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和气生财”是陕西商人开拓市场的基本信条
　　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黄土地的中和、平稳自然特性对陕西商人影响很大。因此，陕西商人做生意很注重以和为贵，以和气生财作为处理外部经济关系的基本信条，树立“质本仁义”的市场形象，取得了500年经营的成功。明清时期在康定做生意的陕西商人所以取得500年垄断经营的局面，就是因为“陕商能与藏羌等少数民族友好相处，他们非常重视民族平等与团结友好，善于向藏族同胞虚心学习，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当地藏族通婚，成家定居，从而与藏族打成一片”。正如当时流传的一首藏族民歌所唱的那样：“山上住的是藏族，山下住的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①。在四川成都经商的陕西商人很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陕商董修福“游食四川……修桥铺路、建庙、济荒，川陕人莫不以善称。四川江油县雁门场清水河，施渡船只，船敞又置浮桥，今犹赖之。”②陕商李迁佐“适蜀，重庆饥，倾囊数千金赐之。成都三义庙灾，火延数千家……阴使人每人予之金。”③陕商马居正“在成都捐义地数十亩，以葬客在无归者……捐钱千金修梓潼桥。”④陕商李忠义“赴蜀，值蜀时疫大作，即于绵城门施药。”⑤在自贡开盐井的陕西商人与当地土著四大家族“王、李、颜、鲁”搞好关系，“八店街的陕商每年要从家乡运来甘肃种大尾巴羊，常分送各家数只，冬至吃烫皮全羊席，动辄二三十味菜”。后来陕西旱荒，自流井各富室纷纷解囊相助，专门派人携带银两赴陕西挨门挨户投送接济，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佳话。⑥在甘肃做生意的陕西商人与当地土著结为金兰之好，和谐关系。长安商人张克量，经营有方，兰州人曹佐“爱其忠义，求为伙计，结金兰之好”⑦，二人同心肝胆，取得经营成功。
　　市场是商人的发财场，顾客是商人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好语暖客，笑脸开店是商业经营的生财之道。从黄土地走出来的陕西商人很懂得“人无笑脸莫开店”的道理，注重服务态度，讲究服务质量。富平商人刘邦祯在荆州开当铺生意，“每贷钱总让银五两，不为多取，受世人称颂”⑧，以此争得了回头客。米脂布商刘喻义，在湖北贩布赊于各店家，每次收款都是饭食相待，感谢乡人惠顾，从未发生欠款的事项。有一首《劝做买卖》的“醒世词”将陕西商人的“和气生财”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买卖发财是什么?见人时一团和气，就是王八也让坐呀，迎面笑呵呵，张口叫哥哥，装烟倒茶要热和；若逢购顾买货，急忙躬身拿过。贴实讲价莫旷多，贝得方可出脱，休要钻牛角”⑨。
　　陕西商人的和谐理念还表现在做生意驽而不贪，自己营利让别人也有钱可赚，表现出很高的经营理性。陕西是中国道教的发祥之地，道教的“戒贪”、“无为”对陕商有很深刻的教化。陕西周至县赵大村中华正财神赵公明故里的财神殿有一副楹联表达了陕西商人的仁义知足理念：“生财有大道，则拳拳服膺，仁也是，义也是，富哉言乎至足矣；君子无所争，数源源而来，孰于之，天于之，神之格思如是夫。”而当年广传于山陕商人手中的《典当业须知·不足》的商家格言更将这种驽而不贪理念表述得具体传神，“凡人处得意之境，就要想到不得意之时。譬如戏场上，没有敲不竭之锣鼓，没有穿不尽之衣冠。有生旦，有净丑，有热闹就有凄凉，净丑就是生旦的对头，凄凉就是热闹的结果。戏台上多净丑，商海中易得凄凉，通晓事理之人，须在热闹之中，收锣罢鼓，不可到凄凉境上，解带除冠”。所以，驽而不贪，见好就收，让利双赢，讲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就是陕西商人的常胜法则。长安杜陵商人张通，曾为陕西商人的通行领袖，“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然“公情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西安商人冯伦，“素爱蓄产而家或不丰，于是以所有易马贷之，即能裕用不乏，已而复自笑曰：‘财取足用而已，役之于此，不亦苦乎，亦弃业不为”’。蒲城商人雷太初，成化年间，边疆用兵，官府给金购糴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唯太初不领其金。众人都说：“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笑而不答。第二年官府征糴以稔故，加倍征粮并命输边关，领官款者“死徙者殆百家”，而唯雷恪守其业。三原商人王勣在扬州业盐守候之盐，有人行疏通法，贿赂官府，提前支取，名曰“超挚”。有人拉王勣入伙，王谢而不往，众人皆讥笑王“不听众言而失厚利”。王勣曰：“吾不得鱼，幸有吾全，若视吾全在否，不恶不得鱼”，即我不获不义之利，才得保全，若我不保全，又怎能获长久之利。不久凡超挚者均被以“乱法”治处，王勣反而获得大利。这些都表现了陕西商人驽而不贪，和谐生财的经营作风。⑩
