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三)文化修养形象
文化修养是一种资本，它能够创造价值。“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与之居，其性灵必有能自开发者”①(卷一一，《送童子鸣序》)，且“学技必先学文……通天下之士农工贾、三教九流、百工技艺，皆当作如是观。……明理之人学技与不明理之人学技，其难易判若天渊。然不读书不识字，何由明理?故学技必先学文。”②(卷七，《习技·文艺》)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且随着经营的深入和规模的扩大，对各种知识深广程度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明代众多成功的商人之所以能够练达时务，贸迁有道，一是得益于他们的广泛游历实践，二即得益于他们注重不断学习、积累必要的文化知识，“转输居积而手不离简册”③(卷五，《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志铭》)。正是这一点，帮助他们改变了传统认知中商贾“拥高资不识一丁”④(卷五，《送汪生还新安序》)的鄙俗形象。
他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文化，正如吴伟业对于前引白圭之言论所作的评述：“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者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办也。”⑤(卷五〇，《卓海幢墓表》)儒家思想蕴涵着丰富高尚的道德精神以及大量“治人”、“治事”的道理和知识，“农不习儒是卤莽稼穑也，贾不习儒是顽冥贸易也”⑥(卷三五，《江德光传》)，它对为人处世和商业经营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进而，因为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在其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中，对经营者各方面知识都会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广博的学识能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有助于进行正确思维并作出最佳判断，这样，商人们便需要于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资源中广泛涉猎，多方汲取能量资闻见、益智虑，以为商业经营之用。他们需要知晓天文、地理、国家政策、职官设置、里程道路、风俗禁忌、方言、各地物产季节、气候变化、年成丰歉、市场盈缺，要懂得辨认商品的好坏，可以识别度量衡、货币以及明了它们间的兑换比例，还要能够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契约写作、商业算术，甚至要懂一些阴阳数术，等等。他们不但要能与下层群众交流，还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能够与上流社会沟通。由此可见，商业经营要取得成功，商人们必须具有客观世界的各种必要知识。⑦
明代商人中博学多才者不乏其人。
(1)在经史领域。如正统至成化间休宁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于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⑧。嘉万间歙县吴彦先，“暇辄流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为不及”⑨。嘉万间钱塘陆琼，服贾之暇“丙夜篝灯，纵横百氏，博洽如经师，出与里中儿论难，皆屈服去”⑩(卷八，《处士宇溪陆公暨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婺源程日宁，“居恒手不释卷，涉猎史鉴诸书，与人谈上下古今，即宿儒鲜有过之。”(11)(卷二四，《人物十一·质行一》)嘉隆间三原胡汝宽，“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儒者。”(12)(卷一〇，《明寿官胡公墓志铭》)明末徽商张梦玺，“善书，为海内所重，喜读经史，插架数万卷，沉酣其中。凡古今治乱圣贤忠孝之事，无不究讨。尝以贾游，侨居洛阳，与大司马吕豫石交，抵掌天下事，吕大叹服”(13)。
(2)在其他知识领域。如：天顺成化间苏州赵时宪，“尤敏于医卜形相五行，诸家言多所通解。”(14)(卷一九，《赵君墓表》)成弘间广陵盐商葛钦，“博学多通，自天官、风水、音律、医卜、禄命之书，无不涉猎。”(15)(卷二四，《容庵葛君家传》)成弘间苏州吴绎，“于儒医龟卜阴阳释老皆能通之”(16)(卷一八，《吴罗公寿藏之铭》)。正嘉间徽州金原一，其墓志铭作者称赞他说：“予每谈及陈句往迹，原一无不知，无不能答，予曰：‘是商而学者也!’间及星历卜筮诸家，原一尤研精非予所及，予曰：‘是商而艺者也!’(17)(卷九，《族弟原一墓铭》)足见其知识之广。嘉靖间休宁程汝义，“所不好者经生业，乃独好子史，于象纬堪舆龟*(上?下夹)覆逆支离之技，时时心通。”(18)(卷九六，《程君汝义墓碣铭》)嘉万间歙县方后山，“上自羲轩苍颉以来，下至当世，大之治乱兴亡之际，小之医巫农圃博塞诸书，无不时时览观，通其大义。”(19)(卷九，《族父后山公行状》)万历间徽商程一水，“与士大夫抵掌三教之书，旁及青鸟养生主，衮衮不少衰。”(20)(卷七，《寿鸿胪程翁七十序》)此外，明代商人不仅仅只是被动学习，他们还将各种商业经营知识融会贯通，撰写出大量商业专门用书，如余象斗《三台万用正宗》、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程春宇《士商类要》、憺漪子《士商要览》、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等，这在总结和传播商业文化方面可谓前无古人之创举。
而这样多方面的知识学习，直接或间接地对商业经营都大有裨益。表现在：
(1)除了前文提及的培养风度外，还可帮助提升接人应物能力。如景泰间休宁吴重兴，以好读书知“古今国家成败、人物臧否、事机得失，恒用以警策人，而自亦益增智虑。”(21)(卷一九，《临溪吴处士墓表》)正统至成化间徽商汪景元，自称：“某赋质之最鲁者也，幼且失学，即长应事接物之间，罔知宜度，内悔外尤，挫抑困踬无所不至，乃始知学读书寻理”，借以使自己“免祸于人、寡过于己”(22)(卷一五，《省斋记》)。正嘉间东洞庭叶升，尝学易，“窥羲文蕴奥，知盈虚消息之机，以是立身行己靡不奉以周旋，视履考祥观颐养正不戒以孚刚中而应”(23)，(卷一二，《明处士易斋叶翁暨配李孺人合葬墓志铭》)。嘉万间歙县方大经，“暇日于史传多所涉猎，……决事成败，判人臧否，类通达儒生。”(24)(卷八七，《征士方君墓志铭》)
