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商会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清时期产生的商人会馆是它的前身。本章仅就明清陕商会馆与近代陕西商会的关系进行探讨，以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商会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节 陕西近代商会的产生及其特点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后的中国商人，面临列强资本输出与产品倾销，尤其是清光绪年间，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海关，洋货大量深入内地的恶劣局面，使商人由此面临着致命的打击。陕商当然也不例外。“清末民初，在洋布和外国机制卷烟的打击下，陕西布商和水烟商纷纷破产直至死亡。”①随着商帮的解体，会馆的功能势必衰弱。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们深感一行一业无法与强大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对抗，必须联合所有工商界力量，这就使近代陕西商会的应运而生成为可能。
　　陕西商会成立于全国兴办商会的热潮中。清末民初，由于工商业的逐步发展，工商户随之增多，而行与行间、帮与帮间，甚至户与户间，因市场竞争，互相倾轧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些问题的发生，已经超出了“帮”与“行”的组织范围，更需要一个总的组织机构来调解纠纷和处理问题。当时清政府颁布了一些实行“新政”的政令，其中包括成立商会。“1874年辽宁工商界成立了公议所，为最早的商会组织，1902年上海成立商会会议公所，1903年，天津成立商会，1906年成立京师商务总会。”②接着，各大商埠和工商业城镇也相继设立了商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陕西于1908年成立了商务总会，”从此商人开始有了各行各业联合的共同组织。
　　陕西商务总会成立后，各地分会也相继成立。“宝鸡县商会于1908年成立，陇县商会于1912年成立，咸阳县、三原县、高陵县分别于1911年、1919年、1910年成立了商会。”③直至1915年前后，陕西各县商务分会陆续成立了15个。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先后在解放区均建立了新的商会。如“1933年，肤施县就有了商务会，1936年改为延安县商会，1937年在中共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延安市商会。”④而且，后来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在一些镇也成立了商会，如：“榆林县的镇川堡为适应省内外客商不断增加的需要，于1920年建立了榆林县商会镇川分会。”⑤这就使当时的陕西商会呈现出省、市(县)、镇的三级市场网络状分布，陕西省商会的系统建制是比较健全的。
　　从陕西商会的内部建制看，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第一，同业公会是商会的核心基层组织。如：1949年西安市80个同业公会和6个独立行号，均为西安市商会会员。蒲城县于1936年先后成立了百货、粮食、棉花等同业公会。渭南县随着商会组织的不断健全，也于1938年成立了30个同业公会。第二，陕西商会的组织形式和名称随着商会内部发展的需要和政府治权的变化而逐步演变。“1919年，为了修改《商会法》，陕西巡按使公署饬令商会进行改组，商务总会由商董制改组成了会董制；1927年正是大革命时期，随着政局的变化，陕西省商会又改组为陕西省商民协会，实行了委员制。”⑥可见，商会的发展与政府以及当时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三，陕西商会的负责人大都是经过任期满后选举产生的，但换届的时间由于多种原因而不等。商会的负责人大多是企业经理，这就充分体现了商会的“众商之会”的特性。当然有的还担任候补知县等其他职衔，他们均来自比较具有声望的大商号。从负责人的籍贯来看，陕西商会的负责人大多数是陕西籍商人，但是也不乏江苏、湖北、山西籍商人，可见，此时的商会已经不是以地缘为纽带组成的陕西商帮商人的组织，而成为包容工商各业的新式商人阶级团体。第四，商会内部组织逐渐健全，人数也不断增多。如“陕西商务总会成立时不过五六人，至1942年时，职工逐渐达到50人，并且下设总务、组宣、财务、调解四科。”内部组织的健全发展必然促进其职能的更充分发挥。总之，商会逐渐打破了官商隔阂的现象，把分散经营的商人逐渐集结起来，对维护商人利益，发展商品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商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经由这种组织，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节 近代陕西商会的活动及其作用
　　商会是工商界及工商业者的组织。虽然受着封建势力的控制，也不能摆脱官僚资本的操纵，但其组织成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替，其功能也逐渐朝着更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方面转化。它对于陕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将近代陕西商会的主要活动和作用叙述如下：