　　第二节 “以和为贵”是陕西商人整合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人心齐，泰山移；人际合，钱财多。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结合生产力，是企业经营成功的基础。对此受儒家和谐思想教化的陕西商人心领神会，在处理企业内部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化解内部矛盾，使企业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陕西商人是农民转化为商人，以中小资本为主。为解决资本存量不足的矛盾，他们将农业生产中自发的互助合作关系延伸到商业经营领域，一开始就创造了以“合伙制”为特色的“合伙股份制”企业组织模式。合伙制的核心是“和”，即建立在利益趋同基础上的合作共同体。他们称之为“砖头瓦碴，凑成一搭”，典型如陕西富平巨商李月峰，利用开中制政策提供的机遇，以一家之力供应延绥镇柳树涧堡1084名战士、378匹战马的粮草所需，粮食动辄千百石，自家力有不逮，便联合同乡石道村米家和刘家共同输粟边地，换引成商，被称为富平西北乡“三大富户”，这便是山陕商人“合伙制”的最初起源。
　　在合伙制下，为调动非资本投入掌柜们的经营积极性，陕西商人又本着“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为掌柜在企业内部“计名开股”，使掌柜以人力资本作为投资占有一定份额的股份，其他伙计也视对企业的贡献而赐予股份，叫“份子伙计”，这就从利益上根本解决了企业内部的利益和谐问题，使掌柜、伙计效死为企业卖命。而东家对掌柜更是简政放权，信任有加。如渭南板桥富商常生珍，在四川开办“义兴珍”字号，聘请岐山人马朝贵为掌柜。常生珍不仅为马朝贵在企业开股，在家乡盖房置地，每次“账期”马朝贵返陕汇报业务，常生珍都带领鼓乐手到十里外的渭河滩迎接，还亲自为马朝贵牵马坠镫，夸耀乡里。陕西泾阳社树富商姚文青，在四川雅安和康定开办“天增公”茶庄，聘请同村人高四爷为掌柜。有一年康定总号遭火灾，雅安分号遭土匪抢掠，高四爷坐守仓库，保全货物，结果总号被焚，仓库无恙。总号因债款到期，要吃官司，总号要高四爷汇款，高四爷对东家回复说，“我为保全货物，性命险丢，你为债款去坐牢也是应该”，分文不兑。结果姚文青不仅没有责备高四爷，反而信任有加，充分表现了对掌柜的信任。
　　在企业内部经营上，陕商更注重用乡情亲缘关系来和谐内部关系。在他们看来，乡情亲缘关系是一种无形的财富，它可以产生企业内在的凝聚力，使同乡死心塌地的为企业服务，成为企业的软实力。因此，陕商商号多使用乡党，甘肃的国药商号多用韩城人，形成“韩城帮”；康定的茶庄多使用户县牛东人，形成“牛东帮”；湖北的布庄多用长安人，形成“长安帮”。渭南信义镇焦家在四川办万盛号，见同村焦承武在一李姓处帮贸，便“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武从李氏号中带过银两八百两，寄存生息，壮大了企业实力。户县南瑞卿在康定办“德泰合”茶庄，见同村一孤儿无靠，意欲逃亡，便将其认为义子，送入德泰合学徒，还为其在家乡娶妻置房。韩城商人苏含章从小在凉州做生意，有朝邑赵某爱其忠厚，苏与之订盟交，赵每还家便邀含章俱往，连家事都听含章的意见，一世情同手足。泾阳商人张魁与同乡李扶荆共同经商于兰州，两人相友善，结生死之交。扶荆卒，遗两子无所归，托孤于张魁，抚之如己子，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们，帮其成家主业，传为陕西商界的佳话。这种“以和为贵”的经商理念，形成企业内部良好的人际氛围。清朝末年，四川匪乱，板桥常家的“义兴珍”伙计将店内银子分散携带，各自逃走。数月后自动齐聚常家老宅，献上银两。东家说：“兵荒马乱之际，你们用银度日吧!”伙计们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它干什么!”这是企业和谐人际关系最好的写照。
　　第三节 “和衷共济”是陕西商人联合创业的思想法宝
　　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是旅外行商，他们远离故土，寄籍客乡，借地求财，常受到本土商人的欺辱和官府的侵扰。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争取商业经营利润的最大化，陕西商人以“和衷共济”为旗帜，组成商帮，修建会馆作为拓展事业的根据地，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的联合，使“天下会馆数陕西”成为那时中国商界的一个突出亮点。
