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十六章 陕、晋、徽商人管理机制比较分析
第一节 陕、晋、徽三帮商人管理机制的特点
明清中国商界，徽、晋、陕三帮分别以“徽骆驼”、“晋算盘”、“陕棒槌”的形象而成为商界三大劲旅，他们在各自的经营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三首不同的商谣里得到充分展现。分析这些商谣所蕴含的不同商业文化元素，对于我们了解徽、晋、陕三大商帮的区别，颇有裨益。
明清时期有一徽商写过一首《善言碎锦》，比较全面地刻画了“徽骆驼”的基本形象：
偕兄弟伴别徽邦，
骥尾同船到异邦，
海外奢华虚乐场，
英边京式假排场。
竭力尽忠能有益，
闲游浪荡岂无伤，
冀而咬牙安且吉，
受师食指恍而慷。
逢呼随口忙答应，
得暇当心习算盘，
馆内读书宜记忆，
店中干事莫荒唐。
生涯业久机缘就，
本领功成饭碗长，
练达世情为俊杰，
早知时务是芬芳。
结友交朋凡择善，
性和品重勿刚强，
虽然几句平常话，
仔细思量兴味长。①
无独有偶，清代有位山西商人也写过一首《俗言杂字》，将“晋算盘”的形象概括得颇为准确。原文颇长，仅摘其要者：
生意买卖要领财东，
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
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安下生意写立合同，
俸股伙计掌柜相公。
走水放账出外登程，
搭裢被套马褥鞍笼。
择个吉日搭伴起程，
脚骡驼子大家送行。
出外走水戴月披星，
起标发货各省驰名。
本多利厚生意兴隆，
每月开俸还有千金。
镜面元宝水光纹银，
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没有顶戴体面不成，
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
修房盖屋地基要平。②
有趣的是，清代陕西有一出秦腔名剧《张良卖布》，借布商张良之口将“陕棒槌”的畅爽形象也描绘得淋漓尽致：
先将那渭南县当铺坐下，
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金货铺招牌悬挂，
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
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
要妻小赛过那江南俏画，
买丫头和小子装烟倒茶。
清早起人参汤先将口下，
到晌午将燕窝伴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
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
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
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
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
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
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③
第二节 陕、晋、徽三帮商人管理机制的区别
从这三首不同的商谣，我们可以窥探徽、晋、陕三大商帮的许多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们的资本组织结构不同。徽商外出经商是“偕兄弟伴别徽邦”，这就突出表现了徽商经营中的宗族宗法性特征。徽商是中原大族为避祸移居安徽山中，到宋代经朱熹的倡导使宗族宗法关系在徽商中进一步完善，“认谱归宗”使徽商传承着宗法社会的大量信息，宗族祠堂在徽商经营中起着莫大的作用。在经商初期，祠堂为徽商提供了大量的公共集体资金资助，使徽商的股份制在宗族内进行，叫“族本制”，血缘关系很浓，从而保证了徽商可以在当时高端的资本水平上运营；在经营中“亲不亲，一家人”，宗族宗法的血缘关系又团结和凝聚了徽商，使徽商在数百年的经营中成为打不烂拖不散的商业集团。有人形象地说：如果是逃难的话，徽商挑的担子，一头是娃娃，另一头肯定是族谱。而晋商则不同。晋商没有徽商那么多的宗法性，晋商经商初步是“生意买卖要领财东”，“安下生意写立合同”，因为晋商多以中小商人为主，资本存量有限，为解决资本运营对巨量资本的需求，他们创造了以“东西制”两权分离为特色的“合伙股份制”经营机制，通过“万金账”的形式将分散在千百人手中的资金汇聚到企业并以委托经营的形式交掌柜具体组织经营。有一晋商《合伙股份合同》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这一过程。其合同曰：立合同约人石聚有、赵达士、智炳、利贞号。情因财以伙取利，以伴生金，俱心意相投，在平定州乱流村开设天合号当铺生意，四家伙出本钱三千吊，多少不齐。石聚有本钱九百吊，作为一股，随人力半股；赵达士出本钱三百吊，作为半股，随人力半股；智炳出本钱六百吊，作为一股，随人力半股；利贞号出本钱一千二百吊，作为两股，随人力一股。