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李先念，汪锋下一步便安排护送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回延安。

　　郑位三携妻子蒲云和三岁大的儿子非迟，同陈少敏、戴季英7月24日离队后，隐蔽在桐木沟朱达德家中休养，派有几位警卫战士，另外还留一个营部队在附近警备。

　　商洛地区山陡沟深，人烟稀少，朱家单庄独户，山遮林掩，偏僻安静，闲人不常光顾，游击队员常在这里歇脚造饭，是个比较理想的隐身之地。

　　房东朱达德年已花甲，浑身上下都透露出这位山中老人勤劳、朴实、憨厚、善良的美德，他的侄女婿便是商洛游击队第三大队中队长谭道鹏。

　　郑位三和戴季英对商洛地区并不陌生，十年前他俩都是红二十五军的重要领导干部，在这里创建过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郑位三，在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后，他和陈先瑞率红七十四师一直坚持战斗在这里，直到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初，可以说是个“老商洛”。

　　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离队隐蔽休养的当天下午，李先念唤来中原局秘书长顾大椿交代说：“位老、陈大姐和戴季英他们已经到了龙山天桥乡的桐木沟一个叫朱达德的家中，目前安全没有啥问题，考虑到他(她)们身体状况和回延安的路万一过不去的话，就只好绕道上海，到皖北去。你是上海人，这么多年一直在位老和陈大姐身边工作，所以，想让你跟他们一起去桐木沟，也好照应。位老、陈大姐也有这个意思，你考虑一下，有啥意见没有?”

　　顾大椿没有多少考虑就回答道：“没啥意见，服从组织决定。”李先念点了点头。

　　顾大椿经过简单准备，翻山过梁，就赶往桐木沟。赶到朱达德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第二天早晨，在门前梁坡上放哨观察动静的朱家儿子朱增奇，听说国民党军队到了不远处的八里峪，立即把郑、陈、戴一行转移到屋后山梁两个茅草庵棚隐蔽起来。

　　茅草庵棚搭建在后梁栗树坨密林深处的一道洼岩下，结实牢固，一棵高大的望椿树耸立一侧，藤葛缠绕，茂密的树木枝条叶片，把茅草庵棚遮掩得严严实实，十分隐蔽，人不到跟前仔细观察，无论如何是发现不了的。从庵棚后面十来步远的地方，可以登上梁顶，俯瞰下去，一眼可望见沟底。

　　这么隐蔽的庵棚，是朱家为了躲壮丁、防土匪的隐身之所。

　　郑、陈、戴一行刚转移到茅草庵棚，沟底传来几声枪响和“汪汪”的狗叫声，国民党军队来到山下，嚷嚷闹闹，大家一下绷紧了心弦：难道走漏了风声，敌人来搜山不成?郑位三年仅三岁的儿子非迟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哇哇大哭，在炮火中成长的小生命和大人一样，吃不好，睡不好，加之天气炎热，嘴烂化脓，眼睛红肿，疼痛难忍，不时地哭着，哼着。蒲云哄不下，连忙拉被单将孩子嘴堵上，差点把孩子堵得喘不过气来。

　　半夜时分，朱达德另一个儿子朱增成上来报告消息，国民党部队沿沟底方向走了，大伙儿才松了口气。

　　敌人虽然走了，但是在沿河一带的村户墙壁上和大石块上却贴出布告：“悬赏5000万元捉拿李先念、郑位三、王震、陈少敏。”

　　郑、陈、戴隐蔽在庵棚，朱达德和几个儿子每天上来送饭。一天，朱达德领着谭道鹏上来说是要看望“首长”，但啥也没有带，一说话就骂起来：“他妈的，国民党把什么都抢去了，这地方条件又太差，让首长受苦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弄头猪来，再设法买点麦面，给首长改善一下生活。”晚上，谭道鹏他们果然搞到一头80来斤重的猪。不过，这几位首长还没有来得及享上口福，却被路过住宿在朱家的第二纵队三十八团光顾了，朱达德当时又不好说明这头猪的“来历”和“用途”，只好让三十八团“先下手为强”了。几位首长知道后，对朱达德说：“你做得对，战士们很辛苦，他们吃了我们心里也就很坦然、高兴，有你弄来的麦面，这就挺好的。”

