依靠会馆的群体力量与之抗衡。光绪九年(1883)，上海《杂谷业会议》中指出商人修建会馆，就是因为“每思向无公所，素缺规模，致遇事情，纷纷争抗，盲无主宰，理鲜公平，故有受他帮之屈，不遑悉数”(51)。
三是客内矛盾。同籍商人在客地经商，又由于存在不同帮口、不同店家之间为分割市场赢利和市场份额而存在着竞争和矛盾，他们内部的纷争纠缠也此起彼伏。清代道光年间，广开监生捐纳之途，从事捐监银钱汇兑利润丰厚。山西太古日升昌、广泰兴等号为了挤压蔚泰厚，尽量压低汇价，致使蔚泰厚因无利可图而放弃这项业务。(52)清代咸同年间，陕西户县商人宋某和南某在康定合办“德泰和”茶庄，并聘任贺姓为经理，南、宋年老回陕，不久贺姓掌柜也因年老回乡，又提升牛东乡刘姓为掌柜，刘掌柜接任后欲改变人银分配比例，老掌柜知道后，两人连夜出门，走了三月赶到康定“进门就将刘掌柜的铺盖抛出店门外”(53)。就是山陕商人之间也存在市场利益的矛盾。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富商韩城党家在河南瓦店经商，与该镇山西王姓商人市场矛盾很大，双方约定往白河里扔银子，进行实力竞争，当扔到1000两时，山西商人手软服输，党家遂争得了市场垄断权。(54)同时，在会馆建设上两省商人也有矛盾，凡是山西商人势力较大的所筑会馆便叫“山陕会馆”，凡是陕西商人势力较大的就称“陕山会馆”。
这些商业纠纷和矛盾，伤害了流寓客商的利益，干扰了商人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在中国重农抑末的经济体制下，从汉武帝告缗令后，各朝各代实行贱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使商人存有对官府的畏惧心理，晋商的行规里就有“见官当敬”的信条；加之封建官府对商人的敲诈勒索，致使商人诉讼成本极高，诉讼过程极长，常常一案下来，倾家荡产，对此连光绪皇帝都有清楚的认识，上谕曰：“唯中国商民，平日与官府隔阂，情谊未能遽孚，而不肖官吏或且牵挚抑勒，甚至……遇有词法，不能速为结断，办理不得其平，以致商情不通，诸多阻滞”(55)。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将纠纷解决的希望更多寄托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使会馆承担起仲裁商务纠纷的职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仲裁员”。对此，上海《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有极为精当的分析。该记碑作者指出，客商贸迁货居，受廛列肆最大的忧虑就是在同一市场上“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为排解”。但乡绅耆老调节终不若会馆的组织调节，因为会馆仲裁“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深明，盟之息攘，俾消衅隙，同济艰难”(56)。而民国《鄞县志》干脆说商人建会馆就是为了仲裁纠纷，化解矛盾，“我国民众之有团体，盖滥觞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已然。而同行嫉妒一语亦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知己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俾有资则均沾，有客则共御，此商业团体之成立所以为最古也!其资历较雄厚者，或建造会馆，或设立公所，以为同业集议联欢之所，公举董事柱首掌理评议经济之诸务”(57)。
二、会馆商务仲裁的依据及其程序
商事仲裁作为民事案件审理过程，本应依照国家法律作为仲裁准绳。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商法》长期缺失的人治环境下，政府对商业活动长期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被视为市井肖小之事，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便使得会馆商务仲裁主要不是依据法理，而是依据人们在伦理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商业习惯即商情，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基本准则。这种商业习惯法虽然也带有法律的效力，得到商人们的共同认可和遵循，但它更多浸染了道德伦理的诉求，在本质上属于道德审判而非法律审判。只有当这种道德审判无效时，才禀官究办，进入法律程序。因此，会馆的商事仲裁更多带有劝谕说教的成分和人格伦理的强制。从表面上看，这种劝谕说教更多包含了东方文化温情脉脉的色彩。而在实际上是比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因为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大于王法，以人治伦理为主的社会里，一旦商人违规商情，受到会馆申斥，就会在广大商人面前颜面丢尽，丧失进行商业活动的人格条件和基本信用，使商人付出要比法律制裁更为高昂的社会成本，是对商事违规行为更为长久和有效的惩治手法，所以商人每每能够格遵其规，不敢冒犯。
会馆在长期的商事仲裁实践中逐渐形成分层审理、自主裁决和官民分离的仲裁程序和仲裁原则。这种分层审理程序和自主裁决原则是商人们依据案情大小轻重对解决纠纷过程安排达成的共识，反映了中国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民主意识。
对关系商帮全局和整体利益的重大情事，要由商人大会进行裁决，非会首个人所能决定。如雍正年间自贡的陕西商人决议建造西秦会馆时，对会馆地基的选择，就由所有在自贡的陕西商人组成“西秦大会”集体决定，授权众会首与所在地龙峰山主人签订《西秦会馆地契基约》，其卖约称：“立约卖座房龙峰山文约人李光华，眼同子李辉山、李辉平，情因负债巨金，日食难度，父子合议，今甘愿请中卖与西秦大会修建庙宇，永远管业……自卖之后，房内门扇窗格，天梯子楼，山上柴薪茨草，竹树松枝，概归买主砍伐，卖业子孙丝毫无涉。所有路尸无累，街坏修砌，一力由买主承担。李姓子孙永远为照。恐口无凭，立出卖约壹纸，买主永远存据。会首西万盛、全兴益、世德合、东万盛、东永顺、尚义合、永兴隆、西永顺。”(58)一纸买约，仅买方会首就达八家之多，充分表现了集体裁决的性质。
由于会馆是由同籍商人不同帮口和店家组成，汉口山陕会馆就是由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等23个帮口“萃十帮之众”汇聚而成；有的联省会馆则是由不同省籍的商人汇聚而成，如苏州的“三省会馆”就是由山、陕、豫三省商人合帮而成，重庆的八省会馆则是由湘、山、陕等八帮商人联合而成。帮口有别，行业不同，各自存在特殊的市场运作规则。当不同帮口之间抑或同一帮口内部发生商事纠纷时，会馆一般采取会首会同各帮“总长”或“客长”联合审判的形式，这是明清工商会馆商事仲裁大量存在的仲裁模式。如同治年间，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面对各帮之间存在的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的不正当竞争局面，“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聚关帝庙”共同制定戥称规矩，议定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不遵者“禀官究治”(59)。这里审判主体是同行商贾和集头。再如同治年间，到苏州经商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客商，向来由浦口办货行运苏州，路返省费，商民称便。同治八年(1869)，漕运淮关总督行文至江苏，令三省商民入苏概由淮关行走，不准经行浦口，截短补长，道路悬殊，众客商群议纷纷，几欲将所办之货停止不运。在这种情况下，“首事高君夺锦谓众客长曰上宪之令商走淮关者，上宪未悉商情也”。建议将“便于浦口不便于淮关各情形，屡析具奏，陈明大宪”。“三省客长咸以为然。逆于九年春正月，具禀牙厘总局，敬请转详。抚督宪道咨商南漕宪暨淮关监督，不日荷蒙恩准仍由浦口行走，免绕道而多跋涉”，而当日“会议各号并客长”仅陕西商号就有“恒顺生、聚信恭、永新和、致和祥”(60)等14家，可见是各客长、标客长共同裁决。又如重庆清代有八省会馆之设，其中陕楚商帮向以经营棉业为主。为整治市场，乾隆三十六年(1771)“始治针秤，以十六而成斤”成一定之规。后因年代久远又生弊窦，“其秤不以对针为度，且额外推叫数斤，逆废旧规”。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请凭八省客首……比较花秤砰码，以1728两为百斤，铸有铁制，以冀永远不紊”。后又年久弊生，较前尤甚。到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陕楚商民“仍请八省客长，选照五十六年旧制，定以对针为准，无叫无推，另铸铁制，计重120斤分给各行”(61)。这里仍然是八省客长不间断地进行共同裁决。