人力本钱其作为七股半，以后获利照股均分。大家务要同心协力，各尽其道，若有不公不法之事，诸神鉴察。恐后无凭，立合同一样四纸，各执一纸为据。④说明晋商的资本运营已是在很高的理性化和契约化层次上进行。陕商虽说与晋商共同创造了“合伙股份制”资本运作模式，但陕商由于产生于十三朝文明古都，有几千年商业文化的积淀，他们经商初期更注重依据市场需求进行稳重经营，“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说明陕商的合伙制资本运作模式也已经十分成熟，这里的“寻几个好伙计”透露了陕西已存在一个可以四处流动的“经理人市场”，因此可以自由地“寻”，并且以“百十名”伙计专办“粟行”，说明陕商多经营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路产业，如粮食、盐巴、布匹等，因此企业规模一般都很大，树大叶茂，经数百年风雨而长盛不衰。
第二，他们的经商理念不同。徽商由于起根于中原大族巨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由于家境所迫而弃儒经商，因此徽商重名重利。名利相交，徽商是名利并重，讲求个人社会价值和道德修养，常常是身在市肆，心系儒术。就是下海经商，也是“馆内读书宜记忆，店中干事莫荒唐”，“练达世情为俊杰，早知时务是芬芳”，“竭力尽忠能有益，闲游浪荡岂无伤”，表现了很高的社会礼仪价值追求和个人行为节操的自我约束，成为中国商界唯一可称之为“儒商”的商帮。而晋商则不同。山西自宋明以来，地僻人贫，生存需要远比树德立传更为突出，加之山西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形成了“重商”的社会风气，俊杰有为后生一等经商，二等务农，三等读书，因此晋商重利甚于重名。名利相交在晋商是利重名轻。所以晋商开店贩卖的目的就是“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置房买地福至心灵”，“本多利厚生意兴隆”，“几年光景十万有零”，这种对财富的竭力追求，是晋商数百年兴旺发达的心灵冲动。而陕商则不同。陕商来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发祥地，佛、道、儒三教所倡导的“礼、义、廉、耻”对陕商影响很大，使陕商能够以商事国，讲求经商业贾的个人社会价值。名利相交，陕商是重名甚于重利，将个人颜面德行看的比利益要大得多。所以，陕商在经营中讲求“活人”，即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立身立德，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金钱如粪土，脸面值千金”。这种“活人”即追求个人生命自重和职业自尊的社会价值诉求，常使陕商可以做出舍利取义的人生壮举，以“义高云天”的商业精神在明清中国商界有口皆碑。明末清初，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当晋商为取利而向清统治者屈膝巴结之时，陕商却毅然放弃当时最生利的淮扬盐场，以“反清复明”为旨规转向荆棘遍地的四川积蓄力量。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西狩，当晋商惶遂观望之际，陕商却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国难，一时“资政大夫”第遍于关中，表现了陕商很高的家国一体意识。就是个人经营亦是如此。陕商崔维乔在临清经商捡到山西布商朱应孚遗失的白金三百两，等待三日后晋商返回，如数交还。晋商很感动，言说要以百两相酬时，崔说：“我若分你金，在此等候何为?”陕商梁玉树在四川估衣铺学徒，见店主受人欺辱，挺身而出为店主打赢官事，当店主感动以店业相酬时，梁玉树说受你店业，坏我清白，人将言我心思不纯，遂坚辞店务，返礼泉家中务农。所以才争得了“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的经商业绩。就是同样买官，陕商与晋商的价值取向亦有所不同。晋商买官很务实，最高不过“六品职衔顶子水晶”，花费不多，职务实际，可增强经济实力。陕商则不同，“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仅仅是为了扬名，表现了陕商追求勃然大气的人生风格。