　　戴季英听说是三十八团，就立即提出离开郑位三、陈少敏，下山去找三十八团。

　　戴季英走后，形势依然紧张，郑位三、陈少敏和顾大椿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正好谭道鹏和朱廉两口子在场，郑位三让顾大椿离开庵棚去丹江北联系，设法找到李先念、巩德芳。谭道鹏望着顾大椿说：“咱俩一同下山，再找一个可靠的队员给你带路，我去拉我的队伍准备应急。建议首长分开来住，人多了容易暴露，生活上也不方便。我把朱廉留下，还可以照顾首长。”郑位三、陈少敏同意了谭道鹏的建议。

　　当晚，朱达德领着陈少敏和几个警卫队员来到另一处依着石崖搭起的茅草庵棚，主人是个比朱达德年纪还长的老者，名叫张世凯，也是位忠厚善良的农民，和朱家关系甚密，凡是朱达德托付的事，他都尽力去办。

　　7月28日，李先念正好与王力会合，这时，敌机不停地在空中掠过，投下炸弹，撒下传单，李先念担心着郑、陈、戴三人的安全，便让巩德芳派来接头带路的游击队小队长张青山去桐木沟把他们三位接过来。李先念在驻地村东头一棵大核桃树下，对张青山说：“全党现在有40多个中央委员，有两个中央委员在龙山隐蔽休养，他们身体不好，把他们丢在那里，还放了一个营，一部电台，我把你‘张青山’三个字翻(电报)过去，你带人把位老、陈大姐他们接过来。”李先念还给张青山小分队配送了十支长枪，两把短枪，一挺机枪。

　　顾大椿下山后，没有找到巩德芳，却在五花山油房沟见到李先念，得知张青山已去接郑位三、陈少敏，他才放下心来。

　　8月1日，张青山带着20多个游击队员，来到桐木沟朱达德家，接走郑、陈二位，起程前，朱达德赶忙砍下两棵竹子，绑了副担架，以备路上急用。离开桐木沟，翻山越岭，经历了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和千余敌人追赶，小非迟也一度被暂时寄放在山洞中和群众家里。几日后，郑位三、陈少敏便被转移护送到麻地沟，暂时摆脱危险，游击队员按照王力的事前指示，护送郑位三、陈少敏去寺坪、封地沟一带休养。很快，李先念与巩德芳会师，重返丹江南岸，与郑位三、陈少敏重新见面，李先念向郑、陈介绍了与巩德芳会师、各分区目前斗争以及中央将派汪锋前来中原局等情况。

　　李先念和巩德芳会师时，也曾商量过，如果去上海转皖北路不通，再派武装护送郑、陈二位从豫西过黄河，到太岳军区去休养，后考虑到目标太大，不安全，这方案也就否定了。巩德芳提出最好通过关中地下交通线回延安，但只有等到汪锋来后才能实施，因为巩德芳知道汪锋曾经负责和开辟过关中地下交通线、联络站。李先念也同意了巩德芳的建议，并决定派人先去麻街地下交通站李世华处具体联系，以便让郑、陈二位去那里多休息些日子。

　　李先念和郑位三、陈少敏见面后，告诉了上述的设想，二位都表示同意。

　　李先念便派豫鄂陕二分区政委刘庚、参谋长赖春风和二十二支队政委、原三十七团副团长邹顺华，还有顾大椿，率一营兵力和部分游击队员，护送郑位三、陈少敏一行去麻街李世华处。

　　8月27日，夜幕降临，商山沉睡，阴云低垂，护送人员从商县与山阳县交界的焦山迂回，绕过商县城，来到县城以北12公里的麻街岭漆树砭，隐蔽在玉米地里。

　　事先，巩德芳派交通员王老八向李世华通报，李世华便派两班便衣人员，带两副滑竿，按接头时间、暗号，走上麻街岭，来到漆树砭，见到护送的刘庚。刘庚向便衣人员移交了郑、陈二位，交代了注意事项，便带队返回。两班便衣人员将郑、陈二位接回麻街李垣村李世华的家中。

　　第二天，天刚一亮，李世华起床洗漱，只见警卫员领着国民党麻街乡乡长任振铎走进门来，说是有要事急告。任振铎原是麻街小学校长，乡长一职是李世华精心安排的，任对李忠贞不贰，李世华便问：“啥紧事?”

