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通御道，佛的国家殊缘甚深。仅以命名看，就有“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兴教寺”。河南省开封有著名的大相国寺。秦岭终南山下有“大唐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城南约20公里处，长安县镇樊川北原(少陵原)。寺内藏有明代铜佛像、缅甸玉佛像各一尊，还有历代经卷数千册。周恩来总理曾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来此瞻仰玄奘墓塔。

　　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以后，倾注全部心血译经19年，公元644年圆寂于玉华宫。遗体运回长安，安葬在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白鹿原地势很高，在皇宫内的含元殿就能看到。唐高宗非常敬重玄奘，将其奉为国宝，为他的去世曾经举朝致哀，诏令将玄奘的遗骨于总章二年(669年)迁葬到长安以南的少陵原上，同时修建寺院，以资纪念，寺被命名为“大唐护国兴教寺”，为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唐肃宗为玄奘的舍利塔题写了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大兴佛教。陪葬其侧的有两弟子窥基和圆测灵塔。玄奘塔为方形五层砖结构，通高约21米，底边长5.2米。一层较高，面南辟龛室，内置玄奘塑像；二层以上实心壁面隐出倚柱、阑额、斗拱，叠涩檐下砌两排菱角牙子。塔身收分适度，造型庄重，为早期楼阁式塔的典型作品。两侧弟子灵塔均为方形3层，高7米左右。其中“窥基塔”为唐永淳元年(682年)始建，大和三年(826年)重建；“园侧塔”为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由终南山丰德迁来灵骨时所建。窥基是唐朝开国大将尉迟恭的孙子，圆测是新罗(朝鲜)王的孙子。

　　兴教寺大殿四周外山墙顶部现存有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绘制的20余幅壁画，其中有《太子游苑图》。《太子游苑图》创设了山水秀丽、景色宜人的氛围，画中的国王、太子各具情态，融合在美丽的景色中。文武官吏、男女侍从小心谨慎地服侍国王和太子。

　　《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撰写。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17年后，携梵本佛典到长安，太宗见之甚喜。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并从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亲自为之撰序，皇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作记，此序和记，与太宗御敕、皇太子笺答、玄奘所译心经，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20余年，于咸亨三年(672年)刻成此碑，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现存西安碑林。

　　唐太宗《圣教序》写道：

　　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

　　唐高宗(时为太子)《圣教记》写道：

　　玄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神清龆龀之年，体拔浮华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迦维。问道法还，十有七载。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值胜缘，何以显扬斯旨?

　　玄奘法师所译佛经，唐太宗为之作“序”，唐高宗为之作“记”。兴教寺壁画有《太子游苑图》，法门通御道啊!佛的国家殊缘，深矣。唐太宗《圣教序》中的“法门之领袖也”，已经出现了“法门”一语。唐高宗《圣教记》中的“自非久值胜缘”，已经出现了“胜缘”一词。为佛教法门建“皇家寺庙”的胜缘完全成熟。

　　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10公里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发迹于北魏，起兴于隋，鼎盛于唐，被誉为“皇家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据专家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99年前后，现寺内尚存的北魏千佛残碑就是立塔建寺后不久树立的。当时称“阿育王寺”(或“无尤王寺”)。“阿育王寺”者，是直接以国王名字作寺院的名称啊。

　　唐朝是法门寺的全盛时期，它以皇家寺院落的显赫地位、以七次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对唐朝佛教、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初时，高祖李渊改名为“法门寺”。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在这里度僧80名入住法门寺。唐朝贞观年间，把阿育王塔改建为四级木塔。唐代宗大历三年(786年)改称“护国真身宝塔”。自贞观年间起，唐朝政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法门寺进行扩建、重修工作，寺内殿堂楼阁越来越多，宝塔越来越宏丽，区域也越来越广，最后形成了有24个院落的宏大寺院。寺内僧尼由周魏时的5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是“三辅”之地规模最大的寺院。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等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

　　法门寺的良卿法师，是在“文革”中自焚的。1966年，面对“红卫兵”小将们对法门寺地宫的破坏，住持良卿法师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慢慢地从蒲团上站起来，穿上他那红底镶金的袈裟，凝望着直刺苍穹的巍巍宝塔……然后，他把身旁所有的被褥、草垫、柴禾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自己又不慌不忙地坐在其中，用他那饱经风霜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自己。在熊熊燃烧的烈火面前，“红卫兵”们纷纷扛着镢头、铁锨溜之大吉。法门寺地宫终于免遭了一次劫难。

　　即便在唐代，大规模地“花费”国家财政，迎送供养佛指舍利就有人提出异议，著名者有韩愈“云横秦岭”震古烁今的蓝关追问。受“国家饭碗”的巨大制约，韩愈“云横秦岭”自己的蓝关追问没有进行下去，翌年回长安仍然感谢“吾皇”。韩愈当年劝谏迎送佛指舍利的动机，是“欲为圣明除弊事”。很明确：韩愈认为国家官方性迎送佛骨，是“弊事”。作为官员，韩愈也是为国家考虑啊。这与“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兴教寺”的兴国护邦并无二致。按照中国意识和文化传统，“家”“国”不分。佛僧作为出家人，应该对“国”和“家”一样，兴趣不大。“僧”来自于“佛”；“佛”来到这个世界的崇高使命是什么呢?佛经写得很明确：“仅为一个大事因缘。”这一个被称做“大事”的“因缘”，在佛是个人生命的解脱，而不是国家兴衰!在佛陀眼里，被东土僧人以“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兴教寺”忙活的“国家”，乃是小事啊。僧人忙活的“国家”，不是眼见着衰亡了吗?释迦牟尼如果要“忙活”自己的国家，他就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而不会是释迦牟尼佛!事实上，释迦牟尼佛是亲眼看着他自己的国家——迦毗罗卫国灭亡的。玄奘法师离开不久，其留学的纳兰托寺院，就被波斯帝国和伊斯兰占领；作为佛教的故乡，印度国家在近代是英国的“东方公司”。“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寺”的中国，也沦为半殖民地，比印度幸运“一半”。“兴国寺”“相国寺”和“护国寺”的中国僧人，和韩愈一样，都为了自己的国家，扮演的却是悲剧!如果说，韩愈的悲剧源自皇权的专断淫威，良卿法师的自焚由于“护教”和“兴国”的严重紧张，那么，中国其他僧人的悲剧则是剑走偏锋的价值颠倒：释迦牟尼的“佛”是从国家走出来，拒绝王位；中国僧人则是通过“王”的信仰“佛”，走进王朝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