第三，他们经商业贾的行为方式不同。徽商讲勤劳，故有“徽骆驼”之称。徽商秉承中原传统文化，做生意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冀而咬牙安且吉，受师食指恍而慷”，“生涯业久机缘就，本领功成饭碗长”，“结友交朋凡择善，性和品重勿刚强”，以和气生财，吃苦耐劳而著称中国商界。有人形容徽商的经营精神是三贾不利犹未厌：经营—失败；再经营—再失败—直至成功，表现了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商业经营精神。晋商讲节俭。山西地僻民贫，民风俭啬，所以晋商以节缩盘算而著称于世，有“晋算盘”之美誉。山西阳泉平定州白岸巨富王家的《治家格言》就是“吾家不是富豪家，清白守世度年华；游客来时闲坐坐，一杯茶罢一杯茶。”很是反应了晋商的节俭民风。大同富商岳五，有一次一乡亲到岳家求借，吃饭时吐掉了山药皮，抽水烟时用了一根火柴，岳五看在眼里，对求借者说：“你比我(富)有，何以求借。我吃山药不吐皮，抽烟用火纸，不如你。”更有甚者，山西襄汾州商人柴仲贵，在兰州办“老兰斋”字号，有一次结账少了二分钱，将会计叫来左盘右问，后弄清是老婆在柜上拿了二分钱买了二担水，以此立下规矩，任何人不许在柜上取钱。这大概就是山西人“九毛九”善于计算雅号的由来，这样我们才能读懂山西商人“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的全部含义。而陕商则讲诚信。陕商在明清中国商界以慷爽畅朗，厚重质直的本色性格而著称，做事实实在在，做人诚实守信，直来直去，不弄奸把滑，故有“陕棒槌”的雅称。这种陕棒槌精神集中表现在陕商质直诚信，不坑蒙拐骗，做事光明磊落，所以陕西商人是在中国明清商界最早提出“贾道”，即按商业规则办事的传统商帮。明代陕西商人康鉴就提出：“谁言贾道不言哉，彼人曰削我曰赢，就是因我按贾道办事的结果”。所以陕西商人郭仰山设药市于秦渡镇，由于拣材精细，货真价实，市价不二，而被尊称为“不二郭家”⑤。陕西韩城党家早年在社旗做生意，遇一云南商人将800两银子与一批瓷器相托，一去杳无音讯，若干年后云南商人归来，党家将货财如数交还，赣商很感动，叹曰：“居乱世而有此伟男子乎”⑥，遂为党家提供了大量资金，资助党家在家乡盖了由124个四合院构成的名闻全国的党家大院。就是在经商发财后的享受方面，陕西商人都不掩饰自己成功的喜悦，向世人张扬经商求富就是为了过上“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清早起人参汤先将口下，到晌午将燕窝拌成疙瘩”的富裕生活，这与晋商的俭啬度日“一杯茶罢一杯茶”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① 刘建生等：《山西典商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② 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640页。
③ 李刚：《大话陕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④ 《晋商史料全览》(阳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⑤ 《晋商史料全览》(太原卷)，山西人民出版社，第93页。
⑥ 《户县志》(光绪)，卷二，《人物》。
明清中国商界，徽、晋、陕三帮分别以“徽骆驼”、“晋算盘”、“陕棒槌”的形象而成为商界三大劲旅，他们在各自的经营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三首不同的商谣里得到充分展现。分析这些商谣所蕴含的不同商业文化元素，对于我们了解徽、晋、陕三大商帮的区别，颇有裨益。
明清时期有一徽商写过一首《善言碎锦》，比较全面地刻画了“徽骆驼”的基本形象：
偕兄弟伴别徽邦，
骥尾同船到异邦，
海外奢华虚乐场，
英边京式假排场。
竭力尽忠能有益，
闲游浪荡岂无伤，
冀而咬牙安且吉，
受师食指恍而慷。
逢呼随口忙答应，
得暇当心习算盘，
馆内读书宜记忆，
店中干事莫荒唐。
生涯业久机缘就，
本领功成饭碗长，
练达世情为俊杰，
早知时务是芬芳。
结友交朋凡择善，
性和品重勿刚强，
虽然几句平常话，
仔细思量兴味长。①
无独有偶，清代有位山西商人也写过一首《俗言杂字》，将“晋算盘”的形象概括得颇为准确。原文颇长，仅摘其要者：
生意买卖要领财东，
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
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安下生意写立合同，
俸股伙计掌柜相公。
走水放账出外登程，
搭裢被套马褥鞍笼。
择个吉日搭伴起程，
脚骡驼子大家送行。
出外走水戴月披星，
起标发货各省驰名。
本多利厚生意兴隆，
每月开俸还有千金。
镜面元宝水光纹银，
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没有顶戴体面不成，
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
修房盖屋地基要平。②
有趣的是，清代陕西有一出秦腔名剧《张良卖布》，借布商张良之口将“陕棒槌”的畅爽形象也描绘得淋漓尽致：
先将那渭南县当铺坐下，
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金货铺招牌悬挂，
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
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
要妻小赛过那江南俏画，
买丫头和小子装烟倒茶。
清早起人参汤先将口下，
到晌午将燕窝伴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