　　任振铎压低声音：“天刚麻明，有个人闯进乡公所要给州上打电话，说是有几个共产党大官昨天晚上被部队送到麻街岭，让便衣用滑竿抬走了，可能还在麻街一带，不会走远。他要叫州上赶快派兵追捕。”

　　李世华一听，不由心中一惊，感到事非寻常，必须迅速处理，问：“这人怎么知道的?”

　　“他说他是昨晚护送队伍中的人，部队向便衣交接时安排他在一个地方放哨，部队返回时，他自己乘机脱离了护送部队。”

　　“电话打通了没有?”

　　“我没让他打，叫人招呼着，我就跑过来向你报告。”

　　李世华听到这里，急忙告诉警卫员：“叫陈效真赶快来我这里。”陈效真是汪锋从马栏派回商洛，和秋宏等一起协助李世华工作的人员之一。

　　转眼间，陈效真来到李世华面前，李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嘀咕了几句，李世华再三叮咛：一定要保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驻西街的国民党那个连队。

　　陈效真带着手下四五个人员，跟着任乡长来到乡公所，只见那个要打电话的人正被“招呼”在屋里，焦急不安。

　　陈效真问：“你给商州打电话有啥事?”

　　那人又把给任乡长讲的话重复了一遍。

　　陈效真听后对他说：“这么大的事多亏你来报告，现在我们送你去商州城，当面向州上报告，这里的电话线已被游击队搞断，打不通。”

　　“商州多远呀?”那人问。

　　“不远，20多里。”陈效真说。

　　那人犹豫了一下，背起枪，跟着陈效真他们走了出来。

　　路上，陈效真问：“你是哪里人?什么官衔?怎么称呼?”

　　那人说：“卑职广东人，姓姜，原在国军六十一师当干事，上月在荆紫关开往淅川路上被共军俘虏。”

　　陈效真听了那人的自我介绍，故意以惊叹的口气说道：“广东姜呀，你这回可要立大功啦!”广东姜洋洋得意。

　　边说边走，不一会儿，走到麻街以东，向北一拐，进了北沟，刚好与商州城是个相反方向。

　　“怎么越走路越窄，不走大道?”广东姜问。

　　“大路绕道，抄小路近。”陈效真回答。

　　越走路越窄，地势也越偏僻，陈效真便示意手下人员替广东姜把枪背上。就在从广东姜背上取下枪的一刹那间，其他几个人员哗的一下散开一个半弧队形，把广东姜包围在一个崖坡小道上。

　　广东姜一看形势不对头，脸一下变成苍白色。怯怯懦懦、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们要干啥……我、我是国民党，中央军。”广东姜浑身发抖，缩成一团，头上冒着冷汗，双手在衣服上不停地乱摸，嘴里也不停地在说：“我有国……国民党正式党证。”

　　陈效真冷冷地一笑：“去商州城太远，找国民党也没有用，我们姓共，叫共产党，游击队，今天不送你去找中央军，送你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吧!”只听一声枪响，广东姜就这样被陈效真他们收拾掉了。

　　李世华的家在麻街西边，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台上，这山叫熊耳山，三间正房，三间厢房，坐南朝北，林木遮掩，站在山下的大路上，向上眺望，隐隐约约，看不清“庐山”真面目。下了平台，过了小河，转个弯便到麻街。从平台上熊耳山，即是站在了制高点上，眼界开阔，周围动静一览无余，再朝南便是莽莽南山，回旋余地很大。李世华家环境条件很好，又有陕西省第四“清剿”指挥部参议和国民党保安团第三营营长的合法身份，周围还有秘密党支部和地下交通站的掩护，汪锋早已从马栏派秋宏、陈效真、肖风等回商洛帮助李世华开展工作。汪锋到达封地沟后，又派随员李彦前来协助工作，并担任麻街党支部副书记，从麻街地下交通站已经进进出出顺利通过了上百名干部。因此说，郑位三一家和陈少敏、顾大椿一行，住在李世华家养病是十分安全的。