对于同籍商人个人或商号之间的纠纷，则由会首或耆老以为排解。如苏州“东越会馆”就规定“如有不公正之事，邀集同苳，谐会馆整理，议立条规，借以约束”(62)。另外，安徽会馆也规定“至于蝇头小利，雀角微赊，各商之中自有老成各为排遣”(63)。如嘉庆年间陕西蒲城县民张凤鸣在凤翔府东关开恒祥号钱铺，后有钟士贤来铺学习生意，至道光年间，张凤鸣告老还乡，将铺号交钟士贤掌管。张凤鸣不久去世，其子张遵程来铺算账，因钟士贤账目不清，将伊辞出，后经张景贤处和，令其再行按管铺事。(64)这里的张景贤便是老成说和之人。
会馆的分层独立仲裁，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自治精神和民主意识，但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性质，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聪明的中国商人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每每将会馆的裁决禀告官府认可，将民事裁决上升为法律审判，成功地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对接。如河南社旗会馆，同行商贾会议戥称定规矩后，“唯恐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批钧，喻永除大弊”(65)。这一“县主批钧”便使会馆规则打上了法律的烙印。重庆的八省客长所议称等规定“嗣后并禀准巴县知事，示谕各行，倘行户胆敢故违，混乱不遵者，许尔各商民据实指名具禀，以凭纠办”(66)。同样体现了法律原则。
会馆商事纠纷仲裁的基本形式就是勒石记事。会馆将仲裁的结果以碑文镌刻下来，成为永久性仲裁文件，传诸百年，这是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仲裁形式，也是会馆仲裁成功永久性的标志。所以，会馆仲裁结果，每每“各条均勒于石，以垂永久”。举凡山陕会馆均有仲裁结果的碑刻勒石，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开封山陕甘会馆有《晋浦双厘头碑》，汉口山陕会馆有《酌定条规碑》，聊城山陕会馆有《山陕众商会馆续拨厘金碑》，襄樊山陕会馆有记事碑石15碣，自贡西秦会馆有《西秦会馆地契基约碑》，甘肃宁远县滩歌镇山陕会馆有《整顿盐业市场事碑》，广东佛山山陕会馆有《重修山陕会馆捐签碑》，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交易行规碑》，湖北应山山陕会馆有《公议布帮条规碑》等，不作赘举。
在一个发明纸的国度里，商人记事非用纸张，而采取勒石为记的形式，这是中国商人聪明才智的体现。一则刻碑勒石，坚实永久，比之纸张遇雨易沤，遇风易碎，更便于永久性保存。二则勒石于门，历历在目，可以时时起警示作用。苏州的山陕商人和议行旅路线规则后，“恐日久又有异议，曾在山塘全晋会馆，将禀批示谕勒石，以垂永久”(67)。三则表明了会馆商人执行规约的铁石决心，对此《新建歙县会馆记》中有清晰说明，“吾徽俗素敦乡谊，唯以事来京，涣治各私，佥俱其涣也，故萃之以会。既会矣，俱其易睽也，故联之以馆。既馆也，俱其易乱也，故申之以约。既约矣，俱其易驰也，故永之以录……凡此者，要皆约人心，以敬乡谊。其作合之初心何若是其坚也”(68)。
会馆对仲裁违约的惩罚形式充满了中国商人的机智和幽默。无非是罚饭两桌，罚戏一台或者是口头警告。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公议戥称定规矩碑》就规定“犯此者，罚戏三台”(69)，舞阳山陕会馆规定凡违犯引规的“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70)。北京齐如山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的记述道：“北平所有工商各行都有行会。有些小行会，也有写在纸上的章程。可是哪一行都有它的行规，而且是人人知道的。每年开会，总是要唱一天戏，以敬祖宗。开戏之前先开会，会长登台问大家，我们的会员来齐了没有?大家说来齐了。会长说凡犯行规的人都是混帐王八蛋，随说开戏开戏，他开会演说，只此一句话，惩罚的条件只此一种，就是一句混帐王八蛋，就够了，就没人敢犯行规了”(71)。这些惩罚措施表面上是温情脉脉，实质上却包含着中国商人对市场本质的深刻认识。市情即人情，人情聚则利源聚。违犯行规，在同乡同籍商人中失去信用，从根本上打击了商人的经营条件，使商人支付十分沉重的人格信用成本，很难东山再起。这就是齐如山先生所说的“他开会时说，只此一句话，就没有人敢犯了”内含的道理。但这种惩罚又包含了对犯错者的人性关怀。犯错了请乡党同仁吃饭观戏，借此给大家赔个不是，使大家在吃喝玩乐的气氛中忘掉犯错者的尴尬，为他留下知错改错的机会，这都体现了中国商人的仁义和机智。
总之，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会馆商事仲裁原则和体系。通过会馆的商事纠纷仲裁，调解了商业矛盾，化解了利益纠葛，维护了商人的整体利益，降低了商事诉讼成本和官府的行政管理费用，为商人的商贸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用民国《犍为县志》总结的话来说，就是“治城所属场镇亦多建有各省会馆，顾各省籍虽异，而无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友，县境遂成东土彬彬然”(72)。
第四节 明清陕西会馆重商主义价值取向和文化张扬
在明清时代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重农抑末，整个社会沉浸在重农的氛围中，唯有周流天下的商人，所到之处无不冲击自然经济的秩序，他们在自己的会馆中尽情宣泄被压抑的重商主义情怀，张扬商人的职业自豪和职业自尊，陈铺发财致富的人生梦想，将商品经济的趋利性质演绎得淋漓尽致，使会馆成为重商主义和市场教化的殿堂。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独有的现象。本节以山陕会馆为例，分析这一历史现象，以揭示明清商帮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表征。
一、会馆选址的重商企冀
商人兴办会馆的直接目的就是保护他们在客乡的经贸活动能够落地生根，赚钱发财。对此，山陕商人从不掩饰他们修建会馆的趋利追求，《重修仙城会馆记》中就直接说：“阙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则何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73)嘉庆《井研县志》记述了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五省会馆”商人们对建造会馆张扬赢利的急切情怀，“五省会馆旧志无一焉。意其时商贩未集，未若今日之盛，抑亦略有数椽，不足以壮观瞻，而故从其略。今备载之，以著商贾辐辏亦升平富庶之征也。”(74)从“以著商贾辐辏亦升平富庶之征”的重商主义实际需要出发，山陕商人在对会馆地址的选择上莫不以名山、名寺、名宅为首选，借山川生辉实现谋利赚钱的梦想。自贡西秦会馆就设在陕商“八大号”所在地“八店街”的街头，又背靠凤凰山，凤凰山绵延至釜溪河，从远处看整个会馆造型像一条龙船，要将四川的银钱搬完，所以当地有一首民谣说：“龙凤山像条船，陕西庙立中间。仿佛竖起一条杆，自流井的钱全搬。”(75)杭州的“秦晋会馆”，“就造在西湖的东南角，地势很高，可以眺望西湖全景，钱塘大桥、六和塔尽收眼底，会馆门额有石刻的‘秦晋会馆’四个大字。当时甘陕还没有分省，属秦省所辖……会馆内有假山、走廊，后面还有一座花园”(76)，反映了山陕商人登高望远，气吞山河的气势。而安徽阜阳山陕会馆就坐落在运河边，“遥想当年，东昌运河上，桅杆如林，货积如山，风餐露宿的山陕商人弃舟登岸，掸一身泥土，归家一样的走进会馆，焚香沐浴，拜过关帝神，然后呼朋唤友，坐在楼台上摇扇品茗，津津有味欣赏戏楼上的‘西皮流水’”(77)极力表现山陕商人潇洒安然的情态。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则选在开封名胜徐府街，徐府街是明代开国元勋徐达的府邸所在，“在明代就是开封繁华的商业中心……《如梦录》中赞叹说‘此市有天下客商，堆积杂货等物，每日拥塞不断。’到清代随开封城经济的复苏，徐府街集市日益扩大”，山陕甘会馆设在此街，使“山西、陕西、甘肃籍商人如鱼得水，活跃在集市上”(78)，充分体现了山陕商人的商业眼光。北京的陕西蒲城会馆选址在京师著名庙堂铁老鹳庙，该庙殿堂房脊上有一铁老鹳，随风嗡嗡作响，传遍整个北京城，成为山陕会馆的商标广告，使陕西会馆因此而名著京师。清人李振声《百戏竹枝词》说人们在陕西蒲城会馆观戏的感受是“妙龄花档十三春，听到边关亦怆神。都怪老鹳飞四座，秦楼谁是意中人。”(79)