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
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
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
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
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
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③
第二节 陕、晋、徽三帮商人管理机制的区别
从这三首不同的商谣，我们可以窥探徽、晋、陕三大商帮的许多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他们的资本组织结构不同。徽商外出经商是“偕兄弟伴别徽邦”，这就突出表现了徽商经营中的宗族宗法性特征。徽商是中原大族为避祸移居安徽山中，到宋代经朱熹的倡导使宗族宗法关系在徽商中进一步完善，“认谱归宗”使徽商传承着宗法社会的大量信息，宗族祠堂在徽商经营中起着莫大的作用。在经商初期，祠堂为徽商提供了大量的公共集体资金资助，使徽商的股份制在宗族内进行，叫“族本制”，血缘关系很浓，从而保证了徽商可以在当时高端的资本水平上运营；在经营中“亲不亲，一家人”，宗族宗法的血缘关系又团结和凝聚了徽商，使徽商在数百年的经营中成为打不烂拖不散的商业集团。有人形象地说：如果是逃难的话，徽商挑的担子，一头是娃娃，另一头肯定是族谱。而晋商则不同。晋商没有徽商那么多的宗法性，晋商经商初步是“生意买卖要领财东”，“安下生意写立合同”，因为晋商多以中小商人为主，资本存量有限，为解决资本运营对巨量资本的需求，他们创造了以“东西制”两权分离为特色的“合伙股份制”经营机制，通过“万金账”的形式将分散在千百人手中的资金汇聚到企业并以委托经营的形式交掌柜具体组织经营。有一晋商《合伙股份合同》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这一过程。其合同曰：立合同约人石聚有、赵达士、智炳、利贞号。情因财以伙取利，以伴生金，俱心意相投，在平定州乱流村开设天合号当铺生意，四家伙出本钱三千吊，多少不齐。石聚有本钱九百吊，作为一股，随人力半股；赵达士出本钱三百吊，作为半股，随人力半股；智炳出本钱六百吊，作为一股，随人力半股；利贞号出本钱一千二百吊，作为两股，随人力一股。人力本钱其作为七股半，以后获利照股均分。大家务要同心协力，各尽其道，若有不公不法之事，诸神鉴察。恐后无凭，立合同一样四纸，各执一纸为据。④说明晋商的资本运营已是在很高的理性化和契约化层次上进行。陕商虽说与晋商共同创造了“合伙股份制”资本运作模式，但陕商由于产生于十三朝文明古都，有几千年商业文化的积淀，他们经商初期更注重依据市场需求进行稳重经营，“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说明陕商的合伙制资本运作模式也已经十分成熟，这里的“寻几个好伙计”透露了陕西已存在一个可以四处流动的“经理人市场”，因此可以自由地“寻”，并且以“百十名”伙计专办“粟行”，说明陕商多经营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路产业，如粮食、盐巴、布匹等，因此企业规模一般都很大，树大叶茂，经数百年风雨而长盛不衰。
第二，他们的经商理念不同。徽商由于起根于中原大族巨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由于家境所迫而弃儒经商，因此徽商重名重利。名利相交，徽商是名利并重，讲求个人社会价值和道德修养，常常是身在市肆，心系儒术。就是下海经商，也是“馆内读书宜记忆，店中干事莫荒唐”，“练达世情为俊杰，早知时务是芬芳”，“竭力尽忠能有益，闲游浪荡岂无伤”，表现了很高的社会礼仪价值追求和个人行为节操的自我约束，成为中国商界唯一可称之为“儒商”的商帮。而晋商则不同。山西自宋明以来，地僻人贫，生存需要远比树德立传更为突出，加之山西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形成了“重商”的社会风气，俊杰有为后生一等经商，二等务农，三等读书，因此晋商重利甚于重名。名利相交在晋商是利重名轻。所以晋商开店贩卖的目的就是“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置房买地福至心灵”，“本多利厚生意兴隆”，“几年光景十万有零”，这种对财富的竭力追求，是晋商数百年兴旺发达的心灵冲动。而陕商则不同。陕商来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发祥地，佛、道、儒三教所倡导的“礼、义、廉、耻”对陕商影响很大，使陕商能够以商事国，讲求经商业贾的个人社会价值。名利相交，陕商是重名甚于重利，将个人颜面德行看的比利益要大得多。所以，陕商在经营中讲求“活人”，即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立身立德，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金钱如粪土，脸面值千金”。