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陕西商人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商品流通领域进退捭阖，在明清近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十大商帮的前茅，并以其财雄势宏而被尊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陕西商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精神是分不开的。这些精神贯穿于陕西商人的从商经营过程中，是陕西商人精神之魂。现收集整理一部分陕西商人经营故事，以使我们从中体味陕西商人的经营成功之道。
　　第一节 敬业精神
　　陕西商人恪业自重、淡泊自守，表现出很高的职业自觉和敬业精神。
　　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郑韶将携货远行，对妻子说：“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辑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待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也，泛江湖，涉及道路，乃是常分，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好的职业自重。
　　明朝末年，陕西三原县出了个大诗人孙豹人，他写了诗集《溉堂集》二十八卷，“名甚重，诗本秦声，激壮之词”。这个孙豹人是个奇才。明末他因家贫，弃儒学而入扬州经商，“三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扬州闻名的陕西商人。一日，从扬州城门过，突发灵感，“大丈夫处世，既不能舞马捎取官印如斗大，则当读书十万卷”，遂闭户读书，成为清初著名诗人。后又被清政府召为鸿儒博学科，官授内阁中书舍人，为皇帝拟诏行文，却弃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仍回扬州经商。这个孙豹人由商而儒，又由儒而官，再由官而贾的曲折经历，正是反映了明清陕西商人特有的职业自豪。
　　第二节 诚信精神
　　陕西千里黄壤、土脉纵横的自然环境以及几千年的《周礼》化育、儒家文化，使陕西商人从持业自重的操守出发，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忠厚不欺，言不二价，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清末文人郭嵩焘曾总结山陕商人经营的基本特点：
　　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心实也。
　　这可视为中肯的总结。
　　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秦渡镇人。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灸，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曰：“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盖公又尝曰：“命等耳，贫穷独非命乎?且病痛思药，因心急如焚也。”由于他做生意货真价实，市价不二，在远近闻名遐尔，被大家称为“不二郭家”，他开设药市，赢掘不计，虽屡有亏损，致变产偿息，无少悔意，这就是陕西商人的诚信精神。
　　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还表现在陕西商人做生意一诺千金，不欺不瞒，以良好的商业信誉为自己占领和开拓市场。
　　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
　　三原商人胡汝宽大，仪态丰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开。开典当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埒，宽减之半，低息招徕，树立良贾形象，使求贷者多仰给他。他又宽其期限，有以土地或牲畜为抵押，汝宽因辟不取，认为不能断人生路，收获之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告知一声即可，在陕西人和山西人间赢得了商信，人们“多倚公”，久之家业大起，被称为“以济人饶积蓄”的典范。
　　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厚，做生意待人以诚，立矫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
　　渭南板桥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生意，有出租土地几千亩，承租人如遇年馑歉收，只要向掌柜磕头说明情况，便租银全免，决不追缴，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土匪作乱，众人趁机抢掠店铺，伙计们纷纷携银逃难归陕。不久齐聚财东门首，交银了账。财东说：“战乱无依，你们拿去度日。”伙计们齐声回答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它干什么。”