山陕商人以重商趋利为鹄的的会馆选址，不仅为自身带来了生意畅顺，也带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南许昌灞桥山陕会馆碑刻《移集呈稿》记述了这一过程。许昌宋家堡集，原先在半坡铺，由西路差役催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七里店，始则生意颇好，集首原可支持，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以致膺行者少，集首赔累，苦不能支。适逢重修关帝庙宇(即山陕会馆)，鸟革翼飞，金壁涣然，而河中商客之船亦接踵而至，于是阖堡居城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80)这是山陕会馆带给当地人的福祉。而浙江盛泽镇则与山陕会馆形成勃兴忘忽的共生关系。吴江《新黎里报》载：“盛泽以出绸著名，曩昔之时，四方商贾之辇金至者无虚日。故会馆遍全镇，皆规模宏大，建筑华美，从此妓船画舫丛集山矿，政歌选舞亦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山陕商人直接向绸行函购，不亲自来，“所建会馆遂鲜人居，日月既久，催败零落，非复旧观。”(81)湖州府双林镇遭遇了同样的过程，“近年唯丝行生意甚盛，客商*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接客所好，以为迎合，无所不至，日用纷华莫此，几乎忘所自来。怠客去市毕萧条，家计遂故依然。”(82)
二、会馆建造的崇商观念
逆旅商帮在异地建造会馆，无非是为了显示他们的经济实力，为他们在各地的经营活动营造财源茂盛的市场气象，使会馆成为他们经营成功的物象标志。因此，河南沁阳《重修关帝庙碑》就说：“秦晋人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其规模有备极壮丽者，良有商贾捐资之易。”(83)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也说，“中州之山陕会馆……美哉轮美哉焕，巍乎为中州盛观也。太平商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慕神祗，被护佑也。”(84)因为，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使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其子弟不得仕官为宦，经营常受官府勒索，而“无商不奸”的社会思维定式，使商人的正当经营得不到社会公正评价，商人备受压抑的情绪只能通过他们的钱财力量反弹出来，通过经济上的富可敌国、富比封君来呼唤他们要求与官吏绅士平起平坐的平等人格。因此，他们建造会馆莫不要求重楼飞檐，雕梁画栋，革翼翠飞，备极殊丽。对此洛阳山陕会馆《关帝仪仗碑》有一段极其精辟的分析，“吾实北之燕赵，东游齐鲁，南之吴楚之交，凡通都巨邑商贾辐辏之区，莫不有帝君庙，秦晋所聚集会馆尤多，其只事帝君尤勤，以至而究其所以事之意，不过借物以为救眉之具至义为利之说。”(85)这里将建造会馆，祭拜关帝最终达到以义取利的功利目的表露得一览无余。
在传统等级社会，衣、食、住、行皆有苛细的等级规定，不得僭越。《明史·舆服志》就规定：“百官府第，明初禁官民房屋，不逊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麒麟犀象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唯楼居重檐不禁。”山陕商人机智地将会馆与关帝庙合二为一，所以山陕会馆在各地均称为“关帝庙”，这样做既突破了官府对会馆建造规格的限制，取得了关帝庙的营造等级，又以祈祷关帝为主神，取得文化上的霸主地位和获得官府的合法认同。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形成“前有琉璃大照壁，后树有霄汉铁旗杆，其后有东西辕门洞楼，中轴线依次为大戏楼、药神庙、马神庙、大月台、大佛店、关帝庙的庞大建筑群”，就是为了实现山陕商人“上栋下宇，毅然巍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社镇之巨观也”(86)的建筑理想。自贡西秦会馆所以雄壮丽飞，歇山重檐，藻井彩绘，庭院流水，其风格与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就是为了展示山陕商人“客于天涯，地据名胜，据棘刊茅，遂壮丹台”的雄心和“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连樯万艘”(87)的经营业绩。汉口山陕会馆所以要修得规模宏大，雅冠众称，就是要达到山陕商人“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章重尽东南之美如是”(88)的建造愿望。湖北当阳山陕会馆，建造的“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就是为了表现山陕商人自远方来导致其地“商贾辐辏，为民物阜滋丰之一助也”(89)的经营功勋。河南舞阳的山陕商人更有趣。道光年间，他们见山陕会馆“宫殿墙圮已臻尽美，而其中少牌坊一座，善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在社者各捐已资，以彰其美”(90)，表现了山陕商人要求会馆建造至善尽美的追求。
在山陕会馆建造的布局上，山陕商人更是奇思妙想，钩心斗角，将他们商业经营上的足智多谋用建筑的物像形式烘托出来。四川成都的陕西会馆，始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由寓居成都的陕西籍商人出资兴建。光绪十一年(1885)，又由成都33家陕籍字号筹资重建。相传该会馆地处低凹地，又不能就地取土，于是陕籍乡人返回故乡，背来泥土，填平凹地，修筑会馆。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吻，房屋构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与蜀地建筑风格形成对比。(91)甘肃天水的山陕会馆更是设计巧妙，整个山陕会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陕省会馆，一部分是山西会馆。陕省会馆的大门在西街，一连三座大殿，之后则紧挨山西会馆。山西会馆大门在东街，大门朴素，黑底黄字的匾额格外引人注目。进入院内是聚会的殿堂，之后是一座大殿，门口是挂“陇上铁汉”的匾额。(92)两座会馆一墙之隔，只有一个小铁门可以相通。小铁门开则合为一馆，闭则分为两馆，充分表现了山陕两帮商人既联合又竞争的微妙机智心态。
将会馆建筑与戏楼结合起来，是山陕商人对中国建筑发展的重大贡献。在山陕商人看来，“无戏楼则庙貌不称，无戏楼则观瞻不雅”，他们在兴建会馆时，“继承了修建关帝庙必须建成戏楼，以备祭祀关羽时例有演戏酬神的传统……乾隆时戏楼已被纳入会馆的设计之中”(93)。因此，山陕会馆是全国工商会馆戏楼建造数量最多、豪华程度最突出、耗资最为巨大的会馆，故各地山陕会馆一般被称为“花戏楼”。即便是在戏楼设计上，山陕商人也是巧动心思。兰州陕西会馆戏楼不仅“建筑秀丽玲珑，雕绘精湛，更令人称奇的是，戏台两面开，一出戏可以同时在一台戏楼的两口演出，朝北可对会馆内观众，朝南可对馆外街民众”(94)，表现了山陕商人看戏不忘民众的开放心态和惠及土著的经营意识。而陕西山阳县漫川关山陕会馆的“双戏楼”更是山陕商人友谊的奇葩。漫川关山陕会馆，建造于光绪七年(1881)，先是陕西商人和骡客建造了一座戏楼，后来山西商人到漫川关经商，又在陕西戏楼的旁边建造了一座山西戏楼，一馆两戏楼，号称“鸳鸯双戏楼”，是山陕会馆史上最珍贵的历史遗产，当年，陕西秦腔与山西梆子开台对唱，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令人称道的管鲍友情。
“陕西会馆铁旗杆，各省会馆无这般”，明清时期山陕会馆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门首都竖有耸入云端，重达万斤的铁旗杆。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一对重5万余斤的铁旗杆，湖北老河口陕西会馆门前有重万斤的铁柱盘龙旗杆，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门前有一对高16米、5节3斗、重2500余斤的铁旗杆，河南潢川陕西会馆门前有重万斤的铁旗杆，号称“三义观铁旗杆会馆”。这些铁旗杆上都铸有用四枚铁钱合成的云斗和攀缘而上的铁龙，以物象形态向世人宣布了山陕商人希冀中国龙腾飞的铁血之心和商人期盼发财致富的价值取向，在君子不言利的社会风气下，山陕商人公然高举着拜金主义的钢铁旗帜，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它与15世纪英国重商主义宣告追求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真实表现了山陕商人意欲冲破封建礼教和伦理束缚，追求价值增值的理性冲动。
三、会馆装饰的重商氛围
山陕会馆建筑张扬崇商理念，以物象表达商人经商致富的价值追求。而在会馆内部的装饰上，他们更是利用会馆处于封建文化统治薄弱环节的特点，大肆渲染商人自强、商业自尊的重商文化氛围和富国裕民的崇商价值观念，使会馆成为重商主义文化教育的基地，使人们因会馆“内极雕镂藻绘之工，游市廛者，每瞻玩不能去”(95)，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重商主义的文化熏陶。