　　陕西商人修建会馆的动机就是和衷共济。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对此有明晰说明，“客子天涯，辰稀星散，情联桑梓，地据名胜。剪棘荆茅，邃壮丹名，隆摸绛阙，则又怀睦亲以敦本，于礼协，于情安……(从而使)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运樯万般，出没于穷渍窊渘之内，福海安流”(11)。而洛阳山陕会馆由西安、同州两府布商共同捐资的《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共同推进事业发展的意图讲得更明白，“帝君之忠义神武是以震浮起靡……以风示商，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旅于帝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张而尚狙诈也。然吾实北之燕赵，东游齐鲁，南之吴楚之交，凡通都巨邑商贾辐辏之区，莫不有帝君庙，秦晋所聚集会馆尤多，其只事帝君尤勤，以至究其所以事之意，不过借物以为救眉之具至义为利之说”。而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更将这种陕西商人和衷共济的需求说得声情并茂，“会馆之设，所以联乡谊、敦信义也。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报不忘耳……(今修会馆，是为了)天假之缘，乘兴为东南之旅，尚愿与吾乡人士，班荆故道，访缔造之艰难，联任恤之淳诣，相勖相劝，期天替前修焉”(12)。所以他们才在全国修了有据可查和实物遗存的274所山陕会馆，成为在全国修建会馆最多的商帮。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为了克服“苦于朋比无多”的不足，与徽商展开竞争，又以“和衷共济”为旗帜，成功的联合了山西商人，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成为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中唯一的联省商帮。并且，在明清中国商界这两大商帮以“和衷共济”为思想武器，携手联合了500年而没有分开，创造了人类商业史上少有的佳话。对于这种“和衷共济”的思想基础，《汉口山陕会馆志》“志序”有极好说明，“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也。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适百里者见乡人而喜，适千里者，见国人而喜，适异域者见之国人而亦喜……秦晋人于汉上益亲其会而有馆也”。而在《劝乐输文》中又更具体的说修建山陕会馆是为了“所以联两省之乡情，动四方之瞻礼……典重神明之祀，明困者秋报春祈，地点吴楚之冲，云集者志同道合。会张盘敦，上国增辉，谊冶汾榆他乡得主法至善也。”读此我们才能解释他们500年携手联合的思想根源。
　　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商业源远流长的基础。陕西商人和谐经营理念是他们500年发展壮大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也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可供操作的历史经验。传承这些优秀历史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① 徐祖波：《明清陕西商人在打箭炉的贸易活动探微》，《康定民族师范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
　　② 《大荔县志》(道光)，卷十二。
　　③④《三原县新志》(光绪)，卷六。
　　⑤ 《新续渭南县志》，卷八。
　　⑥ 李一宣：《李享家族史料》，《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0页。
　　⑦ 《皋兰县志》，卷四，第3页。
　　⑧ 《富平县志》(光绪)，卷二，《人物》。
　　⑨ 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⑩ 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11)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12)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