　　其一，保护商民利益，评议公断商民纠纷。这是陕西近代商会的一个主要功能，这是对会馆商务仲裁和制裁不正当竞争功能的继承和发展。商会代表商民向当局反映意见要求，甚至抗拒政府的无穷勒索。如“1911年的统税问题，咨复陕西咨议局提出抗议，对当时的政府不恤商民困苦予以谴责。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工厂商号由外埠购运的货品材料等在火车站堆积，多而凌乱。事变解决后，火车站临时组成‘货物起卸委员会’，西安市商会曾组织人员参加，对商人货物经过核实无误后，由商会发给证明才能提取。避免了差错与损失，也保护了商民的利益。1938年，省政府为扩大税收，将化妆品等奢侈品提高税率时，把牙膏也列入奢侈品类。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当时西安市百货业、上海厂商代表、三星牙膏厂和天津国货售品所西安分所等提出反对，西安市商会会长张玉山据此向政府要求，终未列入”。“1936—1946年在陕西长安县商会和西京市商会期间，都设有公断股的组织，同时有评议主席、评议委员和书记等职”⑦，这就提高了商会在商民中的威信，有力地保护了商民的利益，有助于调动商民的积极性，从而对陕西近代商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其二，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如民国初年，商会筹办“通商银行”和“保陕油矿公司”。为保陕油矿公司的集股，曾照会京津沪汉以及东南各省商务总会协助募集股金。1930年冬，杨虎城将军入陕时，市面萧条，千疮百孔，当务之急首先要解决货币流通，才能逐步发展金融，扶助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是年12月陕西商务总会与省政府举办官商合股的陕西省银行”⑧，该银行所办理的存放、信贷、抵贷、农贷等业务，对发展地方经济，活跃城乡金融曾起了一些作用。“1934年陕西商民筹办裕秦纱厂，陕西长安县商会给予支持和协助，除发动商民入股外，商会本身还对该厂投资10万元，商会会长王怡然担任该厂董事长，具体负责筹建工作。”⑨商会的上述活动对当时陕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抵制洋货，保护国货。“五四运动前，西安市场日货充斥。五四运动时，西安学生积极响应开展了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商会也和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表示与全国一致抵制日货，并组织人力对商号进行检查，定出保证不再经销日货的公约。”⑩“1934年筹设西京国货公司，1935年天津国货售品所在西安成立分所”(11)，其中陕西商务总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此外，为了促进国际商务，扩大陕西商品的出口量，陕西商会还对各地举办的商品展览会不断组织商民参加。“1915年美国在旧金山所开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博览会，陕西商务总会筹备了特产、药材等参加了展出和贸易”。商会在宣传国货、抵制洋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对陕西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保障作用。“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饥民嗷嗷待哺者不可胜计。陕西商务总会多方奔走呼号，与有关单位在西安东关山西会馆、西郊大营盘、南郊小雁塔等处设立舍饭场，用仓米熬粥发放，帮助饥民度荒，实行赈济。”抗日战争开始时，西安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当时商会主席张玉山担任抗敌后援会募捐组的负责人，在商会的号召下，工商界捐钱物，异常踊跃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从抗日战争开始，“榆林地区各县商会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工商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献物资、钱财、缴纳抗日公粮等，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仅定边县商务会捐献款项就达数万元(银圆)，在边区政府‘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指导下，自愿互利，组织同业公会，发展工商业，缴纳税款，支援边区建设。”(12)商会的活动促进了边区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和战争时期，商会仍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陕西近代商会的设立是陕西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商会是继明清时期陕商会馆之后的又一重要商业组织，它既是对会馆的继承，又具有超越会馆的时代新特征，是对会馆的一个发展。并成为陕西近代商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陕西近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①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虞和平：《商会与早期中国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商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延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 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榆林地区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工商联志》，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⑦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工商联志》，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⑧ 《陕行汇刊》，第7卷，第7期。
　　⑨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 康民、秦生：《西北高原起春雷——西北五四运动与大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1)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工商联志》，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12) 定边县志编委会：《定边县志》，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