　　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商人崔维荞经商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银三百两，维荞守之累日，遗金人至，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维荞笑曰：“分你五十两银子，我何苦在这里等你数日呢!”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做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察看，见不是自家丢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
　　这种一言九鼎、不失信于人的诚信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渭南人刘相坤在凭信镇做生意亏本失败，又逢灾年，鬻产殆尽，妻子饿死，孩子送人，自己亦奄奄一息，自己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还在坟墓外放有纺车、厨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这就是陕西商人质直厚重的诚信风貌。
　　合阳商人安尚起，在河南做生意，不幸身死亡故，其妻闻讯，变卖家产，赴河南为夫还债，使债主们很受感动。
　　第三节 仁中取利
　　陕西为古雍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几千年传统礼仪的教化，使陕西商人做生意多讲义理，讲求仁中取利、义先利后。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多为陕商商人所不齿。
　　三原商人商友槐，起先为县令，苦于宗禄不济，难以养家，有感曰：“丈夫堕地七尺，奈何以衣食廑县官忧”，于是弃官为商，富而好行其德，将本钱贷放给戚党无告者，使其经商于吴越燕赵之间并宽其期限，量力取利，不能还本付息者，不仅不催迫，反而厚待其归，对那些身死客乡的戚家里党，他都扶柩以归。他的德行操守深深感动了人们，“争尽力贾”，结果反而家业大起，身至巨万。
　　三原商人王勣在扬州业盐守候之盐，有人行疏通法，贿赂官府，提前支取，名曰“超挚”。有人拉王勣入伙，王谢而不往，众人皆讥笑王勣“不听众言而失厚利”。王勣曰：“吾不得鱼，幸有吾全，若视吾全在否，不恶不得鱼”，即我不获不义之利，才得保全，若我不保全，又怎能获长久之利。不久凡超挚均被以“乱法”治处，王勣反而大获其利。这些都表现了陕西商人驽而不贪、持重稳健的经营作风。
　　陕西富平著名商人刘邦桢，在湖北荆州做生意，豁达谦让，人皆敬慕，且仗义顾利，归时取赀，每贷钱总让银五两，不为多取，焚券舍负，亦屡千计，受到世人称颂，被誉为“邑中第一家”。
　　第四节 忠义经商
　　陕西大荔商人李振业，家贫父贩负为生，童时随父灌园贩粟，常与一友贩枣于四川，分息时总是少取其息，颇有鲍叔牙之风。
　　陕西韩城商人苏含章从小在凉州做生意，有朝邑赵某爱其忠厚，苏与之订盟交，赵每还家便函邀含章俱往，连家事都听取含章的意见，一世情同手足。
　　泾阳商人张魁与同乡李扶荆共同经商于兰州，两人相友善，结生死之交。扶荆遗两子无所归，托孤于张魁，魁抚之如己子，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们，帮其成家立业，传为商界佳话。
　　高陵商人程希仁，早年从父在城固做生意，放贷于川湖间。有一年家乡闹灾，里中有桑姓二人，逃难至城固，几不能生，希仁见状，宅心仁厚，给衣食不问报。及岁稔，公又给路费使归，还帮其复业起家。后希仁死，两兄弟奔丧，悲泣殊常人，问其故，才告知，人多泪下。
　　陕商王君在兰州做生意，经营三十年，家有薄资，一日独游黄河之滨，见一少年欲投河寻死，急止而询之，原来这一少年将收得的债金百余金不幸丢失，无法复账，投河欲死。王君听罢，沉思良久，遂执子之手引到酒肆，写一欠百金的欠条，交给了这个少年，并对他说，我家在某处，明日持券来，我帮你还债。第二天，少年至，王君携其归家，对家人说：“此乃故人之子，我当年欠其父之债就速还之。”儿子们奉父命以百金授之，少年受金拜别。待王君殁后数年，少年复至，泣拜祠堂并倍还其金。
　　三原商人第五君，“就贾于四川富县，为典商……有土人雷万顺者夙称忠厚，日捡煤灰渣为聊生，君经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略无负久获得八十余金。忽无耗，又七年倏来三千四百金献君，泾问所由，曰别来赴井执盐业，此百八十余所获利也，君得其半耳”。
　　第五节 灵活经营
　　清代咸丰年间，千阳“恒丰泰”布号领东李永岐从山西购得白榨子布五十驮，欲从龙门过黄河入陕，恰值阴雨连绵，黄河汛期将至，河水上涨，因客商云集，船少难渡。船家无奈，急中生智，提出“谁往黄河里能撂五十两银子，就让谁先渡”。众商愕然，李永岐当即从驮子里拿出一块银子让船主和争渡的众商观看，并说：“五十两不止吧。”顺手撂进黄河，众客惊呆。千阳的布驮子因此率先过河，待他们渡过河后，水势大涨，其他客商只得望水兴叹，结果李永岐抢先渡河，把这批货早发各地，一次就赚了十万两白银。
　　陕西大荔商人田金瑞，在汉中做生意，同治年间因病滞留旅店，当时烟叶价大减，每斤15文，田金瑞不顾病重，急嘱店主代他购进50万斤，不久烟苗因普生害虫，烟价骤涨，每斤卖到50钱，金瑞将所存烟叶尽售，获利万余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