(2)具有一定的知识能力，才能够深刻现解事物的道理，帮助经营。如前述成弘间扬州盐商葛钦，“喜积书，多至万卷”，故而“器识英迈，善谈论，料事多奇中，……于盐*(上?下夹)利害、沿革废置尤所谙悉，其论盐法毕，运使诸公采用之。”(25)(卷一七，《葛君敬之墓志铭》)正嘉间休宁汪贵，贾于皖，其“通习经传，旁及子史百家”，故“通达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熟思详究”，以致“远近商游于兹者，咸师事之”(26)。正嘉间漳州蔡梅园，“泛览史传，颇谈其成败得失”，因对其母“曰：‘致富之术，在儿目盼手画间!’”遂贾而大获赢利，“诸同利者服其知而嫉能也，曰：‘蔡梅园命愈耳!’公闻笑曰：‘是在计然策中，非心通性灵不得也!渠不达而羡我命，宜其终不我若矣!’”(27)(卷一四，《封兵部职方主事蔡梅园公墓志铭》)读史使人明智，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前人治生经验的精髓。
(3)良好的文化修养形象是人际交往的钥匙。如弘正间歙县鲍梅山，李梦阳记述说与其久别重逢时，言谈交往间觉其颇有不同，“乃大诧，喜拳其背曰：‘汝吴下阿蒙邪!别数年而能诗能医能形家者流。’……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酒又善歌邪!’”还记述说某次有贵客，引鲍作陪，“客初轻梅山，于是则大器重之，相结内。”(28)(卷四五，《梅山先生墓志铭》)可见文化修养形象的积极作用。嘉万间歙县程子德，所经之地有儒贾之誉，而他以亲身经验为例，“居常训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亲悦，贾且什倍。由是观之，儒何负于贾哉?’”(29)(卷一六，《儒贾传》)贾而善饰儒雅以悦众心，可谓得策。再如嘉万间徽商汪孟朴，博学多闻，“身不出岩穴而关当世之虑，能劈画利害前事而中十之六七”，故“海内之雅流名士卿大夫贤者，乐与之披肝胆上下其论。”(30)(卷五，《汪长公孟朴六十寿序》)明末婺源王尚儒，贾余励志自学，“不但业日隆起，文思焕发，名宿咸为心折。明义善断，每当大事，一时轩冕，皆即而受谋。”(31)
对于明代商人热心儒学这个问题，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我们知道，经营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而反过来，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明代商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不停留在仅仅看到何种方式对短期获利有益，而是会努力融入社会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树立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经营形象，从而谋求更大的社会效益和长期利益。因此，他们表现得最为勤力从传统儒学中学习知识并提高素养，这其实是商人们有意地对儒学的一种利用，是将儒学工具化的一种体现。
①(明)归有光：《归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清)李渔：《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明)韩邦奇：《苑洛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明)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⑤(清)吴伟业：《梅村家藏稿》，《续修四库全书本》。
⑥(明)方承训：《复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而由此亦可见，明代史料中所谓“以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树声《陆文定公集》卷七《赠中大夫广东布政司右参政近松张公暨配陆太淑人合葬墓志铭》，北京图书馆缩微制品)、“以儒术饬贾事”(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449页，第1364条)中的“儒”，在实际上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学说，而是广义地泛指客观世界的各种必要知识。
⑧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386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56页。
⑨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366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30页。
⑩(明)董其昌：《容台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1)乾隆《婺源县志》，《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12)(明)温纯：《温恭毅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284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14页。
(14)(明)祝允明：《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王鏊：《震泽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明)祝允明：《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18)(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明)方扬：《方初庵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0)(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1)(明)汪循：《仁峰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2)同上。
(23)(明)严果：《天隐子遗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4)(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5)(明)靳贵：《戒庵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6)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346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40页。