北京宣武门外关中会馆的门前，有一副对联，共八个字：“羲皇故里，河岳根源”(96)，提醒商人们以商兴国的家国一体意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即商人们聚会议事的地方，上悬“富国裕民”的铭志匾(97)，表明山陕商人将自身的经营活动与国家兴亡相联系的职业自豪和经营自觉，河南上蔡县山陕会馆西间有名著河南全省的“透影碧”，整块石雕由黑色大理石打磨而成，能照见人的身影(98)，寓意商人必须身正影端的职业自觉。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更是到处洋溢着商业文化的气氛。入门的戏楼上悬“悬鉴楼”大匾，寓意商人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体现了要明镜高悬，自强自爱的精神诉求，在西楚东鼓两侧分别雕有一账簿和一算盘，突示了会馆商业文化的色彩；献殿前的石牌坊中坊西石雕刻有“仗义”、“秉忠”的经商操守；月台望柱上狮子滚绣球石雕，狮子前爪下不是踩着绣球，而是按着一串铜钱，并且立于中坊第一望柱的最瞩目地位，表现了商人企及赚钱发财的职业目标；戏楼东西两侧，西雀楚雕有一人拉骆驼，驼峰上挂一口袋，为《商旅图》，真实记述了当时山陕商人的经营业务；戏台围栏木雕有《卖华山》，反映以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职供图》记述各国使者奉献异宝的朝贡贸易，寓意以商强国的追求；《商旅图》雕有执伞者，有中途席地而息者，有托物回首而望者，真实记录了商人们背井离乡的艰难过程；戏楼内墙悬有巨匾，上绣“既和且平”四个大字，寓意商人追求和气生财，公平交易达到和谐发展的社会价值目标(99)，所到之处无不使人们置身于商业文化的浸染之中。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门前山门背面雕有巨型二龙戏珠图案，中间的“珠”，非珍珠之珠，而是一巨型蜘蛛，象征商人们像蜘蛛般结网四方，广揽人脉才能聚财招宝的经营意念；拜殿两山墙的“悬鱼”上破例刻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经营理念；东西两侧楼房的木饰雕刻有“蛛含金钱”的图案，寓意商人们如蜘蛛般搜罗金钱。内蒙古多伦多山西会馆拜殿的关公像前陈铺着一个“招财进宝”的大铜钱做的垫子，当地商人称之为“拜关公，掉钱眼(100)。而自贡西秦会馆的下水道井盖却以铜钱形状制成，陕西商人称之为“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些山陕会馆的商业文化装饰，独具匠心，以物象形态表现了山陕商人要求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愿望和以商富国的社会意识，是对封建自然经济传统观念的勇敢冲击和思想解放，并以物象形态而永垂青史，充分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商人来到这个世界，它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101)，其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富教育意义和包含着不朽的时代精神。
第五节 明清陕西会馆的社区功能
明清时期流寓异地的客帮商人，为了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设立会馆，并以会馆为中心形成同籍商人聚集而居的扎堆局面，从而使会馆成为异乡社区，承担着社区管理的社会化功能。这是会馆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本节以明清以来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这一过程，以期进一步明晰工商会馆的历史功能和作用。
一、会馆是异乡商人的自然社区
会馆是以省(县)籍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商帮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但会馆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于异乡土地上。流寓异地的客商常以会馆为中心聚居在一起，形成与客地文化浑然不同的同籍商人扎堆而居的局面，从而使会馆成为同籍商人的自然社区。这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传统社会“聚族而居”的习俗和“互相联引”的行业习惯。在传统农耕社会，人们基于耕作的需要和生活的便利，实行“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这种以祠堂为中心“有千百年祖墓，有千百年祠宇，有千百年乡村”的村社制度，田土相连，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保证了人们生活的安全和安宁，成为传统社会稳定的社会构架。而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本身就是传统村社制度在异地的移植和延伸。当流寓客商踏上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土地时，出于生存安全的需要和发展经贸事业的考虑，自然会将家乡“聚族而居”的习俗移植到客地，以保证自己的事业能够落地生根，得道多助。而明清中国商界流行的“互相联引”从业结合方式，又为这种“聚族而居”提供了操作上的可能。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般通过“合伙制”的互相联引而走上经商道路，当他们赴异地经商时，为了使自己的事业能够和顺畅旺，也会通过互相联引而把自己的头聚在一起，形成“聚族而居”的扎堆局面。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有很好的说明，“会馆之设，所以联乡谊、敦信义也。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治者，一旦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熏之以香火，樽酒笃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102)上海《广肇会馆序》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自井田废而牵牛车服贾贸迁于远方者日多，则去其乡而非同乡郡县之人居，情谊势不相属，因萃同乡里郡县之人，聚处异地仍如故乡，于是乎有会馆之设。”(103)二是会馆自身的发展也为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居提供了条件。会馆最初就是同籍商人的借宿之地，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因为康熙年间由于“来者踵相接”，原先的“太汾公所”“侨寓几不能容”方才扩建而成。(104)所以乾隆年间江苏粮道借占钱江会馆时，就遭到了商人们的强烈反对，商人们反对的理由就是“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返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商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归依，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105)，可见会馆本身就是同籍商人的栖身之地，“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106)而会馆出于聚拢同乡的考虑又将周围的房子租于同籍商人形成“以藩屏周”的局面。酒泉山西会馆“在宅外围的街面上还有一些出租的店铺和房子。”(107)“陕西帮在四川各处修建陕西会馆，作为同乡居住场所……成都(陕西会馆)里有街房40余幢，土地300余亩，彭县(陕西会馆)有街房50余处”(108)，多租于同乡；江油陕西会馆“拥有数十间出租铺面”(109)，多租于同乡贸易；“汉口山陕会馆将所在循礼街的多处房产租于同乡商人居住贸易”(110)，这些便形成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的自然社区，成为明清时期会馆史上普遍常见的现象。安徽芜湖“老西门外平安里南有一条奋子街，早在光绪年间，该巷两边深宅大院的居户都是客籍人，开始是山西和陕西人居多，后来又增加了山东人，他们共有一个秦晋会馆”(111)。扬州陕西会馆所在的丁家湾，因山陕商人多居于此，因而《扬州竹枝词》尚有“丁家湾里普朝烟，中有西商住一边”(112)的词句。苏州闾门陕西会馆旁的柏家弄，因陕西商人柏小岐在此经商成名，“柏氏为巨富，已历三世”(113)，因而关中商人、骚客多居柏家弄。成都“陕西会馆建成后，四周零星的民房日渐规整成街道，这就是今日四川省教育厅所在的陕西街”(114)；四川自贡“西秦会馆”所在地的“八店街”，因八家陕商字号汇聚而成为该地有名的商业街(115)；四川江油“陕西会馆又名忠义宫……会馆所在地陕西街因此得名”(116)；四川“康定河西城中，自上桥至中桥地段，靠河边的商号主要是陕西人办的，这条街有陕西人办的店铺近百家，人称‘老陕街’”(117)；康藏巴塘也有一条老陕街，乾隆二十九年(1764)建川陕滇会馆，又叫关帝庙。魏源《圣武记》中记述说：“巴塘……有街市，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行馆颇高浩，可眺望，全塘在目”(118)；贵州“贵阳市有一条陕西路，康熙十五年陕西商民在这里建有一座陕西会馆而得名”(119)；甘肃天水“陕省会馆”所在地西关街市“有陕西人李复娃开的‘永顺和’行栈，陕西人赵自强开的‘公盛通’药材货栈，齐树雄开的‘富顺昌’药材货栈，路南有陕西人李自厚开的‘德生成’货栈，陕西人在泰州开的药店就有61家”(120)；湖北钟祥旧口镇“以陕西会馆为中心构成繁华的商业区，每天从早到晚，行商坐贾南来北往，络绎不绝，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121)；就是首善之区的北京，由于“清代外地人来北京多取道泸定桥，因而宣武门外旅馆、客店渐渐多起来，而且有地方性”(122)，陕西的“关中会馆”就设于此。
