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近年隐士文化陡遭注目，巷间乡里，道听途说，议论纷纷，煞是热烈。其中，“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最为流通。然而，此为欺人之谈，也是无稽之谈。十几年前，尤西林先生《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从人文哲学高度，对此已有深透驳析。是啊，作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既是隐士领袖，也是最大的隐者吧!按照“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的流行说法与逻辑，那么，老子就应该留在函谷关的都城洛阳，为何入关来到终南山下的楼观呢。

　　《空谷幽兰》写道：“终南山，有人将它解释为‘月亮山’。传说中，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它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天帝在尘世的都城，还有月亮女神的家。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因而也就成了隐士的天堂。”

　　关于终南山的隐士文化，李立安教授最近与记者有以下采访内容：“终南山的幽静深邃与国都的喧嚣繁荣处于一种若离若即的状态，正好符合隐士文化这一特色。当记者问终南山隐士现象有无消极意义时，李教授说，当然，历史上也有一小部分，应该说极个别隐士只是把终南隐居作为致仕的一个捷径，像唐代卢藏用在终南山修道后被朝廷诏用就被天台山来的司马承祯贬斥为终南捷径。总之，隐士的行为尽管呈现出一定的消极特色，但总体上来看，应该说是一种反思社会、批判现实、独享精神清静的文化现象。”李教授还对终南捷径在修道方面的积极含义作了解释，认为自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天下修道终南为冠”是有其真实的根据的。

　　“终南捷径”来自唐代卢藏用的人生故事。卢藏用(664～713年)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南周长安(70l～704年)中召授左拾遗，神龙中，为礼部，兼昭文馆学士。卢藏用的父亲当过魏州司马，也是一位名人。卢藏用乃高官兼文士之后，少能辞赋，年纪不大就中了进士。却因为没有门路，不得官。就写了首《芳草赋》，飘然而去，跟哥哥卢徵明一起上终南山当了隐士。

　　《旧唐书》记载，卢隐士学道极其专业，每日在山林之间练气舞剑，隔一阵子还要辟谷。隐居期间，卢藏用认识了一众谈诗论道的哥们，其中就有李白、贺知章、宋之问等人，时称“仙宗十友”。跟他关系最好的，是“念天地之悠悠”的大才子陈子昂。陈早卒，卢藏用帮陈子昂抚养孩子，相当仗义。卢藏用的名声转恶，是做了隐士之后，有说他“始隐山中，有意当世”，是个随驾隐士。就是说他跟姜子牙差不多，钓鱼实为钓人，钓人实为钓功名。公平地说，这也没什么不对。

　　唐朝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唐代卢藏用举进士，隐居终南山中，以翼征召，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欧阳修《新唐书·卢藏用传》，基本引用。“终南捷径”由此而来。“终南捷径”作为为官的策略技巧也罢，卢藏用作为真假隐士也罢，有资格贬损的，只有像司马承祯那样诚恳修行的高道!其实，司马承祯所谓的“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也许只是诙谐幽默，是一句价值中立叙述，并不包含后世赋予的贬损讥讽。

　　在《论语宪问》中，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对于“辟世”，或者“辟地”的选择灵活性，孔子毫无“贬损讥讽”：认为只是“贤者”的几种应世方式；并告诉学生说：已经有7个人这样做了!其中应该就有大名鼎鼎的姜子牙吧。唐朝刘肃《大唐新语·隐逸》，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卢藏用传》以来，对卢藏用“终南捷径”的贬损讥讽，实质源自宋明理学的虚伪、小气和嫉妒!卢藏用本人的名字就说明，对于自己“辟世”或者“辟地”的人生选择与灵活方式，他不仅直言不讳，倒颇为自负。除唐代卢藏用外，人生道路上走“终南捷径”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宋朝的种放。

　　种放(955～1015年)，字明逸，河南洛阳人。《宋史·隐逸传》为其立传。《五朝名臣言行录》《名臣碑传琬琐》《宋诗纪事》等诸典籍对其都有记载。种放终南隐居30年。他是道士陈抟的高足。北宋开宝三年(970年)，是宋太祖大举用兵南汉的一年。这一年，种放看到时不可为，在父亲死后，携母悄然隐入终南山豹林谷，开始了长达30年的隐居生涯。