　　陈效真他们解决了广东姜，回来向李世华汇报。早上八九点钟左右，李世华又向郑位三、陈少敏他们汇报了此事。

　　郑位三挺起虚弱的身子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这件事你们处理得很好。”

　　对于下一步的安排。李世华说：“首先，我们把住在麻街地下交通站的过往同志尽快送走，任乡长已经办好了路条；另外，打算让位老、陈大姐分开两个地方来住，具体安排是这样的：位老和顾大椿住在我这里，陈大姐和蒲云到路北去，陈大姐住桐树沟，蒲云带孩子住在凉水泉，两地离我家十来里地，我已经叫石保长安排去了，石保长是咱党支部委员。”

　　郑位三、陈少敏都十分赞赏李世华的精心安排。

　　自从郑位三、陈少敏来到麻街之后，李世华基本不离开麻街，也不轻易出门，照顾着首长的安全起居和生活。分开居住后，李世华的家更安全了一些，李世华和顾大椿一起陪同郑位三休息养病，好不清闲。

　　过了好几天，任振铎乡长急忙跑来李世华家，通知李去乡公所接电话。

　　这电话不是别人打的，而是陕西省第十九绥靖区司令、“剿共”专家谢辅三从西安打来的，谢要去商州城，路过麻街，吃顿便饭，叙谈叙谈。

　　接完电话，李世华很纳闷，再三思考，谢辅三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他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了”，“他是来旁敲侧击，还是来敲山震虎，或是向我来摊牌，交出‘共匪’?”

　　李世华回到家，向郑位三汇报了电话内容和自己与谢辅三的交往历史，也道出了自己的疑虑。听完汇报的郑位三笑了笑说：“我看谢辅三虽是个‘剿共’专家，但凭你们之间的交往历史，目前还不至于怀疑你的，他也没有听到我来你这里的任何风声。如果他对你有疑心，或是听到什么风声，他也不会事先来电话打招呼。他如果听到风声，就会说来就来，六亲不认，刀下见菜的。这些人好耍威风，讲排场，喜欢下级设宴迎奉。再说你目前还是他的部下，心腹爱将，他还要用着你麻街这个关卡，他不会轻易换人镇守的。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他来他的，我住我的，井水不犯河水。”

　　第二天中午，谢辅三果然乘坐一辆黑色轿车，随带的一辆军用卡车，乘坐一排警卫人员，来到麻街。卡车和警卫人员留在街上乡公所，谢辅三和几位随员进了李世华家门，他的警卫班在李家周围布了岗站。

　　谢辅三落座堂屋，寒暄几句，李世华烟茶酒菜摆了一桌，接着宴桌上敬烟劝酒，举杯把盏，高谈阔论，随声附和，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剿共”专家谢辅三却万万不知堂屋隔壁一间，还静坐着一位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这个“共匪”重量级的大人物。

　　这正应验了一句话：越是最危险的地方，往往越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样的精心安排，也正是郑位三这个大人物的大智大勇所在。

　　宴罢，谢辅三给李世华叮咛一番：“这麻街是通往西安的咽喉要道，‘共匪’李先念到陕南，到处折腾，我把麻街交给你了，你可要把守好。”李世华只是一个劲地点头“是，是，是”。

　　酒足饭饱，谢辅三打道回府，麻街恢复了宁静，李世华凝视着郑位三那张睿智的面孔，心里流露出由衷的敬佩，不住地赞叹。

　　汪锋到达中原局，在封地沟与李先念见面，一起商量研究李、任回延安路线和方式的同时，也确定了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等人回延安的路线和方式，只是安排在护送李、任之后。9月18日，汪锋已向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发去电报：

　　位三、少敏同志经齐振国处转灞桥张依平(张慌慌)处，请派妥当人到该处接入边区。①

　　西北局、陕西省工委表示同意，并报告了中央任弼时。

　　汪锋送走李先念、任质斌，返回根据地时，已是10月初，秋色已经很浓，天气凉中略带寒意，在麻街休养了一段时间的郑位三身体有所恢复。一天，郑位三把顾大椿叫到跟前，当面交代说：“我们在这里住了近两个月，我的身体也有些好转，这儿虽然很安全，但是住久了，给李家也会带来不少麻烦。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出了事也不好办。你去桐树沟看望一下陈少敏，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当晚顾大椿便去了桐树沟。