(27)(明)王慎中：《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明)李梦阳：《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0)(明)黄汝亨：《寓林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31)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394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58页。
他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文化，正如吴伟业对于前引白圭之言论所作的评述：“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者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办也。”⑤(卷五〇，《卓海幢墓表》)儒家思想蕴涵着丰富高尚的道德精神以及大量“治人”、“治事”的道理和知识，“农不习儒是卤莽稼穑也，贾不习儒是顽冥贸易也”⑥(卷三五，《江德光传》)，它对为人处世和商业经营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进而，因为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在其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中，对经营者各方面知识都会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广博的学识能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有助于进行正确思维并作出最佳判断，这样，商人们便需要于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资源中广泛涉猎，多方汲取能量资闻见、益智虑，以为商业经营之用。他们需要知晓天文、地理、国家政策、职官设置、里程道路、风俗禁忌、方言、各地物产季节、气候变化、年成丰歉、市场盈缺，要懂得辨认商品的好坏，可以识别度量衡、货币以及明了它们间的兑换比例，还要能够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契约写作、商业算术，甚至要懂一些阴阳数术，等等。他们不但要能与下层群众交流，还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能够与上流社会沟通。由此可见，商业经营要取得成功，商人们必须具有客观世界的各种必要知识。⑦
明代商人中博学多才者不乏其人。
(1)在经史领域。如正统至成化间休宁汪志德，“虽寄迹于商，尤潜心于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⑧。嘉万间歙县吴彦先，“暇辄流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为不及”⑨。嘉万间钱塘陆琼，服贾之暇“丙夜篝灯，纵横百氏，博洽如经师，出与里中儿论难，皆屈服去”⑩(卷八，《处士宇溪陆公暨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婺源程日宁，“居恒手不释卷，涉猎史鉴诸书，与人谈上下古今，即宿儒鲜有过之。”(11)(卷二四，《人物十一·质行一》)嘉隆间三原胡汝宽，“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儒者。”(12)(卷一〇，《明寿官胡公墓志铭》)明末徽商张梦玺，“善书，为海内所重，喜读经史，插架数万卷，沉酣其中。凡古今治乱圣贤忠孝之事，无不究讨。尝以贾游，侨居洛阳，与大司马吕豫石交，抵掌天下事，吕大叹服”(13)。
(2)在其他知识领域。如：天顺成化间苏州赵时宪，“尤敏于医卜形相五行，诸家言多所通解。”(14)(卷一九，《赵君墓表》)成弘间广陵盐商葛钦，“博学多通，自天官、风水、音律、医卜、禄命之书，无不涉猎。”(15)(卷二四，《容庵葛君家传》)成弘间苏州吴绎，“于儒医龟卜阴阳释老皆能通之”(16)(卷一八，《吴罗公寿藏之铭》)。正嘉间徽州金原一，其墓志铭作者称赞他说：“予每谈及陈句往迹，原一无不知，无不能答，予曰：‘是商而学者也!’间及星历卜筮诸家，原一尤研精非予所及，予曰：‘是商而艺者也!’(17)(卷九，《族弟原一墓铭》)足见其知识之广。嘉靖间休宁程汝义，“所不好者经生业，乃独好子史，于象纬堪舆龟*(上?下夹)覆逆支离之技，时时心通。”(18)(卷九六，《程君汝义墓碣铭》)嘉万间歙县方后山，“上自羲轩苍颉以来，下至当世，大之治乱兴亡之际，小之医巫农圃博塞诸书，无不时时览观，通其大义。”(19)(卷九，《族父后山公行状》)万历间徽商程一水，“与士大夫抵掌三教之书，旁及青鸟养生主，衮衮不少衰。”(20)(卷七，《寿鸿胪程翁七十序》)此外，明代商人不仅仅只是被动学习，他们还将各种商业经营知识融会贯通，撰写出大量商业专门用书，如余象斗《三台万用正宗》、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程春宇《士商类要》、憺漪子《士商要览》、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等，这在总结和传播商业文化方面可谓前无古人之创举。
而这样多方面的知识学习，直接或间接地对商业经营都大有裨益。表现在：
(1)除了前文提及的培养风度外，还可帮助提升接人应物能力。如景泰间休宁吴重兴，以好读书知“古今国家成败、人物臧否、事机得失，恒用以警策人，而自亦益增智虑。”(21)(卷一九，《临溪吴处士墓表》)正统至成化间徽商汪景元，自称：“某赋质之最鲁者也，幼且失学，即长应事接物之间，罔知宜度，内悔外尤，挫抑困踬无所不至，乃始知学读书寻理”，借以使自己“免祸于人、寡过于己”(22)(卷一五，《省斋记》)。正嘉间东洞庭叶升，尝学易，“窥羲文蕴奥，知盈虚消息之机，以是立身行己靡不奉以周旋，视履考祥观颐养正不戒以孚刚中而应”(23)，(卷一二，《明处士易斋叶翁暨配李孺人合葬墓志铭》)。嘉万间歙县方大经，“暇日于史传多所涉猎，……决事成败，判人臧否，类通达儒生。”(24)(卷八七，《征士方君墓志铭》)
(2)具有一定的知识能力，才能够深刻现解事物的道理，帮助经营。如前述成弘间扬州盐商葛钦，“喜积书，多至万卷”，故而“器识英迈，善谈论，料事多奇中，……于盐*(上?下夹)利害、沿革废置尤所谙悉，其论盐法毕，运使诸公采用之。”(25)(卷一七，《葛君敬之墓志铭》)正嘉间休宁汪贵，贾于皖，其“通习经传，旁及子史百家”，故“通达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熟思详究”，以致“远近商游于兹者，咸师事之”(26)。正嘉间漳州蔡梅园，“泛览史传，颇谈其成败得失”，因对其母“曰：‘致富之术，在儿目盼手画间!’”遂贾而大获赢利，“诸同利者服其知而嫉能也，曰：‘蔡梅园命愈耳!’公闻笑曰：‘是在计然策中，非心通性灵不得也!渠不达而羡我命，宜其终不我若矣!’”(27)(卷一四，《封兵部职方主事蔡梅园公墓志铭》)读史使人明智，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前人治生经验的精髓。