这种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所形成的自然社区，有利于同籍商人在客地聚集人气，沟通信息，将个体的力量汇聚成群体的结合生产力，为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对此，四川宣汉《重修禹王宫碑记》就指出：“天下郡邑之有会馆，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其意良厚也”(123)。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更从推动商贾事业的角度说出了会馆作为同籍商人社区的切肤之感，“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为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124)。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亲情关系混合了地缘乡情后会变得更为浓厚，成为流寓商人在客地发展商贸事业的人脉条件和无形资产，通过会馆为商人在异地他乡营造一个“集同人其中，秩之然，老者拱，少者伛，以飨以饮，肃之然，雍之然，自是善过相规劝，患难疾病相维持”(125)的良好氛围，成为商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并且，同籍商人以会馆为中心形成自然社区，又会形成与客地浑然有别的习俗文化，成为客地自然形成的特区，并将其文化辐射到周边地区，扩大了流寓商人在客地的影响力和关注力。乾隆元年(1736)，四川布政使窦启英就称，四川“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商贾，俗尚不同，情形有别。”(126)所以，嘉庆十四年(1809)山东聊城山陕会馆重修时，捐款者不仅有当地商号，还有朱仙镇118家，靳口20家，汴城18家，西门和郑口各14家，濮州13家，汶水11家，夏口10家，西路6家，阿城5家，泊头3家，占休和河南各3家，深州、梁家浅、蒲台和周口各3家，外地商号达247家。同年修关帝庙殿时，捐款的山陕商人不但有当地113家商号，还有外地商号，朱仙镇247家，张家口31家，辛庄24家，大明19家，天津4家，陕西4家，阿城1家，长青1家，多达336家，数量是当地商号的3倍，范围达北方数省。咸丰元年(1851)，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重修，捐款者不但有本地山陕客商49家，远有舞阳、襄城、叶县、郾城、临颍、遂平等县、舞度镇周边各地的“外镇山陕客商”130余家，以及“行店山陕客商”112家，舞度镇及周围各地经营的山陕商人290余家(127)，足见商人自然社区辐射力、影响力的广泛。
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的自然社区现象，是传统社会商人区域迁徙的必然结果。在当时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官员指出：“省垣五方杂处，易成朋党，易起衅端。此中查访难周，最难安放。窃意各省有各省会馆，各行有各行会馆，各归各帮，易于弹压。”由是准许各社区“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128)充分表现了商人社区的自治性质，成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会馆是异乡商人的经济社区
明清时期同籍商人围绕会馆聚集而居形成自然社区，由于所聚居的人群主要是行商坐贾的商人，他们聚居抱团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经贸事业能够经营和顺，借地发财，这便使得自然社区不得不向经济社区延伸，越来越多的承担起调节社区经济活动的职能，从初始的单纯商人自治团体而演变为社区利益共同体，增添了愈来愈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转变不仅是客商异地经营的需要，也是中国传统商人的经营自觉。从商业经营的实际需要讲，《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会馆之建，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懋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为排解?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瘠。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阱，凡此者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生其德者，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神明，盟之息攘，俾消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拯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不容缓也。”(129)从中国商人经营自觉讲，清代山西商人厘定的《北京票号章程》有一段话讲得很到位，“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商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行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个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130)”说明山陕商人已经自觉意识到只有通过会馆抱团，才能收到集思广益，敬业乐群，将生意做大做强的经营效果。所以四川宣汉《重修禹王宫碑记》准确记述了会馆的这一发展过程：“天下郡邑只有会馆，其始皆有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其后各祀其乡之神，其意又惧人心不齐，或有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而培修痤祀之不绝，以致其尊崇而行诚敬”。北京山西商人《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更直接的说，修会馆“非仅为祀神宴会之所……本互相而谋福利，法良意美，至是多矣”(131)，充分表达了商人要求会馆成为经济社区，以抱团自治，维护利权，实现风险共担、利润分享的功利诉求。
会馆作为同籍商人的经济社区，主要表现在以下的诸多功能：
一是厘定制度，整合市场。商人建造会馆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共同利益，厘定行规业律，以规定市场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的正常发育。“盖闻名工巧匠，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坐商引贾，不立条规不能厘奸究，以故百行贸易，莫不各有行规，而昭划一便稽查。”(132)所以会馆多有行规业律的勒石规定。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有《同行商贾会议戥称定规矩碑》，要求全镇商贾“称足十六两，戥以天平为则，庶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惧各遵议”(133)，违者罚戏三台或禀官究治。舞阳北舞渡山陕会馆也有《公议杂货行规碑》，要求经营过程有十不准，“否则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134)这些行规业律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自我约束的经营自觉和行业自律。同时，会馆还通过调节价格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正当利益。《北京颜料会馆碑记》载：“诸行只有会馆也，所以评论市价。”(135)湖北应山山陕会馆《公议布帮条规》规定：“公议庄码价目，开店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136)湖北沙市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办公地，“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不准私自变动价格，若有违者，则课以罚金。”(137)而上海江西会馆对会馆平衡市价的原因更有透彻的说明，该会馆《兴建江西会馆碑》载：“窃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之倡，邀集同都集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价参差”(138)。