这种“活人”即追求个人生命自重和职业自尊的社会价值诉求，常使陕商可以做出舍利取义的人生壮举，以“义高云天”的商业精神在明清中国商界有口皆碑。明末清初，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当晋商为取利而向清统治者屈膝巴结之时，陕商却毅然放弃当时最生利的淮扬盐场，以“反清复明”为旨规转向荆棘遍地的四川积蓄力量。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西狩，当晋商惶遂观望之际，陕商却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国难，一时“资政大夫”第遍于关中，表现了陕商很高的家国一体意识。就是个人经营亦是如此。陕商崔维乔在临清经商捡到山西布商朱应孚遗失的白金三百两，等待三日后晋商返回，如数交还。晋商很感动，言说要以百两相酬时，崔说：“我若分你金，在此等候何为?”陕商梁玉树在四川估衣铺学徒，见店主受人欺辱，挺身而出为店主打赢官事，当店主感动以店业相酬时，梁玉树说受你店业，坏我清白，人将言我心思不纯，遂坚辞店务，返礼泉家中务农。所以才争得了“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的经商业绩。就是同样买官，陕商与晋商的价值取向亦有所不同。晋商买官很务实，最高不过“六品职衔顶子水晶”，花费不多，职务实际，可增强经济实力。陕商则不同，“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仅仅是为了扬名，表现了陕商追求勃然大气的人生风格。
第三，他们经商业贾的行为方式不同。徽商讲勤劳，故有“徽骆驼”之称。徽商秉承中原传统文化，做生意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冀而咬牙安且吉，受师食指恍而慷”，“生涯业久机缘就，本领功成饭碗长”，“结友交朋凡择善，性和品重勿刚强”，以和气生财，吃苦耐劳而著称中国商界。有人形容徽商的经营精神是三贾不利犹未厌：经营—失败；再经营—再失败—直至成功，表现了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商业经营精神。晋商讲节俭。山西地僻民贫，民风俭啬，所以晋商以节缩盘算而著称于世，有“晋算盘”之美誉。山西阳泉平定州白岸巨富王家的《治家格言》就是“吾家不是富豪家，清白守世度年华；游客来时闲坐坐，一杯茶罢一杯茶。”很是反应了晋商的节俭民风。大同富商岳五，有一次一乡亲到岳家求借，吃饭时吐掉了山药皮，抽水烟时用了一根火柴，岳五看在眼里，对求借者说：“你比我(富)有，何以求借。我吃山药不吐皮，抽烟用火纸，不如你。”更有甚者，山西襄汾州商人柴仲贵，在兰州办“老兰斋”字号，有一次结账少了二分钱，将会计叫来左盘右问，后弄清是老婆在柜上拿了二分钱买了二担水，以此立下规矩，任何人不许在柜上取钱。这大概就是山西人“九毛九”善于计算雅号的由来，这样我们才能读懂山西商人“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的全部含义。而陕商则讲诚信。陕商在明清中国商界以慷爽畅朗，厚重质直的本色性格而著称，做事实实在在，做人诚实守信，直来直去，不弄奸把滑，故有“陕棒槌”的雅称。这种陕棒槌精神集中表现在陕商质直诚信，不坑蒙拐骗，做事光明磊落，所以陕西商人是在中国明清商界最早提出“贾道”，即按商业规则办事的传统商帮。明代陕西商人康鉴就提出：“谁言贾道不言哉，彼人曰削我曰赢，就是因我按贾道办事的结果”。所以陕西商人郭仰山设药市于秦渡镇，由于拣材精细，货真价实，市价不二，而被尊称为“不二郭家”⑤。陕西韩城党家早年在社旗做生意，遇一云南商人将800两银子与一批瓷器相托，一去杳无音讯，若干年后云南商人归来，党家将货财如数交还，赣商很感动，叹曰：“居乱世而有此伟男子乎”⑥，遂为党家提供了大量资金，资助党家在家乡盖了由124个四合院构成的名闻全国的党家大院。就是在经商发财后的享受方面，陕西商人都不掩饰自己成功的喜悦，向世人张扬经商求富就是为了过上“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清早起人参汤先将口下，到晌午将燕窝拌成疙瘩”的富裕生活，这与晋商的俭啬度日“一杯茶罢一杯茶”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① 刘建生等：《山西典商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② 史若民等：《平、祁、太经济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640页。
③ 李刚：《大话陕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④ 《晋商史料全览》(阳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⑤ 《晋商史料全览》(太原卷)，山西人民出版社，第93页。
⑥ 《户县志》(光绪)，卷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