(3)良好的文化修养形象是人际交往的钥匙。如弘正间歙县鲍梅山，李梦阳记述说与其久别重逢时，言谈交往间觉其颇有不同，“乃大诧，喜拳其背曰：‘汝吴下阿蒙邪!别数年而能诗能医能形家者流。’……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酒又善歌邪!’”还记述说某次有贵客，引鲍作陪，“客初轻梅山，于是则大器重之，相结内。”(28)(卷四五，《梅山先生墓志铭》)可见文化修养形象的积极作用。嘉万间歙县程子德，所经之地有儒贾之誉，而他以亲身经验为例，“居常训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亲悦，贾且什倍。由是观之，儒何负于贾哉?’”(29)(卷一六，《儒贾传》)贾而善饰儒雅以悦众心，可谓得策。再如嘉万间徽商汪孟朴，博学多闻，“身不出岩穴而关当世之虑，能劈画利害前事而中十之六七”，故“海内之雅流名士卿大夫贤者，乐与之披肝胆上下其论。”(30)(卷五，《汪长公孟朴六十寿序》)明末婺源王尚儒，贾余励志自学，“不但业日隆起，文思焕发，名宿咸为心折。明义善断，每当大事，一时轩冕，皆即而受谋。”(31)
对于明代商人热心儒学这个问题，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我们知道，经营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要受到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而反过来，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明代商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能够不停留在仅仅看到何种方式对短期获利有益，而是会努力融入社会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树立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经营形象，从而谋求更大的社会效益和长期利益。因此，他们表现得最为勤力从传统儒学中学习知识并提高素养，这其实是商人们有意地对儒学的一种利用，是将儒学工具化的一种体现。
①(明)归有光：《归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清)李渔：《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明)韩邦奇：《苑洛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明)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⑤(清)吴伟业：《梅村家藏稿》，《续修四库全书本》。
⑥(明)方承训：《复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而由此亦可见，明代史料中所谓“以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树声《陆文定公集》卷七《赠中大夫广东布政司右参政近松张公暨配陆太淑人合葬墓志铭》，北京图书馆缩微制品)、“以儒术饬贾事”(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449页，第1364条)中的“儒”，在实际上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学说，而是广义地泛指客观世界的各种必要知识。
⑧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386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56页。
⑨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366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30页。
⑩(明)董其昌：《容台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1)乾隆《婺源县志》，《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12)(明)温纯：《温恭毅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284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14页。
(14)(明)祝允明：《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王鏊：《震泽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明)祝允明：《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18)(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明)方扬：《方初庵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0)(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1)(明)汪循：《仁峰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2)同上。
(23)(明)严果：《天隐子遗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4)(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5)(明)靳贵：《戒庵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6)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346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40页。
(27)(明)王慎中：《遵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明)李梦阳：《空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0)(明)黄汝亨：《寓林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31)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394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