二是仲裁纠纷，协调利益。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工商活动采取自由的政策，官商不相交接，没有相应商法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仲裁商务纠纷和协调商务矛盾的功能。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碑》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139)。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会馆当为商议事处。”(140)《申报》说，汉口众商设立会馆也是为了“议规整条”。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141)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142)。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143)。
会馆仲裁商务纠纷的基本依据就是合众所制定的行规业律。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五不准”的行规(144)。甘肃武山滩歌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1827)的《整顿盐市碑》，规定：“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12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而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辅，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末，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145)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而不给银”，使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
三是维护利权，争取利益。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官吏，常常在遇见官府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挥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得到说明。该碑记载说：“龙驹寨距省四百一十七里，实系秦楚咽喉……铝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铝一运，计数三十五万斤，每五十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四百一十七里共给银八钱三分四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诅意奸行……鲸吞归己”，其中尤以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顿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以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交行内给发”，并立牌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146)。再如嘉庆十九年(1814)，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山陕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责令河南知府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147)。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山陕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益不外溢(148)。会馆这种经济社区的功能，使会馆成为同籍商人的利益共同体，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从整体上维护着同籍商人的根本利益。对此，《社旗山陕会馆》作者有极为精当的论述：“山陕会馆……控制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凡义举、大型商务活动乃至于社会治安事宜，均以山陕会馆为背向。会馆兴衰直接影响着全镇之荣枯。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商贾集团已将社旗镇建成为政治经济合二为一的一座客商坞堡。”(149)
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社区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起源于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之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社区功能。
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欷歔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飘零。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情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展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怀念和寻求灵魂的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优越，来释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陕西商人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吻，房屋框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建筑风格与秦地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羲皇故里，河溯根源”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城，社镇之巨观也。”(150)汉口山陕会馆《重修西会馆关帝君正殿记》中讲，建造会馆就是为了人们“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亲重尽东南之美如是”(151)。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碧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152)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彰其美”，使之成为“舞渡镇之雄关也”(153)。
会馆是客帮商人祈福求财，求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的风险万种，使商人常常心怀恐惧，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护佑。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临潼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山陕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山陕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慕神庥，咸被默祐也。”(154)而河南沁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更将祀祈关公消灾免祸的企盼表达得很直接：“秦晋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睽，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唯仰赖神灵之福祐，故竭力崇奉。”(155)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物欲横流、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因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奸不商”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与诚信的市场规则相吻合，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为了对商人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山西平遥《重修市楼碑记》将这种良苦用心描绘得很到位，其志曰：“天中午者，而日中为市，市之时，而有以见帝君之心，忠义所缴，庶有感而兴者乎?”(156)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作了清晰的表达。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相俎诈也。”(157)