　　终南隐居生活是艰苦的。种放以讲学为业，靠弟子们致送的“束修”奉养老母。然而每当山水暴涨，道路阻隔，粮谷乏绝，便会断炊，就只好以芋栗为生了。种放生性嗜酒，外出沽酒不便，只好亲自种秫山中，用以自酿。《宋史》记载，种放的《易学》受之于陈抟，“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身为《易学》大师，种放不忘传承后人。经学深醇的朱震在《汉上易解》中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可谓后继有人。种放写的《蒙书》十卷及《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录》，为世人称道。

　　宋代的隐士，因其贞退之节合乎“无为”之道，便大为朝廷优崇。访求、赐号、延见、迎送隐士，在太宗、真宗两朝忙无虚日。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种放的业师陈抟曾被召入朝，颇受太宗礼遇，被赐号“希夷先生”，并得赐紫衣一袭。朝廷如此推崇隐士，是在有意识地标榜他们的恬退情操，借以消弥当时官场中的奔竞之风。然而也为隐士提供了出仕做官、参与社会的机会。淳化三年(992年)，终南山第一次迎来了朝廷的使者。陕西转运宋惟千向朝廷表荐种放的才行，宋太宗诏令种放赴阙。出山赴阙后，累拜给事中，迁工部侍郎，受到宋真宗的无比优礼。

　　宋朝隐士种放的“终南捷径”和唐代道士卢藏用的“终南捷径”一样，遭到人们的非议和贬损。可是，“种放的业师陈抟曾被召入朝，颇受太宗礼遇，被赐号‘希夷先生’，并得赐紫衣一袭”的人生经历，又为何成为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美谈和佳话呢?“吾钓千年王，不为池中鱼”的西周姜子牙，磻溪垂钓而出将入相，为何也是人们后世津津乐道的美谈和佳话呢?看来，种放的“终南捷径”，其“错”也许在种放个人：出山无力出将入相，回山无能得道成仙；升官不敢，修仙不成；在南山孝心养母，且遭老母斥责。对种放“终南捷径”的贬损讥讽，根源仍然是宋明理学的虚伪、小气和嫉妒!“种放遭老母斥责”云云，如果不是宋明理学的谎言，就是种放和老母已屈从于宋明理学的专制!同样的“终南捷径”，唐代卢藏用的自负和宋代种放的自愧，多么不同啊。

　　宋代种放与其师陈抟的“入朝受封”经历，表明了颇为复杂的“道的政治伦理”：其一，得道高士，出山有本钱，在山当神仙；普通隐士，虚名之下，出山有风险，在山受熬煎。“终南捷径”本身无有对错：走得好，于己有利于人有益，“终南捷径”便是成功荣耀之路。华山陈抟、龙门丘处机社会事业的巨大功德，就是一种颇具魅力和影响的“终南捷径”吧。其二，宋代种放、唐朝卢藏用的“终南捷径”，都遭人讥讽。卢藏用的自负和种放的自愧表明，唐朝与宋代“道的政治伦理”，有着显然之别。“辟世”或者“辟地”，唐朝的人有自由；宋朝的人已无自由。其三，对种放的贬损讥讽，对其师陈抟的赞扬美化表明：宋明以来的中国文化，实质是一个对弱者落井下石，对强者锦上添花的失败殖民把戏!弱者和强者，在“道的政治伦理”世界的待遇，完全不同!

　　往矣!今日，想想李连杰的成功人生吧。李连杰的成功人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少林捷径”吧!“终南捷径”“道的政治伦理”的功能和意义大矣。“终南捷径”在“道的政治伦理”层面上，不仅有积极意义，且颇具魅力和挑战性。

　　至于李立安教授认为，“终南捷径”在修道方面的积极含义，认为自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天下修道终南为冠”是有其真实的根据的，却要在历史的事实层面接受检验。就道教而言，“终南捷径”在修道方面的历史，就事实层面是相当失败的。大家知道，唐代是道教的黄金时期。李唐将老子都封为“玄远皇帝”了。可是，终南山道士们，在“道的政治伦理”世界，与佛教那是没法比。唐太宗李世民称玄奘法师为“御弟”，亲自写《圣教序》，在南山翠微寺临终时候，让玄奘法师陪伴。声称“自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的道人在哪里呢，“终南捷径”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尤其王重阳的“活死人墓”修法，丘处机的7年龙门苦行皆表明：“终南无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