　　这天，李世华正在麻街北山十多里一个叫王河的地方向汪锋汇报工作。汪锋是在护送李先念、任质斌返回边区途中路过王河并找来李世华的。汪锋向李世华再一次阐明了商洛要继续贯彻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一贯方针，以便将来“开城门，放吊桥”，里应外合，一再要求李世华必须沉住气，耐下性子“丹心素裹，心红外白”，办好麻街地下交通站。汪锋还十分严肃认真地对李世华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不要怕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误会，等革命胜利了，真相终会有大白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的同志会更加感谢和敬重你”。汪锋和李世华对护送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回延安的时间、路线、方式作了具体的研究商量和布置，其中之一便是瞅准时机，让郑位三、陈少敏从麻街公开乘军用汽车先到西安灞桥地下联络站齐振国和张依平处。汪锋告诉李世华：“这是我和李先念司令员早已商定好的。”齐振国是汪锋掌握的地下武装负责人，控制着秦岭北蓝田到西安一段路程。而张依平，也就是张一平，特务二团时的团党委书记，家住在灞桥附近，是个大财东，其家又是地下党联络点。

　　研究商量好之后，汪、李二人离开王河。李世华返回家，把与汪锋商量的方案，分别给郑位三、陈少敏和顾大椿一说，他(她)们都表示赞成，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再作了更加慎重的研究和准备。

　　最后，决定分两批走，第一批由郑位三带妻子蒲云和孩子非迟先走，留下顾大椿和陈少敏一起走，然后在灞桥张一平处会合。

　　一日，李世华在麻街挡了一辆卡车，车上乘坐一国民党军官和两个士兵，郑位三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留着长须，携带罗盘，俨然一位“风水先生”，和妻子、孩子上了车，李世华还事先物色了一位当地中年农民程银平，也上了车，他是暗中保护郑家三口的。程银平手提一根扁担，垫肩下绑着郑家一路的盘缠，他侧对着那两个士兵而坐。车开动了，行驶十多公里，停在黑龙口，装满一车木材，车上的人又都坐在木材上，眼界更宽阔了。车行驶在秦岭山道上，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刚过一小桥，一边是崖，一边是河，车猛一转弯，郑位三差点被摔了下去，幸亏程银平、蒲云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他，方才坐稳了。

　　行驶了四五个小时，汽车到了西安，程银平带郑位三一家找到灞桥联络站张一平家。张一平不在家，正在临潼中学教书，其弟派家中长工王良娃去学校叫回张一平，安排郑位三一家暂时住进家中，随后又将郑位三转移到离灞桥镇较远一点的黄桑埔村，住进地下共产党员华心诚家中。华家也是个财东，家中人少房多，在周围也有些声望，祖籍湖南，郑位三也改郑姓为“华”，对外称华心诚湖南老家来的叔伯，来陕探望兄长。蒲云和孩子非迟安排到康家堡，住在地下交通员陈平家中。此时，郑位三身体虚弱，华心诚请来老中医邵乾勋诊治，经过十多天服药调养，病情好转。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派交通员李对章前来联络站接应北上边区。李对章是长安人，40岁上下年纪，共产党员，处事机敏灵活，会说陕西、山西、河南话，以皮货商身份作掩护，担任地下交通员多年，人称“老交通”。为确保途中绝对安全，华心诚让其任保长的堂兄华心田开具了路条，陈平从军长孔从洲家中借来马拉轿车，还找来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和郑位三一家扮成亲戚关系，同车北上。华心诚的另一位堂兄华心武赶着轿车，地下武装人员苏振和张弓等暗中护送，通过封锁线，安全回到马栏。郑位三在出发前和途中不无感慨地对接应、护送人员说：“真想不到，在白色恐怖的西安近郊，竟然有这么好的地下党组织，有这么安全的地方，真是难得啊，希望你们要谨慎，工作范围要扩大。”

　　10月25日，中共中央电告汪锋、文建武：

　　郑已于昨日安抵边区境，李、任明日可抵延安。②

　　汪锋接到电报，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①《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56—157页。

　　②《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史稿》，第158页。