凡此均说明，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鹄的的商帮社区自治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对此，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有精当总结，不妨赘录，作为本文的结论：“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或停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制度之精神。”(158)这里已将会馆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为国家的主流评价。
① 竞放：《山陕会馆》，金陵出版社1997半版，第3页。
② 《江苏省明清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1页。
③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④ 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正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1页。
⑤ 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96页。
⑥ 《沁阳县志》(道光)，卷二，第5页。
⑦ 《阳原县志》，卷十八，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⑧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67页。
⑨ 《当阳县志》(民国)，卷九，《祠宇》。
⑩ 簪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页。
(11) 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2)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岁时》。
(13) 《汝南县志》(民国)，卷二十二。
(14)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页。
(15) 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2页。
(16)(1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卷，第473页。
(17) 党树林：《舞阳山陕会馆》，《山西政协报》，1998年第10期。
(19)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20)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第242页。
(21)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22)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23)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4)(25) 《灌县县志·礼俗志》民国十六年铅印本，卷十六。
(26) 王致中：《明清西北经济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27) 《沁阳县志》(道光)，卷二，第5页。
(28) 《浮山县志》，卷四十二，民国二十四年刻本。
(29) 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98页。
(30) 《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三，第52页。
(31)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
(32) 簪玉林：《会馆漫记》，《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8辑，第8页。
(33) 《清末民初至1929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34)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35页。
(35) 范金民著：《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6)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0页。
(37)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页。
(38)(39)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73、343页。
(40) 凌铸：《西江视皋纪事》，卷三，《文檄》。
(41) 石锦：《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台湾高教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42)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43)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九。
(44) 《两淮盐法制》(康熙)，卷二十七，《艺文》。
(45)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46)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
(47) 《芜湖县志》(民国)，卷九。
(48) 《荣县志》(光绪)，《风俗》。
(49) 《潼川府志》(乾隆)，《风俗》。
(50) 《清文献通考》，卷二，第4868页。
(51)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52)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53) 《户县在康定办茶庄始末》，《户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27页。
(54) 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55) 《东华续录》，光绪二十五年九月辛巳。
(56)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331页。
(57) 《鄞县志》(民国)，卷十二，《商会》。
(58)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59)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60)(62)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217页。
(61) 黄友良：《四川会馆的社区功能》，《中国文史论坛》，2002年第3期。
(63) 范金民著：《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
(64)(65)(66) [清]邱煌：《府判录存》，卷三。
(67)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页。
(68)(69) 段炳仁：《会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70) 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页。
(71)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宝文堂书店1989年版，第199页。
(72) 《犍为县志》(民国)，卷七。
(73) 李华：《北京明清工商会馆碑刻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74) 《井研县志》(嘉庆)，卷九，《方外志》。
(75) 赵逵：《川盐古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76) 李疏华：《杭州山陕甘旅杭同乡会始末》，《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68页。
(77) 《阜阳山陕会馆》，阜阳政府黄页。
(78)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79)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80) 赵波等：《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81) 樊树志：《江南市镇的传统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82) 《双林镇志》(民国)，卷五，《风俗》。
(83)(84)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85) 洛阳山陕会馆藏：《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碑》。
(86)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87)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88)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32页。
(89) 《当阳县志》(民国)卷九，《祠宇》。
(90) 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91) 付崇矩：《成都通览》，《街坊篇》，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
(92) 《天水山陕会馆》，见天水政府网上黄页。
(93) 刘徐州：《趣谈中国戏楼》，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94) 《兰州老戏馆》，见兰州政府网上黄页。
(95) 侯香亭：《花戏楼》，《亳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6页。
(96) 谷包：《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97)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文物》，1959年第12期。
(98) 《山陕会馆建筑结构》，《上蔡文史资料》第2辑，第63页。
(99)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页。
(100)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10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9页。
(102) 苏州档案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31页。
(103) 彭泽益：《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
(104) 竞放：《山陕会馆》，金陵书社1997年版，第3页。
(105) 江苏档案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页。
(106)(107) 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页。
(108) 《清代渭南帮钱业的兴起》，《渭南文史资料》第4辑，第68页。
(109)(114)(115)(116)(117)(119) 杨涌泉：《十大商帮揭秘》，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201、199、212、212页。
(110) 《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2页。
(111) 芜湖文化局：《芜湖古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112)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册，第1345页。
(113) 《庸市志》(乾隆)，上卷，《园林》。
(118) 魏源：《圣武记》上，第232页。
(120) 《天水在线》www.tianshui.com.cn.
(121) 钟祥政府黄页。
(122) 杨法运：《北京经济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123) 《宣汉县志》，卷三，《祠祀》。
(124) 《苏州工商碑刻集》，第350页。
(125)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126) 《四川通志》(雍正)，首卷，《序》，第2页。
(127) 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128) 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98页。
(129)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130) 刘建生：《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31)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132) 彭泽益：《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241页。
(133) 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134) 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页。
(135)(13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2页。
(137) 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沙市文史资料》第2辑，第4页。
(138)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139) 黎笃：《中华商事事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40) 彭泽益：《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32页。
(141) 刘甫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第2辑，第37页。
(142) 王日根：《乡土之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209页。
(143) 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144)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45) 《续修商志》(康熙)，卷二，《村落》。
(146) 《丹凤县船帮会馆内存碑石刻录》。
(147) 刘建生：《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48) 廖霭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页。
(149) 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150)(154)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151)(152) 王瑞安：《山陕甘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153) 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04年，第1页。
(155) 《沁阳县志》(道光)，卷十，《艺文志》，第11页。
(156) 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57) 周建波：《成败晋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158) 朱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